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举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明朝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说来真是有趣，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
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你可不要以为都是小孩来考，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
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你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下跪。
但你并不是官，还差得远呢 要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
下一级的考试叫乡试，你可千万别误会，这个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
请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在八月，由省里出题，而且有名额限制。
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就叫举人，这个举人可不得了，是有资格做官的。
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是不能包你一定当官的，也就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 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
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要不是和这家有仇，那一般就都是举人。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后会发疯吧，换了你可能也会疯的。
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作解元。
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
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出发，为了当官，向前冲啊
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纸砚，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验??会试。
这个考试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三百人（可能有变动），但要注意，这三百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你还要再过一关。
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元，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
在说下一关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面抱着西瓜等你。
明代考试的考场叫做贡院，其实从其结构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
贡院里有上万间房间（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别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做号房，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
大家估量一下就可以感觉到，这几乎就是一个笼子。
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三支蜡烛，进去后，号门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面答题，晚上也在里面休息，但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在那盏孤灯下，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我们的先人满怀着报国的理想，用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实在值得我们尊敬。
每一个经历过这场考试的人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掌声，不仅是那些成功者，也包括那些失败者。
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策问。
这些可怜的考生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他们只能战战兢兢的答完问题，然后退出等待自己的命运。
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会划分档次，共有三甲，一甲只有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为我们大家熟知的，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
而状元就是三元中的第三元 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那么恭喜你，你将会被派任官职。
不过不要期望过高，此时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这么多苦难，你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八品的县丞而已，离县太爷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当官了吧。
科举考试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
对他们而言，状元就是他们的目标，虽说文无第一，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
状元也是人，凭什么不是我
事实也是如此，但状元虽很难得，三年才有一个，产量很低，但毕竟还是有的，所以读书人心中的最高荣誉并不是状元，而是另一种称号，这才是每个读书人朝思暮想的，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为万人景仰
这一称号就是连中三元，具体说来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
这是真正的高难度动作，必须保证全省考第一，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最后殿试里在皇帝心目中也是第一。
这就要求考生光是学问好还不够，必须反应快，长得比较帅，才有可能获得这一称号。
所以要得到这一称号是要有一定运气的，祖坟上岂止是冒青烟，简直是要喷火。
这种人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只出现过一个，此人就是正统年间的商辂，非常厉害。
他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他。
自隋唐开始科举后，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十三个人，分别是唐朝两人，宋朝六人，金一人，元一人，明一人，清两人。
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
参加科举考进士是为了当官，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
上可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十分之可怕。
在此，我们先看看他们的组织内的运行秩序 我们前面说过，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当官，就难得多了，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实在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几（从一到几十不等）年，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
这个叫“大挑”。
那么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说来大家可能不信，是看你的长相，选择方式类似现在的警察局认人，举人们如同嫌疑犯，几十人一队，站在吏部大臣们面前任人挑选。
这个时候，长得丑的可就真是叫天不应了，肯定是没有你的一份了，早点回家吧。
其实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啊 选中的举人就可以当官了，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
也就是所谓清流。
这些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区分很有趣，需要详细说说，大家了解这些规则后，就能较好的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
