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读书的经验
党的成长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党的创立初期（1921.7-1923年）第二、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初-1927.7）第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第四、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第五、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8-1949.10）第六、新中国时期第七、改革开放 在中国共产党80年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自己的认识，这也是学好党的基本理论的一条重要经验。
认真研究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深入学习在这一结合过程中创立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理论，进一步提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努力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正如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还懂得不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因此，党内不可避免地接连出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使中国革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特别是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极力鼓吹“百分之百地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只知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列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经验和模式，攻击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经验论”，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那些动辄引经据典、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者们，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恰恰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胜利之路。
我们党历来反对离开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抽象地空洞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认为，党的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只有在群众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产生。
任何正确的理论，如果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彻底打破教条主义对党内思想的束缚，切实端正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1941年5月向全党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
他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不注重研究中国现实，不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的恶劣学风，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 我们要把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中国近百年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冲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基础。
要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
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也十分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要用中国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教育党员和青年一代，把加强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的学习、教育，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他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地解决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相互联系的两个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科学地评价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科学体系、创立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都离不开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与此同时，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着手解决另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这就是继续探索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自50年代以来，我们党就开始进行这一探索，其间历经磨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
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把对思想的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统一起来，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和概括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的科学命题。
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并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首先，学习理论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是我们学好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斗争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学习理论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这是学好党的基本理论的一条重要经验。
其次，要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斗争历程的记录，凝聚着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丰富历史经验，凝聚着、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领导艺术，凝聚着千百万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百科全书，它的资政育人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江泽民同志多次引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名言，要求领导干部认真研究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规律，从中吸取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和智慧。
他在给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同志的信中写道：“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
