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有哪些著名诗人
阿赫马托娃 奥登 爱默生 艾略特 阿莱克桑德雷 阿尔丁顿 阿波里奈 艾吕雅 阿拉贡 埃利蒂斯 奥哈拉 耶胡达阿米亥 约翰阿什贝利 B布雷兹特里特 布莱克 拜伦 巴德内伊 布莱希特 邦维尔 波德莱尔 勃柳索夫 勃洛克 巴耶霍 布奇 贝恩 贝歇尔 布勒东 博尔赫斯 勃莱 波尔塔 博纳福瓦 伊丽莎白毕肖普 胡方 C路易斯'巴斯'德'卡蒙斯 保罗策兰 D但丁 多恩 德莱顿 丁尼生 德鲁尼娜 鲍勃迭兰 戴墨尔 邓南遮 达里奥 戴劳伦斯 德尔 迪更生 E莪相 莪默伽亚谟 F弗洛斯特 菲特 弗福林特 G歌德 戈蒂耶 葛奥尔格 果尔蒙 戈沃尼 戈姆林格 伊凡戈尔 H荷马 赫希俄德 海涅 惠特曼 哈代 霍夫曼斯塔尔 海姆 海森毕特尔 J柯尔律治 约翰济慈 吉洪诺夫 加西亚洛尔卡 杰尔比诺 金斯伯格 吉皮乌斯 伽姆扎托夫 K卡利 克罗塞蒂 克洛岱尔 夸西莫多 卡博隆尼 格雷戈里柯索 L拉封丹 卢克莱修 勒夫莱斯 罗杰斯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罗宾森 林赛 利勒 但丁罗塞蒂 李利恩克隆 莱蒙托夫 里尔克 兰波 拉斯克尔-许勒尔 埃罗厄尔 菲利普拉金 洛罗厄尔 吕姆 M弥尔顿 曼杰尔什坦姆 马雅科夫斯基 麦克迪尔米德 麦克尼斯 马斯特斯 麦凯 马拉美 蒙塔莱 安马查多 米斯特拉尔 马里内蒂 米朔 麦克戈 切米沃什 安东尼奥马查多 默温 曼德尔斯塔姆 N纳什 聂鲁达 P蒲柏 彭斯 帕斯捷尔纳克 爱伦坡 普吕多姆 帕皮尼 帕拉采斯基 艾兹拉庞德 佩斯 帕斯 普拉斯 帕拉 普莱维尔 Q乔叟 琼森 乔伊斯 S莎士比亚 莎孚 萨克林 司各特 司班德 桑德葆 斯温伯格 斯蒂文斯 索菲奇 斯特拉姆 斯塔特勒 苏波 施奈德 索德格朗 T特瓦尔朵夫斯基 托休姆 特拉克尔 狄兰托马斯 伦托马斯 特兰斯特罗默 库尔特图霍夫斯基 W维吉尔 渥兹华斯 沃罗诺夫 王尔德 魏尔伦 瓦雷里 维尔哈伦 翁加雷蒂 魏威廉斯 韦费尔 瓦尔费斯 维多夫罗 沃伦 X雪莱 休斯 希梅内斯 希杜里特尔 夏尔 希内 Y伊萨科夫斯基 叶赛宁 叶甫图申柯 叶芝 耶麦 约弗拉契 扬德尔 阿蒂拉尤诺夫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年），生於波士顿，美国思想家、文学家。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年9月26日—1965年1月4日），一位美国\\\/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其作品对二十世纪乃至今日的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
1948年，60岁的艾略特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
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年1月22日在英国伦敦出生-1824年4月19日在希腊逝世），英国诗人；作家，世袭爵位，人称拜伦勋爵Lord Byron，引领风骚的浪漫主义文学泰斗，又译摆伦。
其代表作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
唐·璜是一部未完的作品。
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也译做贝托尔德·布莱希特，1898年2月10日 - 1956年8月14日）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戏剧家与诗人。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最伟大诗人之一，象征派诗歌先驱，现代派的奠基人，以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留名後世。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 ，阿根廷作家。
他的作品以拉丁文般隽永的文字和深刻的哲理见长 但丁·亚利基利（Dante Alighieri，1265年-1321年），意大利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以长诗《神曲》留名後世。
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埃米莉·迪更生（Emily Dickinson，1830年12月10日—1886年5月15日），美国诗人。
诗风凝炼，意象纷沓，比喻尖新，常置格律以至语法於不顾。
生前只出版过10首诗，默默无闻，死後近70年开始得到文学界的认真关注，被现代派诗人追认为先驱。
与同时代的惠特曼，一同被奉为美国最伟大诗人；其驾驭英语的能力，被认为可跟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说明 · 关於））[ˈgøːtə]，亦作Göthe，出生时名为：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出生於1749年8月28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 逝於1832年3月22日，魏玛）作为诗人、自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政治人物，是魏玛的古典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
而作为诗歌、戏剧和散文作品的作者，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领域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光辉人物。
克里斯蒂安·约翰·海因里希·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1797年12月13日—1856年2月17日），出生时用名哈利·海涅（Harry Heine），19世纪最重要的德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之一。
海涅既是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的超越者。
他使日常语言诗意化，将报刊上的文艺专栏和游记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赋予了德语一种罕为人知的风格上的轻松与优雅。
作为批评家、热心于政治的新闻工作者、随笔作家、讽刺性杂文作家、论战者，他既受喜爱，又遭惧怕。
他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德国诗人中的一员。
海涅最广为人知的一首诗可能是由门德尔松为之作曲的通过音乐传播的《乘着歌声的翅膀》。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年5月31日—1892年3月26日），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其代表作品是诗集《草叶集》。
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年10月21日─1834年7月25日），英国诗人、文评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以〈老水手吟〉(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一诗名家，其文评集《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以博大精深见称，书中对想像(imagination)与幻想(fancy)的区别尤其著名。
一生作诗不缀，但中年时自称弃诗从哲，精研以康德、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为首的德国唯心论。
他的「鸦片瘾」、他的个人魅力、他与华兹华斯的微妙关系，使他成为西方文学史上最令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济慈，全名约翰·济慈[1]（John Keats，1795年—1821年）出生于18世纪末年的伦敦，他是杰出的英诗作家之一，也是浪漫派的主要成员 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年7月8日—1695年4月13日），法国诗人,以《寓言诗》(Fables choisies mises en vers)留名後世。
米哈伊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俄语：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1814年10月15日-1841年7月27日)，俄国诗人。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1875年12月4日—1926年12月29日)是一位重要的德语诗人，除了创作德语诗歌外还攥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语诗歌，其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19世纪末的诗歌裁体和风格以及欧洲颓废派文学都有深厚的影响。
让·尼古拉·阿尔图尔·兰波，或译“亚瑟·兰波”、“阿尔蒂尔·兰波”，“林包德”（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年10月20日—1891年11月10日），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年12月9日—1674年11月8日），生于伦敦。
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弥尔顿在剑桥大学的克莱斯特学院完成他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后，便开始专心于诗歌写作。