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来说明这个问题，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甲是兵部侍郎（三品），乙是礼部郎中（五品），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戊是布政史参议（从四品）。
这五个人中甲、乙、丙、丁都是进士，戊是举人出身，他们在兵部大堂相遇，分清官位后，他们按照秩序坐下，大家开始谈话，由于说的不是公事，自然要从出身讲起，此时戊一定会先退出，为什么呢 因为他够聪明
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人中排第二，但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你一个举人连殿试都没有参加过，凑什么热闹。
这就类似现在开口问学历，他是北大，我是清华，您呢，总不能说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
这个时候上去无异于自讨没趣。
而且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十分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情，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等等，就如同围城里的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抛出一句。
其实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爬出去的，谁知道呢。
这是见面的第一步，摆出身 下面是第二步，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就好谈了，谈下一个问题，何时中进士的。
一谈之下，甲是洪武十六年的，乙是十九年的，丁是二十二年的，丙资格最老，是洪武三年的，这就类似今天见面问人：您的哪一届毕业的啊，喔，是师兄啊，失敬失敬。
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时候，那三位就要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要行礼。
这是第二步，摆资历 第三步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甲说：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一下：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我是二甲第十五名。
这个时候丁说：我是庶吉士。
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的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来头很大。
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他们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
你说庶吉士厉害不厉害
这三套摆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了数，将来多多关照啊，科举势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秩序，形成强大力量的。
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额外的吸引力，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邻居家大婶大哥看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面子就越大。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古代官员出行都要带一大堆人，前面有打锣的，举牌子的开道。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学问都在牌子上呢
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晃，将来一定要学他
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也是很多人倾慕的。
进士的牌子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正九品），官位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何政绩，都可以写上去，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面所说，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 八股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靠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
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这位差点成为朱元璋祖先的圣人到底是什么货色呢，他一贯主张天理为本，要牺牲人欲，那句著名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他思想的体现。
这样的一个人满嘴仁义道德，按说应该是个道学家，但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扒灰（不懂的可以去查书），搞大了他儿媳妇的肚子。
有这种行为，称呼他为禽兽也很贴切。
就是这么个败类，居然被当成圣人，他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
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简直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
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
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
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啊，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
蒋梦麟连忙作揖。
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明朝时期科举考试是什么
顾炎武这段话的含义是什么
他为社么要评击八股文? 字数少的 谢了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说来真是有趣，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你可不要以为都是小孩来考，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
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你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下跪。
但你并不是官，还差得远呢。
下一级的考试叫乡试，你可千万别误会，这个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
请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在八月，由省出题，而且有名额限制。
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就叫举人，这个举人可不得了，是有资格做官的。
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是不能包你一定当官的，也就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
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
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要不是和这家有仇，那一般就都是举人。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后会发疯吧，换了你也可能会疯的。
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作解元。
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
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出发，为了当官，向前冲
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纸砚，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验——会试。
这个考试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三百人（可能有变动），但要注意，这三百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你还要再过一关。
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元，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
在说下一关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面抱着西瓜等你。
明代考试的考场叫做贡院，其实从其结构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
