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有句谚语,冬栽一场梦啥意思
俗话说：“春栽一场病，冬栽一场梦”。
意思是春天播种秧苗会生病，而冬天播种将会颗粒无收。
如何评价司马迁
1、力求真实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
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
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
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
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
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
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
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
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
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
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
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
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
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
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
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
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
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
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
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
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
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
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
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
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
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
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
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
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
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
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
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
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
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
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
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
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
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
......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
，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
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
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
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
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
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司马迁是西汉著名的?
1、司马迁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2、人物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
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3、人物成就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破五是什么意思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
民俗一说破五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可破。
按照旧的习惯要吃“水饺子”五日，北方叫“煮饽饽”。
如今有的人家只吃三、二天，有的隔一天一吃，然而没有不吃的。
从王公大宅到街巷小户都如此，就连待客也如此。
妇女们也不再忌门，开始互相走访拜年、道贺。
新嫁女子在这一天归宁。
一说破五这一天不宜做事，否则本年内遇事破败。
破五习俗除了以上禁忌外，主要是送穷，迎财神，开市贸易。
1.“破五”的第一种说法： 有些地方又把初五日叫做“圆年”，意思是说年过完了，到这一天要做一个总结，划句号了。
其实，这是“破五”的变种，是由于不知“破五”的由来，慢慢的演变出来的 据《封神榜》所说，姜子牙封神，把背叛他的妻子封为“穷神”，有令她“逢破即归”。
神话传说中，姜子牙的妻子是很让人讨厌的背夫之妇，封了穷神以后，就更让人讨厌了，还没听说有谁是喜欢穷神的是不是
所以人们就在初五这一天“破”她，让她“即归”----马上滚回去吧
2. “破五”的第二种说法： 还有一说，初五是财神的生日，所以人们要在这一天大摆宴席，燃放鞭炮，搞多种多样的庆祝活动，寓意就是迎接财神的到来。
3. “破五”的第三种说法： 有好多地方，在除夕夜是要把祖宗请回来过年的，在堂屋的正中，高挂祖宗牌位，烧香上供，意为请祖宗过年，吃好的，不忘祖宗的意思。
到了初五，就要送祖宗“回去”了，过年过完了，所以，这一天要烧香，烧纸钱，恭送祖宗。
由于初五日肩负着送穷神、接财神等多重重任，所以这一天非常重要也就不奇怪了。
这许多的讲究综合起来，就形成风俗----要摆宴席，要放鞭炮，要吃象征“元宝”的饺子。
古代历史上十大王佐之才
魏武挥鞭姜子牙前1156约前1017年），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别号飞熊。
商朝末年人。
其先祖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从其封姓，故以吕为氏。
出生地主要有东海说和河内说。
《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子牙“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他是“东海上人”。
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
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得较为明确：“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水经注·齐乘》也说，“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姜子牙后辅佐了西周王，称“太公望”，俗称太公。
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武官名），被尊为“师尚父”[1-2] 。
姜子牙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纣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
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纣兵大败，纣王登台自焚而死，从此商亡周立。
姜子牙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
纵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为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
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称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
文王所命太公为“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
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孔子：“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
”姬旦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
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他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
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贾谊：“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姬奭又称召公（一作邵公）、召伯、召康公、召公奭，西周宗室[2] 、大臣，与周武王、周公旦同辈（一说是周文王庶子）。
姬奭辅佐周武王灭商后，受封于蓟（今北京），建立臣属西周的诸侯国燕国（北燕）。
但他派长子姬克管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今陕西长安）任职，辅佐朝廷。
因采邑于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 或召伯、召公奭。
周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继位，姬奭担任太保。
姬奭执政政通人和，贵族和平民都各得其所，因此深受爱戴。
他曾在一棵棠梨树下办公，后人为纪念他，舍不得砍伐此树，《诗经·甘棠》中曾称颂此事。
周成王死后，姬奭辅佐周康王，开创“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为周朝打下延续八百多年的坚实基础。
司马迁《史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
”；②“召公奭可谓仁矣
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
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於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
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
”司马错司马错，生卒年不详，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史学家司马迁八世祖，战国时期秦国著名将领，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
司马错学属纵横家。
曾跟张仪有过争论，主张得蜀即得楚。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率军灭亡蜀国。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领陇西军南下东攻楚国，迫使楚国献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
其后事迹不详。
王诩鬼谷子，王家，名诩（xǔ）（或利），又名王禅、王通，号玄微子；一说其姓名为刘务滋，华夏族，一说春秋战国时期卫国朝歌（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人[1-2] ；一说是战国时期魏国邺（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人。
[3-4] 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纵横家的鼻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纵横捭阖之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鬼谷子具备通天之智。
[5-7] 鬼谷子常入山采药修道。
因隐居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一说是河南淇县云梦山“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是先秦诸子之一。
[8]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也是道家、兵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
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他通天彻地，兼顾数家学问，人不能及。
一是神学：日星象纬，占卜八卦，预算世故，十分精确；二是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莫测；三是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口成章，万人难当；四是出世学，修身养性，祛病延寿，学究精深。
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道家、兵家、纵横家的鼻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显赫人物，是“诸子百家”之一。
被誉为千古奇人，不仅通晓天文地理、军事政治、百工科技、医学心术，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而他的徒弟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著名的有：孙膑、庞涓、张仪、苏秦，个个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执掌乾坤的大军事家、政治家。
公孙衍公孙衍历仕秦国、魏国、韩国。
战国时期纵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诸国合纵抗秦。
《史记》称公孙衍于张仪死后，“入相秦，尝佩五国相印，为约长”。
张仪张仪（
－前309年），魏国安邑（今山西万荣）张仪村人，魏国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张仪首创连横的外交策略，游说入秦。
秦惠王封张仪为相，后来张仪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
张仪也因此被秦王封为武信君。
秦惠王死后，因为即位的秦武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张仪出逃魏国，并出任魏相，一年后去世。
苏秦：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
苏秦苏秦（
