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杜陵叟天灾所用什么手法
“杜陵叟，杜陵居，岁田一。
”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
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
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
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
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元和三年（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
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
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
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
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
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
”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
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
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
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
”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
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
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6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
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
但是最终这一切变成了一场闹剧。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
”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
“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
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
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
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
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杜甫800字评价，我看杜甫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
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杜甫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杜甫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汉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
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杜甫的以“诗史”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史官文化的体现，又是《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杜甫不愧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
杜甫和辛弃疾的生平及代表作
一、杜甫 生平：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
7岁学诗，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后世被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留。
”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而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
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
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汉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代表作：杜甫一生坎坷，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
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
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应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后人尊称他为“诗圣”。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
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
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辛弃疾 生平：辛弃疾（1140.5.18－1207.10.3）享年67岁，南宋爱国词人。
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自号稼轩居士。
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人。
始祖辛维叶，在唐曾任大理寺评事，由陇西狄道迁济南，故世为济南人。
高祖辛师古，曾任儒林郎。
曾祖辛寂，曾任宾州司户参军。
祖父辛赞，因累于族众，靖康之变时未能随宋室南渡，仕于金，先后为谯县、开封等地守令。
辛弃疾父辛文郁早卒，他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
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一起并称“济南二安”。
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
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
词至此亦足矣。
”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
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
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
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
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
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
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
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
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
有《稼轩长短句》。
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
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
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
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
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
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
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
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
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
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
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这是刻在铅山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辛弃疾墓前郭沫若对他评价的楹联。
在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文武全才。
1161年，辛弃疾自22岁率领2000多家乡父老兄弟起义抗金，便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20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可是，他中年却屡屡蒙受谗劾，赋闲20年，直至忧愤而死。
从1181年到1207年，他基本上是在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过着闲居的生活，其间有6年时间被起用又被罢官，来往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任上和带湖、瓢泉之间；而居带湖亦时往瓢泉小住。
瓢泉，是这位爱国词人南渡后的最后归宿地。
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
1181年春，辛弃疾来到上饶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
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
当年农历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鹅湖山、灵山、博山等地，都是辛弃疾常去寻古觅幽的地方。
鹅湖山下的鹅湖寺，在通往福建的古驿站旁。
1175年农历六月初三至初八，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在鹅湖寺举行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鹅湖之会）。
鹅湖因而成了文化胜地。
辛弃疾常去鹅湖游憩。
1188年秋天，陈亮”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到铅山紫溪商讨统一大计。
但后来，朱熹因故推辞了这次铅山之会。
这年冬,到了相约之期，辛弃疾正染病在床，于瓢泉养息等待陈亮。
傍晚，雪后初晴，夕照辉映白雪皑皑的大地，辛弃疾在瓢泉别墅扶栏远眺，一眼看见期思村前驿道上骑着大红马而来的陈亮，大喜过望，病痛消散，下楼策马相迎。
两人在村前石桥上久别重逢，感慨万端；伫立石桥，沐浴着雪后初晴的夕阳，纵谈国事，为金瓯残缺而痛心疾首，爱国之情汹涌澎湃于胸，拔剑斩坐骑，盟誓为统一祖国奋斗不止。
辛弃疾在与陈亮别后写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中发出“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呐喊，正是这种豪情壮志的写照。
辛弃疾和陈亮这次会晤，瓢泉共酌，鹅湖同游，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成为文坛佳话。
后人为了纪念这两位爱国志士，将这次会晤称为第二次“鹅湖之会”，将期思村前的石桥称为“斩马桥”，并在桥旁建了斩马亭。
至今，当地还流传辛弃疾和陈亮“斩马盟誓”的故事。
斩马亭还在，虽经历风雨，仍有不少刻有“斩马亭”字样的釉瓦覆盖其上，为铅山县文物保护单位。
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
1195年春，瓢泉“新葺茆檐次第成，青山恰对小窗横”（《浣溪沙·瓢泉偶作》），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举家移居瓢泉。
1196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
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
《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 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
“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
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1203年，辛弃疾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
1205年秋，又被罢官，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
1207年秋，68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
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
这年农历九月初十，民族英雄、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的遗愿离开了人世。
死后葬在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
代表作：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
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
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
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
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
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
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
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
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
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
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议练民兵守淮疏>》）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
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
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
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
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后人遂以“苏辛”并称。
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
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
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
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
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
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
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
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
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
”（《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
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
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
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
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
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
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中国古代著名诗集
艺术地再现了首都百万人民在十里长街迎候和哭送周总理灵车的悲壮动人的场景
著名诗歌大全
泰戈尔《飞鸟集》叶芝《苇间风》林徽因《人间四月天》戴望舒《雨巷》鲁迅《野草》北岛《陌生的海滩》顾城《黑眼睛》海子诗集冰心《繁星·春水》席慕蓉《雨后》徐志摩《再别康桥》……
唐代诗歌发展四个阶段一年四季分别代表的作者是
杜甫：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
7诗，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后世被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留。
”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而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
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
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汉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代表作：杜甫一生坎坷，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
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
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应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后人尊称他为“诗圣”。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
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
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