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倾听的名言警句
1、耳朵是通向心灵。
——伏尔泰 2听则明，偏听则——《新唐书·魏征传》 3、倾听，是一种平等而开放的交流。
——佚名 4、倾听的耳朵是虔诚的，倾听的心灵是敏感的。
有了倾听的耳朵和愿意倾听的心，你才会拥有忠实的朋友。
——佚名 5、倾听就像海绵一样，汲取别人的经验与教训，使你在人生道路上少走曲折的弯路，经过你有目标的艰苦奋斗，使你能顺利地到达理想目的地。
——佚名 6、倾听是人的本能，通过倾听来接受外界的信息；倾听是你了解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途径；婴幼儿就是在倾听中渐渐地成长起来。
——佚名 7、倾听着年轻姑娘的歌声，老人的心也变得年轻。
——普希金 8、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浪迹天涯，用心身去领略异国的风土人情，去倾听子夜的钟乐。
——斯蒂文森 9、认真倾听别人的倾述虽是细枝末节，但却体现了你谦逊的教养，能展现你的素质。
——佚名 10、所谓的「耳聪」，也就是「倾听」的意思。
——艾默生 11、我打破沉默的方法就是忘记自己，去倾听他人心底的沉默。
——柴静 12、我倾听每个人讲话并一一记录，特别是对业务人员。
因为，他们一直最接近人群。
——李奥贝纳 13、学会倾听是你人生的必修课；学会倾听你才能去伪存真；学会倾听你能给人留下虚怀若谷的印象；学会倾听，有益的知识将盛满你的智慧储藏室。
——佚名 14、要做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学会听人家说话。
——莫里斯 15、只愿说而不愿听，是贪婪的一种形式。
——德谟克利特 16、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倾听自然的话。
——赫拉克利特
唐太宗对大臣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 唐太宗“终日孜孜”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应该是唐太宗希望能够维护以帝王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富强。
说的很清楚,唐太宗终日勤勉于政事,不仅仅是忧怜百姓,也是希望可以使追随自己的文武百官能够和自己一起长守富贵。
此话出自《贞观政要》，书中记载，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的意思
一般认为，这是李这是李煜的绝命词。
据宋人王铚《默记》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某一天，宋太宗问李煜的旧臣徐铉，“你风过李煜没有
”徐铉很紧张地回答：“臣下怎么敢私自去见他
”太宗说：“你这就去看看他，就说是朕叫你去见他的。
于是徐铉来到李煜的住处，在门前下马，见一老卒守在门口。
徐铉对老卒说：“我要见李煜。
”老卒说：“圣上有旨，李煜不能与外人接触。
你怎么能见他
”徐铉说：“我今天是奉圣上旨意来见他的。
”于是老卒进去通报，徐铉跟着进去，徐铉在庭院内等候。
过了一会儿，李煜戴着纱帽，穿着道服出来。
两人客套了一番，李煜抱着徐铉大哭起来。
坐下后，两人沉默不语。
李煜忽然长叹一声，说道：“真后悔当日杀了忠臣潘佑、李平。
”意思是早些听信潘 佑、李平的劝谏，治理好朝政，也不致于今天稀里糊涂地做了俘虏。
李煜说出这话的结果，自然会引起宋太宗的猜疑，而招致杀身之祸。
一则李煜原本无心计，二则是当年李煜杀了潘、李二人后就有些后悔，这悔恨一直埋藏压抑在心头，所以这天一见旧臣徐铉，也就脱口而出了。
由此可见李煜的诚实。
这是词人、艺术家应有的禀性，但在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中，这种性格却是很难生存的。
果不其然。
徐铉离开后，太宗就宣召徐铉，询问李煜说了什么话。
徐铉不敢隐瞒，只好照回复了李煜的话。
宋太宗听后，便下决心除李煜。
分析走来，这件事不能怪徐铉告密，太宗派徐铉去见李煜，其实就是有意去找他的碴儿，以借机除掉李煜。
即使徐铉隐瞒不说，太宗也会找其他的借口。
何况徐铉为保自家性命，也不敢隐瞒。
负责监视李煜的老卒，在门外听见了，说不定也要向太宗汇报的。
七月七日，李煜为庆祝自己的生日，让跟随来宋的南唐乐会演秦音乐，声闻于外。
太宗听说后，龙颜大怒。
同时，李煜《虞美人》词也传入禁中，太宗听了“小楼昨夜又东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更起杀心。
于是派人送上牵机药，毒死了李煜。
就这样，一代词人李煜，在他降临“人间”的同一天魂归“天上”。
春花秋月，原本是大自然赐于人类最美好的景观，人们只嫌看不够，赏不足。
可此时李煜却希望春花不要再开放，秋月不要再圆满。
这反常的心理正表现出李煜异常的生活境遇。
因为一见到春花秋月，就想起了幸福的过去和欢乐的“往事”。
回忆的往事越多，现实的悲哀就越沉重。
见不到春花秋月，也许就少些对往事的回忆。
然而春花秋月，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 移，照样周而复绐地开放、升起，而东风又不期而至。
自然的风月花草，无不激起他对南唐故国的深沉怀念“故国的江山依旧壮丽吧，宫殿的雕栏玉砌也还是那么辉煌气派吧
可曾经拥有他的主人已是朱前面丧尽，衰老不堪了啊
结句写愁，已是千古名句。
这个比喻不仅写出愁像江水一样深沉，像江水一样长流不断，还写出愁苦像春天的江水一样不断上涨。
真是把人生的愁苦写到了极致。
另附：故乡版点评 此词大约作于李煜归宋后的第三年。
词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据说是促使宋太宗下令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
那么，它等于是李煜的绝命词了。
