孟德斯鸠的名言“一切权力不受约束,必将腐败 ”还是“一切权利不受约束，必将腐败”
不受约束的权然腐败“一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这是出身的法国人斯鸠早在几百年前就得出的正确结论。
没权力的人，谁会没事找事给你送好处，想贪腐连门都没有；有权力者即使不伸手要好处，为得到权力关照的好处也会前赴后继地找上门，人性在足够强的诱惑力冲击下，没有几个权力者能够坚守贞洁；有权力且不受监督，可以为所欲为时，拒绝好处的清高者甚至很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个权力；这应该是权力型社会的真实写照。
根据这一结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存在的前赴后继、叹为观止的贪污问题，只有二种解释，首先，当下中国还是一个权力型社会，即人们在若干方面要想得到某方面的利益，得通过相应的权力关卡，而打通关卡的捷径就是给权力者好处，否则很难通过权力关卡获得利益。
其次是对权力的约束效果显然不是太好。
贪腐问题是让任何执政者都感到头痛的问题，没有那个执政者乐意眼见贪腐横行而不加管束的。
当下中国的执政党为防止贪腐设下的关卡之多，我相信没有那一国家、那一个朝代能与之相比；但贪腐仍一浪高过一浪。
原因可能是权力型社会约束权力，如同左手约束右手有着相当的难度。
中国的贪腐现象，在媒体、特别在网络上，是一种让人义愤填膺，深恶痛绝的现象。
但在现实中老百姓对此现象已经有了很强的免疫力，到了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程度。
对于贪腐被逮个正着的权力者，流行的看法甚至是：太笨（方法不对头），太过（不能见好就收），没有过硬的后台，或站错了队，或得罪了人。
由此可见贪腐现象在时下中国的严重程度。
凡是有权力的地方都存在贪腐，只是贪腐的程度不同而已，大权大贪，小权小贪。
媒体曝光的贪腐多是案底较大的官员，加上没曝光的贪腐实在普遍，除党政机关外，凡有权力的部门，公安、司法、税务、银行、学校、医院，以及国企内的权力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贪腐现象，普遍到反贪部门实在管不了的程度。
甚至在一些被称为清水衙门的地方，权力者都会想方设法拿其权力范围内的属下开刀，或叫属下陪打双方心知肚明的送钱麻将，或变着法地让属下给自己送贺礼。
不陪麻将，不送贺礼，就得具备穿小鞋看嘴脸的超强耐受力。
中国的权力贪腐问题已经成了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一个大障碍，甚至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
权力贪腐让力主改革的人痛心、发怵、尴尬、抓狂；让反对改革以及因改革不完善受到伤害的人有理、有据、有气、有力地痛斥改革、反对改革。
反对改革者错误地认为只要回到公有制，就可以消除贪腐。
其实贪腐与社会财富的公有还是私有无必然联系，而是与权力必然相关。
如果某私营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是家用电饭锅，即使能请出市长来当形像代言人也没用，既然没用，私营业主凭什么要给市长送好处。
如果某国营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是另一个城市市长管辖下的另一国营企业的生产原料，那这个国企厂长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最佳方法是带着有足够诱惑力的好处去找市长（我在过国企谙熟此道）。
再者公有制需要靠高度集中且无处不在的权力才能确保运转正常。
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加公有制，除了历史证明的低效率外，无处不在的权力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腐败——无处不在的特权阶层，这不正是导致公有制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实行改革显然是问题已经多到不改革没出路才为之的举措，改革的目的，一是为了效率，因为只有效率国家这才不会落后于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步伐；二是为了公平，因为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会获得国家的长治久安，长治久安也才能确保社会效率。
权力贪腐会给社会的某个体带来效率，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效率。
权力贪腐则会直接破坏了公平，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最终将从根本上影响社会效率。
权力贪腐绝对不是改革的产物，而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
权力贪腐是社会毒瘤，它既是改革的天敌，也是改革的目的之一。
下列可以代替“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法律谚语的名言是（ ）
『三月教育解析』A。
题干中“无救济，即无权利”强调只有当权利被侵害时能够获得足够、及时、公正的法律救济和赔偿，权利才真正成为权利。
A项“无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也强调权利侵害时要有救济机制，通过救济来对已经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补偿、赔偿，与题干意思相符，当选。
B项强调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
C项体现的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D项表明权利处分的范围是有限的。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句话是出自谁的名言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2-1902):“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原句是：Power tends to corruption,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第一代阿克顿男爵，KCVO（英语：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理论政治家。
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
英文常简称Lord Acton。