1632年至1638年五年间，弥尔顿辞去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住到他父亲郊外的别墅中，整日整夜的阅读，他几乎看全了当时所有英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作品。
在这段时期弥尔顿写作了《酒神之假面舞会》等一些作品。
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яковский，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前苏联诗人。
生于格鲁吉亚巴格达迪的一个林务官家庭。
学生时期曾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活动。
早期诗作带有未来主义色彩。
十月革命后的《我们的进行曲》、《革命颂》等诗作歌颂了十月革命，呼吁艺术家同革命结合。
1919年后参加《罗斯塔之窗》工作，写诗作画同反对派进行斗争。
1924年列宁逝世后，发表长诗《列宁》，深切悼念这位伟大的领袖。
曾出访过法国、西班牙、墨西哥、美国等国家，写了《我发现美洲》、《百老汇》等国际题材的诗篇。
还写有《臭虫》、《澡堂》等讽刺喜剧等作品。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尔多·瑞耶斯·巴索阿托（Neftali Ricardo Reyes Basoalto），当代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年10月30日-1972年11月1日）是美国著名诗人、文学家。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年—1400年），英国中世纪著名作家，出生于一个酒商家庭。
1359年随爱德华三世的部队远征法国，被法军俘虏，不久以黄金赎回。
乔叟当过国王侍从，出使许多欧洲国家，两度访问义大利，发现了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作品，对他的文学创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其著作有《公爵夫人之书》、《声誉之宫》、《百鸟会议》、《贤妇传说》、《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以及《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乔叟於1400年10月25日在伦敦逝世，葬於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诗人之角”。
乔叟的死因不明，可能是被谋杀，英国的中世纪研究专家特裏·琼斯曾出了一本书《谁谋杀了乔叟
》。
詹姆斯·奥古斯汀·艾洛依休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爱尔兰作家和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尤利西斯》（1922）以及《芬尼根的苏醒》（1939）。
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年－－1832年)是一个英国著名作家。
司各特18个月时患小儿麻痹症而有腿萎缩。
12岁时进爱丁堡大学。
他十分欣赏德国的“狂飙文学”，翻译过德国著名民谣《莱诺尔》。
1802年司各特出版《苏格兰边区歌两集》。
1805年他第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最后一个吟游诗人之歌》问世。
此后他投资印刷行业。
1808年出版诗歌《玛米恩》，以后他创作了《湖边夫人》、《特里亚明的婚礼》、《岛屿的领主》等一系列诗歌。
他最后一部长诗是《无畏的哈罗尔德》。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威尔士诗人、作家。
生于1914年，英国南威尔士，其父是一位中学校长。
托马斯很早就表现出对于文学的特殊兴趣，他中学的时候曾担任学校刊物的主编，并发表了一些诗作。
1931年，17岁的托马斯离开了家乡前往伦敦开始他的写作事业。
20岁那年，托马斯发表了第一本诗集《诗十八首》，当时的评论界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位年轻的诗人。
但是美国的一些出版商却很看好他，把他之前所出的三本书做成一部合集《我生活的世界》在美国发行，这部合集后来为他赢得了威廉·福亥尔奖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托马斯为英国广播公司服务，战后他仍为该公司的一套文艺节目写稿播音。
1946年，托马斯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一部诗集《死亡和出场》，这部诗集为他带来了名誉和作为诗人的地位。
评论界普遍认为托马斯是继奥登以后英国的又一位重要诗人。
托马斯的诗作大体属于超现实主义流派，其诗中所蕴含的内容较具有梦幻色彩，通过对于意象的描绘堆砌，托马斯所创造出来的诗境往往引人入胜。
另外，托马斯很注重押韵，其诗以善于朗诵闻名。
除了写诗，托马斯也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发表在诗文集《爱的地图》中，并写了几个电影剧本，如《三个怪姐妹》等。
1953年，托马斯在切尔西旅馆逝世，享年39岁。
王尔德（Oscar Wilde，又译奥斯卡·怀尔德，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著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
雪莱，全名珀西·比西·雪莱[1]（Percy Bysshe Shelley，1792年8月4日-1822年7月8日），一般译作雪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沃恩汉，其祖父是受封的男爵，其父是议员。
12岁那年，雪莱进入伊顿公学，在那里他受到学长及教师的虐待，在当时的学校里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但是雪莱并不象一般新生那样忍气吞声，他公然的反抗，而这种反抗的个性如火燃尽了他短暂的一生。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亦译“叶慈”、“耶茨”，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
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
己亥杂诗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五首） 浩荡离愁白， 吟鞭东指即天涯。
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注释 1．浩荡离愁：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也指作者心潮不平。
浩荡：无限。
2．吟鞭：诗人马鞭。
东指：东方故里。
天涯：指离京都遥远。
3．落红：落花。
花朵以红色者为尊贵，因此落花又称为落红。
4．花：比喻国家。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此句表明作者造福人类为国效力的高贵品质。
后人又常用此句表达前辈对后辈的爱护。
【译文】 浩浩荡荡的离别愁绪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 马鞭向东举起这一起身，从此就是天涯海角了。
我辞官归乡，有如从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但它却不是无情之物，化成了泥土，还能起着培育下一代的作用 【赏析】 这首诗是《己亥杂诗》的第五首，写诗人离京的感受。
虽然载着“浩荡离愁”，却表示仍然要为国为民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
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
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
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
诗的后两句以落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形象的比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议论。
“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多次给驻防上海的江西巡抚梁章钜写信，商讨国事，并希望参加他的幕府，献计献策。
可惜诗人不久就死在丹阳书院（年仅50岁），无从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了，令人叹惋。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
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
不为独香，而为护花。
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
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穆旦在现代诗歌史上的成就以及地位
旦诗歌(2007-05-23 21:27:11)转载▼ 分类： 备课 一、穆旦诗歌：近年歌评论界和文界对穆旦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足以和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等齐名的一流的诗人。
穆旦的诗非常有艺术个性，总是在对传统(也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中显现其创新。
在九叶诗人中，最为深刻地体现出40年代新诗现代性探求的，无疑是穆旦。
他的诗歌以深邃复杂的内涵，内在饱满的激情以及娴熟复杂的技艺，将新诗的审美品质推向了新的高度，在他身上汉语的表现力和穿透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