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他认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把认真地学习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培养干部深远的历史眼光，作为提高领导干部素质，“ 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一环。
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曾对党的领导干部讲了这样一段话，指出：“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我们要运用它们来经常教育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大家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提高大家驾驭全局和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本领。
”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昨天的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并不是毫无生命力的陈迹。
我们党80年的奋斗历程和丰富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
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对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面前，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读史使人明智。
”读什么样的“史”,怎样“读”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
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
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价值取向；历史观；封建正统思想目前关于《史记》思想性的论述甚多，但对于其思想性的定位似乎都不够准确，故旧话重提，结合笔者研读《史记》的体会谈几点思考。
首先要承认的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思潮斗争激烈的时代，儒、道、名、法等思想间既相互斗争又兼容并蓄。
这种时代特征，反映到司马迁思想上就表现为多面性与矛盾性，那么反映到《史记》中，其思想性肯定就不会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甚至是矛盾的。
同时，在《史记》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各种倾向思想的地位也不会是同等的，其中肯定有个核心，有个主流。
一、关于《陈涉世家》陈胜、吴广起义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之滥觞，特别是陈胜，虽然仅只“王六月”，但对推翻秦朝统治是功不可没的。
为此，司马迁把他归入与诸侯等列的“世家”篇。
《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把陈涉与汤、武相提并论，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
那么，司马迁到底是如何看待陈涉起义的
把他列入“世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认识《陈涉世家》的基础，也是我们界定《史记》思想性的一个突破口。
韩兆琦指出：“《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
”!#$%&’(“)司马迁高度地评价陈涉，是与他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
”!#$%&’’)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首最早的农民战争的颂歌，是作者进步历史观的集中表现。
”!#$*+)杨燕起认为：“司马谈父亲司马喜‘为五大夫’，这是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
汉初治用，相当于大夫，虽为高爵，得免役，但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下层人物。
《史记》记述之能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及下层官吏与民众的疾苦，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家世也会有重要关系。
”&!（’()*#）还有的研究者甚至说：“《史记》是一部‘人民历史’，而司马迁是‘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司马迁站在农民的立场，歌颂了农民起义。
“”司马迁是‘人民歌手’。
”&+’上面提到的几段论述都出自《史记》研究名家，具有一定代表性。
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没有把握住司马迁的本意，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子夸大了，因而也就把司马迁的思想性拔高了。
谢贵安指出：“建国以来，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有‘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支撑这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有四：一是司马迁‘大胆地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二是‘写了不少游侠、刺客、龟策、日者、货殖等下层社会的人物’；三是‘热情地颂扬了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四是‘司马迁从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出发’，‘敢于揭发和抨击那些强暴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各种罪行’。
这种观点及其证据是错误的。
”&,’显然，尽管这四点证据反映了司马迁有同情人民、反对暴政的一面，但要证明司马迁“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史记》是一部“人民的历史”是不够的。
“史书的整体性质是由其价值取向来决定的……而价值取向有时会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动的冲击而偏离整体性质。
”&,’那么，就《史记》的价值取向而言，笔者认为应该还是统治阶级的。
《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泽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从这段文字中能梳理出三条信息：一是表现出了一种对汉家盛世的自豪感，这也是对汉武帝文治武功的最大肯定；二是说明《太史公书》的内容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录先人所言”；三是表明了司马迁在写作方法上，是尽力保持历史的原貌，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情感掺杂其中。
前两条都说明《史记》的价值取向是为汉王朝歌功颂德的，是为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
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
”&-（’(+“）世家”篇除了陈涉和孔子外!，其余不是诸侯就是显贵，而“列传”中除《日者列传》等极少数篇幅外，其他的传主都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关系。
这也证明了《史记》记人叙事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的，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
第三条信息表明：对于帝王将相也好，对于平民百姓也好，司马迁都是意图按照“实录”的原则把他们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即其所说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他对《陈涉世家》的处理也是这样，只是尽量展现这次农民暴动的整个过程。
当然，记载历史不是像兰克所强调的那样，严格奉行“纯粹客观主义”，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历史学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的情感体验必然会干预历史，甚至左右历史。
《史记》一书中有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这是必须承认的。
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的感情是丰富细腻的，也是异常敏感的。
