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词及赏析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赏析： 自然才是心中的至爱，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自然留下一缕情丝。
经过长期痛苦而 疲惫的求索，诗人终于找到了与生以来便存在心中的那个情结。
道路虽然，曲折多艰， 但毕竟还是寻找到了。
桃李桑树，茅檐鸡犬，诗人在恬静闲适的生活中让自己的心灵 安宁祥和下来。
冲破樊篱，，优哉、悠哉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风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地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赏析： 淳朴的民风，单纯的人际关系，让诗人的心灵如鱼得水，在这里，所拥有的只是愉 悦和宁静。
此时的诗人已经不再是文人，而将自己完全改造成一位农夫，“短褐穿结” 他的所有喜悦与担心只同自己的农夫生活密切相关，拥有自然，也就拥有了自己的一切 生命。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外狭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赏析： 披星戴月，侍弄着自己那点儿，“庄稼”，不去管它他收成如何，只要将自己放到 泥地和作物之中，就已身心倍感愉悦了，农田那稀疏的庄稼，那萎萎的野草，那难行的 田间小道，以及那冰凉爽净的露珠，都让诗人有种新鲜刺激的感觉，让他欣喜异常，这 种感觉又是他生命的源泉。
与世无争、自然恬静的生活让他完成自己生命的极乐体验。
陶渊明的诗赏析
陶渊明《饮酒》其五赏析 作者：佚名 人气：2694 日期：2006-10-12 17:09:29 出处：会员转发 [大 中 小] 《饮酒》诗一组二十首，是归隐之初写的，大抵表述醉中的乐趣和对人生的感想。
这首诗写心远世俗、欣赏自然的兴致和领悟。
艺术特色： 平淡而醇厚。
情景理的融合。
译文： 生活在人间，却没有车马的嚣喧。
你问我何能如此，心灵清远，地自静偏。
采摘菊花在东篱之下，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人眼帘。
山气氤氲，夕阳西落，傍晚的景色真好，更兼有飞鸟，结着伴儿归还。
这其中有多少滋味要表达，欲要说明，却又忘记了语言。
赏析： 陶渊明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
只是到了他这一代，这个家族已经衰落了。
他也断断续续做了一阵官，无奈靠山不硬，脾气却分外高傲，玩不来官场中钻营取巧的一套，终于回家乡当隐士去了。
《饮酒》诗一组二十首，就是归隐之初写的，大抵表述醉中的乐趣和对人生的感想。
本篇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
人活在世上，总要找到生命的价值，否则人就会处在焦虑和不安之中。
而社会总是有一套公认的价值标准，多数人便以此为安身立命的依据。
拿陶渊明的时代来说，权力、地位、名誉，就是主要的价值尺度。
但陶渊明通过自己的经历，已经深深地懂得：要得到这一切，必须费尽心机去钻营、去争夺，装腔作势，吹牛拍马，察言观色，翻云覆雨，都是少不了的。
在这里没有什么尊严可说。
他既然心甘情愿从官场中退出来，就必须对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加以否定，并给自己的生命存在找到新的解释。
这诗前四句就是表现一种避世的态度，也就是对权位、名利的否定。
开头说，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
所谓“车马喧”是指有地位的人家门庭若市的情景。
陶渊明说来也是贵族后代，但他跟那些沉浮于俗世中的人们却没有什么来往，门前冷寂得很。
这便有些奇怪，所以下句自问：你怎么能做到这样
而后就归结到这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
精神上已经对这争名夺利的世界采取疏远、超脱、漠然的态度，所住的地方自然会变得僻静。
“心远”是对社会生活轨道的脱离，必然导致与奔逐于这一轨道上的人群的脱离。
那么，排斥了社会的价值尺度，人从什么地方建立生存的基点呢
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
这种哲学可以叫作“自然哲学”，它一方面强调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与和谐。
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是面对着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的。
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人们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在虚幻的、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名利中竞争、追逐不已，生命才充满了一得一失喜忧无常的焦虑与矛盾。
因而，完美的生命，只能在归复自然中求得。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在诗里，就变成论文了；真正的诗，是要通过形象来表现的。
所以接着四句，作者还是写人物活动和自然景观，而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
诗中写到，自己在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无意中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庐山）相会。
“悠然见南山”，这“悠然”既是人的清淡而闲适的状态，也是山的静穆而自在的情味，似乎在那一瞬间，有一种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同时发出，融合成一支轻盈的乐曲。
所见的南山，飘绕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岚气，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出不可名状的美，而成群的鸟儿，正结伴向山中飞回。
这就是自然的平静与完美，它不会像世俗中的人那样焦虑不安，那样拼命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
诗人好象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了，生命在那一刻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最后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想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
实际的意思，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本上是生命的感受，逻辑的语言不足以表现它的微妙与整体性。
陶渊明的诗，大多在字面上写得很浅，好象很容易懂；内蕴却很深，需要反复体会。
对于少年人来说，有许多东西恐怕要等生活经历丰富了以后才能真正懂得。
开头四句，以具体的生活体验，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揭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很有理趣的生活现象——“心远地自偏”。
“采菊”四句，即由“心远地自偏”生出，言东篱采菊，在无意中偶然得见南山，于是目注心摇，又为南山傍晚时出现的绚丽景色所吸引。
结庐人境，而采菊东篱；身在东篱，而又神驰南山，全篇主旨总在显示“心远”二字。
最后两句所说的“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
所谓“真意”，其实就是这种“心运”所带来的任真自得的生活意趣；所谓“忘言”，就是在陶渊明看来，世间总有那么一些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的人是无法体验到这种生活理趣的
陶渊明的赞美荷花的诗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颠 通 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
韵、性，都是指为人品格与精神气质。
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
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