全词以问起，以答结；由问天、问人而到自问，通过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愁思贯穿始终，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
诚然，李煜的故国之思也许并不值得同情，他所眷念的往事离不开“雕栏玉砌”的帝王生活和朝暮私情的宫闱秘事。
但这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在艺术上确有独到之处：“春花秋月”人多以美好，作者却殷切企盼它早日“了”却；小楼“东风”带来春天的信息，却反而引起作者“不堪回首”的嗟叹，因为它们都勾发了作者物是人非的枨触，跌衬出他的囚居异邦之愁，用以描写由珠围翠绕，烹金馔玉的江南国主一变而为长歌当哭的阶下囚的作者的心境，是真切而又深刻的。
结句“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水喻愁的名句，含蓄地显示出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
同它相比，刘禹锡的《竹枝调》“水流无限似侬愁”，稍嫌直率，而秦观《江城子》“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则又说得过尽，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
可以说，李煜此词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在很大程度上，正有赖于结句以富有感染力和向征性的比喻，将愁思写得既形象化，又抽象化：作者并没有明确写出其愁思的真实内涵——怀念昔日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而仅仅展示了它的外部形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样人们就很容易从中取得某种心灵上的呼应，并借用它来抒发自已类似的情感。
因为人们的愁思虽然内涵各异，却都可以具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外部形态。
由于“形象往往大于思想”，李煜此词便能在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共鸣而得以千古传诵了。
泽卿取自什么典故
典故应该是指韩愈反佛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
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
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
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
唐宪宗给人说得相信了，特地派了三十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
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
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趣。
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
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
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事。
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域传了进来。
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
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
”
关于劝戒不要早恋的句子
1:万物都是时节 过早的开放 就会过早的凋谢 既然是在春天 就不要去做 秋天的事.2:早恋是枚青苹果 谁摘了它 就只能品尝青果的酸涩 而品尝不到熟果的甜美
三从四德是什么
“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
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历史渊源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 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引申为作为女儿、妻妇和母亲的妇女应对男性服从。
但妇女屈从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周易》中有主张妇女顺从专一、恒久事夫的卦辞，后来要求妇女殉夫守节，限制寡妇改嫁等。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 天官 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所谓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
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之本质。
(《仪礼、丧服、子夏传》) 所谓的“四德”是指：德、容、言、功，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容”，即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功”，即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周礼、天官、九嫔》)。