贡院里有上万间房间（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别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做号房，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
大家估量一下就可以感觉到，这几乎就是一个笼子。
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三支蜡烛，进去后，号门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面答题，晚上也在里面休息，但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策问。
这些可怜的考生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他们只能战战兢兢的答完问题，然后退出等待自己的命运。
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会划分档次，共有三甲，一甲只有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为我们大家熟知的，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
而状元就是三元中的第三元。
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那么恭喜你，你将会被派任官职。
不过不要期望过高，此时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这么多苦难，你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八品的县丞而已，离县太爷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当官了吧。
【八股】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靠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
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
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
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
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
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啊，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
蒋梦麟连忙作揖。
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一个叫德莫斯的猴子 被一个狡诈的政客
袁世凯蛋蛋坏了，尿路结石，痛苦难耐，只好开刀，偏逢国民的责骂和声讨如海潮狂涌、各地兴兵伐罪的军阀如虎似狼、赖以起家的北洋兄弟们却袖手旁观，于是，内外交困下的老袁一口气没上来，就死了。
这只是表象!实际上袁世凯是自私死的!梁启超就曾痛心疾首地说过:老袁是表面厚道诚信，内心阴险自私到极点。
孙中山的说法更简洁:袁世凯首鼠两端!但在袁大头活着的时候，他总能把表面的忠厚诚信做到让一般人、大多数人不得不信的程度，也总能把“首”的一端显现得光彩夺目，很是欺骗了一些人，以至于多少革命先贤相继投到他的门下，多少热血男儿追随到其身后，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不管新旧势力、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认可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
他就心中暗喜地上了神坛……他就要胆大包天地伸手窃神器……他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甚至还可以当皇帝!猴子爬高了，红屁屁就他妈露出来!他的阴险狡诈、瞒天过海、自私反动才让人看得更清楚。
自私到想把天下装进自家腰包，谁还会跟着他干?就算是你再许诺多少多少好处，人家会和你一起找死吗?自私是人的本性，但自私到连基本的脸皮都有不要的时候，早晚要出事。
一出就是大事!虽然高超的狡猾、阴险可能会骗过相当大一批人，可你如何骗天?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枪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
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另如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向来慵懒的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并通过决议，认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京师地方检察厅则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
”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倒台。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北洋系的各路诸侯走马灯似的登上“华山绝顶”。
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以及吴佩孚、冯玉祥、徐树铮、张宗昌、阎锡山等等，纵横捭阖，错综纷乱。
这区区十年的历史，是一台群英荟萃的武戏，而在这台戏中，段祺瑞显然是最为显要的角色。
他从1916年任国务总理以来，虽曾几度下野，事实上却始终留在这舞台的中央。
如吴佩孚之异军突起，冯玉祥之朝秦暮楚，张作霖之虎视眈眈，也终究不如段祺瑞的砥柱中流。
因此，如果非要为这十年的北洋政局找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一定是段祺瑞。
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也赫然在列。
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
其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属于第一集团;陈独秀是青年人的导师，又刚刚促成了国共合作，蔡元培是老校长，属于第二集团;其他六人属于第三集团。
而段祺瑞不仅超越了胡适等青年人的偶像，还超越了“五四”时期名声鹊起的吴佩孚，而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都不能望其项背。
那么，何以这样一个受到学生肯定的“大人物”，会突然变成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将屠刀砍向学生呢? 其实，1926年的段祺瑞虽然贵为“执政”，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
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一代名将吴佩孚输了个措手不及，贿选总统曹锟被叛军幽禁。
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协商下，段祺瑞黄袍加身，以“执政”之名，成为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
“执政”之名，是他的朋友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借用来的。
他不做“总统”而做“执政”，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曹锟贿选已将国会破坏殆尽，惟有惩罚了贿选议员、重组新国会后才能正式选举总统;二是他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他只能在奉、冯的缝隙中苟且，又岂能高调做“总统”;三是前几任总统的悲惨遭遇，都证明了“总统”不是一个好差使，如前任总统曹锟，就是因为要当这个劳什子“总统”，费尽心机，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戒了!因此，段祺瑞和后来的张作霖，一个号称“执政”，一个自封“陆海军大元帅”，都强忍着不做这个“总统”了。
直系当政四年，段祺瑞蛰伏于天津，事实上却始终在连衡各方面的势力，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鉴于他的号召力，张作霖、冯玉祥以及南方的孙中山都把他当成重要的拉拢对象。
至直系惨败后，有关孙中山还是段祺瑞上台的争论随之而起，而张、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段祺瑞。
一方面，孙号称“孙大炮”，火力太猛，又被国人称为“伟人”，殊不好得罪，段则没有孙那样崇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段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孙在南方还有国民军，故段更好驾驭。
因此，段虽名为“执政”，实际上与之前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是个傀儡罢了。
其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何况军事。
如京师的防务与治安，概由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负责。