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1)，不仅是现代诗坛最为重要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在解放后翻译的《唐璜》、《欧根·奥涅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其主要诗集有《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47)、《旗》(1945)等。
穆旦的诗歌创作开始于30年代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高中之时，少年的他在那时已流露出早熟与早慧的特点，在诗中表达了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和对人生哲理、宇宙奥秘的探求。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又随校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开始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诗歌才华。
早期他最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他的写作中也洋溢着浓郁的青春色彩和浪漫情调，如《园》中的诗句：“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
”当时穆旦写的是“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
”然而，在这些浪漫抒情之作中，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代怀疑精神已经表现了出来。
1937年他写下了名作《野兽》，刻画了一头带着创伤从血泊里站起，发现野性的呼喊的野兽形象，诗行间充满紧张感，比喻奇警，蕴含了深刻的象征语义。
而《在旷野上》一诗则作出惊人的自剖：“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诗人的理性自觉已经从情绪的单纯抒发中凸现出来，热烈地追问着，从自我独白到自觉的深刻内省，使得年青的穆旦迅速转变了诗风，一方面向叶芝、艾略特、奥登等人学习现代诗艺，一方面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周围宏大而混乱的历史现场。
另一位九叶诗人唐祈曾言：“穆旦早期徘徊于浪漫主义和现代派之间，但时间短暂。
当他在40年代初，以现代派为圭臬，很快确立了自己现代诗的风格。
” 40年代，穆旦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的诗歌技艺精湛，熟练地运用反讽、象征、戏剧性场景，多声部独白以及拼贴、戏拟等多种现代诗歌技巧，成功地将对动乱的历史现实体会和个人精神的思考化合成令人惊叹的诗歌想象力，并从中引发出对整个历史、人生的形而上追问。
他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其诗作“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闻一多在编选《现代诗钞》时，收录穆旦诗作多篇，数量仅次于20年代大诗人徐志摩，由此也可见穆旦在当时的重要位置。
诗歌的主题分析。
诗歌是主情，其主题往往不像其他叙事类的作品那样明显，可以简扼地提取归纳。
所以这里的归纳也是为了方便论述与把握。
阅读诗歌时，应当注意不能做过分的条块分割。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出自穆旦笔下的一个有名的诗句，可用来表征其诗歌创作的第一个常见的主题。
40年代，历史意识、社会良知在新诗中大面积凸显，九叶诗人也在谋求社会与个人、功利与艺术、时代与自我的有机统一中开掘新的诗歌表现力，而这也正是穆旦诗歌的起点，直面严酷的历史现实，拥抱时代生活，让年轻的诗人找到了诗歌想象力的归宿。
在《玫瑰之歌》中，“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的诗人曾不断去“寻找异方的梦”，但最后表示“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时代的熔炉让诗人感受到了火热的气氛，1940年，他在评论卞之琳的诗歌时，提出了“新的抒情”的主张：“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而这个时代无论大街、田野和小镇，“都会听到了群众的洪大的欢唱”，穆旦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写下了《合唱》、《赞美》、《旗》等充满强烈民族意识，歌颂人民力量的诗作。
但不同于抗战时期那些简单空洞的政治抒情诗，他的“赞美”没有停留于情绪宣泄的层面，其中包含了更深的对民族苦难的感知的“合唱”也没有掩饰住他特殊的、痛苦的嗓音：“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 在这首题为《赞美》的诗中，“人民”并没有被美化、或英雄化，而是包扎于耻辱之中，激昂的语调与现实感知的结合，让诗行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力量。
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一诗中，诗人则转换了抒情的口吻，代以冷峻的目光扫视着北方的大地：“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落，\\\/……\\\/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
” 寒风中的大地，困惑的夜行人，这一切都隐喻着民族的历史命运，但诗人的态度是多思，冷静的，让深沉的思绪弥漫在无言的空白中：“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这样的诗句在客观、节制中，既传达了某种整体的时代感受，又闪烁出诗人深广的忧患意识。
第二个主题，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除了以民族、时代为书写主题的诗作外，更具有穆旦个人特征的一类诗作，是对自我、现实乃至整个历史、真理的黑暗拷问。
袁可嘉曾言“穆旦无疑是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
在他笔下，现实背后的荒谬，以及个体在历史中体验到的心灵扭曲得到了“剥皮见骨”的展现。
在《出发》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
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 在这一段诗中，“上帝”、“历史”(“犬牙的甬道”)、“真理”都成为否定的、异质性的存在，欺骗又引领着“我们”，在不和谐的冲突中增添着生存的丰富和痛苦。
可以说“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表达的是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性观照，它成为穆旦诗人一个潜在的核心主题。
首先，它存在于诗人对现实、历史的深入批判中：“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谁也不会看见的\\\/……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 诗人在社会纷繁的现实表象后发现了阴谋与混乱，但他冷酷的洞察力并没有停留在对“现时”社会的抨击、批判上，而是进一步指向对人类历史终极真相的追问，诗人的身分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搏求者，也是一个广阔人生的探险者，如他在《三十诞辰有感》中所表述的：“人至高的虚无接受层层的命令，\\\/不过是观测小兵，深入广大的敌人，\\\/必须以双手拥抱，得到不断的伤痛。
” 在穆旦这里，这种“探险”是没有确定的终点的，因为他时时发现“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穆旦的多篇诗作都表达了个体在历史戕害之下的虚无、荒谬体验，甚至将世界终极价值的代表——“上帝”或“真理”也推上了拷问的法庭。
其次，“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披露。
向内的开掘，书写一颗多思敏感心灵中的冲突与搏求，是穆旦诗中现代意识的一另一种体现。
《从空虚到充实》一诗所描述的，就是在洪大的战争与琐屑的日常背景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挣扎、幻灭与新生的历程。
它通过多种人物、场景的切换，让读者置身于诗中主人公意识复杂的流动中。
但在穆旦笔下，这种心理历程不是一条方向明确的坦途，而是始终处于矛盾和困扰之下，永远处于中介状态，处于现实与理想、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等多种力量的冲突之中：“在我们的来到和去处之间，\\\/在我们获得和去失之间。
”(《隐现》)这种痛苦、矛盾的体会甚至延伸到了个体最隐私的情感深处，他著名的诗作《诗八首》便是一个代表。
这首诗在处理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主题时，采取了一种客观的冷处理方式，探索了爱情的火热痴迷，更探索了其中的隔膜与疏离，在“丰富而且危险”的变奏里引申出诗人以爱的痛楚思辨。
从现实到内心，从历史到个人，从普遍的真理到隐私的情感，“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贯穿在穆旦的诗中，构成了他的一个核心主题。
穆旦诗歌第三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表现“残缺的我”。
对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谬性的艰难开掘，使穆旦诗中的“自我”形象地呈出高度紧张的现代特征。