在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里面，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凭着思想家的敏锐观察力，他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群所受的苦难，从而表现出同情，这就是《史记》整体性质的偏离。
白寿彝说：“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
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
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
”&.’（(\\\/）但更主要的是，司马迁从秦末农民战争中看到了下层群众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想巩固汉王朝江山一统的牢固地位就必须调解、缓和社会矛盾，特别是缓和统治阶级与广大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司马迁如实纪录这场农民暴动，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想要给汉朝统治者以警醒。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司马迁写《陈涉世家》的第一层意思。
其次，西汉王朝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产物，刘邦虽是个亭长，但在秦二十级爵位中是排不上号的，只能划入“民”一类。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由农民政权建立的王朝，那么这个政权与陈涉的“楚”政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
之所以把陈涉写入“世家”，司马迁看重的是“由涉首事也”，陈涉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是有功的。
事实证明，整个西汉一朝，从来没有把陈涉当成过“盗贼”，相反，“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卷,《)陈涉世家》，(\\\/#.\\\/）。
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间关于“汤武弑君”与“汤武受命”的著名辩论，正是肯定了陈涉起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不但与“人民性”毫无关联，而且是相当正统的。
这应该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及把他写进“世家”篇的真正原因。
二、关于“帝王史观”与“人民史观”司马迁的价值观就其主体来说是统治阶级的，但是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
问题是，司马迁思想中人民性因子到底占多大的比重
这个比重会不会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
另一个问题是，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
侯外庐说：“《史记》大量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他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
”!#这是把“民”与“下层劳动人民”等同起来了。
白寿彝说：“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
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司马迁怎样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
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
”!)（#&’’’）一些研究者正是把现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恰当地加到了司马迁身上。
班固给《史记》下的论断是“不虚美，不隐恶”，这个论断对于当今我们评价司马迁和《史记》也同样适用。
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
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
”!’*（#&+）这个分析是比较理性的。
另外，《史记》固然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研究主体的通史，但人是社会性的，帝王将相的关系必然要涵盖整个社会，只有把他们放到整个社会之中去考察，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像《史记》这样的宏篇巨著，它的笔触必然要涉及到普通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可能把帝王将相作为他的历史研究主体，普通人民的生活只能是帝王将相生活的补充，所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不折不扣的“为统治阶级献治安策”。
其实，《太史公自序》向我们交代了《史记》的写作动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这就是说他的《史记》是以宣扬西汉盛世、以载明圣盛德、以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为内容的。
他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的，他理想的政治模式，还只是停留在“王道”的水平上。
另外，从《史记》的体例来看，也能明确地看出这一特点。
“《本纪》编年，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以象征历史发展的统绪。
《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
《列传》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
这种不同的题名及载述笔法，是一种等级序列。
所以纪传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
这就是纪传史之被封建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
”!’’#%&),-)+(所以，司马迁的历史观还是帝王史观。
三、关于“正统”与“叛逆”《汉书·司马迁传》中有一段评论.“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
”!’\\\/（#卷$\\\/，&\\\/0,）除此之外，历来的研究者还有几个共识：一是认为司马谈的思想是道家，而汉武帝时代的思想主流则是儒家，司马迁受其父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是非正统的；二是认为司马迁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正统的；第三是认为司马迁揭露批判了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农民起义和游侠、货殖、龟策、日者等下层人民”，这是一种“叛逆”思想。
由此得出结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正统思想相对立的叛逆思想。
如白寿彝说：“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正统儒学相对立的。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说法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
”!$（#&,1）俞樟华也认为“：汉武帝为了控制舆论，统一思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而占据整个社会之际，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不受欢迎的，是必然要受到冷落，乃至于遭到打击的。
”&’()其实，班固的这个评论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他说“是非颇缪于圣人”“，圣人”是以谁为标准
在当时而言无非是指孔子了，而实际上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他的《史记》也是仿效《春秋》而作，司马迁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与孔子相同的，这“是非颇缪于圣人”又从何说起
司马迁的思想主流是正统的，这点是无疑的，否则封建统治者也不会把《史记》列为正史之首。
至于班固与司马迁的分歧，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去认识，实际上，两人的思想指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两人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至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倾向问题。