“三·一八”事件后，北大校长傅斯年曾面斥鹿钟麟道:“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
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的?说法不一。
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的则说是总理贾德耀，有的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当然更多的人认定是段祺瑞。
而且无论是否段祺瑞，他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是“执政”，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并且事件就发生在他的官邸之外……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费解: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
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1926年段祺瑞镇压学生 游行，造成三一八惨案后，全国舆论都要求他下台，当时他的实力已经敌不过张作霖等人，北坡下野。
退出政坛后，曾长期寓居天津租界，后来迁居上海。
段祺瑞的大节其实是不亏的，他虽然一定程度上亲日，但是9.18之后日本人希望他从新上台成为代理人组织华北傀儡政权的时候，段几经考虑还是不愿当汉奸，远走上海。
三年后病逝沪寓，享年71岁。
其实当年三一八的时候，段祺瑞也未必像后世想的那样穷凶极恶，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冯国璋下台的早，死的也早，他是1918年10月7日被段祺瑞胁迫下台的，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进入外国使馆。
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
张勋战败后，冯国璋依法将大总统职权还予黎元洪。
此时北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派基本形成。
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后，段持武力政策，坚持对南方用兵。
冯想离京出逃，在蚌埠受阻，只得回京，让段祺瑞重当总理。
皖系政客在此时已建立“安福俱乐部”，策划新的总统选举。
冯国璋自知当选无望，于1918年8月13日，通电辞职。
于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
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
书法高手进
这个“飘”首先是指:认人感觉没有入纸，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行笔没有采用中锋，写出来的线条一边光、一边毛，或者一边实、一边虚、一边浓、一边淡……；再者，结构上如果让人感觉“飘”，就是“飘逸”，属于书法美学里的一种书法美。
大家认为谁是宁波最出名的人物
包玉刚(1918—1991)，镇海庄市钟包村(今属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
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
1946年与人合资在沪开办国丰造纸厂。
1949年春携眷迁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后营航运业。
1967年扩为环球航运集团，任主席、名誉主席。
为了促进故乡建设，应聘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和甬港联谊会、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名誉会长等职，捐资5000万元创建宁波大学，继捐资建包玉刚图书馆，并偕同亲属、同乡捐资兴建中兴中学、兆龙大桥、钟包新村、兆龙公路等，德泽桑梓。
故居今存。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童第周（Tung TC），男，1902年5月出生，浙江省鄞县人，是我国卓越的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共党员。
生前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
他是卓越的实验胚胎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
他1922年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
王阳明 ，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阳历1472年10月31日亥时）出生，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汉族，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今贵阳市修文县）学习，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
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其世界观与人生观均载于《大学问》一文中。
沈殿霞，籍贯：浙江宁波，香港著名演员、主持人。
因身形异常丰满、在人前乐观爱笑而被人昵称为“肥肥”、“开心果”，其外形还以发型历年不变，常戴一副尖稍向上的黑框眼镜而闻名。
虞洽卿（1867一1945），浙江镇海人，名和德，早年到上海当学徒，1894年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
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
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公审公堂案，经四处奔走，与组织当局交涉获胜，遂名闻沪上。
1908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
1911年上海光复后任都督府顾问官、外交次长等职。
1914年独创三北公司。
五四运动期间上街劝说开市。
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
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虞洽卿同帝国主义有依附有矛盾，辛亥革命时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时反对袁世凯称帝。
“五卅”反帝运动时始则支持罢工罢市，后降低谈判条件与帝国主义势力妥协。
大革命前后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
[四一二事变]后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
抗战时期，他坚持抗日爱国，不当汉奸，日军占领租界后离沪赴渝，到大后方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待抗战。
1945年4月在重庆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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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告诉我关于罗家伦的一切资料，他的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家庭背景；教育思想的特点、内容是什么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
父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
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
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
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惟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
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
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
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回台湾。
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
9月，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
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
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
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
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往事略集罗家伦两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稍大后，父亲也常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晚上先记在小册上，隔天早上叫罗家伦跪在榻凳上聆听，讲解完毕再将小册交给他复习，如此持续了好几年。