从“五四”开始，新诗中的“自我”一直是以大写的形象出现，“我”是完整的、英雄式的，郭沫若的“我的我要爆了”诗句表达了这种浪漫化的自我意识。
但在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这里，“自我”却被放回到现实与精神的挤压当中，其中复杂、混乱的、非理性的部分得到了高度展现。
穆旦在《我》一诗中这样写道：“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 这样的自我是残缺的，自我封锁的，一次次“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自己”，不仅20年代郭沫若式的抒情自我形象没有出现在穆旦诗中，而且30年代现代派诗人笔下的“寻梦者”、“倦行人”也被上面那个痛楚呼救的“我”所取代的。
自我的分裂残缺不只是诗人主观的心理感受，它更是不断的自我剖析、自我质问，如鲁迅式的“抉心自食”的结果。
《蛇的诱惑》以“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之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这一宗教故事为象征性背景，描述了一个青年在现代生活中虚弱彷徨的心理感受，外部环境描写与内心独白的交替闪现让人联想起艾略特的名诗《普罗甫洛克情歌》。
“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诗人发出了一连串的追问，但追问的结果是更深的困惑：“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穆旦典型的方式，是将诗中的“自我”旋转在不同力量的交汇之处，使“我”成为冲突的存在，无法整合成和谐的统一性，如《诗》中所言：“站在不稳定的点上，各样机缘的\\\/交错，是我们求来的可怜的\\\/幸福……”诗人站在过去与未来、光明与黑暗、实有与虚无之间，“在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三十诞辰有感》)，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的困境。
当然，穆旦的诗歌仍然表达了重塑自我，从分裂走向整合的渴望，但是无论是在个人的思辨还是在历史的行动中，“新的组合”常常被“新的分裂”所取代。
在人流之中，在时代的宏大合唱里，他听到了“集体的欢乐，但同时发现“流氓，骗子，匪棍，我们一起，在混乱的街上走——”(《五月》在爱情的体验里，也会听到“主”的暗笑“不断地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诗八首》)。
在历史的重压下，“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延生。
”(《控诉》)穆旦复杂的自我意识似乎在任何现实对象之中都无法获得平静，最终只能诉求一种超越现实历史和自然的终极存在，只有一种类似宗教感的静默里，自我才能回到未残缺的原初：“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柔和，\\\/主啊，生命的饿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穆旦复杂而深邃的主题世界。
在这里，社会与个人、时代与自我、永恒与当下不仅得到了结合，更为关键的是，它们交织贯穿在了一起，形成相互的劫难，代表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现实、个体存在面前，精神所能达到的可能的深度。
以上我们分析了穆旦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从中可以领会诗人体验、思考和观察生活的特殊的视角，还有他的个性化的发现。
然而，这些思考、体验和发现，都是通过穆旦式的诗意和诗形来表达的。
所以在做过主题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对穆旦诗歌进行比较概括式的艺术分析。
为了方便讲述，我们把穆旦诗歌艺术归纳为三个创新点，或者说，是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的三个方面探索。
第一，就是戏剧张力的构造。
在新诗现代性探索方面，40年代的九叶诗人们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比如间接性、客观性呈现，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戏剧化表达等，这些诗歌手法也在穆旦诗中得到大量应用，体现了“九叶诗人的共同特征”。
但相对于辛笛、郑敏诗中浑然凝重的意象之美，也相对于杜运燮、袁可嘉诗中随处可见的俏皮反讽，穆旦诗中的个人风格十分显著，构成了一种迥异于他人的“张力之美”。
他从对“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自我分裂”的深刻洞察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诗艺，即：总是在悖论、反差与不同因素的对撞中构架自己的诗行。
郑敏在分析穆旦诗歌时指出了这一点，认为他的诗“总是围绕着一个或数个矛盾来展开的”。
这种诗艺在有效表达其主旨的同时，也充分实现了九叶诗派的新诗戏剧化主张，按照袁可嘉的说法，就是“诗即是不同张力得到和谐后所最终呈现的模式。
” “张力”首先表现在穆旦的诗歌体式上。
穆旦的诗体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抒情短诗，诗意凝练紧凑，抒发内心的情感与思辨；一类则是戏剧体长诗，如《防空洞里的抒情》、《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等，这一类诗作结构较为复杂，一般使用多重人称，不断转换角度，将内心自省、场景叙述、他人话语交织混合于一处，形成多声部的效果，表现出错综的戏剧性张力。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就在“我”与“他”的对话中开展，日常的话题表面上不断干扰着诗歌的主题，但正是在战火与闲话的对照中，还原出历史冲击下个体的真实的心态。
另一种“张力”模式在穆旦诗中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经验、词语和诗境的陌生化并置上。
最典型的《五月》一诗，它是这样开始：“五月里来菜花香\\\/布谷流连催人忙\\\/万物滋长天明媚\\\/浪子远游思家乡” 在这样一段仿古歌谣之后却突然改变了诗体：“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其后诗行始终在这两种诗境和诗体中交替发展，如王佐良先生所称：“两种诗风，两个精神世界，两个时代”，形成“猝然的对照。
”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并置，反讽的效果所表达的是诗人对历史现实的深刻认识。
穆旦对诗歌中语词的选择，诗行的展开模式中也处处渗透着“张力”意识。
阅读他的诗作，读者会发现他十分偏爱从对立、矛盾的地方着笔，通过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较量，形成诗歌曲折深入的表现力。
譬如：“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
”(《三十诞辰有感》)“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 (《隐现》) “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 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诗八首》) 在“相反的极端”中促发诗歌想象力，在形成“张力”效果的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意义空间。
这就是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不但拓展了诗歌表达的功能，也可能更适于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这一类诗歌“难懂”，往往就难在这种复杂的纠缠中。
把握其“张力”的诗艺，才能解读其含义，欣赏其特殊的诗美。
穆旦曾言：“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就是要写出前人未有的独特经验，通过对“张力”原则的运用，穆旦在现实的感受和经验中激活了全新的“惊异”。
“用身体来思想”，这是穆旦诗歌艺术创新的第二个方面。
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是九叶诗人的一个共同特征，除了在诗歌中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哲学玄想的内涵，它还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现代诗歌技巧：思想知觉化，即不是用感性形象来象征、隐喻理性思辨，而是让知性内容直接成为可感的对象，如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所形容的那样：像嗅到玫瑰花香那样嗅到思想。
这种技巧在穆旦的诗中化为一个更具体，更个人化的方式：用身体来思想。
穆旦诗中的思想含量很大，很多诗句甚至类似于抽象的思辨，但这样的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不安，其原因在于诗人常常将心灵的活动转化成身体的感受，将观念外化为具体的身体感知或生理意象，譬如下列诗句：“由于你的大胆，就是你最遥远的世界：\\\/我的皮肤也献出了心跳的虔诚。
”(《发现》) “……呵，这一片繁华\\\/虽然给年轻的血液充满野心\\\/在它的栋梁间却吹着疲倦的冷风” (《诗》) “你我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那里有它的固执，我底惊喜。
”(《诗八首》) 上面的诗句无不充满了大胆的奇想，内心的波动和抽象的观念都成为可以触摸、感受的现实，“身体”是这些诗句的中心，围绕它诗人似乎打破了灵与肉、自我与世界、物质与精神间的界限。
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的特殊诗美效果也就出来了。
