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对后世文学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影响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
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
《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
《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
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
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
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26] ，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
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
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
[27]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
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
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
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
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
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28] 。
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
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
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
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29] 。
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30] 。
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31]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以后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
第一个日译本出现在9世纪，以后选译、全译和评介未曾中断，译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使《诗经》广泛流传。
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有密切联系，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作家纪贯之（
~946）的《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诚的译本被评价为信、达、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32] 。
日本当代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日本诗经学会，出版会刊《诗经研究》。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开始于16世纪，通过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开始译介给欧洲读者。
19世纪初叶起，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升温，《诗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欧洲的主要语种都有了全译本，而且趋向雅致和精确。
关于是散译还是韵译，曾形成韵律派和散译派之争。
韦理的译本可作为西译追求“雅”的典型，把原著译成优美的抒情诗，为了体现原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打乱原来的体制和作品次序，重新按内容分类，附录又将《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代表与欧洲诗歌比较研究。
高本汉的译本可作为追求“信”的典型，他是语言学家，在训诂、方言、古韵、古文献考证诸方面都倾注功力。
这两部译著在西方产生几十年的影响。
北美在20世纪初期才开始《诗经》译介。
单篇译文大量散见于期刊和各种选集，重要译本有美国新诗运动领袖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E·Pound，1885~1972）的选译本《孔子颂诗集典》（1954），海陶玮（J·R·Hightower）的全译本、麦克诺顿（Wenaughton）的全译本。
庞德的英译曾引起热烈讨论，他向美国读者特别推崇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