这份早年经验，对日后罗家伦认为“教育本来是要把以住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镕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罗家伦从四岁入私塾，直到十五岁进美教士高福绥所办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
日后回忆这段家塾教育的体验是：像我五岁的时候念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形而上学的经文，不但是读死书，更是读天书呢
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只可以说惨酷的摧残脑筋!我小的时候没有得精神病。
只可以说是洪福齐天。
私塾教育的体验，造成罗家伦日后主张文学革命，要创造国语文学，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现现代人的感情。
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诣，不仅得力于父亲的指导，母亲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也功不可没。
对他而言，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罗家伦认为他儿时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
但是九岁那年母亲的去世，却教他初尝人间的巨恸。
从此在三十六岁所写《孩子的哭声》和四十七岁所写的《孤儿泪》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孝思至情，可发现他的童年不只由父母那儿得到文学和史学的熏陶，还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二者汇注成向往革命之情的思潮，发展为日后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主张。
罗家伦十五岁入南昌的英文夜校读外文，此时他经常注意上海的招生广告，不但自己想投考，也鼓励同辈的少年朋友一起去以壮声势。
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
由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人中有革命党人（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等人），所以复旦公学和国民党间有密切的关系。
（1913年复旦公学校董改组时，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校董会主席）另外复旦公学还具有一个特点：重视言论自由的精神。
因此，复旦公学学生的政治兴趣比他校浓厚。
中学时代，罗家伦最崇拜君宪派的梁启超，可是当时的革命党并不认同梁启超的主张，所以在学校里，革命党与君宪派经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架来，甚至动拳脚。
罗家伦不喜私斗，遇此情形，每每让步，很多人都看他是个胆小鬼，文弱书生。
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复旦公学时期的罗家伦不只学业优异，还任《复旦杂志》编辑，开始运用文字发表他的理念，他曾撰文与同辈的青少年朋友共勉：“若欲以二十世纪国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须有春日载阳、万象昭苏之慨：切莫暮气沉沉，气息奄奄。
一定要努力成为新学生，切莫沦为陈死人”。
他也在文中对年轻学生的婚姻加以挞伐，认为“在学生时代就结婚，足以使人志气颓唐，违背生计原则，堕落社会生活程度”。
此时， 他对问题的了解，已由个人的婚姻问题探索到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1917年夏，罗家伦二十一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
自1917年到1920年（21--24岁），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
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的发出共鸣。
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他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
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
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
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
胡适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守常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1918年，罗家伦和傅斯年、顾颉刚、康白期等人为提倡文学革命而办《新潮》月刊。
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
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传来美国威尔逊总统答应日本提出的“山东二十一条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
5月4日那天，北京的十几个学校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预备游行示威活动，主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相关单位劝阻无效。
在游行中，罗家伦被推选为三人代表之一，遍访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因适逢星期天，各国公使都不在馆内，由馆员代为接见并转交书面意见。
学生游行队伍沿路散发许 多传单，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由罗家伦起草。
接下来，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5月26日刊行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首见。
罗家伦指出，此番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
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
参加五四运动的罗家伦，只不过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青年，却能具有如此新的观念和崇高理想，无论在文学革新或政治民主、民族本位方面，理念都相当坚定且明确
1920年（二十四岁），罗家伦北京大学毕业。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请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提供五位留美奖学金名额，罗家伦是获奖人之一。
同年，罗家伦赴美，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1921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因为傅斯年等人正在英国求学，所以1922年转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又与傅斯年朝夕相处，互相辩难。
1923年，到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
1925年再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仍以历史与哲学为主修。
总计罗家伦国、内外十年的大学教育，走过中、美、英、德、法五个国家，读过六个学府，虽在国外未获学位，但是，他在史学、文学、哲学、教育、民族地理学、人类诸学的涵养，大有助益于日后回国主持高等教育及史政机构的恢宏气概和高瞻远瞩。
譬如他主持中央政治学校时，把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治学校的水准当作目标；主持清华大学时，以力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准为目标；主持中央大学时，目标设定在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水准。
罗家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和学术，贡献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
1926年罗家伦任教于东南大学，及北伐军兴，受命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正值清党时期，急需培养青年干部人才，遂筹设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
罗家伦先后受聘为教务主任、代教育长，学校的实际职务多由他处理。
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
任期两年内，他对清大的改制有很大的贡献。
清大原是由部分中美庚子赔款所办起的学校，原隶属外交部。
他们把钱存在美国，罗家伦透过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这笔赔款，成立清华基金。