编辑本段具体内容概述 三从四德是古代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稳定社会及家庭关系，提高了人们的素质修养。
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
男女内外分工 “内外有别”是传统社会对两性最重要的规范。
表现在： （1）位置和分工是以“家（户）门”为界的“男外女内”——男人在外面从政、打仗、服役、种地、打猎、经商等，女人在家内“主中馈（主持饭食酒浆等家务）”、务蚕织，生儿育女、孝敬公婆等。
在上层阶级，“外”事是指主持、参与政事军事（也叫“公事”、“大事”），这是男性贵族官僚的特权，妇女不许涉猎，违反了就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是家国的不祥之兆）。
在下层，农耕社会小农的典型劳动分工就是男耕女织（如牛郎织女的传说）。
这种对男女位置和分工的划分，就形成了在居处、活动、交往、行为等日常生活中的内外障隔——“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男女大防”的礼教。
（2）家庭组织的内外区分正好与位置、分工的分别相反男内女外，男主女从等（见“婚姻家庭的内与外”条）。
婚姻、家庭的“内”与“外” 家庭是两性关系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婚姻是组成家庭的手段和过程。
婚姻家庭组建的原则是男为内、女为外——以“利内”为目的，就是要利于男方家庭的传宗接代、和睦兴旺。
女方的亲属叫“外戚”，又说生个闺女是“外人”，就由此而来。
婚姻家庭制度习俗是男主、女从——实行男婚女嫁、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
其做法是男子成年后娶妻生子（特别是必由己出的儿子）以继世传宗；已婚妇女必须住在夫家，家庭亲属的身份是按照丈夫的名分、辈分决定的。
夫妇人数不均衡，规定上层男子除了一名正（嫡）妻（俗称“大老婆”）还可以娶若干个妾，如周代礼制规定天子一次娶12女，诸侯9，大夫以下递减。
秦朝开始规定了后妃的等级人数，后代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定制，但历代帝王往往突破，佳丽三千，宫嫔多以万计。
官僚也有纳妾的特权。
平民限制纳妾，明代规定40岁无子才可娶妾。
源流和影响 有明文规定的“内外有别”始于西周。
周灭商，建立了第一个血缘贵族统治的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称“周公制礼”。
权位和分配和继承需要确定贵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组织上的保证，划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妇女在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参与（而在商朝还有商王的妻妇如妇好等率兵作战、主持祭祀和农政大事的记录），叫妇女退回家庭。
男女内外有别的制度习俗形成了。
内外有别的意义不在于“分”与“别”，而在于男性外部空间和职分是无限的、开放的、重要的和有发展潜力的，而妇女的内部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循环的和被贬低的。
婚姻家庭也是内（男）本外（女）末、男主女从。
“内外有别”成了了维护父家长制、决定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等一系列的规条的依据，是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基础并得以延续的根源。
“未嫁从父” “三从”道德从丧服制演化为人际间的主宰服从关系，与汉代倡导的“三纲”相对应——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推广到性别关系上就是“从父”、“从夫”。
“从”有多重含义——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
被要求遵从三从道德的妇女不能自专、自主，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
“未嫁从父”就是要求没有出嫁的“在室女”听从父家长的话，“不违父命”就是“事亲孝”（“亲”按照孔子的解释是指父母双亲，但又说“资于事父而孝母”）；女儿孝顺，除了日常生活照顾周到，还要在父亲遇危难时挺身而出，像西汉文帝时淳于缇萦说服文帝废除肉刑，使父亲免于罪；东汉曹娥为救落水的父亲被淹死（史载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
在终身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也是“从”和孝的表现。
“既嫁从夫” “既嫁从夫”就是要求出嫁为人妻的妇女随从、服从、跟从丈夫。
“从夫”从女子出嫁就开始了，迎娶的仪式是“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从此始”；母亲叮嘱女儿“无违夫子”。
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辈分、名分得到亲属称谓（如子媳、娣姒、婶、嫂等）。
妻子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顺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
像汉代孟光对丈夫梁鸿“举案（WAN，音碗）齐眉”，被赞为“相敬如宾”。
妻妇还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还要为丈夫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宋代以来成为对妇女最重要的职责。