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
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但是，人生常不得已。
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
所以不能不违逆自己的“韵”和“性”，奔波于官场。
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一去三十年”，当是“十三年”之误。
从陶渊明开始做官到最终归隐，正好是十三年。
这一句看来不过是平实的纪述，但仔细体味，却有深意。
诗人对田园，就像对一位情谊深厚的老朋友似地叹息道：“呵，这一别就是十三年了
”内中无限感慨，无限眷恋，但写来仍是隐藏不露。
下面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
虽是“误入尘网”，却是情性未移。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
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就显得自然妥贴，丝毫不着痕迹了。
“守拙”回应“少无适俗韵”——因为不懂得钻营取巧，不如抱守自己的愚拙，无须勉强混迹于俗世；“归园田”回应“性本爱丘山”——既有此天性，便循此天性，使这人生自然舒展，得其所好。
开始所写的冲突，在这里得到了解决。
从冲突中摆脱出来，心中欢喜，情绪开张，以下八句，便以欣欣之笔，咏唱居所一带的风光。
这里描写的一切，是极为平常的。
土地，草房；榆柳，桃李；村庄，炊烟；狗吠，鸡鸣。
但正是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在诗人笔下，构成了一幅十分恬静幽美、清新喜人的图画。
在这画面上，田园风光以其清淡平素的、毫无矫揉造作的天然之美，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悠然神往。
这是有点儿像世外桃源的光景的。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桃花源记》）其实，幻想的桃源也好，现实的乡村也好，都是表现着陶渊明的一种理想：合理的社会，应当是没有竞争、没有虚伪、没有外加的礼仪束缚，人人自耕自食的社会。
这种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陶渊明笔下的乡村，也有意忽略了生活艰难和残酷的一面。
但作为诗的构造，却给人以美的安慰。
——文学常常起着这样的作用。
这一段初读起来，只觉得自然平淡，其实构思安排，颇有精妙。
“方（同“旁”）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
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前四句构成一个近景。
但陶渊明要描写出和平安宁的意境，单这近景还不足显示。
所以接着把笔移向远处的景象：“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
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
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从四句近景转到两句远景，犹如电影镜头慢慢拉开，将一座充满农家风味的茅舍融化到深远的背景之中。
画面是很淡很淡，味道却是很浓很浓，令人胸襟开阔、心旷神怡。
读到这里，人们或许会觉得还缺少点什么。
是的，这景象太过清静，似乎少一点生气。
但诗人并没有忘记这一点，请听，“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这幅美好的田园画就活起来了。
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
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
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
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
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
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不会让你感到喧嚣和烦躁。
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从写景转下来，是这样两句：“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
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
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
不过，最令人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全诗便以这样两句收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
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
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
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自来评陶诗者，多强调其自然简淡的风格，至有“陶渊明直是倾倒所有，借书于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渊明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之类的说法。
其实，诗总是诗，“自然”的艺术仍然是艺术，甚至是一种不易求得的艺术。
真正随意倾吐、毫不修磨，也许称得上“自然”，但绝非“自然”的艺术。
从这诗来看，在谋篇布局、逐层推进，乃至每个细节的刻画方面，都非草率从事，实是精心构思、斟字酌句、反覆锤炼的结晶。
只是有一种真实的情感始终贯穿在诗歌中，并呈现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
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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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传》是他托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传。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渊明的自画像。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他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
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他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他是一位隐士。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
他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
但为什么看中五柳树呢?也许他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
他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
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他的志趣。
对他的名字作了介绍之后，接着写他的生活、性格。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他最突出的地方。
闲静少言是他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他的真实面貌。
因为不追求荣利，他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
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他没有志趣。
他有三大志趣，一是读书，一是饮酒，一是写文章，可见他的志趣是高雅的。
他虽然隐姓埋名，但与道家说的“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并不一样。