－前284年），字季子，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1] 苏秦师从鬼谷子，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潦倒而归。
随后刻苦攻读《阴符》，一年后游说列国，被燕文公赏识，出使赵国。
苏秦到赵国后，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
联盟解散后，齐国攻打燕国，苏秦说齐归还燕国城池。
后自燕至齐，从事反间活动，被齐国任为客卿，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刺杀，苏秦死前献策诛杀了刺客。
[2] 张仪：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
孙膑孙膑，生卒年不详，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
孙膑原名不详，因受过膑刑故名孙膑。
孙膑出生于阿、鄄之间（今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菏泽市鄄城县北一带），是孙武的后代。
孙膑曾与庞涓为同窗，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齐国的霸业。
明末清初有以孙膑、庞涓生平为原型的历史小说《孙庞斗志演义》，使孙庞斗智的故事广为流传。
唐德宗时将孙膑等历史上六十四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
宋徽宗时追尊孙膑为武清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1] 鲁仲连：“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
”樗里疾樗里疾（
―前300年），名疾，又称樗里子、严君疾，战国中期秦国宗室、将领，秦孝公庶子，秦惠文王异母弟，其母为韩国人。
[1] 因足智多谋，绰号“智囊”，被后世堪舆家尊之为“樗里先师”。
曾辅佐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等秦国君主。
樗里子名叫疾。
因居樗里（一说楮里，今陕西渭南）而称樗里子。
其后他任庶长（大良造的幕僚辅官），被称为庶长疾。
后来他被封于蜀郡严道县（今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号严君，人称严君疾。
后人以采邑为姓，故此也被视为严姓其中一个根源。
樗里疾擅长外交、军事。
秦武王驱逐张仪，魏章后，任命战功卓著的叔父樗里子为右丞相，精通韬略的甘茂为左丞相，二人相得益彰，并且进行一连串战争，扩张秦国版图，为后来秦国统一中国打下稳固根基。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
”昭王元年，樗里子仍任为丞相。
秦人谚语：“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乐毅乐毅（yuè yì），生卒年不详，子姓，乐氏，名毅，字永霸。
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
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报了强齐伐燕之仇。
后因受燕惠王猜忌，投奔赵国，被封于观津，号为望诸君。
王夫之：“有良将而不用，赵黜廉颇而亡，燕疑乐毅而偾。
”吴起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县，一说山东省曹县东北）人。
[1] 吴起一生历侍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
仕鲁时曾击退齐国的入侵；仕魏时屡次破秦，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成就魏文侯的霸业；仕楚时主持改革，史称“吴起变法”，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攻杀吴起。
后世把他和孙武并称为“孙吴”，《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唐肃宗时将吴起等历史上十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庙十哲。
宋徽宗时追尊吴起为广宗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葛洪：“孙吴韩白，用兵之圣也。
”陈轸陈轸，战国时期纵横家。
许多成语，从他而来，比如画蛇添足、卞庄刺虎。
陈轸凭借口舌之利，为齐国击退楚国大军。
甚至张仪要陷害他，都被他巧妙地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化解。
即便是强大的秦王，也经常听他的主意，甚至还因此大败敌国。
商鞅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1-3] 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
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4-5] 。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其子秦惠文王继位。
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诬陷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李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
申不害申不害(公元前385－前337[1] ，另有资料认为在前420年－前337年），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
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思想家。
以“术”著称，著有《申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
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他在韩为相19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2]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
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15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
但实行这种政策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
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
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
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王翦王翦，战国时期秦国名将，关中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秦代杰出的军事家，主要战绩有破赵国都城邯郸，消灭燕、赵；以秦国绝大部分兵力消灭楚国。
与其子王贲一并成为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
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使其与白起、李牧、廉颇并列为战国四大名将。
王翦是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始祖。
西汉司马迁认为王翦作为秦国将领，平定六国，功绩卓著，秦始皇尊其为师，可是他不能辅佐秦始皇建立德政，以巩固国家根基，和白起比较可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千字文》：“起翦颇牧，用军最精。
宣威沙漠，驰誉丹青。
”李悝李悝(lǐ kuī)[前455—前395年]，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人物。
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1] 河南濮阳人。
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
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
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
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
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
伍子胥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本楚国椒邑（今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1-2] ，一说今安徽省全椒县）人[3] ，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
伍子胥之父伍奢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费无极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
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是姑苏城（苏州城）的营造者，至今苏州有胥门。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吴国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谋，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成为诸侯一霸。
伍子胥曾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勾践，夫差不听。
夫差急于进图中原，率大军攻齐，伍子胥再度劝谏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遭拒。
夫差听信太宰伯嚭谗言，称伍子胥阴谋倚托齐国反吴，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
伍子胥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
”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为越国偷袭所灭。
梁启超：“伍子胥智勇深沉，真一世之雄也。
”蔡泽蔡泽，战国时燕国纲成（今河北怀安）人，善辩多智，游说诸侯，秦昭王拜为客卿，后代范雎为秦相，曾为秦王政出使于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
李斯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
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1] 。
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李斯早年为郡小吏[2] ，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3] 。
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3] 。
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4] 。
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5] ，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6] 。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于韩人间谍郑国入秦，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7] 。
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8] 。
在秦王政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
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
被任为丞相[9] 。
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10] ；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11] ；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等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12] 。
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13] 。
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14] 。
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15] 。
鲁迅曾称赞李斯：“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然子文字，则有殊勋。
”他的书法“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被称为书法鼻祖。
曾国藩：“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
还有李牧，抗秦名将管仲管仲（公元前719－[1] 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被誉为“法家先驱”、[2] “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被道教列奉为 “丙申太岁管仲大将军。
”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先秦诸子中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
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
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
《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3] 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北宋苏洵的《管仲论》对管仲的事迹做出了分析和评价。
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伊尹伊尹为中国商朝初年著名丞相、政治家，是中华厨祖，中原菜系创始人，尹是右相之意。
约公元前1600年，他辅助商汤灭夏朝，为商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他任丞相期间，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明，商朝国力迅速强盛。
[8] 伊尹历事商朝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五十余年，为商朝强盛立下汗马功劳。
沃丁八年（前1549年），伊尹逝世，终年100岁。
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安葬在商汤陵寝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
李牧李牧（
－前229年），嬴姓，李氏，名牧，柏仁人（今邢台隆尧），战国时期的赵国军事家，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冯唐：“天下之将，独有廉颇、李牧耳。
”廉颇廉颇，生卒年不详，嬴姓，廉氏，名颇，山西太原（一说山西运城，山东德州）人。
战国末期赵国的名将，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曾率兵讨伐齐国，取得大胜，夺取了晋阳，赵王封他为上卿。
廉颇因为勇猛果敢而闻名于诸侯各国。
长平之战前期，他以固守的方式成功抵御了秦国军队。