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他并没有压制其他思想。
而司马谈父子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底蕴是很深厚的，只不过他们是偏向于先秦的“醇儒”而远离西汉的“俗儒”而已，所以司马谈父子与汉武帝之间思想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太史公自序》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这说明司马谈之“发凡起例”，一为效法孔子总结历史，二为宣汉之盛世。
所以清代钱大昕指出：“《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
”&’*)（卷(《*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这恰恰说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是与汉武帝以及整个潮流合拍的，是正统的。
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
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
”&’)（+*,）当然，“尊汉”不等于唱赞歌，“所以《史记》的主题既是尊汉，为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服务，却又暴露了一些专制主义的黑暗，讽刺汉朝皇帝的一些隐私”&’（)+-）。
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向统治阶级献治安策”，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
另外，对于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认识。
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既有“天人感应”思想，也有“灾异”学说，司马迁所批判的，正是董仲舒在当时受到打击的“灾异”学说，而对他被尊为正统的天人感应思想，司马迁则是全盘继承了的。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分析《史记》的思想性，也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要看到司马迁思想中的个性，也要看到他所具有的共性。
否则，对司马迁思想倾向的把握就不是全局性的，对《史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评价就会失之偏颇。
注释：!司马迁把孔子称作“素王”，历代统治者出于某种需要，把孔子的地位不断拔高，从“师”到“圣”最后到“帝”。
司马迁把二人写进“世家”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兰克（’%#-0’,,1），德国近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史学态度和方法上，他严格奉行“纯粹客观主义”，否定历史的教育作用，认为史料高于一切，反对把个人情感掺杂到历史事件当中。
把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
&参考文献)&’)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2)$呼和浩特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4’#,-$&!)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2)$北京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4’##1$&()殷孟伦$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5)$文史哲4’#--4.’!\\\/$&*)谢贵安《$史记》“人民性”悖论&5)$华中师范大学学报4’##!4.1\\\/$&-).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2)$北京3中华书局4’#,*$&1)白寿彝$史记新论&2)$北京3求实出版社4’#,’$&%).汉\\\/司马迁$史记&2)$北京3中华书局4’#-#$&,)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6)$人民日报4’#--0’!0(’$).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稿.第’卷\\\/&2)$北京：三联书店4’#-%$&’)张大可$史记研究&2)$北京3华文出版社4!!$&’’)安平秋4张大可4俞樟华$史记教程&2)$北京3华文出版社4!!$&’!).汉\\\/班固$汉书&2)$北京3中华书局4’#,($&’()俞樟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5)$浙江师范大学学报4’##14.*\\\/$&’*).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2)$上海3商务印书馆4’#(1$&’-).俄\\\/列宁$论民族自决权&7)$列宁选集.第!卷\\\/&8)$北京3人民出版社4’#1$
历史3000字的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一声叹息万历帝——《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本文所说的“一声叹息”，只限于如果按照现代人正常思维状态下，去努力理解当时已经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的中国明朝皇帝却根本没有办法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办一件自己想做的看上去是极小的事情，当然就更说不上让他青年人家领导当时的明代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国家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强盛兴旺，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实在是令现代的中国人大大失望了。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的封建政治家、封建思想家、封建实干家、封建统治者们，封建被统治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自我奠定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特色的人类封建社会行为准则，它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它包括了身处任何地位级别的中国人从小长大从生到到死全部生涯中的唯一行为纲领：下级永远服从上级、儿女永远服从父母、女人永远服从丈夫——而从来不允许怀疑其上级、其父母、其丈夫在任何时候会出现有过错的事情。
有过错误也得服从。
当然，如果数以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所有的曾经的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全部百分之百绝对正确过、绝对伟大过、绝对英明过……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社会景象啊。
可惜啊，在如此沉重的伦理道德的外衣下，人类间科学真理的闪光、科技知识的萌芽、人类人性善良的曙光……全部都被静悄悄地被压制着、被消灭了——当然，其中也包括看上去拥有世上最大财富、拥有全国最大权力的正处年轻时代的中国明朝万历皇帝。
我所接受过的教育中，权力曾经是一个神圣无比的词句：*杆子里出政权、权力是做大事的基础、这个世界是由帝王一类掌握大权的人所创造的……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却让我明明白白看到，一个号称当时世界经济最强国之一的当朝年轻万历皇帝大权在握却活得是如此那样地艰难。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他是最让我失望的：他正当年轻且大权在手，可是，他除了在中国最大的农民式的皇帝后宫里享受着众多女人们给于他的所谓人生其实只是一个雄性男人在性方面的某种自由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他能够走出这些女人组成的后宫一步，他便完全处于无事可为的境地——他的大臣们其中包括有名的张居正老先生都替他把国家的事儿都做完了，以至于他才满二十四岁青年少年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发出“生活的单调和疲劳”的人生叹息。
试想想，任何时代中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比如说大学本科已经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更不用说一个二十四岁便大权在握的中国皇帝，其皇帝职位本身就是一种多么令人感觉兴奋的、至少可以想像、至少可以觉得做成多少大事的职务啊。