唐弢就指出，“穆旦也许是中国少数能作自我思想，自我感受，给万物以深沉的生命的作用的抒情诗人之一，而且似乎也是中国少数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的抒情诗人之一。
”“生命的同化”，指的便是穆旦这种将一切转化成官能知觉的能力。
《春》是穆旦的名作，它表达了一种青春的困惑的自我意识。
诗中描绘的自然景象时刻传达着生理上的热切和焦灼：“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 自然被拟人化了，它渴望着、摇曳着，隐喻了生命的勃发，而最后的结句尤令人惊叹：“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 在这里光、影、声、色，自然的多种元素也被赋予了身体的感知——“赤裸”、“痛苦着”，诗人对生命的思考完美地化为身体的外延，形成了“新的组合”。
如果说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是现代诗学的一个理想，那么“用身体来思想”则是其具体的方案，穆旦的写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验证了诗歌想象力对现实、观念、感觉的重新组织能力。
穆旦诗歌艺术第三个方面的创新，是对传统诗意的反动。
在新诗诗人中，穆旦是受中国传统诗词影响最少的一个，这是他自觉选择的结果。
穆旦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反对诗歌书写那些所谓诗意的“风花雪月”，主张要以特殊的现代经验为表现对象。
他是力图通过追求“非诗意”来达到新鲜的独特的诗意。
他认为中国诗与西洋诗(现代诗)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以风花雪月为诗?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 新诗，自从发生之日起，虽然打破了旧诗外在形式的束缚，但古典诗歌情景交融、“思与境偕”的审美理想仍暗中塑造着新诗的品格。
在戴望舒、卞之琳、林庚等人的诗作中，不难见到玲珑精致的古典审美情调的延续，这构成了新诗发展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也说明了传统与现代间复杂的关系。
但在穆旦这里，这种情调遭到了自觉的抵制。
在他的诗中，读者很少看到风花雪风的“诗化”境界，更多的物化的、异质性的现代经验。
他早期采用现代手法写成的《还原作用》一诗中，就出现了“污泥里的猪”等丑的字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
”在其他诗中，诸如勃朗宁、毛瑟枪、通货膨胀，工业污染、辩证唯物、电力枢纽等等“非诗意”辞句更是被大量使用，充满了动荡不安的现代的气息，极大地疏远了古典诗境的醇美取向。
对古典诗境的反动，不仅表现在诗歌素材的现代化上，更显示为诗歌审美品质的生成上。
古典诗歌以均衡、和谐、主客体的交融为审美旨归，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更是诗歌的理想。
但在穆旦这里，张力性原则的使用，打破了“中和之美”，使我和物之间，自我和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呈现出危机和裂痕，形成了另外一种“张力之美”。
在语言上，穆旦也表现出一种“非诗意”的反叛的姿态，将新诗从封闭的“诗歌语言”的狭隘中解放出来。
围绕着新诗“散文化”还是“纯诗化”，曾经展开过许多争论，在“纯诗化”主张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将诗歌当作特殊的语言，远离日常直白的口语。
在具体实践中，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往往表现为用词的典型，诗境的含蓄，语言的暗示性等，形成了一种幽妙醇美的诗风。
但这样的诗意语言在穆旦诗中十分罕见，他不仅将大量现代生活词汇引入诗中，而且常常采用逻辑关联词和欧化句法，作为诗歌的主干，形成一种理性的推论力量：“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当我们乞求自己的生活，\\\/在形成我们的一把灰尘里。
”(《鼠穴》) 在短短的几行中，反复使用逻辑关联词，一方面使语义准确有力，毫无模糊的暗示性；另一方面形成诗歌内涵的盘曲交错，与30年代诗人柔美舒缓的句法形成鲜明的差异。
在用词上，穆旦也颇有特点，他诗句主要词汇不是以自然意象为中心的、充满感性的传统诗意词藻，除现代日常用语外，还掺杂进大量抽象的观念用语，如“绝望”、“历史”、“诱惑”、“逻辑”，在这些词语的组接中形成陌生化的效果。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穆旦曾有这样的诗句。
他的写作正是从“古诗词的山水里”挣脱出来，在一个散文的世界里发掘新的诗意。
由于不同于人们一般的审美期待，他的诗歌给人以密度过大，过于观念化的印象，甚至有晦涩之感，但正如唐弢所说的：“他的诗里很少有中国人习惯的感性抒情与翩然风姿，因而不容易叫人喜欢，可陌生与生涩一经深深探索，又给人一种莫大的惊异、乃至惊羡。
” 从新诗发生之日起，在诗歌中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感受，就成为新诗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诗区别于“旧诗”或“西洋诗”的一个标志。
在20年代，它表现于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普遍关注上；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又正面提出了这种现代性的理想。
40年代，穆旦与九叶诗人将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与现代诗艺相结合，在其中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的探索可以说，实现了这一理想，即：用“现代的诗形”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和思想。
谁知道有关《龙族》里黑龙的故事（北欧神话）哦
《钢琴家》是根据波兰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标曼(Wladyslaw Szpilman)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
犹太裔钢琴家史标曼正在波兰电台弹奏钢琴，德国军队的炮火打断了他的节奏。
德军侵占了波兰，波兰犹太人的浩劫从此开始。
史标曼不得不变卖钢琴，以保全家六口人活命。
他们戴上标志着犹太人的臂章，搬到德军划定的犹太人居住区。
在那里，史标曼目睹着犹太人忍饥挨饿，遭受各种屈辱和死亡。
但最终他们和所有犹太人一样，没有逃出被闷罐车送往集中营的命运。
就在上车的人群里，史标曼被充当犹太警察的邻居，拉了出来，但从此他与家人生死两隔。
\ 史标曼离开家人后，在犹太劳工队里做苦力，并暗中帮助波兰地下抵抗组织传递武器。
这个曾经衣着光鲜与艺术接触的史标曼岂是做苦力的人
一次他不小心肩上背的砖掉在了地上，他跪着求着才从德国兵的枪托下活了过来。
求生的本能让他知道必须离开这里，趁外出买食物的当口，他联系到了一位曾经的朋友。
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辗转藏匿到了德军医院对面的一幢楼里，靠着朋友偷偷送来的食物存活着。
虽然房间里有一架钢琴，可他的手指只能在空中幻想着弹奏——他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 在房间的窗口，他看到了窗外进行的殊死战斗。
当德军大势已去的时候，他所处的大楼也遭到了全面的轰炸，史标曼不得不东躲西藏，甚至扑倒在地，佯装死在遍街的尸体中。
为了躲避搜查，他躲藏在封闭狭小的阁楼中，而为了活着，他又惶恐而孤独地游走在一片废墟的城市中，寻找着可能残存的食物。
当他发现一个罐头的时候，正试图打开，一位德国军官出现在他面前。
当迟疑至而惊心动魄的肖邦《第一号叙事曲》，从他的手指间流出来的时候，音乐打动了这位德军，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和保护，一直捱到了波兰的解放。
\ 《钢琴家》只是隐忍地甚至是克制地还原了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在二战时期的真实生活，在二战这个宽广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看到的钢琴师只是一个为活着而活着的人。
它让我想到，史标曼首先是个人，他需要活着，其次才是个钢琴师，是个艺术家。
如果仅仅认识到战争让一切艺术走开，好象还不到位。
人与战争之间的唯一联系便是活命，至于他是个音乐家毫无关联。
史标曼从主动求生转变到动物本能般地活着，这中间只有卑微。
也许，当一个人被罩在死亡的恐惧下而逃亡时，尊严变成了一个奢侈的字眼，活着才是第一要素。
而艺术更是毫无用处的奢侈品了，可望却不可即。
所以，史标曼面对着钢琴，只能让手在空中挥动，而不敢在琴上弹奏出声音来。
可是艺术有时就是这样呈现出不可思议来，或者在某个点上起着扭转的作用。
当德国军官把史标曼带到钢琴边示意让他弹奏时，史标曼短暂的战兢与生涩后，精神顿时回归自由，手指在琴键上敲击、跳跃，音乐在流淌奔泄，这个枯槁如鬼魂的钢琴家被他的音乐重新焕发了光彩，他如此动情投入，琴声诉说着他自抑的苦难和悲鸣。
仿佛是音乐唤起了丢失的人性，德国军官被音乐打动，继续让他在相对安全的阁楼里生存着，并给予衣食相助。
德国人并非人人作恶的，主角能生存下来也是靠着几位德国血统的朋友。
友谊在这部影片中尤为重要
再到最后的时候，那位德国军官救了他，而当我们正在关心那位好心的军官的命运之时，影片却只淡淡地描述了一句：XX死于1952年——没有复仇，就这样淡淡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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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中实在有太多的情节另人回味：一个在躲藏纳粹搜捕中不慎闷死自己孩子的母亲在犹太人集中的广场上反复哀号：“Why did I do it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导演用长镜头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将这一幕置于屏幕的一角，并没有用特写来放大这对年轻父母脸上的悲痛，你甚至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知情者用一种淡淡的口气描述了整个悲剧的经过，隐隐的是那个女人绝望的哀号，镜头中心的人表情木然没有眼泪。