不过，他“好读书，不求甚解”，为什么不求甚解?这就与他的“不慕荣利”有关。
他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他并不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既不追求名，也不追求利，只求精神上得到安慰。
他有什么“会意”呢?没写。
我们从陶渊明所写的《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作中可以想见。
他从书中得到哲理，得到启示，对当时的混乱、丑恶的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透彻的了解。
但只能“会意”，不能言传，因而“闲静少言”，只是不说，不是不知。
这使我们隐隐地感到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也隐隐地感到那个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二个志趣——饮酒。
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但读书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说明他内心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有波澜的。
内心的波澜没有表现出来，却找到了一个使波澜平静的方法，这就是嗜酒。
“嗜”字说明不是一般的小饮，而是“期在必醉”。
尽管“家贫”，也没有改变这一嗜好，就因为在醉乡中可以使心灵的波澜得到平静。
这是他在那种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三个志趣——著文章。
他著文章的目的是“自娱”，不是要给别人看，更不是要献给统治者，去求官得禄。
这一点也说明了他内心的确有“会意”，有话要说的，只是不愿对别人说，写文章给自己看。
“闲静少言”而又“常著文章自娱”，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他实际上是有痛苦的，但能从读书、饮酒、写文章当中得到解脱。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
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 这两句话正好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
作者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表明作者也很欣赏道家所鼓吹的无为而治的古代社会，但全文主要精神仍然是儒家的“独善其身”。
全文不足二百字，语言洗练，于平淡之中表现深刻的内容，这就是陶渊明诗文的一大特色。
参考资料：古代散文鉴赏辞典
我心中的陶渊明
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东晋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著名诗人。
陶渊明出身于落魄仕宦家庭。
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
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
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
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
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
”（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
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
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
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
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
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
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
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
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
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
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
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
（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
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
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
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
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
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
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
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
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
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
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
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
”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遂授印去职。
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
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
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
归田之初，生活尚可。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
”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
他性嗜酒，饮必醉。
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
他先醉。
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
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
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
”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
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
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
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
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
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
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
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
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
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