“从夫”还有对丈夫忠诚不贰，保持贞操，丈夫死后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时期息国国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国俘获，楚王逼她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为史书表彰贞节的模范。
历代官方表彰贞节烈成为制度，导致一些妇女自残生命，甚至在丈夫将要病死和战死前，妻妾们提前殉节，表示对丈夫的忠诚。
“夫死从子” 在“三从”中，唯有“夫死从子”令人费解，因为儒家伦理中有“尊母孝母”的传统，母亲对儿子拥有相当的权力。
但礼教又规定：“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记?郊特牲》）这里的“从”就是“从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
对于死去丈夫的寡妇来说，“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节不嫁，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长大，对作为一家之长的儿子遵从，重大事情由儿子做主。
春秋时鲁国一位寡妇，有九个儿子，岁末祭祀完毕，她想回娘家探望，根据“夫死从子”的礼规，需经儿子们的同意；召集儿子来得到许诺后，她又嘱咐九个儿媳看好门户，说自己晚上一定回来；结果她回家天还没有黑，就在门外等到天黑下来，被鲁国大夫看见，表扬她守礼。
孔子的婶母敬姜也是模范寡妇，事事依礼行事，丈夫、儿子前后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儿子，被孔子赞扬为“知礼”。
“四德” 的演化 “四德”最初是对宫廷妇女的四种必备的修养——德行（德）、言辞（言）、容貌（容）、技艺（功）的培训和修养，包括了传统“妇学”四项教育内容，所以儒家称作“四教”，又叫“四行”。
本起源于宫廷妇女教育，属于“阴礼”（妇女遵守的礼仪）、“阴职”（妇女担负的职责），不久扩展到上层家庭对承担妇女角色的修养。
女孩十岁，就在家里接受女师教育——教给“婉娩听从”（德、言、容，柔顺听话）、执麻橐（纺搓麻线，古代衣服多以麻、葛、丝为原料）、治丝茧、织布制衣，学习准备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纺织、缝纫、备饭食酒浆等）。
出嫁之前三个月，宗族请女师对女子培训，“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完成之后，还要举行祭祀仪式，以成“妇顺”。
可见，“四德”是为“三从”道德服务的。
“四德”后来泛化为对所有妇女的要求。
按照郑玄的解释是：“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橐。
”后代一直不断在做出新的解释。
“妇德” “妇德”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郑玄所说的“贞顺”是妇德的核心。
“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贰；“顺”就是《礼记》中说的“婉娩听从”，对公婆、丈夫甚至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
汉代女教家班昭在《女诫》具体指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意思是不必具备特异才能，这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流行语的最初依据），做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就是具备了妇德。
班昭更注重妇女品行的修养，到了清末，以兰鼎元《女学》为代表的女教书中，“妇德”标准更加具体繁细，对妇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详细的规范：身为妻妇，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顺柔和，身为正妻，还要“去妒”，帮丈夫纳妾；身为母亲，要会“教子”，为继母要“慈爱前子”；与家庭成员相处，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
家境贫寒要能“安贫”，富贵还需“恭俭”。
还要“敬身”“重义”“守节”“复仇”……具备一系列美德。
妇言 礼教对妇女的言辞方面的规定，最初是出于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辩的女人会颠覆国家），《诗经?大雅》中骂周幽王后褒姒“妇有长舌，唯厉之阶”（长舌妇是亡国祸首）。
然而言语（说话）也是一种必备的修养和技巧。
郑玄对“妇言”的解释是“辞令”，也就是善于应对，说话得体的意思。
班昭认为“妇言”不必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只要说话时考虑言辞是否恰当，不恶言伤人，不抢话、不多言，不使人讨厌就行了。
大家族最恨妇女之间言辞挑拨离间家庭成员不和，多嘴多舌、说话喋喋不休的妇女要受到惩罚，构成“七出”之一条。
蓝鼎元《女学》对“妇言”做了具体的正面引导，说“妇言不贵多，而贵当（恰当）”，各种场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辞，如勉励丈夫、教训孩子、委婉劝谏、明志守礼、表现贤智、免于灾祸……都需要运用恰当的言辞来达到预期目的。
所以，“妇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识修养。
妇容 儒家对妇女的容貌修饰有特殊的标准，孔子主张重德轻色，要丈夫对妻子“贤贤易色”，就是看中妻妇的品德代替重视美色；而对妇女容仪的要求是重质朴去修饰，而“冶容”近乎“诲淫”（刻意修饰打扮等于引诱男人性情之欲）。
郑玄对妇容的解释是“婉娩”，就是温顺柔和的神态表情。