也许在观看这一段时你什么也感觉不到，但剧终当你开始回味开始思考整部影片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却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震撼。
悲剧中的人们对于悲痛的反应往往不及旁观者那样敏锐，就像在小提琴上切开的那粒全家人凑钱买来的糖果，它不代表希望，更不代表甜美，它只是作者和导演共同的回忆，也仅仅只是他们自己的回忆。
你可以说出自己的理解，但你仍是个局外人，无法体味分食这粒糖果的人内心沉重而麻木的心酸。
\ 要说二战中人类的残暴和杀戮，二战期间造访中国的诗人奥登的诗句说得好：“目前生命诚属邪恶的地方／南京／达豪(纳粹集中营)。
”我们中国何曾不是白骨累累、满目疮痍
也许民族的伤痛在我心中已血凝结痂，一旦撕开，依然血迹斑斑，触目惊心。
\ NO WAR
这也是我最终的感受
安徒生的生平
安徒生生平与创作简介 安徒生(1805——1875)，是丹麦19世纪著名童话作家，世界文学童话创始人。
他生于欧登塞城一个贫苦鞋匠家庭，早年在慈善学校读过书，当过学徒工。
受父亲和民间口头文学影响，他自幼酷爱文学。
11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改嫁。
为追求艺术，他14岁时只身来到首都哥本哈根。
经过8年奋斗，终于在诗剧《阿尔芙索尔》的剧作中崭露才华。
因此，被皇家艺术剧院送进斯拉格尔塞文法学校和赫尔辛欧学校免费就读。
历时5年。
1828年，升入哥尔哈根大学。
毕业后始终无工作，主要靠稿费维持生活。
1838年获得作家奖金——国家每年拨给他200元非公职津贴。
安徒生终生未成家室，1875年8月4日病逝于朋友——商人麦尔乔家中。
安徒生文学生涯始于1822年。
早期主要撰写诗歌和剧本。
进入大学后，创作日趋成熟。
曾发表游记和歌舞喜剧，出版诗集和诗剧。
1833年出版长篇小说《即兴诗人》，为他赢得国际声誉，是他成人文学的代表作。
“为了争取未来的一代”，安徒生决定给孩子写童话，出版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
此后数年，每年圣诞节都出版一本这样的童话集。
其后又不断发表新作，直到1872年因患癌症才逐渐搁笔。
近40年间，共计写了童话168篇。
安徒生童话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即诗意的美和喜剧性的幽默。
前者为主导风格，多体现在歌颂性的童话中，后者多体现在讽刺性的童话中。
安徒生的创作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童话多充满绮丽的幻想、乐观的精神，体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代表作有《打火匣》、《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等。
中期童话，幻想成分减弱，现实成分相对增强。
在鞭挞丑恶、歌颂善良中，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也流露了缺乏信心的忧郁情绪。
代表作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皇后》、《影子》、《一滴水》、《母亲的故事》、《演木偶戏的人》等。
晚期童话比中期更加面对现实，着力描写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揭露社会生活的阴冷、黑暗和人间的不平。
作品基调低沉。
代表作有《柳树下的梦》、《她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幸运的贝儿》等。
什么是童话
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
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
一般故事情节神奇曲折，生动浅显，对自然物往往作拟人化的描写，能适应儿童的接受能力。
（《辞海》） 童话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体裁。
是一种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虚构故事，多采用夸张、拟人、象征等表现手法去编织奇异的情节。
幻想是童话的基本特征，也是童话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
童话主要描绘虚拟的事物和境界，出现于其中的“人物”，是并非真有的假想形象，所讲述的故事，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童话中的种种幻想，都植根于现实，是生活的一种折光。
童话创作一般运用夸张和拟人化手法，并遵循一定的事理逻辑去开展离奇的情节，造成浓烈的幻想氛围以及超越时空制约，亦虚亦实，似幻犹真的境界。
此外，它也常常采用象征手法塑造幻想形象以影射、概括现实中的人事关系。
谁有读书使我更健康的稿子，我要演讲
快
书给了我们什么
--------------------------------------------------------------------------------博尔赫斯在一篇讨论秦始皇的文章里，把他修建长城和焚毁书籍两个行为放在一起加以感慨。
作者用他一贯的神秘语气猜测道：“焚书和筑城可能是相互秘密抵消的行动。
”他的推理过程是：始皇帝修筑长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无法长久的；他焚书，则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
博尔赫斯觉得秦始皇有可能会这么想：“人们厚古薄今，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以后可能出现想法和我相同的人，他像我毁书一样毁掉我的长城，那人抹去我的名声，却成了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秦始皇希望永生，但难以实现；于是，永生的种种可能的变形就成了选项。
博尔赫斯对秦始皇的焦虑感有可能了解得不够，后者对于永生的理解，也许并没有那么多行而上的思考。
感受到当下的满足，愿意将彼时延长，愿意延长到永恒的地步——就是这样。
不过这并不妨碍把焚烧书籍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的仪式，揭示了与永生有关的秘密。
这个话题涉及我们对书籍的理解。
没有一本书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只是若干页上面留有油墨痕迹的纸，钉在一起，成为一个扁平的立方体。
通常认为书是有内容的，而且有别于那些承载它的介质。
说起一本书很“厚”，我们其实是想说它的内容“多”。
这种理解虽然简洁明了，却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认可。
梁朝时的书生罗允，拒绝在纸上抄写自己的书。
他认为，书被抄写在纸上，会失掉精气。
有人问他，你用绢丝誊写书籍，那么用纸来干什么呢
他于是用纸做了一身衣服，穿戴起来，哗哗作响。
罗先生的书最终失传。
这当然很可惜，但即使我们现在读到他的书，恐怕也是已经失掉了精气的。
宋人盛其名讥讽道：“夫失却精气而稍余者何
未可知也。
故无足惜。
（《平谐二记》）” 盛先生和多数人一样，觉得书写在哪里是不重要的；但他也会同意罗允的看法，书是有“精气”的——在不同的人那里，这个词的叫法不同。
神采、意韵、境界……乃至灵魂。
所有人都会注意到，对书籍的这种描述，暗含了人自身的某些特征，或者干脆就是人生命中可以切分的部分。
公元二世纪的神学家俄里根进行过自我阉割，但他相信自己是完整的（甚至躯体也是），因为他的著作和他的灵魂同在。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很容易想到史学家司马迁，他身体上的残缺是被动的，但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成主动：如果不是他在皇帝面前为李陵竭力辩护，刑罚是完全可能免除的。
司马迁把《史记》作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完整的理解。
不是一部分，而是整本书籍，构成了他的“一家之言”。
宇文所安解释说，这里的“一家之言”，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言论”。
灌注于书中的灵魂，不仅来自于个人，而且保存了远至上古的血脉精神。
显然，这又回到了关于永生的话题。
完整与永恒的对应关系，在每一本书中得到体现。
几千年前，刻在一片龟甲上的占卜文字写道：“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卜辞通纂》第三七五片）”尽管最终出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结果，但占卜文应该尽可能的罗列各种可能性，这样才能构成完整，才能求得神灵的启示。
书籍对于自身完整性的追求，有时会通过间接的方式。
比如，它先以残缺或过于简短的章节示人，显得意味深长，引诱后继者补充或解读；原文谨慎地与续文或者注释保持距离，既然不提供标准答案，也就表示含有更深层次的解释。
当注疏一层一层叠加起来时，它们也变成了原文的一部分，需要再加新的解释。
最初的秘密就像珍珠一样，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
如此这般，所有的书籍被分为两大类：被注释的和注释的。
其中，后一类也有可能在前一类中获得位置，这种双重类型会更加吸引人们的好奇心。
十一世纪的犹太经师马色赛·苏迦说：“归根到底，人们不是阅读书籍，而是阅读自己的好奇心。
”——这算是一种抱怨。