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
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
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
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
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
《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
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
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
《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
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
《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
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
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
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
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
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
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
人们谈论《归去来兮辞》习惯于称道陶渊明的田园之乐和隐逸之欢，而忽视了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悲凉。
我在研读文本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揣摩、品味这些词句的深层内涵，我觉得，《归去来兮辞》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吐露隐痛，舒展苦闷的心灵悲歌。
下面结合文章内容对此稍作分析。
（一）、心为形役之悲。
文章第一段交待诗人归隐的原因和决心。
陶渊明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归隐的。
关于归隐的原因，《宋书•陶潜传》说是“郡遣督邮至县，吏自应束带见之。
潜叹曰：‘我不能这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自己说的，则与此略有不同。
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 缸无储粟。
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在亲友劝告下，“脱然有怀”，入于仕途，求得彭泽县令一职。
但未过多久，便“眷然有归欤之情。
”“何则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但他仍打算做一年官再“敛裳宵逝”。
恰恰这时，他的一位妹妹去世，他也就“自免去职”，写了这篇《归去来兮辞》。
不管是他传还是自序，都不难看出，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真正原因是“心为形役”，即心志被形体役使，做了许多违心悖情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想做的却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又不能不做。
结合《宋书》和小序来分析，“心为形役”含义有二：一是诗人为口腹之计，羁身宦海，折腰事人，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遭遇了冷眼和歧视，深感屈辱和厌倦。
二是诗人质性自然，与俗相违，矫厉不得，不容于世。
逆情悖性，违心违己，在诗人看来是玷污心性，扭曲灵魂，因而深感惭愧，惆怅悲伤。
一旦醒悟，便觉得“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觉得“迷途未远”，“今是而昨非”，因而决计弃官归田。
这中间固然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庆幸，更有陷身官场、铸成大错的沉痛。
大梦初醒、了然彻悟的“归田”宣言中更有痛彻心肺、追悔莫及的自责自悔。
（二）、居家涉园之痛。
文章第二段直写自己想象中的归途情景和归隐后闲适自在的家园生活，这中间，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焦急迫切，也有终于冲破“尘网”、挣脱“樊篱”的欢欣鼓舞；有久别重逢、安享天伦的欢畅喜悦，也有闲庭信步、触目成趣的宁静安逸；有饮酒寄傲、与世隔绝的孤高自许，也有策杖流憩、矫首遐观的自然情趣。
总之，一句话，宁静淡泊的日常生活，温馨朴实的家乡亲情和清新素雅的自然景观令诗人留连忘返，沉醉不醒。
我们品读文章，也会感同身受，灵犀相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自然段中也出现了一些刺人眼目、动人心魄的词句，逼人沉思，耐人寻味。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写蓝天白云，高蹈尘外，任意东西，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无心”喻指白云飘浮不定，了无心机，自自然然，顺顺当当。
写山林飞鸟，朝出暮归，远近觅食，行于当行，止于所止。
“厌倦”暗示飞鸟奔波劳碌，归林投巢，安于静谧，自得其乐。
无论是白云还是归鸟，它们都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逍遥闲适，生意盎然，这实际上反衬出诗人沦落尘网，陷身官场，与世沉浮，受人羁绊的不自由不自在，这份扭曲心灵，压抑性情，失去自由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是深刻的，也是沉重的，只是不易觉察罢了。
诗人在另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
“景蘙蘙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写夕阳晚照，光景暗淡，渲染悲凉情怀；写苍松兀立，孤独无靠，更隐喻诗人孤高傲世、形景相吊的落寞和悲怆。
一个人孤独到象李白看山一样，“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其内心的寂寞、痛楚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知音世所稀，抚松独徘徊”啊
“引壶觞以自酌”流露出诗人自酌自斟，无以为伴的孤独和苦闷。
“倚南窗以寄傲”颇有几分出尘傲世，孤愤不平之意。
“门虽设而常关”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出诗人与世隔绝，独立自足的清高和冷寂。
这些文句，貌似逍遥闲谈，实则忧愤满怀，我们读到了陶渊明隐隐作痛的心。
（三）、交往出游之忧。
文章第三段描写陶渊明的田园之乐。
纵读诗文，我们不难体会诗人身体力行、躬耕陇亩的舒心惬意，游山玩水、搜奇览胜的幽雅闲适和琴书相伴、情话相谈的融洽欢快，不过，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文字全是“欢乐其表，忧痛其里”的曲折暗示。
先说诗人的交往对象。
亲戚农人，诗人可以和他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谈天说地，家长里短，有远离官场的淡泊，有共享亲情的温馨，可是，诗人心性高洁，与世相违，风流雅致、高标独步，这远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所能理解、所能认同的，和乐欢悦的交谈之中饱含世无知音的隐忧。
文中“乐琴书以消忧”无疑又暗示了一点，只有诗书琴韵才可以寓情传志，消悉解忧，而一般的“亲戚”、“农人”则只可形交，不可神往。
再说诗人的出游方式。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径丘。
”孤舟独往，自娱自乐，有时探寻幽深曲折的沟壑，有时翻越崎岖不平的山丘，瑰怪之观，人迹罕至，诗人情有独钟，乐而忘返，这又何尝不是景示诗人隐而不发、深藏不露的遗世情怀呢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诗人就是一位遗弃世人也被世人遗弃的山林隐士。