他很重视实验，并开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级教授。
建立了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图书馆。
1931年，罗家伦接掌中央大学时，正当日军欺境，国难当头。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同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
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
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抵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
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
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
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
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
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
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
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四”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
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
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
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
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
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
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
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
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
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
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
”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
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
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
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
“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
“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
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
“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
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
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
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
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
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他就职后，同师生发表《中央大学之使命》，讲词中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除了充实图书仪器外，他还特别注重教学人才的坚强阵容。
为了网罗真正的贤才，他绝不出卖人情，为此还得罪不少人呢!由于他的用心求访人才，礼贤下士，所以能请到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极为优异的卢孝侯为工学院院长。
1937年应邀参加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罗家伦返校后，立即作迁校计划，在敌人炮火炸弹中，包用民生公司轮船，陆续将在南京的一个大学，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沙坪坝新校舍，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真是史无前例! 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 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
1940年6月27日到7月4日，一个星期间校舍被轰炸了三次，二十几所房子被毁坏，罗家伦办公室的瓦墙都没了，在夏天烈阳下，他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墙壁的房子里办公，彷佛犹太民族的“哭墙”一般。
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这是多么有气魄的壮士豪语啊! 1941年八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
1943年，政府积极建设西北地区，以增强抗战能力，派罗家伦为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
1947年，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度大使（印度脱离英国独立）。
到任后，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历史、政情，并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
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之下的政要、国会议员等经常来请教罗家伦，印度的宪法有些即是仿自我国宪法。
印度国旗本想以甘地革命时期纺织土布的纺纱机做图案。
罗家伦建议去掉木头架子，只剩一个圆轮，表示生生不息之义，他们欣然接受了。
1949年，共产党的赤焰在国际上逐日蔓延，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中共政权。
罗家伦基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发表极简短的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政府和人民热烈的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的及早实现。
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使命是达到了。
我很高兴，印度现在是自由约、独立的。
”1951年1月25日，罗家伦离开新德里前夕，特偕甘地的媳妇孙儿孙女到甘地的火葬场上，放了一个花圈，行了一个礼后，静默无言地站了一分钟，隔天即飞加尔各达转道抵台北。
罗家伦自印返台后，定居台北，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
1958年，担任国史馆馆长。
1968年，罗家伦记忆力急剧衰退，以身体不适请辞两项职务。
清华岁月在清华校史上，有好几位校长是被赶走的，罗家伦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考虑到罗氏办事的宏大气魄和果断作风对于清华的巨大贡献，考虑到罗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总是令人不由自主地为之惋惜。
历史是无情的，罗家伦好像生来就注定和清华没有“缘分”，正值清华的多事之秋来校任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却遇上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华北，所以罗家伦不得不走，历史又是那样的会嘲弄人，罗家伦为清华费尽心力，却吃力不讨好，学生对他不满进而发动驱罗运动，教授们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罗家伦终于伤心地走了，以后再也不肯回来。
我在阅读清华校史的文献时发现，在罗家伦去职后的几年校内刊物上还不时能看到多多少少讥讽他的文字，而且这么多年来，清华校友似乎没有人写过谈罗家伦在清华时期的纪念性文章。
记得有一次我在书店翻一本书，读到乔冠华自传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当时虽然赶罗家伦，但罗还是有点本领的。
再以后我有机会读了罗家伦的不少文章，很佩服罗家伦的文章见解透辟，感情充沛，文辞秀丽婉转。
这样一位有本领的人，为何在清华受到这般不相称的“冷遇”