请睁开眼睛看看别人是怎样当皇帝的吧： 当年同样十九岁的俄国大皇帝，他悄悄地独自到邻国去学习造船技术；三十多岁日本国皇帝，亲自组织日本全国官员学习西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经验，从西方国家把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移植创建在自己国家的国土上——想当年，日本国的首批纺织女工，都是由日本当时政府官吏家的女儿们担任的；当时的日本民众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她们普遍认为，纺织机器是一种怪物，人类是不能接触它的；日本皇帝为了国家的改革进步，首先动员自己的下属官僚家的女儿们充当日本国的第一代纺织女工
……中国万历皇帝啊，你正当二十四岁的时候，你青春少年大好年华，只知道像一个无知农民一样、像同一只种猪一样守着九个嫔妃与无数宫女日日夜夜过日子，这是为什么
然而，所谓的中国万历皇帝过着美女环绕的日子却没有感觉丝毫幸福——他心里最明白，他的所谓的某种程度的性自由的结果却是烦恼多多：他的子女中所谓的长子只是他与母亲身边的一个宫女发生一次肉体关系后的自然结果，他心目中却特别钟爱着其中的另外一位嫔妃——他在接二连三生育了十男九女之后，一个所谓的中国明朝大皇帝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欣赏的、看上去最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担任太子，成为未来他的皇家事业的继承人。
万历皇帝啊皇帝万历，你像一个正正当当的中国皇帝吗
——除此之外，你为什么不能为中华民族做一点点让这个民族让这个国家日后强盛的实际事情么
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银行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军事武器设计家制造家啊；比如，培养中国自己的船舰制造家啊；比如，创造发行中国明朝纸币、开发中国明朝股市、培养中国自己的股票交易人才啊……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君主们正在开始培养发育这方面的专家了。
你学学别人不行吗
而可怜的中国皇帝们，只知道千篇一律一代又一代地培养着只知道读几本道德经书的书呆子们——却被后世所谓的文人名士历来号称为哲学家或诗人。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兴旺需要的是许多实实在在的实干家，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军用民用的技工工艺师、机器设计师、机器操作师、工厂企业家、银行家……及有适当比例的哲学家与诗人。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是哲学家与诗人，大家都处于极度浪漫的思绪之中过日子，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可怜的万历皇帝 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日常生活如此，中国平民百姓岂敢不如此
再换句话来说，生活在和平盛世中的中国皇帝及中国人们心态如此，居安不思变，日后岂有不败之理
万历皇帝是幸运的：按照惯例，他在八岁那年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节。
几个月之后，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穿着丧服，被众官员“劝进”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其实，明王朝政权的运作，全部由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先生一手把持着，那是另外的事儿。
至少，皇帝的位子是由已故皇帝的一个孩子以合理合法的皇太子名义继承着的：父母之命、长子为大……它是极符合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
万历皇帝是可怜的：按照惯例，他在母亲皇太后的意愿下，年仅十四的孩子般大的皇帝，与一位同样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般大的平民女儿出身的皇后举行了大婚仪式。
皇帝母亲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
只要册立了皇后，皇帝便可以册立皇宫里任何女子成为合法的皇帝专用的女人，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其结果是：万历皇帝一生共有八子十女共计十八个儿女，分别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其中，天算不如人算，万历皇帝阅女无数，平生最终爱的女人却只有一人，她就是皇帝本人年满十八岁那时所认识的一位年仅十四岁的郑氏女孩，她是被万历皇帝最早册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女人。
各位看官，正因为如此，中国明代万历皇帝的悲剧便开始了。
其中，万历皇帝平生最喜爱的儿子就是他与这位淑嫔所生育的儿子——由于他仅是万历皇帝十个儿子中第三位出生人世的儿子，他虽然可能具备着继承皇帝位置的许多天生必然条件，却不具备继承皇帝位置的天生必须资格——他并不是万历皇帝的长子。
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标准千条万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长子为大”——皇帝也不能例外。
天啊，各位看官你可相信，万历皇帝所谓的第一个儿子，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一不小心在一次少年性玩乐游戏中，与皇太后母亲的一个随身少年女仆发生男女肉体关系后所得到的结果。
问题还在于，万历皇帝本人坚决相信，这位所谓的天生的“太子”并不具备当好一个中国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
为了实现以上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不是太难的家庭接班人目标，多少年来，万历皇帝本人曾经作出种种努力得不到响应，万历皇帝的政府办事机构文官组织成员不惜以牺牲个人生命为代价而万般阻挡，决不能让时任皇上破坏中国皇帝祖先制定的“长子为大”的规矩以至于犯下滔天大罪——万历皇帝从此不理朝政几十年，其中三十多年来他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相信吗
少年皇帝与少年女仆的***结晶不是同样被认定为封建社会中的“长子为大”范畴吗。
换一句话来，一个年轻的中国皇帝可以由此而三十多年不上班不办理国家大事——天啊，当时的中国明朝王朝官僚体制竟然同样正常运作。
令人更不可想象的是，作为一代皇帝的他，竟然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的同时，万历皇帝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范例：臣僚们不让他立三儿子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甚至不让皇长子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以增长未来担任皇帝所必须进修的基本功课。
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难道，当时的中国明朝社会真的无事可为吗： 比如，万历皇帝的祖先明王朝首席皇帝朱元璋先生，曾经以一位当家杰出农民的天才构思，组建了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组织保障机制。
他老先生组织的试点中，五千名明王朝军人的军銄不是由国库开支，而是由当地政府选择的五千户农民家庭将他们应该上交国家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些明朝军人的家中——竟然推而广之成为全国军事编制的国家正规制度，从此短距离的物质运输成为时尚，国家级的物质供应、货币供应、交通运输……全部成为泡影。
明朝开国皇帝设置了相对而言较轻的国家赋税，同时却让人民派出无穷无尽的差役。
如基层政府衙门内的文书、仓库出纳、看守、守门人均由纳税人承当。
军人由卫所辖区内的“军户”充数，为政府煎煮食盐有“灶户”，看守王府陵墓有“坟户”。
政府衙门所用的文具、纸张、桌椅、板凳等，一概向民间无价征发。
阅读着古书，有时，看看身边许多现实社会行为，什么“当地政府出一点，商家出一点，业主出一点”……总觉得有些眼熟。
明朝政府既无意为人民服务，其衙门职责则尽在管教，以维持传统“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价值，威权在赋有道德之名位，不由分辩。
著名的明朝模范官吏海瑞先生，身为政府官员兼任地方司法官，办事判案决以伦理道德作为斟酌的标准：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地理解，就是当海瑞先生老人家办理民间案件，当有可疑没有证据一时无法定案的时候，宁可委屈那些兄弟关系中的小弟、叔侄关系中的小侄、贫富关系中的富人、老实人与刁顽人中的刁顽人等……至于“以事实为准绳”则放置一边去吧。
朱元璋王朝的国家架构政策设计，固然足以防止大地主之出现，但是同时也阻止了民族工业化之前的初期存积资本，而且并非在大多数小自耕农的体制下“剥削”即能杜绝。