沙俄时期原已有15种《诗经》译本（选译和全译），5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文化交往大有进展，从事译介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和科学院院士，以王西里院士、什图金院士、费德林通迅院士的影响最大。
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也都有《诗经》译本。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经济文化发展迟缓的国家和地区，独立后迅速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巴次大陆都正在传播《诗经》。
越南社会科学院列《诗经》越文全译为国家项目，蒙古文全译也即将完成。
《诗经》正以几十种语文在世界传播，在各国的《世界文学史》教科书上都有评介《诗经》的章节。
诗经学是世界汉学的热点。
求一些脍炙人口，寓意深远，哲理深奥的诗句
有死了,他还活者;人活着,他却已经死了 夜·古捣练子 夜如年·古捣练子 斜月下，北风前。
万杵千砧捣欲穿。
不为捣衣勤不睡，破除今夜夜如年。
贺铸词作鉴赏 此词以浅近自然、通俗流畅的语言和一波三折、寓意深长的笔法，借思妇捣衣的活动，抒写了思妇对征夫的无尽思念和她们内心巨大的孤寂，痛楚。
全词语近情遥，含吐不露，意蕴深长。
词之首句“斜月下”，交代时间：“北风前”，交代气候、节令。
深秋的夜晚，银白色的月光笼罩着大地，北风送来了阵阵凛冽的寒气。
那如水的月光，勾起了思妇对远戍边地亲人的思念，那刺骨的北风，催促着她们尽快赶制寒衣。
自然洗练的六个字，勾画出一幅渺远、凄清的画面。
这样的背景之中，远远近近传来了此起彼伏的砧杵声，急促沉重，捣之欲穿。
词由从前人诗句代出，前人有诗云“捣衣明月下，静夜秋风飘”（庾信《题画屏风》），“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子夜吴歌》），但其重点是落“捣欲穿”三字上，词人突出的是砧杵声的急促沉重。
从这撼人心魄的杵声中，付出思妇对亲人的体贴、关怀和刻骨铭心的思念，以声传情，不言情而情自见。
“不为捣衣”句进一步向深处开掘，勒笔作势，陡起波澜，挥笔句首冠以“不为”二字。
明言思妇们不是为了捣衣而彻夜不眠，从而为下文作好铺垫。
第四句通过近乎无理的夸张描写，达到了深刻表现主题的效果。
短短的一夜思妇看来有如漫漫长年那样难以消磨，细细品味，言外有多少缠绵执着的思恋和肝肠欲断的痛苦啊
正象绝望的人常常用酒精来麻醉自己那样，“愁多梦不成”的思妇，也试图以不停地捣衣来减轻自己心灵上无法承受的负担，来熬过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孤寂的漫漫长夜。
虽然作者写的是破除今夜夜如年“，但思妇心中的痛苦，又何尝能”破除“呢
那”捣欲穿“的砧杵声，正倾吐着这种难以诉说、难以”破除“的痛苦。
这首词继承了乐府诗、民间词的优良传统，语浅情深，诚挚感人，具有撼人心魂的艺术力量。
文化对人生活的影响
文化对作用：1、文化影响人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
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思维方式。
2、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特点，一般不是有形的、强制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们文化素养的核心和标志。
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在长期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文化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经形成，就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对人的综合素质和终身发展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3、文化塑造人。
优秀的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积极参加爱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
优秀的文化能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优秀的文化作品，总能以其特有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诗人深受震撼、力量倍增，成为照亮人们心灵的火炬、引领人们前进的旗帜。
优秀文化为人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10部影响深远的小说
20世纪10部影响深远的小说: 1、《尤斯》乔伊斯 “100中没有10个人能读完《尤利西斯》，在能读完的10个人中，又有5个人是将他当作艺术上的力作来读的。
” “《尤利西斯》是20世纪文学中小说的最大贡献，它必定会使作者不朽，正如《巨人传》使拉伯雷、《卡拉马佐夫兄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万古流芳一样。
” 这是1922年《纽约时报》的书评作者约.科林斯在同一篇书评里对《尤利西斯》所下的两个判断。
时至二十世纪末，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预言都“幸而言中”——但愿书评家也因此而“万古流芳”。