特立独行，遗世独立，诗人是自由的，也是痛苦的。
最后看看诗人的所见所感。
“木欣欣以向荣，泉消消而始流。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看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景象，诗人不是欢欣鼓舞，诗性大发，而是悲愁叹老，自伤自悼，这份敏感与哀伤决不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偶尔一泻，绝对是诗人久积于心，郁闷难展的苦痛隐忧的自然流露。
一个年迈体衰、生命苦短的诗人，面对欣欣向荣的大好春光，除了喟叹，还能有什么呢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诗人貌似平和欢乐的田园生活之下，其实充满更多的世无知音的苦痛、遗世独立的绝望和生命流逝的无奈，我们读陶文，切不可乐而忘忧啊。
（四）委心乘化之愤。
文章第四段卒章显志，抒发诗人委心乘化，乐天安命的情志。
我们固然强化了对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返朴归真，守节养性的人生理念的理解，不过，强烈的感叹和接二连三的反问又使我们分明意识到诗人去留难定、取舍难决的矛盾和苦闷。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
”感叹人生苦短，余生不多，强调委心任运，顺其自然，其实是表达去留难定，心力不及的无奈和痛苦。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否定了忧心忡忡，心神不定的犹豫不决，其实正暗示出平日里心有所求，志有所得的煎熬难耐。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说自己乐天安命，坚信不疑，正折射出何去何从、取舍难定的怀疑和忧虑。
“聊”是姑且、暂时之意，是不是也暗示出诗人这种选择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呢
事实上，归隐田园之后的陶渊明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归隐，因为他总有不忘尘世，感时伤怀的时候。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写自己醉情山水，逍遥自在，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谴责和抗议，陶渊明既不想迷恋世俗以获取功名富贵，又不屑逃脱人世去飞临仙境，为了保持纯真质朴的天性，他只好到自然山水中去寻求心灵的解脱和情感的寄托了。
这些文句，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觉到诗人否定官场，抗争世俗的孤愤和绝决。
综上所述，我认为《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孤愤难平、忧乐相生的心灵之歌，有诗人返朴归真、颐养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叹；有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误入官场、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团聚、琴书相伴的宁静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难诉的郁闷孤寂……一句话，诚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说的“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品读陶文，沉浸在山水田园之中，切不可忽略了诗人的隐痛衷曲。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
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
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
《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
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
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
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
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
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肖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
肖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
《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
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关于陶渊明赏菊作诗、隐居遁世的文章
陶渊明一生断断续续地有过江州祭酒、参军、彭泽令几种官衔。
这类芝麻绿豆般的小官职，自不必说树立什么微薄的功业了，就连踏足朝廷，瞻仰“天颜”，发一发政见牢骚的资格、机会都从来没有。
翻开陶氏的传记、年表，看看这位被誉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中）的伟大人物的生平，不免要大失所望。
在晋宋易朝这大时代、大背景之下，陶渊明有的只是平凡又普通的一生。
“归隐”两个字，几乎可以涵盖他的所有。
“避世”，似乎就是他这辈子降临人间的目的。
可是，这个世上并没有所谓的“天生的隐士”。
或许一个人要当高官、成就大业，仅需各自心存一条理由、抱有一个信念，就足够了。
但若要真心放下功名利禄，专心归隐避世，当中却必定是有深刻的内因以及外因。
一、性格与命运 陶渊明（365－427）①，字元亮，一说名潜，渊明是他的字，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
大约生活在晋宋之际，浔阳柴桑人。
关于他的家世，据说大致上可以认定是东晋大司马陶侃之后，甚至是他的祖父、父亲，大约也有当过太守一类的官职，暂抛开了某些好事者的论争，我们基本上已可以想像，陶氏远祖是曾经有过显赫的过去，但到了陶渊明时，霉运早已降临。
家道中落，导致了他的生活很早就潦倒艰苦，贫困不堪。
例如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就说他“少而贫苦”，又说他“母老家贫，捧檄致亲”。
根据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的说法，这应该是与他八岁便已失怙（丧父）有关。
自幼便遭遇家运的不幸，承受家境的惨淡，总的说来，陶渊明在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极不得意的。
这点结合他在晚年所写的《有会而作》一诗自述：“弱年逢家乏”，便可以得到印证。
最为糟糕的是，这样的霉运似乎丝毫没有过停止的意思，就这样一直延续了下去，延续了一生（就是所谓的“老至更长饥”）。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乐观的人，贫困饥寒似乎更能磨炼他的意志。
面对“饥者欢初饱”、“悲风爱夜静”的长年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生活，竟还能够逆来顺受，坦然固穷，展现出性格里豁达而寡欲的一面。
以至于我们后来还可以在《五柳先生传》里，看到他自己来调侃自己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
”“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篇末更借用了黔娄之妻的话来勉励，也顺道表达一下自己的志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其实并不尽然，凡世间性情雷同者何止千万
也不见得人人就有相近的际遇，但性格对人日常各种行为的影响之深，却是不容置疑。
它或多或少也要和人的命途连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不妨对它略作修正，改为“性格左右命运”。
陶渊明的命途，就是受过了他性格的左右。
而他这种的性格形成，又是跟他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
陶渊明一生中，本就不自觉地受到“儒道互补”价值观的影响。
到了生命的后期，对人生的归宿，更是演变成了听任命运的安排，讲究随遇而安。