稍宽裕之农户，稍有储蓄既无处投资，而穷困之户亦无他处可以借贷，于是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造成中国近代史上之悲剧，使多数人口追逐小块土地之收获，只有人口高度增加，无法提高工资，改进生活程度。
由此，在中国明代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儿：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当地十几个不同的政府小单位；一个军队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旦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彻底消灭了中国土地上产生任何社会高级形式的军事补给改进、交通运输系统改进、财务管理系统改进、银行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等萌芽。
说来谁会相信，明王朝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先生的所谓“戚家军”手中的武器装备，都是由东一家、西一家农村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凑合而成的——一个堂堂的号称世界首富行列的明王朝，连一个系列的国家军队武器制造企业都没有
一个国家军事供给方式组成如此，一个国家军事装备制作方式如此……久而久之，这样的国家在未来国与国之间战争中还有取胜的希望吗
当时，日本岛国民间海盗正在准备掠夺中国大陆，英国女王正在领导国民同样以海盗的方式振兴英国与强国西班牙争夺世界市场…… 我们的中国明代年轻皇帝却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只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与疲劳”。
从这个角度上看，万历皇帝虽然以居中国皇帝职位时期历时最长，却是最严重失职的一任中国皇帝——所以，区区三百多年以后，英国的一个女人所建立的帝国能够派出几千士兵便可以远渡重洋进攻并战胜中国另一个皇帝的号称数十万、上百万大军的中国清朝军队，那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看来是真的。
皇帝也会消极怠工，真让我长见识了。
——借此特别感谢《万历十五年》的作者，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你的论述让我长了见识。
关于读书的好方法
读，好读书，读好书，好，做个读书人，以书，开卷有益，这些哲理不会被岁屐痕所泯灭，反而随着人们读书实践的深化和读书经验的积累，迸发出更为耀眼的火花。
即使到了今天电子读物琳琅满目的时代，“开卷有益”依然如故，做个“读书人”不失为新时代的基本的角色认同。
李公朴有感而发：求知识虽然不只有读书，但读书，在求知识的过程中总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部分。
古往今来无论哪一位大思想家或大科学家，没有不读许许多多书的。
郑振铎告诫读者：多读书，常读书，总有好处。
不必“手不释卷”，但不可“目不窥书”。
蒋子龙在论及读书的益处时说：书可以移植生命，保持记忆，激发思想，传播知识，交流信息，表达灵感。
郁达夫把书比作“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产生了人生存在的意义，供给了知识饥渴的乳料。
刘白羽把书海喻为“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浩瀚的海洋，一个苍莽的宇宙”……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余秋雨语）。
书籍，连接古今，贯通中外，是历史的长老，文明的使者；它传播了知识，积淀了文化，激发了思维，沟通了情感，容纳了峥嵘岁月、社会变迁、人间沧桑和无限情愫。
读书人还应是个文化人。
有了文化人的慧眼择书而读，就会事半功倍。
名人名言娓娓道来：书籍浩如烟海，生命十分有限，只有择书，才能充分享用上乘之作。
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在二三流的书里耗费时日，最终只能驻足于三四流的水准。
择书是门艺术，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与其读10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10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值得读的书。
与其10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一部书精读数遍。
所谓“旧书不厌有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在一段时间中不适当地读太多的书，如人大病在床，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无见效之理。
不若尽力一书，令其反复通读，而复易一书之为愈。
作为文化人读书，会寻求读书的阶段性目标。
对于读书人来说，读书方法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伴随着读书实践：借鉴古人的读书方法，学习他人的读书方法，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书方法，总结探索自己的读书方法，创法拓展，不拘一法，相互取法，以法增效。
在跨学科、大文化和文化大背景下自觉舒展知识链，可以倡导系列组合读书法和网络滚动读书法。
借助于全息摄影术，可以把自己的阅读空间从具体的阅读对象中扩展延伸，进行全息式知识补充、视角调整、方式铺垫，此谓全息读书法。
对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择书而读，读中有研，研中复读，有序进逼，灵性驱动，此谓追踪研究读书法。
有些读书方法，看似简单明了，但坚持运用，持之以恒，却受益无穷。
如联系实际读书法，即根据研究课题的滚动，周期性地进行阅读准备和带着理论难点重点阅读，为研而读，以学助研，以研带读，释疑解惑。
读书方法受到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导引。
从层次结构上说，从技法到方法、论方法、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哲学，依次递进，构成系统。
方法是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的行为方式，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的总和。
科学方法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评价、选择科学成就和发展科学理论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
把读书方法置于科学方法的整体结构之中加以梳理、探索，在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乃至哲学的层面上总结读书方法，升华读书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较高的逻辑起点。
在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的理论牵引下，读书方法已上升为方法论的思考。
读书方法、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协同、统一，会形成一些新的综合读书法，会在读书实践中讲究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有机组合。
第一，应用逻辑读书法，就要看能否把握其所讨论的题材的本质，并且要看著者所提出的界说，是否有系统的发挥，所建立的原则是否有事实的根据，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有原则作指导。
如是就可以判断此书学术价值的高下。
同时，我们读一书时，亦要设法把握——书的本质或精义，依据原则，发疑问，提假设，制范畴，用种种理智的活动以求—厂解此书的内容。
第二，应用体验读书法，就是首贵放弃主观的成见，不要心粗气浮，欲速助长，要使自己沉潜浸润于书籍中，设身处地，切己体察，优游玩索，虚心涵泳。
须用一番心情，费一番神思，以审美、以欣赏艺术的态度，去读书。
要感觉得书之可乐可好，智慧之可爱。
把读同代人的书，当作就是在全国甚或世界学术之内去交朋友，去寻老师，与作者或国际友人交流思想、沟通学术文化。
把读古书当作尚友千古与古人晤对的精神生活，神游冥想于故籍的宝藏里，与圣贤的精神相交接往来，即从这种读书的体验里去理会，去反省，去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去体验古人真意，去绍述古人绝学，去发挥自己的心得。
这就是用体验的方法去读书，也可以说是由读书的生活中去体验。
用这种的读书法，其实也就是——种涵养功夫。
由此而深造有得，则其所建立的学说，所发出的议论，自有一种深厚纯朴中正和平之气，而不致限于粗疏浅薄偏激浮嚣。
第三，应用全体“选部分读书法”，从部分看全体的玄思方法以读书，可以说是即是由约而博，由博返约之法。
譬如，由读某人此书，进而博涉及此人的其他著作，进而博涉及与此人有关之人的著作(如此人的师友及其生平所最服膺的著作)皆可说是应用由部分到全体观的方法。
然后再由此人师友等的著作，以参证、以解释此人自己的著作，而得较深一层的了解，即可说是应用由全体观部分的方法。