对于《尤利西斯》，连西方的文学教授都没什么可说的，旁人自然更无庸置喙。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正是由于翻译家们的辛勤努力，中国人终于可以看到了汉译本的《尤利西斯》（萧译本译者：萧乾、文洁若；金译本译者：金堤）。
在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我们可以说，尽管大多数中国人还无法领略到《尤利西斯》原文的奇特与精美，但至少在汉译本的《尤利西斯》里，我们感受到了现代汉语优美的可能性。
2、《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 当《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三部《盖尔芒特之家》在法国问世时，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艾兹拉.庞德说道，对这部书最完美的批评文章应当只写一段，而且必须有7页长并只用分号。
这是用来夸张普鲁斯特那长得使人受罪的句子的。
然而，当1922年普鲁斯特去世时，他那以难以想象的痛苦所完成的15卷的小说，已经被无数次公认为有史以来最长、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了。
马塞尔.普鲁斯特象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他以三十年的时光，用回忆的砖石砌就了一道辉煌的时光走廊，而在动笔创作之初，他就考虑到，要把这部作品建筑得象一座教堂（《追忆逝水年华》译者前言）。
这使得他的作品体现出一种超越于所有细部之上的辉煌——一种整体上的气势与力量。
3、《变形记》卡夫卡 一位平平常常的小公务员，在某天早上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随后是一系列荒诞而“正常”的反应：家人从震惊、恐惧到冷漠厌烦；主人公自己绝望而悲惨的生存努力——一切都象一个梦，一个噩梦
然而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噩梦永远醒来的时候…… 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这正是作为小说家的卡夫卡天赋之所在。
对于卡夫卡自己来说，生存就是一场必须“恰当运用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的抗争。
通过写作这一形式，卡夫卡为自己的抗争找到了存在的形象。
当我们读到《变形记》、《城堡》、《审判》等等作品时，简直就象面对着一尊尊充满力量的雕塑，你能从那极度的变形与夸张里体会到生命的悸动与冲突。
而透过卡夫卡自己的书信与日记，我们将能领受到那无穷无尽的力量之源泉，令人吃惊的是，它们竟然带着这样一些姿态：忧伤、理解、痛苦、谦卑…… 关于卡夫卡，我们还可以说上很多很多（据说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卡夫卡的论文数量之大，光打印题目就要用上几十页），然而，在我的感觉里，安静的倾听才是最恰当的方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一种能力吗
） 4、《局外人》加缪 小说家加缪同时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作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哲学家加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身份的的混淆往往容易在小说创作中带来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思想大于形象。
这一问题在同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的萨特身上更为明显：不客气地说，作为一流哲学家的萨特在小说上充其量是个二流人物。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这类小说评价往往着重于其思想性。
通俗地说，那就是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也好，《鼠疫》也好，成败与否由其中心思想决定。
“中心思想并不是创造性艺术的最高形式，但是，它却有可能重要到这个地步：如果为了艺术批判的缘故而抛弃它则将会亵渎人类精神。
”（《纽约时报书评》） 从文体而言，有人指出“加缪非常擅长于笛福式的叙述文体。
”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人阅读下去的话，那么他独有的细腻感觉和充沛的激情已经弥补了叙述中的大部份空间。
人们不会忘记，《西西弗斯的神话》尽管是一部哲学著作，却毫无疑问也是一篇优美而充满激情的散文名篇。
5、《洛丽塔》纳博科夫 在《洛丽塔》出版前，作为文学教授的纳博科夫的简历是这样的：男性（1903——），俄国流亡贵族（革命家
）后裔，旅行者，鳞翅目昆虫（尤其是蝴蝶）学家和标本收藏家，诗人，大学文科教授（古典文学、写作以及文学批评），象棋难题的制作者。
倘若要用一个词来评价的话，那么最接近的就是——优雅。
然而随着《洛丽塔》的出版，一切都变了。
在成千上万的美国读者心目中，“纳博科夫”这个“品牌”所代表的是：畅销书作家，“变态佬”，渎神者，好出风头的人，暴富者（《洛丽塔》的版税），一言以蔽之：庸俗（也带表招人喜爱，令人羡慕） 简单地说，《洛丽塔》讲述的是一名成人对少女的性爱欲望与“色情故事”。