自由主义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
”出自他写的书《自由与权力》。
作为政治哲学家，他对个人自由以及促进与威胁个人自由的力量的有力分析，深刻影响了20世纪思想史。
有关法律的古代名言
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
——黑格尔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孟德斯鸠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康德婚姻的结合要求夫妻双方都要忠实，忠实是一切权利中最神圣的权利。
——卢梭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麦克莱法是关于人世和神世的学问，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科学。
——《法学阶梯》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
——柏拉图你所说的话不一定正确，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伏尔泰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邪恶。
——亚里士多德行政权力退缩的空间有多大，民事权利伸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林肯安全愈是神圣不可侵犯，主权者所保护的国民的自由愈多，刑罚也就愈公正。
——贝卡利亚
道德受到什么条件的约束
（200-300字左右，要有总结概括）谢啦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
离娄上》）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德法兼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
现在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妨借鉴先秦儒家“德治”的某些合理因素。
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德治的主要锋芒，是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
本文拟就儒家的德治思想试作新探，并由此论及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即社会权力，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
〔1〕 孔孟的“德治”旨在约束为政者 通常，人们在阐释先秦儒家倡导的“德治”时，多是援引孔子的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
为政》）以此说明儒家的德治，旨在以德化民，以德治民。
诚然，孔孟言论中确有此意，但不能说明这是他们主张德治的主导思想。
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孔孟关于德、礼、仁、义等大量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讲德治，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
孔子要求“为政以德”（《论语。
为政》），下引皆出《论语》，不另注）“为国以礼”（《先进》）。
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约之礼”则“可以弗畔”（《颜渊》），“礼让为国”，则无往不顺（《里仁》），上好礼、义、信，则民莫改不敬服、不用情，如是则四方之民来归（《子路》），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政者正也”（《颜渊》），“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
”（《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子路》）……凡此等等，无不是对为政者而言的。
孟子强调“以德行仁者王”（《孟子。
公孙丑上》）。
他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讲“王道”、行“仁政”。
孟子见梁惠王，劝他“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梁惠王上》）他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梁惠王上》）。
他极力主张”以德服人“（《公孙丑上》），反对暴政。
对那些不仁不义，残民以逞的国君，孟子声言”独夫“可诛，暴君当伐。
……这些也都更明确地将德治的主要对象指向统治者。
此外，荀子更直接论到以王道约束权力：“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2〕。
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
”（《荀子。
王霸》）“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王霸》）。
至于对老百姓，先秦儒家的观点则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
牧民》）对他们主要是采取孔孟的“先富后教”的方针和“惠民”政策。
孔子主张富民，“既富矣，教之。
”（《子路》）孟子说：“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否则“奚暇治礼义哉
”（《梁惠王上》）这也就是所以“礼不下庶人”、“小人喻于利”的原由。
孔孟讲德治，主要不是向小民施教化，而恰恰是要求统治者“施惠于民”，即所谓“德以施惠。
”（《左传。
成公六十年》）。
孔孟企望以德来约束君王权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处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夺兼并，滥施威权，杀人盈野，民不聊生。
孔孟基于民本思想，劝君王克己以“拯民于水火”，施仁政以收拾民心，实行王道以巩固统治。
当然，这在当时群雄争霸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被视为迂阔之论；完全以德治，也是行不通的。
他们游说诸侯不能不以失败告终。
但这不并等于其“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王权的思想完全不足取。