此外如由整个时代的文化以观察个人的著作，由个人的著作以例证整个时代的趋势，由某一学派的立场去观认某一家的地位，由某一家的著作以代表某一学派的宗旨，由全书的要旨以解释一章一节，由一章一节以发明全书的精义，均可以说是应用由全观分，由分观全，多中见一，一中见多的玄思方法以读书。
我还要说几句关于读书的价值，读书的神圣权利，和读书的搏斗精神。
鲁迅认为读书，不应无重点地乱读一气，什么书都去涉猎；就是同一本书，也不必每章每节“一视同仁”。
有一次，他在指导清华大学文学系学生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读《抱林子》时就指出：该书“内篇”宣扬神仙方药、鬼怪迷信，是错误的，可以不读；“外篇”论述人间得失、臧否世事，有不少正确的言论，这就是要读的重点。
鲁迅这样的指导名之曰“重点进攻”读书法。
平均使用力量，会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有采取“重点进攻”的方法，比平均使用力量收效会好得多。
五字诀读书法：一种读书的程序，即通过翻看、阅读、提问、背诵和温习五个步骤来读书。
这一过程可简称为“看、读、问、背、习”五字诀。
翻看，就是根据学习的要求，首先浏览一下内容梗概，了解这本书是否为自己所需。
阅读，就是将所需之书较快地粗读一下，了解书的主要论点，然后，认真仔细地阅读，要求思考和研究，深入理解全书的内容。
提问，指阅读后通过思考发现问题并努力解决。
背诵，指反复诵背达到熟练，这是巩固读书效果的可靠办法。
温习，指经常复习减少遗忘，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分析性阅读法：所谓分析，指分析书的主题和题材，说明全书各部分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以及逻辑上的内在联系，明确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观点的学习方法。
通过分析性阅读，能对书的主题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论述。
在分析性阅读中所做的笔记是概念性的笔记，既包括作者的概念，也包括读者的概念。
通过阅读，这些概念被加深和拓展了。
夏丐尊读书法：“由精一篇向四面八方发展”，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夏丐尊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
即把精读的文章或书籍作为出发点，然后向四面八方发展开来，由精读一篇文章带读许多书，有效地扩大知识面。
例如《桃花源记》一文是晋朝人陶渊明写的，如果想知道这篇文章的地位和晋朝文字的情况，可以去参阅中国文学史。
这篇文章体现了一种乌托邦思想，而英国的莫尔写过一本叫《乌托邦》的书；可以对照起来读。
另外想了解作者陶渊明的身世及为人，还可去阅读《晋书•陶潜传》或陶集。
如此这般，可以由读一本书引出一大串来。
朱子读书法：朱子即南宋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朱熹，他是我国古代学习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不仅直接教导学生，还整理编著教材，一生没有放弃过教育活动。
他非常注重读书治学的方法，他在《孟子集注》中说：“……事必有法，然后可成。
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
”说明做任何事都有一定的方法，教有教法，学有学法。
离开了具体的方法，教师则“无以教”，学生则“无以学”。
关于读书之要，他提出了“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的原则，对后来极有影响。
他的学生把他的读书方法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循序渐进，指读书要按照书本的逻辑体系和学习者的智能水平，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
熟读精思，指读书要遵循记忆与思维相结合的原则。
虚心涵泳，指读书要仔细认真，反复研磨，反复体会。
切己体察，指读书要依靠自己的努力，重视书外的功夫。
着紧用力，指读书要抖擞精神，下苦功夫，花大力气。
居敬持志，指读书要有专静纯一的心境和坚定久远的志向。
朱子读书法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是足资借鉴的。
快速阅读法：一种高效的阅读方法。
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起，快速阅读作为一种阅读方法在西方开始加以研究。
实验证明，人们阅读一个字，并不需要对每一笔划、每个字母都看清楚，而是只凭整体形象就能辨认。
对于词和句子也是一样，只要其中几个主要的字映于大脑，大脑就能凭经验将它们联成意思，快速阅读要掌握的要领是：（1）要默读，不要音读，力戒倒回去重读；（2）扩大视读广度，把逐字逐句读改为逐行逐段读；（3）从顺次阅读到跳跃阅读，将那些过渡性的话语，引证的材料，推论的过程等无关紧要或早以熟知的内容，整行、整段地跳过去，只寻找主要论点，新鲜的见解，争论的焦点或自己所需要的材料；（4）要多掌握词汇；（5）经常有意识地学习，养成习惯，循序渐进，逐步加快。
预测阅读法：也称超前思考法或悬测读书法。
面对自己比较熟悉或正在研究的题目的文章或书籍，可先不忙翻看其内容，而是悉心研究题目，然后闭目静思，设想这个题目由自己来写会分作几章几节，组织怎样的结构体系，对其中的重要观点又将从从哪方面入手，组织哪些材料来论述，并将自己的设想写下来，然后再拿它与原文对照，看哪些地方不谋而合，哪些地方意见相左，哪些地方自己不得其解。
对不谋而合处，稍加浏览便可，对意见相左处，要推究谁正谁误，原因何在。
对不得其解处，要舍得下功夫，不但掌握人家的观点，还要掌握人家的思路和方法。
这就是预测阅读法。
这样读书能强化对书中思想内容的印象，了解作者思路，明了自己思考的不足之处和知识的薄弱环节，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泛读法：一种读书方法，也称粗读法或浏览法，与精读相对应。
陶渊明所说的“读书不求甚解”也属于此法。
对于有些书，阅读时，不需要或暂时不需要掌握全部内容（至少不需要第一遍阅读就全面掌握内容）。
比如泛读一本英语书，可以跳过生词、难句，不用象精读那样见生词就查字典；第一次阅读象《易经》这样难啃的书，只要理解一小部分哪怕只有1%都可以，而随着知识面和阅历的扩展，以后每阅读一次，都会增加一些理解。
通过广泛的浏览，可以扩大知识量和知识面，使对浏览过的材料有了大致印象，等以后需要时，再根据印象查阅各种资料，使以后的学习活动更有目的性；通过浏览还可以网罗知识，待以后一一整理，建立广泛的知识联系。
为以后的学习活动和解决问题打下基础。
泛读和精读结合，能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鲁迅介绍了四种读书法：一是添朱线，即随时在书上划线。
有些人会用不同颜色的划线标记。
二是拔萃法，即摘录。
钱钟书读书主要使用的是这种方法。
但鲁迅似乎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方法容易减少读书的兴味，让读书变成了难事，且速率也要减去约四分之一。
三是再读法，也即重读那些划线的部分。
鲁迅很赞成这种方法。
特别对于含蓄深奥的书，特别需要一再地重读。
最后一种读法更辛苦，非普通人能做到。
即“省察法”（这是我根据文意随便起的名），看书之前，先了解一下书的结构框架，看一下目录，然后自省如果自己写作会如何，再看作者如何写。
这个太麻烦了。
最终鲁迅自己也没说明应该如何读才好，大概他认为各人有各人的习惯，难以硬性规定。
胡适谈读书，只有两个字：“精”和“博”。
至今这两字还是很多读书人的主张。
我觉得他解释这两字时用的比喻比较好，现摘录如下：“专攻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
好有一比，比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
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精深，又能博大。
……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
……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塔。
”最后他总结出读书的目标是“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夏丏尊主张读书要精，不要今天读陶诗，明天又读绘画，后天又读曾国藩家书等，应该先读一种，一直读到厌倦为止。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日本有一个文学家叫坪内逍遥的，活了八十岁，却读了五十多年的莎士比亚。
其实我在教学生的第一堂课就告诉他们如何读书，即要专，一段时期专读一人，然后辅以练习写作，半年之后，隐然有了这人的文风。
呵呵，说得很诱人的。
但这适合还不定型的十几岁的学生
邹韬奋认为读书应该有计划，无计划地乱读书效率很低。
另外名著后面的参考书就像一个金矿，她告诉你了许多可挖掘的宝藏，循此一定会对某一学科有更深入的理解的。
邹还建议最好能培养自己阅读外文的能力，这非常重要
我现在读书就比较乱，一会儿想看史书，一会儿想读经书，一会儿又拿起了音乐欣赏书，太乱了，只觉得有很多书要读，但就是没有个计划。
看来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自己这一年该认真地读哪一种书了。
鲁迅的“跳读”法 鲁迅先生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懂的，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