在这部小说里，纳博科夫作为一名语言天才对美国俗语、俚语（这是他用英语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此前的作品均以他的母语——俄语写成）的精熟，以及对从拉伯雷以来的“狂欢式”民间叙事技巧的戏拟与发展，都令人叹为观止。
倘若不理解纳博科夫在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上的贡献，就很难理解他在文学史上将留下何等重要的地位。
建议参看他的另一本“雅”著：自传《说吧，记忆》。
6、《小径交叉的花园》博尔赫斯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同中国有缘，因此，在中国知道他的人可能超过他祖国的人口。
但是，这个出生于1899年8月24日的早产儿从未到过中国，尽管他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一直身在中国’。
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悠远和神秘的代名词，是书的策源地。
”这是博尔赫斯百年诞辰前夕著名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陈众议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所写下的。
确实，作为一名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祖国阿根廷。
有的人仿佛生下来就不属于任何具体的时代与地域——博尔赫斯就是属于这一类人。
对于他来说，每一个人所熟悉的时间与空间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这一存在反复由几种富于隐喻性的形象被表述出来，它们分别是：书、镜子、迷宫、梦。
它们不断复制、衍生、直至无限。
《小径交叉的花园》（小说集）是一本“关于无限的书的迷宫的书”，仅凭这句绕口令般的解释就知道它多么值得一读…… 7、《百年孤独》马尔克斯 对于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来说，《百年孤独》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已经成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名词了。
对于与马尔克斯一起开拓和发展这一流派的前辈与同辈作家们来说，“播种者并非要摘下最大的那粒果实”这句话，也许是个不错的安慰。
然而，这部被誉为“最具代表性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一路“走红”，直至被请入诺贝尔文学奖的众神殿，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魔幻现实主义本身所独有的创作原则与思想内涵是一方面，小说本身的“好读”则是更多读者选择的原因。
“这部作品通过精心设计的怪诞情节、古老的神秘故事、不可告人的家族秘事以及独特的内在矛盾揭示出其意义，通过这种种直接的途径给人以快感。
”（《纽约时报书评》） 请注意，“快感”，而且是“通过这种种直接的途径”。
这至少说明一件事： “名著”与“难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只是对读者，即使是对于我们的作家，这句话也不失为一个善意的忠告。
8、《黑暗的心脏》康拉德 对于康拉德，也许中国读者了解不多。
但在1998年英国“蓝登书屋”选出的本世纪一百大英文小说中，“航海作家康拉德”一人入选了四本。
超过排名首位的乔伊斯及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福克纳、福斯特等人。
即便对于从不知道康拉德何许人也的读者来说，阅读康拉德的小说也会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从外部的经验而言，康拉德小说里那“大海大声的呼唤”立刻令我们和作者一起扬帆去经历那种种“伟大的冒险”。
让我们了解到“天海之间伟大而单调的存在”；感受到生命平凡的流逝。
从内心而言，康拉德又被称之为西方第一位“专注于心理现象研究”的小说家，他对人类情感的细腻把握与解剖令人想起茨威格，而他在人性深度的发掘上又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
从文学史的重要性来说，康拉德也许不属于“最伟大的”之列，但他毫无疑问在最优秀的作家中名列前矛。
9、《喧哗与骚动》福克纳 “我发现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土地值得好好写写，而且即使我写一辈子，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
”（福克纳自述） 作为一名公认的美国文学大师，福克纳最大的贡献大于为人类一个留下了虚构的、神话般的文学地域——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
全县方圆2400英里，人口15000多，县中心是杰弗生镇。
福克纳曾两次为这个虚构的县绘制地图，并骄傲地自称为它“唯一的主人和所有者”。
《喧哗与骚动》是这一庞大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由十多部长篇和近80部短篇小说构成）的代表作之一。
主题可以概括为南方种植园制度的一曲“挽歌”。
在写作方式上，《喧哗与骚动》把意识流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