班昭认为妇容不是指颜色美丽，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也就是做到勤于洒扫，服饰整洁、按时沐浴、讲究卫生就符合妇容标准了。
蓝鼎元对妇容的要求侧重不同场合的实用性，“妇容，贵端庄敬一，婉娩因时”，又细分为“事亲”、“敬夫”之容要柔顺恭敬，有妊（怀孕）之容要端庄，居丧之容要悲哀有节，避乱之容要镇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时需义无返顾死烈殉节等等具体规 妇功 妇学四德中的“妇功”就是指妇女从事的劳动与工作。
性别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内事，所以“妇功”几千年的标准没有大变化——维持生活衣食之需的采桑养蚕、纺绩织作，务中馈、备酒浆；还要奉养公婆、丈夫，生养孩子，招待宾客；另有重要的工作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
班昭认为，“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但是从家庭需要出发，巧媳妇历来受到赞誉，“懒”和“笨”的妇女是受谴责和嘲弄的对象。
蓝鼎元还分出先后顺序和目的，说“妇功，先蚕织，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事实上，妇女承担的妇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也是历代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为之饥，一妇不织天下为之寒”的成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指出妇女昼作夜集，每月相当于45个劳动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从四德”小结 对“三从四德”，首先应该看到，这些对妇女的要求规范是特定时代、出于某种需要产生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变化。
在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才有了要求妇女从父、从夫、从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从男性的“三从”道德规范。
而“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操作技术，也就是要妇女既顺从又能干。
“三从”道德的教戒劝誉、“四德”修养的提倡培训，和“七出”条规的威吓惩罚交互作用，逐渐规训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
随着时代的推移，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利益高于父家的利益，对妇女更强调服从、缄默和牺牲，条规也更加具体繁细，妇女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多。
但也应该看到，“三从四德”在儒家整体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着矛盾，如强调“从父”时，也需要听从母亲；强调从夫，妻子也“与夫齐等”。
特别是“孝文化”的提倡，儿子对母亲特别对寡母的尊孝，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
至于“四德”，重视妇女品德仪表言辞修养，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时代新内容（如“德”重在文明礼貌修养，“言”、“功”重在才能和创造性的培养，“容”适当注重修饰而不刻意化装美容等），也颇有借鉴之处。
编辑本段概述 “七出”一词起于汉代，至今可见的最早文献是汉代的《大戴礼记·本命》，称为“七去”、“七弃”。
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此指公婆），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并解释不顺父母因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后，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口多言为其离亲，窃盗为其反义。
然而，出妻现象早已有之，先秦妇女出嫁和被休同时称“归”，被休也叫“大归”，被出的妇女叫“弃妇”。
汉代提出“七出”与“五不娶”（乱伦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恶疾的人家的女儿和没有母亲的长女）有关。
这样就把住婚姻的两道关口。
唐代将“七出”规条入律，当出不出和随便弃妻都将受律法干预；并将七出顺序改变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清律改为：“无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恶疾、多言舌、盗窃”；而对犯淫僻的妇女没有“三不去”的权变。
“七出”次序的变化反映不同时代对妇女要求的标准不同。
不顺父母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维护父家长的尊严和利益，娶媳妇事奉孝顺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
孟子说过“娶妻为养”，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