后世改朝换代之初，开国君主一般能吸取前朝权力腐败的教训，自觉以德律己，“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唐太宗，《贞观政要。
仁义》），贤臣也不时以此进谏帝王，尚不失孔孟之遗风。
历代的“官箴”也是用来告诫官吏“为吏之道”，如《百官箴》《臣轨》《政训》《为政九要》《御制官箴》等等，主要是讲为官应恪守的政治道德准则，以忠信仁爱、清正廉明、勤政敬业等等道德规范来约束各级官吏权力的专横。
当然，汉唐以后，天下一统，德法兼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
“德治”除保留了某些约束帝王的内容外，重心已转移到以“三纲五常”教化小民，防民犯上作乱。
宋明清代，更以礼教“吃人”，已渐失孔孟之初衷。
总的说来，孔孟德治着眼点在抑制王权，保民惠民；比之法家法治的严刑峻法、“以力服人”（《商君书。
开塞》），矛头主要是对付臣民，不是抑制，而是以法、术、势扩张君王的统治权力，则儒家的统治策略要比法家开明得多。
关于孔孟主张对统治权力“约之以礼”、“以德行仁”的思想，日本法学家石川英昭似已有所觉察，他说：“儒家所主张的是统治者必须有德性”，“在儒家中，存在着抑制统治者权力的思想，以有德的统治者的存在为前提，也可以认为是监视行政官僚的行为的制度。
”〔3〕西方学者日尔内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也说：“如果某人认为儒学仅仅是为政府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那就错了。
它恰巧经常是在官方对立面的一个武器。
”〔4〕我国有的学者也指出：“体现着道德的‘礼’、‘乐’、‘道’对君主运用权力、对法律有着巨大的指引和制约作用。
”〔5〕不过这些看法都尚未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研讨与发挥。
道德权力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力量 以道德约束权力，这是一个新的命题。
这个命题能否成立，涉及道德自身的特性，道德是否只是内在的，还是也可以形成为一种外在的社会力量-社会权力，这种道德权力为什么也可以作为制约国家权力的补充或辅助力量。
一、道德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 法学史上，康德是首先明确将道德伦理特质归结为“内在性”，而与法律规范的“外在性”相对立。
他认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
后之学者大多以此划分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如匈牙利现代法学家朱利叶斯。
穆尔（Julius Moor）断言，道德规范“能否得以执行的保证，完全在于有关个人的内心”，而“不是外部的有形强制与威胁”。
〔6〕按照这种观点，则道德只能靠自律。
这虽则是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加以绝对化则有失偏颇。
问题在于，道德不只是隐藏于内心的信念，而必定要表现为外部行为。
否则，道德就不会成为社会道德，就不具有社会意义，只是山林隐士或修道士“独善其身”的自我净化而已。
现代分析法学家哈特（Herbert L.A.Hart 1907）虽然否认法律与道德的必然联系，但他正确地指出，用外在性和内在性作为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线，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他认为道德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成员的“重大的社会压力”，“该压力不仅促使个别情况下的服从，而且保障道德标准传导给全体社会成员”。
道德的“典型的强制形式是唤起人们对规则的尊重”，使之“受到其自身良知的惩罚”，或者进而受到社会加之他的反感、体罚，直到被摒弃于社会联系之外。
〔7〕 道德的确不只是属于个人内在的心理，而是“良心”与“德行”的统一，是必然要表现于外的社会行为，必然要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
这种制约主要是通过家族伦理控制、团体纪律约束、行业规范的遵从，特别是社会道德舆论的压力，这些都是社会强制力。
这种社会强制力，比之国家强制力，在通常情况下虽是软性一些，要通过社会主体在外界道德压力下唤起羞耻感、罪恶感而起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产生硬性的、强有力的效应，甚至更甚于法律制裁，因为法律强制力只涉及人的行为自由或物质损失，而道德强制力则是深入内心的惩罚与折磨，“诛心”之舆论，决不亚于诛身。
所谓“礼教吃人”（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谣言杀人”（如30年代的中国电影明星阮玲玉之自杀），都是在所谓的“道德舆论”（实即反道德的毁谤或非议）下无法容身，走上绝路的。
家族的宗法势力甚至可以自行处死“不孝之子”，或将“不守妇道”女子“沉塘”，这都是在道德伦理名义下强制执行的。
就道德力量的正面影响力而言，公众舆论对非正义的行为的口诛笔伐，也足以使恶行丧胆，缺德者下台。
而先进人物的德行（如六十年代的学雷锋）、执政者的表率（如解放初期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作风），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冲击波，转变整个社会风气。
二、道德的社会强制力即道德权力 通常我们一般只讲“道德权利”或“道德义务”，没有“道德权力”这一说。
道德是否可以形成为一种权力呢
权利是指一种资格，标示主体享有某种行为的自由的资格。
他可以要求相对人作出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它的特征是主张“我可以”（享有）。
但“可以”不等于“能够”，要实现其权利，特别是当其行使权利受到阻滞时，必得借助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即通过权力来实现。
权力是指一种能力，“权力永远是控制他人的力量和能力”〔8〕，其特征是能直接以自己的强力迫使相对人服从自己的意志。
它的特征是“我能够”（实现）〔9〕 道德权利只是一种应有权利。
其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强制力。
这种强制力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取得：一是将道德权利法定化，变成法律权利，从而获得国家权力的保护；一是直接诉诸社会强制力（如前述的家族、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社会舆论的强制力），这样，道德也就具有了社会权力性质与功能。