书名来自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的一段独白，“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由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出一点意义。
”这恰好可以作为这本小说的一段绝妙的注释。
10、《雪国》川端康成 1968年，川端康成因其“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而获得诺贝尔奖。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川端康成几乎已成为“传统”日本文学的代表。
而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也成为西方文学研究者心目中“遥远、神秘而独自存在”的象征。
实际上，川端康成在初登文坛时，便醉心于单纯地借鉴西方文学，甚至声明“可以把表现主义称作我们之父，把达达主义称作我们之母”。
在欧化的创作道路上遭到挫折后，他又宣称要改行搞“东洋主义”，走到了全盘继承传统的另一极端。
最终才从失败里寻找到东西方文学融合与沟通的桥梁，从而创造出属于川端康成自己的“东方之美”。
你还能写出其他描写庐山的诗句吗
除了苏东坡的和李白的
自东晋以来，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高僧、政治人物都在此留下过重要的历史印迹，歌咏庐山的诗歌辞赋有4000多首。
对庐山产生较大影响的文人有：古代早期的司马迁、陶渊明、王羲之、慧远等；唐宋时期的白居易、李白、苏东坡、朱熹等；近现代的政治文人蒋介石、等。
“长江南岸鄱湖畔，拔地庐山风景妍；峭壁陡崖飞瀑布，奇峰秀岭绕云烟”。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被称为“匡庐奇秀甲天下”，位于长江的南岸，鄱阳湖平原的北部，西北距中国特大城市武汉200千米，南至江西省省会南昌100千米，东及东北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
汉阳峰为庐山的最高峰，海拔1474米。
瀑布飞流直下，云雾变幻无常，景区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夏季气温比山下低10摄氏度左右，为中国知名避暑胜地之一。
“庐山”一名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史记》，此前未见有文字记录，但山名渊源存在多种说法，有民间传说，也有史料考究。
“庐山”名称的三种传说：一种是在中国周朝时期，有一道人匡俗在庐山学道求仙，周朝国君获悉此事后，邀其出山辅政，匡俗并未应允，而是潜入深山不知所踪。
后来，人们相传其已成仙，并将其居所称为“神仙之庐”，“庐山”因此得名。
第二种传说也与是周朝有关，当时有个叫方辅的人同老子一道骑白驴进山炼丹，并且二人均“得道成仙”而去，留下空庐一座，也即“人去庐存”，故名“庐山”。
第三种传说又与前面提及的匡俗相关，而时间却发生在汉代初期。
相传匡俗的父亲在辅佐刘邦平定天下期间不幸离世，朝廷为表彰其功绩，封其子匡俗为越庐君。
由于匡俗酷爱道术，不愿做“越庐君”这个官，故弃官修道，“庐山”也因之得名。
另据《庐山志》载：春秋时的老子与一位叫方辅的道人同来游山，于山中留下修炼之庐，故曰“庐山”。
有研究资料认为，山名源于其山势轮廓，因为在平坦的鄱阳湖平原上，山体恰似“茅庐”。
《诗经·小雅·信南山》有一诗句“中田有庐”，此为对山的形状的描述。
晋朝孙放的《庐山赋》“寻阳郡南有庐山，九江之镇也，临彭蠡之泽，持平敝之原”，与诗经中的“中田有庐”意思相近。
因此，“庐山”一名的来历与山体特征相关。
还有人认为，山名源于中国古代的“庐子国”。
据《国语·楚语》记载，庐山所在位置在战国时称“庐邑”，因楚王曾到访过庐邑，该地名气渐大，故而庐邑地域内的这座独特的高山，就被称之为“庐山”。
公元前126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游山后，在其著述《史记·河渠书》中有“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的句子，这是“庐山”之名第一次见诸于文字记录，也是最早的记录，一直沿用至今。
庐山耸峙于长江南岸和鄱阳湖畔，西侧山麓为京九铁路和昌九高速公路。
山体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面积282平方千米，而整个庐山风景区总面积为302平方千米，另有500平方千米的外围保护带。
山体四周悬崖峭壁，气势巍峨雄奇，最高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
山顶牯岭一带是宽浅的谷地（主要有东谷和西谷），溪流清澈，风光秀丽。
山区植被良好，森林覆盖率达76.6%，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
山间经常云雾弥漫，宋代诗人苏东坡形容这种景象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庐山与莫干山、北戴河、鸡公山并列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庐山先后归属楚国境内的庐子国、庐邑，六国统一后，属九江郡。
公元前201年，归属豫章郡，汉文帝时再属庐江国。
公元前126年，司马迁游山，他在《史记》中记述：“余南登庐山，现禹疏九江”，“庐山”一名始有文字记载。
公元前122年的汉武帝时，庐山属豫章郡柴桑县，221年孙权将柴桑县划归武昌郡后属武昌郡，至291年西晋惠帝置江州时又属江州浔阳郡柴桑县。
367年，西林寺建成，慧远任寺院住持。
405年，陶渊明于山中隐居，作《归去来兮辞》。
412年，高僧慧远于山中逝世。
467年，陆修静上山修道，住太虚观。