顺、孝、事的理想标准如《礼记·内则》所要求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叫头遍，媳妇起床梳洗到公婆处请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饭，没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
媳妇必须唯公婆之命是从，“三从”中的“从夫”，实际“夫”需以父母之命是听；“四德”中的每条都与事奉孝顺公婆的修养有关。
不顺公婆的媳妇，起到扰乱家庭尊卑秩序、破坏和谐的作用，是违背孝德妇道，也是妻妇最严重的错误。
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汉代创造“七出“之条时把“不顺父母”放在首条。
许多因不孝顺休妻的例子看来很不近情理，如东汉姜诗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骂以条狗，就被丈夫认为不孝顺休弃，姜诗还被誉为孝子。
是否顺公婆，更多是主观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强迫儿子休妻，造成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悲剧。
无子 “七出”之条中，该条对被休妇女而言，最是无辜。
父权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娶妻就是为了生育后代；而按照父系传承的世系原则，只有儿子才算延续香火的后代。
因此，妇女不得不担起“无子”的“罪名”。
依制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需休弃无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
曹植《弃妇诗》写道：“无子当归宁（被休）……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
”是说无子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短暂；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经天在夫家站住脚。
可见汉代因无子休妻的普遍存在。
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开放如唐朝，唐律中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
不过，后来流行无子的正妻为丈夫纳妾，妾生子可视为己生，免于被出；若无子且妒，只有被休。
历代因无子被弃的妇女上至宫廷贵妇（如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出身高贵，品貌超群，《诗经.卫风.硕人》就是赞扬她而作，但她由于没有生育而被疏远冷落，《诗经·邶风·日月》旧说如是）下至民间（如曹植《弃妇诗》所咏）不可胜数。
“淫” 这里是指妇女有放纵淫乱的行为，“僻”是行为邪僻不正，淫僻被认为是妇女道德品行最大恶德。
（儒家在性行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的）该条要求妻子对丈夫保守贞操，不得与家族内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稳定和血统纯正（《大戴礼记·本命》“为其乱族也”）。
对已婚妇女来说，被认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过错，“万恶淫为首”。
宋代以后重视“处女贞”（守贞操的未婚女子，民间俗称“黄花闺女”），有新婚夜“验红”的习俗（用白绢检验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贞洁处女，无血，就断定犯淫即刻休弃）。
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条；清律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淫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详见第23档案）的权变规定而格休勿论。
家族在对犯淫妇女处罚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妇与人私，断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饼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团拜；凡族中婚姻喜庆之类，俱不得与；不得派行称呼”。
妇女犯淫除休弃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将犯淫妇女绑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习俗）等严厉惩罚。
宫廷惩罚淫乱的妇女有“幽闭”（是处罚淫行的酷刑即《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之宫刑，男子割势，女子毁坏生殖器，仅次于死刑）。
至于小说、戏剧中如《水浒》对犯淫的妻妇嫂非休即杀在后代影响深远。
恶疾 “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认为是“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东汉何休认为“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
”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未免太泛，除了“疠”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其他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疠，恶疾也。