这一种宿命思想，他曾在《自祭文》里作出过充分的阐述。
他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勤靡馀劳，心有常闲。
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
余今斯化，可以无恨。
寿涉百龄，身慕肥遁。
从老得终，奚所复恋
”自述了从为人开始，就遭遇贫困的命运，但心情却是悠闲自得，乐天从命，委随本分来度过。
他认为自己是识运知名的，无论生前死后，都没有什么遗憾和眷恋，不像一些人为生前立功业，死后留名声而十分计较。
与此对应的，还有当他辞去彭泽令，最后决定归隐田园是的一篇有名的《归去来兮辞》，里面末尾两句是：“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这就是所谓的“乐天知命”。
在陶渊明身上，其实也是从认命到顺命的过程。
② 人生的所有不如意，既找不出真实的原因，又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无奈之下，只好将一切都统统都归结于“命运”二字。
陶渊明的宿命观就从之而来。
但待慢慢地逐渐想得通透了，由听天由命到乐天知命，去除了思想上的苦恼和负担，不再执着于名利及功业上——就弄明白即使是退隐不仕，也再没太大不了
无需过分去强求。
这样，终于是将自己从观念上扭转了过去，思想上也总算是为遁世归隐作好了准备工夫。
得以尽可能地解除名缰利锁的束缚。
只有领悟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大道理，才能够以轻松的姿态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并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最大的程度上，变得淡泊恬静，甘愿地离开烦嚣俗世，抛弃繁华竞逐，摆脱官场**，将自己的余生都寄情于山水，怡性于田园里去。
二、门阀制度下的爱国热忱 陶渊明的生平，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出仕州郡与归隐园田。
并可以他辞彭泽令一事作为分界线。
辞去彭泽令那一年，是东晋的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已届四十一岁。
这一次弃官以后，就再也没有入仕了。
换言之，此时之前的陶渊明，却是一直处于时官时隐的尴尬局面之中。
也就是说，自太元十八年（393年），二十九岁初任江州祭酒开始，他在宦海之中便浮浮沉沉了长达十二年之久。
鲁迅认为：“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不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
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
但《陶集》里又《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③ 他这段评论中提到的《述酒》诗，应该就是指有“仪狄造，杜康润色之”这两句题注的那首。
全诗颇长，除了题注两句外，诗中再找不到与酒相关的内容。
通篇上下，也只见运用比喻的手法，记录了南朝宋武帝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
而且诗中句子，是描述得相当的隐晦曲折，以致韩驹、陶澍要“反复观之”、“反复详考”，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
赵泉山也说：“此晋恭帝元熙二年也。
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禅位，既而废帝为零陵王。
明年九月，潜行弑逆，故靖节诗中引用汉献事。
”颜延之《陶征士诔》中更称此是靖节“道必怀邦”（刘良注：怀邦者，不忘于国）。
故无为子（宋·蔡绦）曰：“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
”（《西清诗话》）④这个伯夷就是“不食周粟”的伯夷。
孔子当年对他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论语·卫子第十八》）这是孔圣人对这位古代节士一个相当不低的评价了。
无为子作出这个类比，自然也是包含了前人对陶氏爱国热诚的一种认同。
这首诗写于晋恭帝遇害之后，那时陶渊明五十七岁，距离最后一次弃官归里，已有一十六年——是属于他“全隐”之后的十六年。
事实上，大约在这段期间，还写过不少能表现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鲁迅语）的作品。
这些作品包括了我们所熟知的《感士不遇赋》、《咏荆轲》、《拟古九首》等等，以及那篇传颂最广的《桃花源记》，亦当属此列。
即使四十一岁退隐之后，尚且如此“不甘寂寞”，时而赋诗著文排遣心底郁闷。
更遑论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年青时代。
前面虽提到陶家发展到了陶渊明的时候，经已是家道中落了，但他的祖父、父亲都当过中层地方官员，毕竟算得上是个士族家庭，少小时也自当有过例行接受儒家那一套正规教育的机会。
如他自己在《饮酒》诗中就说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且能够看得出，他那个时候对于儒家孔子的思想理念，也是相当的执着（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儒家所注重、提倡的是积极用世的思想。
这些思想，也就肯定有对陶渊明产生过影响。
在他晚年时候创作的《杂诗十二首》里头，更曾是直言：“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
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这些都显示出他早年怀有入世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宏伟志气。
可是偏偏“有志不获聘”，只能空叹“岁月不待人”。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向盛行以家族本位的宗法专制制度。
历代祖先的门第高低，对后代的社会地位，有着相当的影响。
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恰恰就是一个极端重视门第观念的时代。
陶渊明之所以不为当世重用，大可能便与当时这种历史大环境有很深的关系。
就拿他的祖先陶侃为例，根据《晋书·陶侃传》开头的一段简短的记载，陶侃乃“字士行，本鄱阳人。
吴平，徙家庐江之浔阳。
父丹，吴阳武将军。
侃早孤贫，为县吏。
”这段话草草交代了他的背景：父亲名字叫做陶丹，做过吴地的武官，但因为死得较早，导致“侃早孤贫”。
待他长大之后，最初也只能够当上个小小的县吏。
从中可见，陶侃的家世，断不应是什么世家豪族，也不见得有多高的社会地位。
但陶侃是个进取心极强的人，并不甘心屈居人下，本身又是很有魄力、胆识，适逢世局的动荡不安，他的才干，更是大有了用武之地，以军功起家，最终做到“位极人臣”。
只可惜的是，由于晋朝上层社会极端重视门阀世族的限制，一直都不能使他彻底摆脱出生于寒门地位的阴影。
譬如当时有个伏波将军孙秀，因为是“**支庶，府望不显”，中原人对他普遍有歧视，竟都不屑做他的下属，无奈只好找来陶侃，“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晋书·陶侃传》）。
尤觉欺人之甚的是，吏部郎温雅竟公然地称他为“小人”（《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大臣温峤也曾在背后唤他作“溪狗”（《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
这样令人颓丧、窒息的社会制度、社会风气，当然很容易教人心灰意懒，自也可想而知，陶渊明要能得到朝中贵人的重视提携，致使仕途通畅，施展抱负，实在谈何容易。
三、十二年目睹之怪现状 在时官时隐的十二年来，陶渊明是见尽了人间之困苦，尝尽了乱世之窘迫。
除了上述森严的门阀制度，给年轻时期志气高昂的他，在仕途制造过一定障碍之外，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动荡恶劣，朝廷官场内外的黑暗无道，也给他造成过绝对不容低估的打击。
这些打击，到了最后，甚至直接导致了他要远离宦海，执意归田，走上那隐逸下半生的不归路。
据载，陶渊明的一生基本上有过三次入仕。
这些都是在他四十一岁之前的经历了，且均发生在东晋时期。
第一次是在太元十八年（393年），“公二十九岁。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但是出于“不堪吏职”的原因，“少日，自解归”。
同年“州召主簿，不就”。
他这个“州祭酒”从初任到离职，都俱在太元十八年，因此可以肯定他这个官，前后做了一年的时间都不足。
关于他何以初次出仕，就“不日少解归”。