483年，祥符观于紫霄峰麓建成，之后，栖贤寺和先天观（景德观）也分别于489年和536年建成，山上道教文化兴盛。
1008年，白鹿洞书院扩建，师生总数空前壮大，并改白鹤观为承天观。
1036年、1053年和1059年，范仲淹、欧阳修和王安石先后游山。
1070年，《庐山记》及《续庐山记》问世。
1072年，周敦颐隐居莲花峰，于自己居所内著书讲学。
1080年、1084年和1094年，宋大文豪苏辙、苏东坡和黄庭坚陆续于山中停留、观光。
1129年，金兵进犯南宋，庐山遭焚掠。
1170年和1178年，陆游两度到访庐山。
1179年，朱熹任南康军，重建白鹿洞书院。
1181年，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学。
1182年，朱熹拨钱三十万建白鹿洞书院之礼坚殿。
1191年，山上的三叠泉开始为世人所知。
1208年，扩建濂溪书院，《庐山列传》及《庐山旧志》先后问世。
1324年，《庐山人物艺文志》二卷问世。
1351年，白鹿洞书院遭兵火毁坏。
1352年，西林寺、天池寺等均焚于兵火。
1360年，陈友谅称帝江州，与朱元璋在山麓的鄱阳湖地区长期对峙。
明洪武年间，庐山获封为“岳”，遂与五岳并列。
1411年起，东至五老峰，南至白云峰，西至马鞍山，经至讲经台，被设为禁山，清朝沿用。
1436年，白鹿洞书院获重建，至1497年书院诸生逾500人。
1573年后，黄龙寺、千佛寺、云中寺、青莲寺等建成启用。
1579年，明神宗下诏毁天下书院，白鹿洞书院也未能幸免，但数年后得以复办。
1645年，南明左良玉率军焚掠江州，庐山同遭破坏。
1668年，吴炜撰所撰的《庐山志》十五卷问世。
1980年，电影《庐山恋》在全国的公映，庐山旅游迅速发展。
1982年，中国国务院审定庐山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完成。
1984年，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成立，并修筑锦绣谷游览便道。
1994年，庐山被中国建设部评为“卫生管理达标风景名胜区”。
1996初，景区将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登山路经辟为“霞衢”游览山道。
1996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核准庐山为“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区旅游业进一步升温；2002年2月13日，该组织又将庐山核定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使其在旅游界的知名度再度攀升。
2006年11月，景区管理局决定大幅提高进山门票价格，引发激烈辩论。
2009年9月，发起召开“世界名山大会”和成立“世界名山协会”，向全世界推介旅游资源。
公元四世纪，高僧慧远在东林寺首创净土宗，开创中国化佛教，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庐山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场所就是东林寺，该寺于公元386年由江州刺史桓伊和高僧慧远联手兴建。
东林寺建成后，山中的佛教影响力逐步提高，并发展成全国八大道场之一，曾一度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第二中心。
中国古代的著名文人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柳公权、苏轼等，都曾慕名到访东林寺，留下了许多诗词歌赋，佛教文化也因此名声大振，出现“钟声长鸣，香烟缭绕”的昌盛景象。
太平天国战争以前，庐山一直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鼎盛时寺庙多达三百多处。
时至今日，东林寺内的“唐经幢”、“护法力士”、“柳公权东林寺残碑”、“李北海东林寺残碑”、“王阳明游东林寺碑”等寺庙设施仍有留存。
据《庐山记》载：传说有一位在叫匡俗的人结茅庐于鄱阳湖边的大山上修道，后来匡俗仙去，其修炼之所被人们称为“仙之庐”。
正是基于这种传说，庐山成为后人修道的理想场所。
南唐时期，著名道士陆修静到庐山布道，庐山道教发展迅速，呈现佛、道共荣的现象。
唐咸通年间，吕洞宾游庐山遇火龙真人传剑术，又游归宗寺与九天使者庙。
有《题归宗寺壁》诗：“一日清闲自在仙，六神和合报平安。
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
”后隐居庐山仙人洞修炼成仙。
公元1071年，周敦颐知南康军，后隐居庐山莲花峰下，得陈抟《无极图》，推演而成《太极图说》。
仙人洞是庐山道教的核心场所，留存的道教遗迹十分明显，成为游客游览庐山的必到景点之一。
“苍润高逸，秀出东南”的庐山在中国文化史、宗教史和政治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独特地位，因而在中国众多名山中显得非常特别，自古以来受众多文学家、艺术家的青睐，被认为是中国山水文化的历史缩影。
自公元前126年司马迁南登庐山，并将山名写进《史记》后，历代无数文人墨客，如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都曾来此登山，留下了4000多首诗词、400多处摩崖题刻和难以计数的书画作品，享有“文国诗山”的雅号，成为中国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发祥地。
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被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真正的山水画，是其画作之“传神说”在中国画理论上的一次突破，而此说也是受到了高僧慧远在庐山阐发的“形尽神不灭论”哲思的影响。