”“疠”通“癞”，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患者遍身烂灼，毛发凋零，指节自解，为不治之症。
妇女患此恶疾除不许参与祭祀外，也影响生活、生育，不能承担伦理责任，自然被父权制家庭休弃。
后来，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恶疾”条休弃；岳氏回娘家养病，渐渐康复，而归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复婚无望，又不愿改嫁，就投井自杀了。
（事见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惩罚那些对丈夫多纳妾不满、敢于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正妻。
认为嫉妒有背“妇德”中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
《说文解字》对“妒”解释为“妇妒夫”，相应还有“媢”字是“夫妒妇”，说明当时妇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况，引起丈夫嫉妒情况比较多；后来人们更习见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了。
先秦时代，上层妇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亲（妾）长得漂亮，不让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儿子威胁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传》还称赞她聪明。
到了东汉的冯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纳妾被丈夫休遣，冯衍写信给妻弟说自己按照先圣之礼纳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妇，家不宁、不清，福不生，事不成。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层妇女中嫉妒制夫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妇女嫉妒减少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多了起来。
多口舌 “四德”对“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
父权制家庭忌讳妻妇多言，主要因为怕外来的妻妇会离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特别是兄弟间的关系，导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
如汉初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生产白吃饭，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
”被丈夫休弃，赶回娘家。
东汉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
在妯娌间搬弄是非、制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现。
后代连篇累牍的女教书中，普遍认为妇女多言是违背妇道，不贤、疯癫，难为夫家所容。
清代唐彪《妇女必读书》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
”《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写一个聪明敏锐，性情直率，不受礼法约束，说话无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莲，到婆家不为所容，而遭休弃，也不为自家哥嫂接纳，终于出家为尼。
盗窃 把妻妇“窃盗”（不是指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家内）作为“七出”之一条，一方面反映妇女没有独立财产权，更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族）为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的财产利益而对妇女进行控制。
《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
”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假（借）”、“私与（给）”，不然就构成“窃盗”，这被认为“吃里扒外”。
所以，把妻妇窃盗的罪名定为“反义”，即违反常情常理。
在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为内，女家为外。
《韩非子·说林》中讲卫国女子因出嫁前听她母教导——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遗弃很普遍，应该自己积攒财物，到婆家后照乃母话行事被发现，“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
后代大家族家法规定妻妇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财物据为小家所有，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如纺线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归小家庭。
“七出”小结 “七出”是对妇女而设的惩罚规条。
明初刘基就说过“七出”不是“圣人意”，乃“后世薄夫之所云”。