长平之战后，又击退了燕国的入侵，斩杀燕国的栗腹，并令对方割五城求和。
公元前251年，他战胜燕军，任以为相国，封为信平君。
至赵悼襄王时，由于不得志，他先后投奔魏国大梁和楚国，奔魏居大梁，后老死于楚，葬于寿春。
唐德宗时将廉颇等历史上六十四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
宋徽宗时追尊廉颇为临城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司马迁：“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以勇气闻於诸侯。
”孙武孙武（约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
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1-2] 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
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
[3] 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
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
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尉缭子：“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
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
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范蠡范蠡，字少伯，华夏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邑（今河南淅川县）人。
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道家和经济学家。
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1] 之一。
虽出身贫贱，但是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
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
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
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
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
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
被视为顺阳范氏[2] 之先祖。
计然计然，生卒年不详，姓辛氏，又作计倪、计研、计砚，字文子，号称渔父。
春秋时期著名谋士、经济学家，春秋时期宋国葵丘濮上（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人。
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著有《文子》、《通玄真经》。
常游于海泽，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授范蠡七计。
范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而灭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如何解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 ...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
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心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
”在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司马迁写的<史记>意思是说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
司马迁忍辱写史记简单点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
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
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
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
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
当地名胜古迹很多。
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
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
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
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
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
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
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
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
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
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
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
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
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
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
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
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
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
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
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
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
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
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
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
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
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
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
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
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
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
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
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
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
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
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
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
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
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
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
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
......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
，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
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
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
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
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
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
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
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
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
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
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
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
答案是，从来没有。
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著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
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
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
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
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
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
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
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
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
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
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
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
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
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
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
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司马迁祠墓 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
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
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
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
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
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
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启示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
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
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
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
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
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
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
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
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
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
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
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
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
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
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
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
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
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
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
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
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司马迁为什么要愤发写史记的是哪三点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自己的理想使他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收吖侣坪趸姑豢吹绞裁慈硕运韭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受宫刑，受家父影响，自身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