有人根据“世路靡悠悠，杨朱所以止”，以及《答庞参军》序言的两句“杨公所叹，岂惟常悲”，认为陶渊明大可能是曾受到了杨朱典故的启发，才毅然作出了那样的决定。
“世上歧路太多，人生如何选择，成为一大难题。
陶潜当时也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南可北，可进可退。
杨朱主张全性保真，陶潜终于也选择归隐田园里”，又说：“但他当时大概还没有下定决心，在歧路面前有点茫茫然”。
⑤这种说法，倒似是有一定的依据、一定道理。
而且加上当时社会上的玄风极盛，士族文人都喜好清谈，普遍企羡隐逸。
或者那种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也在他的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辞官之后，他开始“躬耕自资”，直到隆安四年（400年），事隔七年左右，他又再度出仕。
这段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如他自己中年丧妻。
孝武帝暴毙，晋安帝继位。
安帝舅王恭讨伐王国宝，反对司马道子擅权，晋开始内乱。
桓玄不受朝命。
司马元显乱政。
孙恩起义……世局乱得一团糟。
次年遇上生母孟氏卒，以奔丧为由，旋即辞官回家去了。
光阴匆匆度去，四年之后，即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终于第三次出仕了。
这四年期间，司马元显诏讨桓玄，反被桓玄所杀。
孙恩起义败死，卢循继之。
桓玄篡位，改国号为楚……时至元兴三年的二月，刘裕等起兵讨伐桓玄，桓玄挟持安帝出逃江陵，五月兵败身死。
是年春秋间战事不休，音讯阻隔。
陶渊明这时还一连作了《停云》、《时运》、《连雨独饮》几诗。
就在桓玄死后一个月，他赶赴京口作镇军府参军。
次年三月，晋安帝复位还于建康，八月，陶渊明当上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人最后的一个官衔。
同年十一月，他又弃官归里，并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作为这官与隐、去与来之间的一个终结——同时也算一个伊始。
就陶渊明这次矢志的归隐不仕，有意见认为是他辞去彭泽令后，深知刘裕因为平定桓玄变乱，立下了大功，已逐步掌权（即所谓“王业渐隆”），心里不愿意与他合作使然。
如沈约的《宋书·隐逸传》里即声称：“自曾祖（陶侃）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
”在他死后，颜延之作《陶征士诔》称呼他“有晋征士”，并“谥曰靖节征士”，大概就是持相同看法。
不过到了后世，也出现了不同的见解。
例如近人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就说到：“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
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再举了《感士不遇赋》作为例子，接着说“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
”同时代的陈寅恪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沈约在《宋书》里的叙述“最为可信”。
而我对此的看法，是比较倾向于梁氏，虽则他的见解也还颇有需要斟酌的地方。
上面已有列举过在陶渊明四十一岁归隐之前，时官时隐的期间，社会上所发生过的一些覆雨翻云的迁变。
在那个**的时代，宗室内部的争斗，军阀对政权的野心，掀起了一场接一场血雨腥风的火并杀戮，弄得民不聊生。
陶渊明的政治雄心，难免要受到压抑、磨蚀。
虽然他一直也在关心国运，从未曾真正的忘怀，对国家日衰，黎民疾苦；对朝政败坏，用人不当；对社会**，权臣篡位等等，都有激起过义愤，并时常将之诉诸诗赋散文中去。
但在当时“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险恶政治环境下，梦想无疑是破灭了，能见浊流而勇退，或属不得已，却也殊不容易。
素来就洁身自爱的陶渊明，心底对那帮“一丘之貉”的所作所为，定必极感厌恶，自然不甘沦落为其中的一份子——也总算是做到了。
至于到底是要“事晋”还是要“事宋”，倒未必是他真实关心、在意的。
有意思的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明确交待出自己接任彭泽令的真实原因：竟自是家无余粮，生活困难。
这当官的主要目的，诚可谓之肤浅得可以——不过是为了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而已。
足见他这时的心里头，实已老早种下了退隐的根。
他说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幼稚盈室，瓶无储栗，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但又因鉴于时局不靖，社会**，不敢远行，嗜酒的性子又偏改不过来，便由叔父引荐出任了彭泽令一职（家叔以余贫苦，逐见用于小邑。
于时风波未尽，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
不难看出，陶氏出任这彭泽令一职的时候，就很有委身屈就、勉为其难的意味，显然已再不敢奢望在政坛上面能有何建树了。
是出仕还是归隐，从陶渊明初入官场开始，似乎就一直摇摆不定。
这种矛盾的心态，其后还日益严重。
而这次最后的自免去职，究其原因，按他本人的说法，便是由于自己率真的本性“作怪”——经已到达再不能用虚伪造作来掩饰的地步。
他自觉出仕解决饥寒问题固然很现实，但这样违反自己的意愿，委曲求存，则徒使精神更加痛苦。
此亦难怪，在那个充满权力纷争的世道之中，就连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算计，都无不打着崇高道义作为幌子，秉性真淳的陶渊明又将情何以堪。
事已至此，即使尚去抱着一颗赤子之心，顽固不息，勇往直前，重蹈官场为国为民谋取福祉而奋斗，他实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再能够做上些什么。
力挽狂澜，他早已做不到，或者他一直都没有这个能力。
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他已经是上了四十岁的人，入世再看不到前程，未来似乎也没有曙光。
既然入世没有了出路，那就只能够背道而驰——选择出世，立心走上一条遁世归隐的道路，那才是他最后的归宿。
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颜回说:“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异类也。
”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⑥他终于是狠下心肠，放弃了年青时所坚持过的理想，宁愿返回到田园里每日躬耕，从此投入到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中去——企图通过这样来洗涤自己灵魂染上的尘埃污垢。
因为那种悠闲、恬适的情景，与他自己日后笔下那个小国寡民、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世界是相当接近。
幸好，这一个结局，与他一贯安贫乐道、固穷守志、淡泊率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秉性，也是相当的吻合。
四、 结束语 陶渊明的遁世隐居，由于自身因素，加上外界环境的制约，从入仕之初，一开始就经已注定下来。
他只是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向蜿蜒靠近。
古代的中国是出产隐士的国度，几千年下来，每个朝代都有。
针对这种隐士文化，有的称赞，有的加以责难。
李审言丈《愧生丛录》一则云：“太白、韩公，恨于陶公不加齿叙，即少陵亦只云：‘陶潜一避俗翁也’”《有不为斋随笔》卷壬亦谓：“太白、少陵、昌黎皆不重渊明。
” ⑦相反，苏轼对于陶渊明却是推崇备至，平时就很喜欢化用陶诗，对陶氏当然也就有着极为强烈的认同感，甚至还有过“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之说。
《佚名氏跋》里更称陶氏为“江左伟人”，盛赞他“仕不得志也，则挂冠而归。
此所以为渊明。
设其诗文不工，犹当敬爱。
”（据绍兴本《陶渊明文集》）姑且不论世人是给了陶渊明一个怎样的评价，“江左伟人”也好，“一避俗翁”也好，他于后世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
李白和苏轼，便是受其影响中文人士子的佼佼者。
他们三人性情、思想，又的确也有许多彼此相类的地方。
虽则苏轼一生不曾隐居，一生尽职于政事；而李白除了做翰林，做幕僚，流放夜郎的日子，基本上都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这是因为他们和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