”这种方法是对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方法的进一步发挥。
它的好处是可以由此节省时间，提高阅读速度，把精力放在原著的整体理解和最重要的内容上。
老舍的“印象”法 老舍说：“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
‘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功夫去细细分析它……。
‘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的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
” 华罗庚的“厚薄”法 华罗庚主张：读书的第一步是“由薄到厚”。
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每个概念、定理都要追根求源、彻底清楚。
这样一来，本来一本较薄的书，由于增加了不少内容，就变得“较厚”了，这是“由薄到厚”。
这一步以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步，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能够分析归纳，抓住本质，把握整体，做到融会贯通。
经过这样认真分析，就会感到真正应该记住的东西并不多，这就是“由厚到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爱因斯坦的“总、分、合”三步读书法 所谓总，就是先对全书形成总体印象。
在浏览前言、后记、编后等总述性东西的基础上，认真地阅读目录，概括了解全书的结构、体系、线索内容和要点等。
所谓分，就是在“总”体了解基础上，逐页却不是逐字地掠读全文。
在掠读中，要特别注意书中的重点、要点以及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内容。
所谓合，就是在掠读全书后，把已经获得的印象条理化、系统化，使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
经过认真思考、综合，弄清全书的内在联系，以达到总结、深化、提高的目的。
杰克．伦敦的“饿狼式”读书法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经过苦难磨练，十分珍视读书机会。
他遇到一本书时，不是用小巧橇子偷偷撬开它的锁，然后盗取点滴内容，而是像一头饿狼，把牙齿没进书的咽喉，凶暴的吮尽它的血，吞掉它的肉，咬啐它的骨头
直到那本书的所有纤维和筋肉成为他的一部分。
毛姆的“乐趣”读书法 英国作家毛姆提出“为乐趣而读书”的主张，他说：“我也不劝你一定要读完一本再读一本。
就我自己而言，我发觉同时读五、六本书反而更合理。
因为，我们无法每一天都有保持不变的心情，而且，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
” 杨振宁的“渗透”读书法 杨振宁教授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
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
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
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力提高学习的效率。
白寿彝的“研读”法 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认为，“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贴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
” 冯亦代说：“我在看书时，每逢看到好处，不免自己的身心也进入书中的‘角色’。
好像演员在舞台上演戏，演到好处，不由得为所饰剧中人的‘角色’左右”。
余秋雨的“畏友”读书法 散文家余秋雨提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
尽量减少与自己巳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
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多读成颂”，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写文章的语感，自己写文章的时候能够自然而然地灵活运用语法也可以用上别人的佳句。
<<三国演义>>中描写曹操的语句,越多越好
曹操，是小说《演义》中个重要人物，被称奸绝”。
他在《三国演义》中第出现，作者就通过许邵的口吻评论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三国演义》通过一系列事实，即从政治、处世、用人以及军事斗争等多个层面出色地塑造了曹操的奸雄形象和本质。
关键词： 曹操 《三国演义》 奸 雄 一、 曹操其人 曹操（公元155－220年），又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豪县）人，封魏王。
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三国演义》第一回就写道：“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
”接着又写了许邵对他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由此可见，幼年的曹操就已表现出了不凡的才能。
公元174年（东汉熹平六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始入仕途。
后又被任为洛阳北部尉。
当时的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董卓入朝作乱，豪强拥兵割据。
曹操“散家财，合义兵”①，加入了反董大军，并在收编农民起义军中壮大自己，然后挟持汉献帝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占了政治上的优势。
于是在徐州灭吕布，官渡败袁绍，牢牢控制了北方。
后来因用兵失当，在赤壁之战中为孙刘联军所败。
在三国鼎立的前提下，曹操积极发展自己的实力，力图统一国家。
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令求贤，大宴铜雀台，收罗了一大批人才。
他实施了正确的农业政策，广泛开展军屯民屯，这些都有利于安定民生和发展经济。
在此基础上，向蜀汉和东吴步步紧逼。
1、《三国演义》第五回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联合孙权击败关羽。
第二年正月（公元220年），曹操还军洛阳。
当月就病死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
陈寿《三国志》高度评价曹操为“非常之人。
超世之杰。
”①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称其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② 2、 曹操的“奸” 读过“三国”的人，一提起“奸雄”，谁都知道是指曹操。
在作品的第一回，曹操就出现并一开始就表现出其“奸”的一面。
许邵因此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③可谓一语中的。
曹操的奸恶，最为显著的表现是他在误杀吕伯奢一家八口后，竟仍昧着良心将吕伯奢也杀了。
而吕伯奢乃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可叹他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灵魂就归那世去了。
此时的曹操非但没有悔意，还大言不惭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④这句话，也最能体现曹操的奸恶。
一、献帝被董卓劫持，后回到洛阳。
但到洛阳后却发现“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
”献帝进退两难。
这时，曹操的谋士荀彧出了个主意：“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众望，不世之略也。
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
”曹操大喜，从其计，将汉献帝接入许昌，“盖宫室殿宇，立宗庙、社稷、省台、司院、衙门，修城郭、府库。
”这样，汉献帝算是有了安身之地。
但是，“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
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封奏天子。
二、曹操好色，《三国演义》中多有描写：197年，43岁的曹操率领十五万大军讨伐张绣。
张绣不战而降，而且连日宴请曹操。
这让曹操感到很高兴。
有一天，曹操多喝了二两，有些醉意，乘着酒性，想娱乐一下，放松一下。
他的侄子曹安民心领神会，向他说起张绣的婶娘邹氏“生的十分美丽”，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曹操便让曹安民派人把邹氏带了过来，“当夜共宿于帐中”。
之后，“每日与邹氏取乐，不想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