五代后梁画家荆浩所绘的《匡庐图》对山上美景作了尽情渲染，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精品。
《匡庐图》画法精湛，将山中的崇山峻岭和群峰显现出环抱之势，很有动感。
画中山峦入云，瀑布飞泻，山体的完美形象跃然纸上。
《匡庐图》现已成为中国当代山水画家极佳的研习范本。
明代画家沈周绘制的《庐山高图》，以缜密细秀、黑白虚实、墨色浓淡相宜的绘画技法，描绘出山峦层叠、草木繁茂的传神意境，是中国的国宝级文物，现藏台北故宫。
除古代画家对庐山的青睐外，也有中国近现代画家以此山为创作背景，出品了许多传世佳品，如张大千的《仿沈周庐山高图》、《庐山图》等。
庐山堪称诗人荟萃之山，历代文人留下了许多咏山诗篇，数量达四千首之巨。
晋代陶渊明（陶潜）一生以此山为背景创作，他所开创的田园诗风影响了身后的整个中国诗坛。
南朝时期《庐山二女》成为中国早期志怪小说的名篇。
唐代诗人李白五次来此游山，留下了《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望庐山瀑布》等14首诗歌，其中的《望庐山瀑布》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
诗人白居易在山上筑有“庐山草堂”，所撰《庐山草堂记》被后世评为记述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名作。
宋代文学家苏轼《题西林壁》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成为充满辩证哲理的名句；而另一句“横看成岭侧成峰”则是对山体地貌的形象描述。
现代中国政治家、诗人所作的《七律-登庐山》中的名句“跃上葱茏四百旋”，描绘出山势的高耸和山道的崎岖。
现在的庐山不时也会举办诗词大赛，营造和传承山中的文化氛围。
庐山重要的理学中心有两处，一处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讲学的莲花洞，另一处为白鹿洞书院。
1072年，周敦颐退休后移居莲花洞，创办濂溪书院，设堂讲学、收徒育人，并以莲之高洁自律，其所著《爱莲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其中的“出污泥而不染”被誉为经典名句。
周敦颐的学生程颢、程颐对他的学说再加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
南宋时期，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为中心，将周敦颐及其弟子的理学思想继续发扬、完善，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哲学思想，对中国政治、社会影响深远。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进行扩充，使得庐山的理学地位空间提高，代表着中国近世七百年的程朱理学大趋势，白鹿洞书院也成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庐山云雾是庐山一大奇特景观，闻名中外。
余邵诗云：“庐山云雾景观奇，变幻无常千万姿；刚作浪涛腾汉海，又成瀑布泻天池”。
庐山处于一个盆地，四面山岭耸立，南依鄱阳湖，北傍浩瀚的长江。
大江大湖蒸腾大量不竭的水汽，形成滔滔的云雾涌向庐山，因为这襟江带湖的关系，庐山的湿气很盛，因此山中云气出没无常，诸峰忽隐忽现。
瞬息间云海密布，弥漫山谷，咫尺之间不能辨物。
庐山云雾，四季皆有。
夏季最多，秋季较少。
夏季云雾多在山顶，冬季云雾多在山腰，这是因为冬季水气凝结的位置低于夏季，所以冬季云层的位置也就低于夏季。
春夏之交，由于水气多，季风变换，群峰经常云遮雾罩，烟霞弥漫，天气忽晴忽雨，变幻莫测，云雾也诡谲奇特，变化多端。
整个庐山隐现在虚无缥缈之间，年均雾日为190多天。
真使人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
关于庐山的诗句：1、不识庐山真面目(宋·苏轼·《题西林壁》)2、欲买庐山(宋·晁补之·《满庭芳》)3、银山堆里庐山对(宋·向子諲·《虞美人》)4、庐山秀出南斗傍(唐·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5、兴因庐山发(唐·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6、应念社结庐山(宋·吴潜·《念奴娇》)7、心羡庐山下版僧(宋·陆游·《晨起》)8、庐山佳致(宋·姚述尧2·《念奴娇》)9、闻道庐山横广泽(宋·吕渭老·《渔家傲》)10、路入庐山风细细(宋·吕渭老·《渔家傲》)11、做庐山隐逸(宋·曹勋·《沁园春》)12、不识庐山真面目(宋·释心月·《偈颂一百五十首》)13、烧著庐山罗汉院裹王和尚脚指头(宋·释师范·《偈颂一百四十一首》)14、庐山归宗和尚无端拭坏一双眼睛(宋·释师范·《偈颂一百四十一首》)15、借问庐山三峡(宋·倪偁·《水调歌头》)16、庐山瑶草四时春(宋·晁补之·《少年游》)17、东林、西林寺在庐山北(唐·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18、大姑、小姑在庐山南彭蠡湖中(唐·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19、莲花峰在庐山北(唐·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20、庐山政接柴桑路(宋·戴复古·《琵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