所谓社会权力，就是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资源）对社会与国家的影响力、支配力。
笔者在《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一文中已有论述〔10〕，此处不赘。
可见，道德同法律的区别，不在强制力的有无。
如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所说：“伦理也具有作为伦理的强制性规范。
强制和秩序是作为社会秩序的法及伦理所共有的性质。
”〔11〕不过法律的强制力属于国家权力范畴；道德伦理的强制力则属于社会权力范畴。
道德的强制力也就是道德权力，它可以借助其有形无形的压力，迫使人们履行道德义务，或者受到道德的惩罚。
三、以道德权力约束国家权力 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道德权力，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或强制力是很大的，已如前述。
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力量呢
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即国家或君主是所谓“自觉的道德核心”，“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等等〔12〕，而且按他所说，“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13〕“谁在这里或那里听到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事业来”。
〔14〕那么，道德权力当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约束国家权力。
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权力就可能产生腐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是人类最后一个‘祸害’（恩格斯语），表明国家（政府）并非道德的化身。
不但需要用法律权力去制约它，而且在法律权力难以干预，或者干预不力的地方，道德权力应当作为一种补充力量、辅助力量去弥补真空，并强化法律权力的力度。
从中国古代历史经验来看，古之帝王，即使高踞于法律之上（“生法者君”），不受法律制约，却也害怕道德非议。
譬如汉唐以来，每一皇帝嗣位，都由史臣撰写先帝的“实录”，此外还有当朝皇帝的“起居注”，如实记载皇帝的言行，包括其私生活。
有的皇帝害怕其丑闻或恶行被记入史书，常不得不接受臣下的进谏，而约束自己的行为。
有时，臣下还以“水可覆舟”、以“天道”进谏，要求“曲君而伸天”借托上天的威权来制约皇权。
实则天道即人道，天遣即人民的道德遣责，迫使皇帝畏惧而下“罪己诏”，以示收拾民心。
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遏制腐败，就以“暴君放伐”论为据，举“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推翻腐朽王朝。
至于对一般官吏，中国古代也曾设“清议”（或称乡议）、举孝廉、实行九品中正制度，进行道德约制。
王夫之曾经对此有很好的评介：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百官）者，既已制官刑做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
……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
……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
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15〕 这里讲的“清议”，实即对官吏（或准官吏）的道德评议与社会舆论，它也是一种道德权力，可以决定官吏选拔升黜的命运，直到被“终身废弃”，其强制力可谓大矣。
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其法治较发达，通过法律，以权力制约权力，对防止权力腐败有一定效果。
同时对执政党和执政官员的道德约束，也起一定作用。
贵为总统或议员、内阁成员，一当其私生活上的污点秽闻被揭发，不但竞选即告失败，而且在位时得自请辞职。
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因事涉政治道德。
克林顿也因被控有过逃税行为和“性骚扰”劣迹，而处于尴尬被动境地。
有的国家的内阁部长因用公款开销一次私人旅行出租车费，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立即辞职。
美国国会还设有“道德委员会”，专门审理议员违反道德的行为。
最近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纽特。
金里奇因被控欺骗国会，有违政治道德，被处以30万美元罚款。
〔16〕反对党也往往以掌握执政党要员的有失检点的丑闻为筹码，进行政治斗争，客观上也起了抑制权力腐败的作用。
至于有的发展中国家闹政变，其政变者莫不以其前任贪污腐败为由，进行讨伐，以图赢得民心。
从上述一些例证可以看出，道德力量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起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在于： 一、国家权力和官员的权力除了必须有合法性依据外，还需要有道义基础，有社会道德舆论的支撑。
为政者其身不正，其令不行，纵有威权，而无道德威信，就不足以为政。
而威信是否能建立，在民心的向背，亦即人民对执政者的道德评判。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说的都是权力存亡兴败的道德根源。
二、社会道德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它一旦凝聚为公众舆论，或形成为风俗习惯势力，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强制力，即社会权力，就可以直接地，或通过转化为国家权力（如转化为法律，转化为国家制度）而间接地去制约国家权力。
象中国古代的“清议”、现代传媒的“曝光”，都是强有力的有组织的社会道德强制力〔17〕，其作用有时甚至强过法律的功能。
不是有的干部“不怕上告，就怕上报”么
他们可以权压法，却不能以权压服民心。
道德约束国家权力的方式 道德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有两种主要方式，即自律与他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