他认为犯淫、妒、不孝、多言、盗窃这五条，出妻尚有道理，而“恶疾”与“无子”，是人不愿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
（《郁离子》）从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于巩固父权—夫权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为了维护家长尊严和转移养老责任给妇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缘纯正和人际和睦；（2）为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续及其象征意义、社会声誉和物质利益，以“无子”、“恶疾”、“盗窃”等不近情理的条规出妻。
责怪、压制、惩罚妇女使其屈从牺牲，是“七出”之条对妇女构成压迫的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与“七出”相补充的还有“三不去”规定：“有所取（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大戴礼记·本命》）这是对“七出”的一种变通，对那些娘家无人、与夫守孝三年和与夫共历贫贱患难的妻子当出而给予“豁免”，但对于犯淫的妇女是不适用的。
古代离婚：“七出”由礼入法 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是周代建立起来的。
在西周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父权制家庭不是特别稳固的，如《周易》中有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
先秦还没有“七出”具体规条，妇女虽有犯七出规条者，不一定被休，然丈夫遗弃妻子也可以不受限制。
汉代儒者在阐发古礼时根据当时的需要规定了“七出”、“五不娶”、“三不去”的条文，只是在家庭（族）礼教范围内实行，到了唐代，“七出”、“三不去”进入法律范畴，《唐令》：“诸弃妻需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
皆夫手书弃之……虽犯七出有三不去。
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
”此外，唐律在解除婚姻方面还增加了“义绝”条款（见第24档案）。
法律又规定，妻子没有七出和义绝的情况而出妻的，要受到惩罚。
宋元明清以来的离婚律令，基本沿袭唐律。
如何评价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
很多人指点江山认为正德皇帝朱厚照就是个叛逆少年，这样的见识何其浅薄
朱厚照登位的时候明朝已经步入中期，是文官集团蜕变成怪物的最关键时期
在朱厚照老爹弘治皇帝的时候文官就已经基本架空了皇权，世人都吹捧弘治皇帝，可弘治皇帝皇帝到底又做过什么事迹呢
答案是什么也没做，他只是当了十几年的吉祥物，脾气还好，这样的皇帝当然是文人最喜欢的了。
更有趣的是，弘治皇帝因为出身问题一直不被他父亲喜爱，甚至是非常厌恶他，是文官把年幼的弘治皇帝从后宫的旋涡拉了出来，然后几个大儒轮流灌输理念，这才有了后来的所谓“圣君”，套路是不是很六~~~，这就是传销的洗脑。
但不能否认的是弘治皇帝这样的存在，对当时明朝来说是最理想的，这样的君臣组合硬生生的将成化朝衰落的国力、社会风气、吏治扭转。
然而也因为弘治皇帝的宽容和不节制，让文官看到了操纵皇权的可能性，为明朝埋下了最大的祸根。
皇权和相权是天然对立的，自朱元璋废黜宰相制度后，文官无时不想恢复相权，但相权的存在必然分化和限制皇权。
朱厚照正是看到了这些所以才对文官极度不满，他的选择是用宦官对抗文官，然后布局拿到军权压制文官。
所以他化名跑去了大同，和蒙古小王子干了一架，还打赢了。
这初步确立了他在军队的威望，宁王反叛，他也去御架亲征，企图进一步稳固军队的影响力，可惜遇到了王阳明，接着他就在南京落水引发病症死了。
恩，还有关于居于豹房不回宫的问题，首先你要清楚为什么移居豹房，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当时很多太监宫女都和文官有勾连，比如张永，皇宫早已是筛子，根本没有秘密可言，一个遍布眼线监视的地方换谁也住不下去；第二，是实际需要，正德尚武，需要场地演武，需要一个自己的政治军事中心，在豹房可以避开文官和眼线；第三，皇宫已经百多年，虽时有修缮，但破败甚多，甚至多次发生火灾，修缮起来花费太大；最后，豹房并不是正德修建的，他最多改造了下，豹房的起源源于元朝，作用就是一个供贵族游玩的动物园而已，改造花的钱还是正德的私房钱。
如此一个地方为何在文官那就变成了正德玩乐好女色的铁证
再看文人对他的评价诉说，说他去大同就是过家家，和蒙古十多万人的对阵，他亲自上阵杀了一个人，全军杀了16个人，于是蒙古小王子就跑了，哈哈哈哈哈哈，是不是想笑死
这是评价么
这是赤裸裸的嘲笑吧
另外说一句，他的所有经历都是当时他的老师，也是内阁大佬杨某某修的，而他老师杨某某则视正德为人生中教育的最大失败。
再看他是怎么死的，明朝皇帝有很多种奇怪死法，落水、不治、红丸等等，朱厚照是落水引发的病症，最多是个肺炎，御医居然治不了
到最后文官干脆脸也不要了，拒绝给他治疗
所以他就被病死了
死的时候才31岁
再结合他连后代都没有的事实~~~（这个套路在天启身上重演，招式、后果一模一样。
天启死的时候才23岁，也是没有后代，也是因落水而亡。
明朝除了开头的几个皇帝，剩余其他皇帝没几个死亡是正常的。
）啧啧啧啧。
（再再再次PS：明朝的御医大多时期都是祖传，极少招聘民间医道高手，明朝开创时期的御医肯定手段非凡，但他们的子孙能有几层手段就只有天晓得了。
）总结：朱厚照是个有企图心的皇帝，有一定手段和能力，可惜还是稚嫩，没能玩过文官，说到底，他是死于皇权和相权的争锋。
至于说他喜欢玩乐好女色就很扯淡了，几个皇帝不这样
这是皇帝的权利。
文官不也玩得很快活很扯淡么，怎么在皇帝就是玩物丧志，在文官就是文道风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