我们还要看到，罗家伦在离开清华不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任职十年，使中大得到惊人的发展，一时佳评如潮，为什么偏偏在清华就不能成功呢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
他对清华的设计是，“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
”在就职演说中，他还说：“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
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
”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手里终于实现了男女同校。
罗家伦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为了提高清华的教授水准，他采取了重发聘书的措施。
1928年10月29日送出教授聘书18份，为期一年。
原来学校有55名教授，这就等于解聘了37人。
与此同时，他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史家冯友兰、化学家张子高等等，多达几十人。
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增强了本校教授阵容。
十多年后，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时还特别得意，他说；“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30年代清华黄金时代的名教授大多数是在罗家伦任上聘请来的。
有些名教授，是罗家伦亲自请来的。
据说罗家伦亲自到天津南开大学去请蒋廷黻，蒋廷黻不是特别乐于离开南开，但蒋廷黻若是不答应去清华，罗家伦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廷黻终于答应了。
罗家伦的另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并整顿基金。
这三件事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
清华原来不归教育部而归外交部管辖，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名义上归外交部和大学院共管，董事会由两个主管机关派人数相等的成员来组成，清华基金的保管在北洋政府时代是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个人组成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外交部总长、大学院院长、美国公使三人组成。
基金保管的机构还在外交部手里，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一贯以君子待人，并不去争。
罗家伦在就任清华校长之前，曾随北伐军北上，他当时的职务是战地政务委员，并代表大学院兼管该会教育处。
该会可以代表中央接收机关，调阅档案。
1928年夏初，他进入北平后发现了汤姆生会计事务所查清华基金账目的报告。
其中陈?龙烟铁矿的股票20万元，会计师估计只值大洋一元。
其余的这类废纸还很多，都抵了基金的现款。
清华的基金在外交部管理者的挥霍、投机、公债生意之下损失极多，其账目长期以来是一笔糊涂帐。
1929年4月，罗家伦到南京开董事会时，提出自己的行政报告和下学年扩充计划，结果是件件被否决。
他感到十分愤懑，决心以辞职来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即改属教育部）。
他认清这两个问题要一道解决。
4月11日，罗家伦提出辞职。
在此之前的两天，他亲自拟了一个一万多字的长篇谈话，把清华基金的积弊，根据会计事务所查帐的报告，一齐宣布出来，又把清华在共管制度下的困难，也一齐宣布出来，寄给上海各报，请他们在辞职呈文发表的那一天，同时发表。
上海各报果然在那一天全部发表了。
这一招给外交部以沉重的打击。
罗家伦在离开北平时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妥，清华基金不归保管委员会管，也不归清华大学校长管，而交给中美人士共同组成的有良好信誉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
后来在会议上，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方案。
清华的基金从此得到安定和增长。
关于清华改归教育部问题，按正当手续应当在行政院会议上决定，罗家伦担心教育部和外交部两部部长不肯正面冲突，拟出一个调和的办法，他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一问题拿到两部部长都不出席的国务会议上去。
事先请国务委员戴季陶和陈果夫以他们的名义向会议提案，要求将清华大学直接归教育部管辖，他又活动了蒋介石、谭延?及孙科等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在1929年5月第28次国务会议上顺利通过了。
这次辞职后，罗家伦回到杭州省亲，同时游览西湖美景。
在杭州他遇见一位藏书家杨老先生愿意出让丰华堂的全部藏书，其中善本书极多。
他想把这批书全部买下来，以充实清华图书馆，于是电请图书馆主任洪范五南下，去商量价钱购书。
结果是以三万四千元买下了三万七八千本书的大收藏，丰华堂杨氏藏书至今大部分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这批书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最珍贵的大批古籍藏书。
1928年5月17日，罗家伦接到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慰留令，6月12日回到清华复职。
罗家伦对清华做了不少重大贡献，但是他与本校的教师、学生关系都不大好。
他带来的清华大学组织条例，大大地削弱了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
在罗家伦本人以及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看这算不上什么过失。
但是清华以前是中国教育系统之外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师生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首先是损害了在本校教授中业已形成并运作的教授治校传统，罗家伦虽然自称在国民党内不属任何派别，但他毕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有意借重这层关系。
这是历来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无法容忍的。
他来清华之后，的确给清华吹来了一股强劲的“革命”气息，如他本人在校着戎装，在学生中推行军训等都是不得人心的。
军训持续半年以后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只好作罢。
罗家伦当时三十出头，年轻气盛，好展才华，给人的印象不大好。
这些因素都是清华师生不欢迎他的原因。
当然，直接促使罗家伦去职的重要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失利，阎锡山控制华北，罗家伦是国民党人，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走。
老清华的教授们。
前排：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 后排：刘崇 、浦薛凤、陈岱孙、顾毓王秀、沈履（摄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如何学习颜体
颜体-- 如何学习颜体心经 颜真卿的书法开拓了崭新恢宏的书法艺术境界。
从特点上讲，颜体形神兼顾，柔中带刚，其法度之严峻、气势之磅礴前无古人；从美学上讲，颜体字形体端庄、阳刚劲拔、丰腴雄浑、数美并举，足以为后世习书者立则；从时代上讲，有唐一代书法上承晋宋书法之余绪，但又能不拘一格，融旧出新，“颜体”一出，遂成为盛唐气象的鲜明标志之一。
“颜体”是针对颜真卿的楷书而言的，其中年作品以《郭虚己碑》《多宝塔碑》等为代表，此时其书法风格尚未形成，但结体谨严，清丽俊秀，老年代表作品首推《颜勤礼碑》，此时其书艺外拓开张，刚劲雄强，其丰腴浑厚、端庄秀美的风格已然形成，且用笔结体多有古拙之趣。
如《麻姑山仙坛记》等。
颜真卿书法艺术的境界，即“颜体”境界，应从陶铸化育它的阔大气象来考察，由于“颜体”的成熟、定型是作者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的结果，所以才促成了其稳健厚重和端庄丰腴的笔风。
颜真卿的楷书总体特点就是：雄强圆厚、庄严雄浑。
具体说来，其楷书在字体方面，丰腴雄浑、柔中带刚、很有骨架感。
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
章法严谨磅礴、井然有序。
但是作为初学“颜体”的朋友，也存在许多难点。
由于颜体多筋，棉里藏针，柔中带刚。
使得“颜体”入门比较难学，而且入门阶段不容易把握要领。
但颜体有几个很明显的笔法特点，我们在学习颜体时掌握了这几个特点，就可以驾轻就熟，登堂入室了。
那么，颜体字的特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圆、齐、均、疏。
所谓“圆”，就是颜体字中的竖钩都是用转笔且把转后的竖画写成弧形，如：“司”“水”等字，其实两字的左边笔画组合也微带弧形。
又如：“义”字，不但撇捺有弧度，而且两笔的交叉处显得有点低，这就使整个字显得圆了。
所谓“齐”，就是颜体字多以平正求稳，在书写时通常将一字中大的部分收缩，小的部分展开。
如“公”字，便是将其“八”适当收缩，而把“厶”放宽，使其上下齐平。
所谓“均”，就是在对左右结构的字的处理中，颜字很少采用大小搭配、正斜相依的构字方式来取势，而是多采用左右均衡的处理方法，如县(县)、领、绝等字。