在虔诚的犹太教徒看来，对经典的态度容不得任何崇拜之外的情感。
不过，基督教和别的宗教都不认为好奇心应该受到批评，即使面对《圣经》，愿意以探寻秘密的方式去接近它也无可厚非。
从中世纪起，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把《圣经》和神创的世界对照起来，两个奇迹蕴藏着同样多的秘密。
传说，集合论的先驱Cantor在思考无限集合时，曾感受到这种一一对应的奇妙。
佛教的大乘瑜伽学派，构造出一种叫做阿赖耶的藏识，它就像一本永远在续写的书，将人从无始以来无数轮回的全部生活细节都记录下来，内容多到不可思议。
几乎从诞生之时，书籍就取得了介乎人类生命和灵魂之间的地位。
或者说，它早早就习惯于接受崇拜。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书，作者阙如，反而给人一种印象：书籍成为它本身的作者。
这种说法不全然是比喻，所有暗示自己不够完整的书都在以某种方式悄悄地完成自己。
这就是阅读。
有的作者声称自己不在于是否有读者，但其著作总是在反驳他；即使声称的话语本身，也是期待有读者的。
伟大的佛陀在入灭前，明确告诉弟子：如果有人说在这四十多年里讲解过一句佛法，他就是在诽谤我。
佛陀坚信自己要被人误解，所以他没有留下一部著作；孔子也是述而不作；据说，耶稣一生也只写过几个字，而且是用手指在地上画的，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约翰福音·8-3》）。
也许，从误解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书的含义。
它必定包含了什么，才有可能被人从相反的意义上去领会。
在这里，偶然性的特征被大大夸张了，以至于人们会用那个假设的实验来解读莎士比亚：一只猴子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屋里还有一只台打字机。
这只猴子偶尔会跳到打字机上，敲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字符来。
如果猴子足够长寿，在无限长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在打字机上出现一段莎士比亚的诗句。
无限的偶然变成了必然。
关于阅读也可以这么理解，前提是误读的方法应该得到尊重，正如英国人W. H. 奥登说：“作为读者，我们大部分在某种程度程度上就像那些往广告画中姑娘脸上描胡须的顽童。
” 如果说，书籍里隐藏着秘密，阅读就是寻找秘密的过程。
古往今来的读书人，都乐于相信经过努力，自己是可以获得那个秘密的。
有时偷懒，会从结果倒推回去证明，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种理想。
时至今日，相信读书可以明志修身甚至净化社会风气的，也不在少数，正是继承了这一流派的思路。
于是，秘密便成了可以大相宣扬的事情。
古老的智慧不相信这么轻易的秘密，但相信应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它。
斯洛文尼亚人斯拉沃热·齐泽克讲述过一个关于秘密的小故事：在某列火车上，面对面坐着一个波兰人和一个犹太人。
波兰人突然怒气冲冲地朝犹太人吼叫道：“告诉我，你们犹太人是怎么从我们身上榨取了最后一个硬币，自己腰缠万贯的
”犹太人平静地回答：“好吧，我告诉你这个秘密。
但是，你得先付给我5块钱。
”波兰人交了钱。
犹太人开始讲：“首先，你得找一条死鱼，割下它的头来，将其内脏装进一个瓶子。
然后，在月圆之夜的三更时分，你要把瓶子……”说到这里，犹太人停住了：“如果要听下面的内容，你得再付我5块钱。
”收到钱后，犹太人才继续他的故事。
接下来，他不停地要钱，直到波兰人忍无可忍：“你这个无赖、骗子
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说到底，你是想榨干我身上的最后一个硬币
”犹太人说：“哦，现在你知道这个秘密了。
” 每一位读书人都热衷于夸大自己的阅读热情，往往读书越多，夸张的程度就越厉害。
传说钱锺书曾经在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时，故作惊讶地感叹：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此之多的我不需要去读的书。
即便不在现场，我们也能辨认出藏在他的调侃语调背后的自负表情。
读书人在这个话题上的夸大其词，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把对阅读的喜爱和阅读本身混为一谈了。
他们可以辩解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好比对幸福的理解：你追求幸福的过程，本身不就是幸福吗
”这样一来，标榜自己的读书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阅读行为；获得的乐趣似乎也并无二致。
鉴于人人都不妨自称是一名阅读爱好者（这很难吗
），所有涉及这个话题的人，在刚刚开口时就已经把自己指控为一个说谎者了。
我猜，肯定有人和我一样被此事困扰过好久，觉得自己必须经过测试，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读书给生活带来了什么
起初，我找到一些教诲式的答案，试图用它们来说服自己：读书使我更聪明、更渊博、更正直、更健康、对生活更有信心……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件太占便宜的事情，如果我乐意，甚至可以把所有对自己有利的形容词续加在后面，比如更漂亮、更强壮、更长寿等等。
我心知肚明：如果我不能用别的方法使自己更聪明，读再多的书也帮不到我；但我乐于装糊涂。
说到底，由于虚荣心的作怪，我可能故意混淆了读书和生活之间的因果顺序。
在读书方面有信心的人，干脆否认这个问题。
博学的意大利人安伯托·艾柯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对读书持怀疑态度的人划入恶俗群体。
那些人常常在别人家里看到众多藏书时，不识趣地问：“哦，这么多书啊——您都读过了吗
”艾柯不耐烦多解释一句，他故作姿态吓唬他们，以此取乐。
另一种低调态度的典型是鲁迅，他把读书看作是和打麻将类似的生活爱好，对本人而言既不必理喻，对外人也就无话可说。
这两个例子很能鼓舞读书人，但在前面那个问题上，它们毫无用处——就像读书本身之于生活一样。
我得另找出路。
在放弃了这些说教之后，我把“有用”的范围缩小了：从书中我可以获得了一些知识，帮助生活得更顺利。
这是个比较诚实的答案，但既不充分，也不完整。
我并非只通过阅读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增长知识显然也不能概括阅读的全部。
真叫人为难。
于是，我又只好重新把情绪部分计算在内。
这完全是权宜之计，要么举不出一个最为显著的情绪特征，要么没法穷尽所有的情绪。
一个声音说：读书会让我快乐；另一个声音就说：有时，读书也让人烦恼。
一个声音说：读书会让我轻松；另一个声音就说：有时读书也人紧张。
情绪成对出现在同一个阅读姿势当中，我想起来了：读书至少给我带来了便秘。
诗画本一律的具体意义
他长相丑陋，出身卑微，一辈子都梦想着出人头地。
他生性敏感，饱受摧折，不敢谈婚论嫁，到头来反被视作同性恋。
他的童话是给全世界孩子们的最好礼物，但在大部分人眼中，他仍然只是一个有趣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这样一个外表古怪，内心忧郁的安徒生，又是如何写出了如此灿烂的纯真梦想呢
1874年，也即安徒生去世前一年，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出自一位美国女学童之手，随信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登载着安徒生身体病弱及所谓穷困潦倒的报纸剪报。
没多久，别的孩子也开始寄来小额钱款，用以偿还费城一家报纸所谓欠这位丹麦作家的“儿童债”，后来，连美国大使也亲自给他送来了200个丹麦银元。
还没有穷得揭不开锅的安徒生想加以阻止。
他写信给发起这一慈善募捐活动的发行人吉布森·皮科克，说他尽管很乐于见到“我以小语种所写的故事能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读者”，并且为如此多的美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来帮助他这个老作家”而深深感动，可他确实不需要也不能够接受这些礼物。
他写道，现在他感到蒙羞，而非自豪和感激，而某种满足感已经抵销了安徒生的困窘。
安徒生终其一生都梦想出人头地，能被视作真正的艺术家，有时侯这种渴望可以战胜一切。
“我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这也是我活着的唯一理由。
我觊觎声名和荣耀，与守财奴觊觎金子如出一辙，”这是他30岁出头那会儿写给朋友的信。
而今他已69岁，其声名远播之广，美国报纸搞的活动可资证明。
他也许比其他在世的作家更为知名，而国际性的声望通常建立在其他名人的陪衬之上。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他的作品便得到广泛传诵，尽管其方式并不总是合乎他的本意。
像、、和这样的故事，早已有了大量译本，其中也包括把原作糟蹋得面目全非的粗劣译文。
比如说恶名昭著的玛丽·霍维特（MaryHowitt），一个不懂丹麦语的英国女人，其翻译完全仰赖于德文版。
另一位英国译者卡洛琳·皮奇则整段整段地大删特删。
不过还是出了一些较好的版本，特别是在美国。
如让·赫绍特（JeanHersholt）的译本，这位丹麦人是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明星。
安徒生去世一百多年后，其文学影响力反而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
莫依亚·希勒的电影比安徒生的原著还要出名。
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电影及和卡通片可以在任何一家“巨弹”连锁店里租到，迪斯尼公司还执意重写安徒生一些最优美的故事，为年轻观众加上幸福的结局。
总的说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安徒生被公认为一个美丽童话的有趣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1952年，丹尼·凯（DannyKaye，1913－1987，美国喜剧明星，原名大卫·丹尼尔·卡明斯基。