他们命运比起陶渊明来，理论上要好上一点，并不至于学他那样，官没有做好，要跑去山野隐居。
这是幸与不幸
最后大胆稍改了陶氏诗句作为结尾：“此中有争议，欲辩已茫然”。
宁静淡泊中的智慧 ——说说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自然、恬静、安逸，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形容陶渊明的诗文呢
无论是《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还是《饮酒》、《五柳先生传》，字字都散发出那样一种淡远清新、平实淳厚、意韵悠长的独特风韵，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仿佛未经雕琢，却自然地流露着他特有的古朴之风，他的文风，他的处世哲学，都好似夹杂在那久远的魏晋之风中一丝淡淡的菊香，细若游丝，而又绵远悠长。
三国归魏，司马氏专权，曾经的宏谋远图、血撒沙场化作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没有了乱世枭雄，取而代之的是将权术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小人。
就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中，无数文人墨客选择了逃避现实，而将宝贵的生命耗费于空谈玄学、追求虚幻中的长生不老之上。
陶渊明这等隐逸之士的诞生似乎是时代的必然，然而我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同于同时代、同阶层人物的精神与思想。
陶渊明生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
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而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
他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
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
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
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这年冬因母亲病逝，便回寻阳举丧了。
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
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
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
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
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
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就辞官归隐了。
至于这次辞去县令的原因，《归去来兮辞》说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这次辞官，便是陶渊明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再未入朝为官，而是专心守住一方寸土，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
陶渊明远离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躬耕自资”，恣情与山水之间，忘却对于现实黑暗的失望之情，他爱菊，便在宅边遍植菊花；他嗜酒，而且每饮必醉；他好读书，却又不求甚解。
他的思想与行动都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太多的不同，而他又不似与他同时代的某些文人那样放荡不羁、抛弃一切礼法；陶潜绝对不会赤身迎客，绝对不会与金石为伴，更不会向往长生不死。
他仅仅出于现实的失望，更出于自己独特的志趣，而放弃了出仕的道路，他看轻生死，不计得失，安贫乐道；但从他归隐后的一些诗文上仍可看出他对于“俗世”的关注，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根基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却又融会了道家的老庄哲学，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
正因为陶渊明远离政治，接近劳动人民，才使他的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上，在文艺形式上，都走着与当时贵族化的文坛相反的道路。
他反对剥削，歌颂了劳动，并身体力行；他发挥了五言古诗优秀的传统，高度发展了民歌传统上白描的手法；在数量上及诗歌的接触面上都远远超过前代及当代的诗人；他的成就因此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宝贵的收获。
正像无数优秀的作家们，都代表一个寒士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对抗，但在这些寒士中，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走向农民的。
这就使得陶诗在一切诗篇中，都显得那么素朴淳厚，单纯明朗。
他的风格是最富有个性的，也是最典型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以后，仅有少数诗人能以自己的品格构成典型的形象，陶渊明正是这样的，他因此是中国最优秀而且伟大的诗人之一。
陶渊明的文章，并未沿袭当时盛行的华丽的骈体风格，而是清丽脱俗，清新隽永，仿佛雨后山谷中的长虹，又仿佛一汪潺潺涌动的甘泉，文字中寄托着他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理想生活的期盼。
例如他最后一次辞官时写下的《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
字里行间又仿佛潜藏了深刻的人生悲凉。
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孤愤难平、忧乐相生的心灵之歌，有诗人返朴归真、颐养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叹；有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误入官场、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团聚、琴书相伴的宁静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难诉的郁闷孤寂……又如著名的《桃花源记》，陶渊明在文中塑造了一个心目中完美的理想社会：与俗世隔绝，男耕女织，鸡鸣犬吠，其乐融融。
但他又将这个社会架空于“避秦时乱”而隐居的先人之中，分明表现出他回归本源的愿望以及对现实的失望，理想之中还透出一丝哀愁。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
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
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
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
推之于今，陶渊明不仅以他在文学世界中表现出的追求自由、自然、潇洒飘逸的生活态度感染着生活忙乱嘈杂的现代人；他的思想也仍存在着积极的一面——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不去刻意地追求功名利禄，即使有一些失去也不必感到绝望，只要内心中保有最原始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也可以是幸福的。
跟心情有关的饮酒诗句
陶渊明的《饮酒（其五）》中，诗人陶醉于山间美景悠闲自得情的诗句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诗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
“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悠然地见到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