所谓“疏”，就是颜体字给人以疏朗大度、开阔平稳的感觉，这是因为颜体字在书写时采用了内疏外密的处理方式。
如：风、国、彦等字。
这种处理方式正好与其他书体的处理方式相反，其不同寻常的字体结构处理方式确实是正中有险、方中带奇。
体现了颜氏独特的审美理念。
此外，还有个别笔画，如他的横笔，笔画的起端圆润如蚕头，捺笔收尾时，先用力顿挫，再轻挑出尖，末端略成分叉，酷似燕子的尾巴。
他的这些运笔及字形结构上的独特艺术风格，开创了我国书法艺术的新局面。
那么学习颜体字，用什么样的毛笔比较好
是不是选一个好毛笔，练字时进步就较快
一般选用狼毫或者羊毫都可以，在毛笔的选择上，是因人而异的，通常选用中锋羊毫即可。
假如我要去买毛笔，那怎么样才能区分狼毫或者羊毫呢
一般，棕色的是狼毫，白色的是羊毫，狼毫比羊毫更有弹性，但是白色的现在也有兼毫的，就是同一个笔头羊毫、狼毫都有，这种笔比较适合初学者使用。
初学颜体字时，该如何选字帖，在字帖的选择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秘诀或讲究
颜体字字帖很多，其中，《多宝塔碑》最适合初学者。
因为这本字帖是“颜体”尚处于第一境界时的代表作，通过练习该字帖，可以掌握颜体沉着、雄毅的笔法特点。
等练到稍有颜体字基础以后，可以换用其他的颜体字帖。
尤其是颜体成熟期时的代表作品，如《竹山堂连句》《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字帖。
说完了用笔和选笔，紧接着就要说纸了，因为咱们中国的书法艺术讲究笔墨纸砚不分家，用什么纸对于初学书法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练字不是说什么纸都能行，我小时候就是用报纸练的，结果没有练好，或许就是没有选好纸的原因吧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练书法选纸很重要，但纸也不是唯一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练书法讲究要持之以恒，讲究一个“恒”字，绝对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要是这样，那书法永远也练不好。
言归正传，说起用纸，尤其是对于初学书法的人，可选用现在市面上一般流行的书法专用纸，如米字格纸、回子格纸、田字格纸，等等。
为什么要选用这样的纸呢
因为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他很难掌握字的间架结构，选用这样的纸练字，就可以很好地规范字的形体，不走样；而且长期这样练下去，就会在心里形成一种暗示，有利于书法练习。
如你要掌握好字的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全包围、半包围等等，就要按规范仔细去练，这样才能写好字。
另外，练习书法还有一种描红纸，也是初学者可以用的，这种纸上有已经用双钩写好的字，练习者只要将墨填进去就可以了，但要要注意：1。
不要把字写得溢出字框。
2。
要把字写得饱满，字框中也不要留出空白。
3。
写得不好也不要重笔，这是写毛笔的忌讳，这个字写不好，还有下一个字。
每写完一个字，都要对应字帖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在下一字中改进。
写完一遍红字后，再用墨在下一张红字上写一次。
这次要注意，仍然要看着字贴写，否则会越写偏离越大，之所以要先写一遍，是因为红的颜色很刺眼，对大脑有一定的刺激，可以加深记忆，再写一遍可以增加练习的次数。
但这样练字，进步不是很快，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希望听众不要误会。
因为练字是因人而异的。
当你选用上面的纸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大概三个月左右，就可以用没有边框的毛边纸来联系书法了。
此时，你心中已有了字的结构，这样练字，进步就更快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毛边纸虽然没有边框约束你，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字的法度，一定要按你练的那种字的规范去写，切不可信马由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期间，还要多看法帖，看那上面是怎么运笔的。
要注意字的笔画、笔式及笔势。
练字一般用什么墨汁比较好
至于墨汁，对于初学者，讲究不是很多，一般的墨汁就可以了，如一得阁墨汁。
但一得阁墨汁比较浓，书写时需适量加水，这样毛笔的笔锋就不会滞涩了。
在学习颜体的过程中，应该怎样更好地掌握其笔法特点，写好“颜体”书法?大家都知道，笔法一般决定于运笔方式。
“颜体”字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润”，即饱满，另一个就是他的字在骨髓里有一股如刀似剑般的气势，抓住这两点，可以说就掌握“颜体”字的大概了。
但知道这些仅仅是皮毛而已，接下来就要讲如何发挥它的要领，即落笔时如何写出各种笔画，表现各种书风，虽然“颜体”字其间变化多端，有独特的像落笔与起笔的运笔方式，行笔时的轻重缓急，笔画或字之间的连与断，以及转折的方式，笔锋的运用等等，都需要我们在练习时留心注意和体会；听起来好像有些多，但还是有一定的法度可寻，以下我就将“颜体”字的运笔分成七点，略加分类叙述。
那么“颜体”字的运笔大概分为那几大类，这些运笔方式是不是练习“颜体”字的不二法门
我在练习“颜体”书法的过程中，将“颜体”字的运笔方式分为：1、起笔与收笔；2、提笔与顿笔；3、转笔与折笔；4、方笔与圆笔；5、藏锋与露锋；6、收笔。
至于是不是不二法门，关键在于练习者的体会了，唐代的韩愈曾说，“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因此我们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也不能过于迷信前人或先辈的经验，无论练习哪种书法，都重在自我的体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游刃有余，自由出入于书法的殿堂了。
对于练习书法的人来说，起笔和收笔是写好一个字的关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掌握“颜体”字的起笔和收笔。
颜体字的起笔，应注重其方圆分明、完美洁净。
清朝的书法家包世臣说：“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逆入者无涨墨。
”无缺锋则形状完美，无涨墨则笔画洁净，起笔时顺入成方，逆入成圆。
收笔时则需顿笔或折笔锋而成方，回锋而成圆。
以上两点，是学好颜体的起步关键，我们在练习时应多加体会。
下面就是第二小点了，也就是提笔和顿笔，提笔和顿笔是一个字的风骨和神韵所在，我们在练习时应注意什么
你练习书法时，你会明显感觉到一个字的完成过程是由提笔与顿笔交替作用而形成的，“顿”就是将笔往下压，也就是屈笔锋将力道使于纸上。
“提”，则是将笔提起或半提起以继续行笔。
大体上，顿笔后需提笔才能行笔，而提笔后又需顿笔使笔画成形，或接连着下一笔的笔画使字成形。
所以才说，书法写作是“提”与“顿”的交替过程。
而且在提、顿之中又包括更细微的变化，例如“提”有全提、半提之分，“顿”也有轻重之巧。
这就需要练习自己去体会了。
颜体的转笔与折笔不像柳体或欧体那样，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在练习“颜体”的转笔和折笔时，应该注意什么
所谓的“转”，就是圆润笔画的运笔方式，“折”则是画方的一种运笔方法。
张廷相曾说：“真书以点画成形，以转折见性。
”其中，如果细分的话，“折”也可以称为翻转，表现的方法有此一句“曳而加于上”，意思是在行笔中停笔不动，变换笔锋方向略成“ㄟ”状转向。
使外角成方，得其笔意。
至于转法亦称绞转，行笔中“动而转于下”，意思略同于上，只是转锋时不停止，顺势回转向下，形亦同于“ㄟ”，但笔画外角成圆形，转动幅度较大。
蒋梦麟曾以图形说明这种运笔方式的精要，并附诗云：“翻转突折成直角，绞转毫滚心如旋。
”这需要练习者在练习时多加体会。
方笔和圆笔听起来似乎有些抽象，但这两种笔式在颜体字中处处可见，那么什么是“颜体”字的方笔与圆笔呢
所谓方笔和圆笔的运笔方式，一般都是讲求整体的效果。
说白了，方笔就是突显笔画的骨气，写字时要注重字的间架结构，要让整体架构明了，方直而不失轻巧，凝整沉着、苍劲挺拔。
圆笔就是着重突出一个字笔画的圆润和丰腴，它着重于笔画笔式的肉感，张隆延说：“方笔平直而精严，圆笔委曲而奇诡。
”说的正是这样。
不管练习哪种书法，练字时都很讲究毛笔的运笔方式，一般最常见的就是藏锋和露锋这个问题了，对于藏锋和露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谈到笔锋，可以延伸出偏锋、正锋、搭锋、折锋、回锋诸法，对于笔锋的用法，是学习书法必须要掌握的一个重要内容。
假如练习书法时，毛笔的中锋恪守一法而没有变化，那就是习字的大忌，是死法。
其中以藏锋与露锋最重要。
藏锋就是将笔锋藏于笔画中，不露痕迹；露锋就是将笔锋自然外露。
徐浩说：“用笔之势，特需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
”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即写字时若不隐藏笔锋，则写出的字缺乏含蓄之深韵。
但对于藏锋和露锋，也不能只偏重于一方，在写字时只有做到两者相得益彰，藏锋包其气概，露锋纵其精神，才能使写出的字气势挺拔，气韵天成，得书法之要。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颜体”字的收笔了，收笔是一个字的最后一笔，也是练习书法的关键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掌握“颜体”字的收笔呢
或者其要领是什么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收笔的确是一个难点，尤其是颜体字的收笔，更是如此。
颜体”的收笔，规范的笔法应该是先顿笔再逆锋收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