——译注）主演的电影将这种观点表露无遗。
尽管这部影片跟真实的安徒生风马牛不相及——它倒也从未如此自夸——但它营造出了一个和安徒生童话一样深入人心的作家生平，它几乎成了那些童话的续篇：一个来自费恩岛小镇奥登塞的穷小子，独闯哥本哈根，征服逆境，终获成功。
这也是该片的精髓所在，说远点儿，和安徒生的自传也颇为契合，他给它取名为，其中并无自我解嘲之意。
然而据弗兰克·娄瑟（FrankLoesser，1910－1969，美国著名的抒情歌曲作者，也是电影中多首插曲的作者之一。
——译注）记载，丹尼·凯的这部影片在丹麦被认为是一部无聊，且令旅游业有点儿难堪的作品。
长期以来，安徒生及其作品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素材。
几乎从他辞世那天起，评论家及研究者就开始挖掘他的家族历史，对其私人日志和文字资料狼吞虎咽，连一本较早写就，未及加工的回忆录也不放过，这本回忆录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掘出版。
1993年，奥登塞安徒生中心的主任约翰·德·米留斯出版了一本逐日记录安徒生日常生活的详尽年谱，此项仍在进行的工作，令丹麦人得以透彻了解安徒生的生活细节——详至他手淫的频率——以及在哥本哈根著名购物街斯拖盖特大街找到的与其他纪念品完全不搭调的一幅肖像画。
对真实的安徒生感兴趣的人到处都在增加：爱尔兰剧作家巴里（SebastianBarry）和美国舞蹈家玛莎·克拉克（MarthaClarke）最近合作，排演了一出关于安徒生生平的舞剧，其中包括弗兰克·娄瑟的配乐。
作品于去年秋季在旧金山首演，但评论家们多少有些困惑，他们惊异于其出色的视觉效果，却无法认识到舞台上呈现出的那个阴影中的安徒生。
（这部作品正在重排，准备在下个演季进军百老汇）。
此外，诺普夫出版社今春还将出版一部新的安徒生传记，作者是伦敦的作家杰基·伍施拉格（JakieWullschlager）。
新传将为屈指可数的英文研究论著增加一部可信的作品，布雷兹多夫出版于1975年的是其中最为著名之作。
在29岁那年画的一幅肖像中，安徒生戴高领，留小胡子，看上去像个花花公子。
但是后来拍的许多照片——难看，别扭，冷漠和忧伤——似乎更接近安徒生的真实状态。
“要我说，安徒生的日常状态就是悲伤，”乔纳斯·科林（当时丹麦皇家剧院的导演。
——译注）的儿子爱德华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
安徒生的作品也反复透露出零零碎碎的暗示：社会冷遇，性挫折，以及对往事有朝一日会将其吞没的恐惧。
终其一生，他都无法摆脱在斯莱格思（Slagelse）文法学校四年生活留下的噩梦。
他在那儿吞咽着失败的恐惧，受到毫无同情心的校长的虐待，并被强令停止他难以自制的写作冲动。
他曾给自已在哥本哈根的赞助人P．F．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妻子写去一封充满自怜情绪的信，伍尔夫太太复信说： 你麻烦起朋友来实在是不遗余力，我难以相信这样做能令你好过一些——你对自己——你自己——一贯强烈关注的最终结果便是——你认为你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
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岐途。
但安徒生已无法自拔。
他发誓要当个大作家——像奥伦施拉格（AdamOehlen?schlager，1779－1850，丹麦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
——译注）那样的大作家。
1826年，这位成熟的21岁学生写了首甜腻腻的诗，名叫，诗中写道，“母亲，我累了，我想睡了，让我歇息在你的心畔。
”第二年，这首诗在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结果大受欢迎。
三年后，哥本哈根的大文阀J．L．黑伯格创办的一本文学杂志选登了安徒生的幻想散文《阿马格岛漫游记》的部分章节后，其作品再次风行一时。
这使安徒生头一回尝到备受公众瞩目的滋味，但英格曼（B．S．Ingemann，1789－1862，丹麦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译注）不久便指责他讨好“七嘴八舌、浅薄浮躁的读者”，这简直让安徒生大惊失色。
安徒生也很想讨好另一种读者：与他同时代的名人们。
1883年，他首度游历巴黎，当年他年方二十有八，在丹麦以外还很少为人所知，他直接登门造访雨果，吓了人家一跳。
这种几近狂热的追星举动才刚刚开始，他这辈子还和这些人拉上了关系：李斯大小仲马，巴尔扎克，门德尔松，格林兄弟（人们经常把他和他们相提并论），海涅——他视安徒生为趋炎附势之人（“他的举止显出了那种王子们喜欢的摇尾乞怜的奴态。
”），还有舒曼，罗西尼，有“瑞典夜莺”之称的珍妮·林德，瓦格纳，以及狄更斯。
安徒生渴求引人注目，但他一直租房独居。
也有女孩子迷恋他，通常是朋友们的女儿，珍妮·林德尤甚。
但任何事情只要一和性沾上边儿，他便勇气尽失，女人们和她们的胴体总是让他惊惶失措。
1834年初，他在日记中写到参观画家艾伯特·库池勒的画室的经过： 我正坐着，一个约摸16岁的年轻模特儿跟她妈妈一块到了。
库池勒说他想看看她的乳房。
那女孩儿因我在场而稍显局促，但她妈妈说，“磨蹭啥，磨蹭啥
”，随即便解开她的衣服，尽数扯到腰部以下，她站在那儿，半裸着，皮肤很黑，胳膊也有些过于细弱，但那乳房美丽，圆润……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震颤。
他的日记在描写自己的身体时也令人吃惊地坦白。
“阴茎疼”或类似的记录比比皆是，旁边加上十字状的标记，表明他手淫过了。
快30岁时，他去意大利旅行，期间写道： 我热血沸腾。
头痛。
血涌进我的眼睛，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驱使我走出门外——我不知自己要去哪儿，但是我……坐在海边的一块石头上，涨潮了。
红色的火焰沿维苏威奔流而下。
我往回走时，两个男人跟了上来，问我要不要女人。
不，不要
我大喊，然而回家一头扎进了水里。
1901年，有位丹麦作家托名艾伯特·汉森，在一家德文杂志上提出安徒生是同性恋。
此后，研究者们就此问题展开的辩论已显冗长乏味。
作为一个成年男子，他偶而也会像对女人那样对男人着迷，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舞蹈家海拉德·沙夫。
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安徒生始终保持着童子之身。
不管怎样，他都是十九世纪一个真真正正的孩子，他的小说和剧本尽管本意是为成人所写，但也极少以超出当时标准文学修辞的形式去触及性欲——顶多是些颤抖的嘴唇和有礼有节的拥抱而已。
在安徒生于1875年以75岁高龄去世之前，他已得偿所愿，大获全胜。
别的作家也对他喜爱有加，其中包括萨克雷，易卜生和朗费罗，他跟他们都有通信联系。
他一度和狄更斯过从甚密，但他们之间的友情竟以恶言收场。
布雷兹多夫是这样记述的，1857年6月，安徒生应邀前往狄更斯在肯特郡的乡间居所，在那儿一呆就是五个礼拜，几乎让主人疯掉。
狄更斯的女儿凯特后来回忆，他父亲最终摊牌说：“汉斯·安徒生在这屋子里睡了五个星期——好像要跟这个家永远过下去了
” 狄更斯随后便与他断交——而安徒生到死也没明白个中缘由。
安徒生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奥登塞因其声望而名扬四海。
拜访者纷至沓来，向他表示敬意。
他成了欧洲皇室的宠儿。
他摆好姿势让人为他塑像。
（去年7月，人们可以看到大群孩子坐在纽约中央公园安徒生塑像的基座上，聆听有人为他们朗读的《哈里·波特与火怀》）但是，比起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甚至汉姆生和J．P．雅各布森，安徒生仍被视为最难以捉摸的艺术家——一位全然用小语种写作的文学大师——还有，不知何故，这位最悲观的男士继续遭受着打击，他深信任何东西都是过眼云烟。
甚至正当盛名之时，安徒生也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所受的打击：那纯粹来源于一种无因的恐慌： 一个肮脏的肓流站在泉边。
我有种感觉，他可能认识我，并且可能会告诉我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我是个得到高升才进了上流阶级的贱民。
那时正是美国学童对他大发善心的1874年，他身患重病。
一年之内，他便要因肝癌而死去。
但是，即便在他弥留之际的这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他都与犹太商人莫里茨·梅尔考斯一家呆在一起，此人一直在照顾他）他乐于，甚至渴求会晤任何寻访者。
而且，在这些谈话中，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可爱、虚无、对别人赏识的令人心碎的渴望。
当时年仅23岁，也不会说丹麦语的英国文学记者和评论家爱德蒙·高斯，后来写了他如何在门口遇到“一位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
”高斯接着写道：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能从他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美国领事G．W．格里芬好像记不得安徒生身体上的病痛了。
“我拜访他时，”格里芬在1875年写道，“交给他一封西斯特先生（一位诗人朋友）寄给我的信，请他为他的自选集抄点他喜欢的诗句。
”安徒生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划拉了几下，上书：“致L．J．西斯特先生。
人生是最美的童话。
此致。
H．C．安徒生。
”接着，他拉着格里芬的手说，“告诉朗费罗先生，说我病得厉害。
”格里芬是带着明显的，几乎是洋洋自得的满足感来描述这一场景的。
不管是他，还是安徒生在去世前那几个月里同意会见的人，好像都没有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们自己还不急不忙地登门讨扰呢。
原文载于今年1月8日的《纽约客》杂志，因篇幅所限，未能尽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