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的‘理’是什么意思。
说通俗的话，谢谢
他们把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
通俗地讲就是一系列规章制度，不行于文字，但人人都要遵守，比如说，任何一个女人，包括女孩违反了，她都要死。
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程朱理学因为其求实、求理的精神，所以可能才有程朱实学一说吧。
问一个名言的出处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
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
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
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
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
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
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
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
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
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
”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圣贤。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圣贤主要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而颜元的圣贤范畴则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具备的实际才能及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实事实功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尤为注重。
可见，颜元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
在心性道德之体和经世济民之用之间，颜元所强调的是通过经世致用来体现德性。
颜元的所谓理想人格不再是静坐读书，重义轻利的腐儒，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义利兼重的有用之才；他所关注的不再是挺立的道德人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圣工夫，而是能否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
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行的涵养和修持，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的理念开创出内外圆融的为学路向，赋予了宋明儒学因过分脱离外王路线而腐朽生蠹的思想以崭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颜元的义利观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更以“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为原则，实现了对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颜元提倡经世致用“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既重义又重利，既重内圣又重外王，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既肯定多学而识的博学多问，又强调理乐六艺等实用技巧的价值，在工夫路线上异乎宋儒，开出了一条客观、具体、务实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路向。
此是颜元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颜元的义利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他所反对的是当时重义不追求正当利益的腐儒。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切理解古人思想的精华，既要避免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舍义重利倾向，又要兼顾合理的追求利益的经济商业活动。
只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使义利并重，协调一致，调节好物质利益和道德精神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灿烂光明的未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是什么
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
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
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
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
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
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
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
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
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
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
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
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
“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
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
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
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
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
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有关程朱理学的打油诗
有关程朱理学的打油诗供参考：君臣父子纲与常，只存天理人欲亡。
思想凭空多枷锁，儒学到此无光亮。
概括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简要的）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
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
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
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
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
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
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
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
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
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
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
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2、理一分殊[2] ，认为万事万物各有 一理，此为分殊。
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
“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
为什么要推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理是世界的本源.2.伦理观：“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3.个人修养以敬畏天理为原则：存天理,灭人欲.4.要把握“理”就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客观唯心主义）.
程朱理学中心思想
心内容为：“理”是宇宙的本源，是第一性“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的。
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首先，就理气观来说，多数研究者认为二程把自己的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这块理论基石之上，这对宋明理学具有开创性意义。
针对程颢说的：“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有人认为，“天理”二字古已有之，并非二程提出；亦有人认为，问题不在谁先说出“天理”二字，问题在于使理（或天理）变成最高的哲学范畴。
这一点，庄子等人不是这样，二程倒是做到了。
关于二程“天理”的含义，研究者一致认为其具有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但对天理作为宇宙本体，是否成为万物的本原而产生万物，见解则有异。
一种观点认为理是最高的精神实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天理作为最高的、唯一的本体，并不能派生万物，因此，本体不等同于“始基”。
对于“气”，多数研究者认为，“气”在二程的本体论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材料。
万物的形成和演化，都经历了由气化至形化的发展过程。
在理气关系上。
二程认为理不离气，理为气本和理先气后。
就朱熹的理气观来说，观点较一致，均认为理、太极、道作为同一层次的范畴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形而上本体，它不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而且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
气则是理的“挂搭处”、“安顿处”、“附着处”。
“理”是通过“气”化生万物。
就理气先后而言，理气浑沦不可分，不可说先后。
其次，人性论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人性论的来源，许多学者认为除了来源于《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的说法以外，还来源于告子以及张载关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
对于程颐“性即理”的命题，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心性之学”，认为如果仅从“性理”之义上去理解“性即理”的命题的含义，就不能概括“本心即性”的意义，所以应该联系心性问题去理解“性理”之学。
朱熹的人性论是二程人性论的继承和深入，张载、程颐“发明气质之性”可谓“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通过反复论证“人性即天理”，从这一理论出发，就得出“率性就是循天理”的结论。
再次，知行问题也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总体上说，二程强调重知，知先行后。
有学者认为，程颐的全部知行学说，表现出极鲜明的重知的特点，知先行后便是重知的体现。
另有学者则在肯定二程的知行观是以知为本，把知与行统一起来的基础上，又指出二程的知行统一观是重知说和乐行说的结合。
并认为二程的知行统一观开启了后来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先河。
朱熹和二程一样认为知先行后，只有先知晓事物的当然之则，才能做出合乎当然之则的行为，否则，人们的道德实践就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
但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
就知行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学者普遍认为朱熹也重视“行”，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朱熹以为行重于知，他强调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履”的重要性。
最后，程朱理学的理欲观尤其是二程的理欲观对后世影响极大。
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理欲之辨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理存乎欲”；二是“以理节欲”；三是“存理灭欲”。
认为二程的理欲观是对历史上理欲之辨的总结和继承，同时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坚决反对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存乎欲”的观点，极力主张“存理灭欲”，同时也多少吸取了“以理节欲”的部分见解，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有的理欲观。
这一关于二程理欲观的看法，和许多学者对朱熹理欲观的看法相近，认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把封建伦理看至善至美的东西，而不许人们对之有任何异议。
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程朱理学的理欲观肯定饮食男女的基本欲望，他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坚决反对佛教的禁欲主义的。
“存天理，灭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而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象现代文学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性欲，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家叫做禁欲主义者是完全不恰当的。
希望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