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清的兴衰特点和重要人物,给予民族历史以相当的关注和思考
不那是初一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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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关于唐朝的论文，1500字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 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时期，中国正处于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激情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 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
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 释： 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唐代咏史怀古诗有哪些特点
咏史怀古诗词的艺术特征唐宋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大发展时期，五万余首唐诗和两万余首宋词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既有的无与伦比的辉煌。
咏史怀古类诗词作为唐宋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近体诗和词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实绩，而走向了它的成熟。
这种成熟，一方面体现出唐宋时期诗词所共有的思想艺术特征；另一方面，作为一类独立的诗歌题材，经过唐前数百年的涵养和唐宋文人的共同努力，咏史怀古诗词又积淀和创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特质，形成了作为这一类诗歌自身所特有的独特性。
这种独有的艺术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诗”与“ 史”的结合：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统一咏史怀古类诗词作为一类独特的诗歌题材，就其自身而言，就注定了它拥有“着诗”“和史”的双重特征。
首先，文学性是咏史诗的永恒魅力。
源于历史而不泥于历史，咏史，不是对历史本事或事实的简单敷写或重复，而是史事的文学化，是将史事以文学形式中特有的诗的手段，进行重新的理解和架构，最终成为一种不同于历史的文学样式。
班固的《咏史》所写缇萦救父一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基本上是史传的翻版，相对来说，文学性不足，因而只是咏史诗的初期形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188态，尚不能称做是成熟形态的咏史诗。
唐宋咏史怀古诗词秉承着唐宋诗词的特征，从形态上来说，首先是文学，是诗，是词，而不是历史。
其次，咏史怀古诗词要“有史”的根据，即历史性。
源于历史本事，有感而发，有历史事实作为凭依，而不是空发议论或单纯地抒情，这是咏史诗构成的一个基本要素。
因此无论是读史有感，还是登临故地、凭吊古迹，发思古之幽情，咏史怀古诗词必须有历史本事作为基础和触发点。
即使是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四句诗纯是诗人的主观抒情，也依然需要依托于幽州台这一历史古迹的触发，有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这一历史事件为本。
两者的和谐统一便构成了咏史诗词的第一特征。
二“、咏史”与“ 言志”的结合：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从外在形态上讲，咏史怀古诗词是文学和历史的统一；而从诗歌的内容构成上说，咏史怀古诗词的独特内涵则在“于咏史”“与言志”的结合，并且最终归结于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
咏史不是目的，咏史是动因，言志抒怀才是最终的旨归。
不但咏史所咏史事的内容多含有政治的成分，是对政治的关注，而且这类诗歌中所表达“的志”的内容，也大都或是建功立业的理想，或是对国运兴衰的担忧；这些也都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讲，咏史诗更像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诗。
在大多数情况下，唐宋咏史诗词所关注的内容，最终都定位于现实政治。
无论是初盛唐时期借对历史上英雄人物建功立业的怀写，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为主题的咏史诗歌创作，如李白、王维等人的咏史怀古诗歌；还是中晚唐及宋代后期咏史诗词中借对六朝兴亡的哀悼，表达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唐代的咏史怀古诗词，基本上都是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
单纯的对史事的书写，不是咏史诗的仅有的目的，唐宋绝大多数咏史怀古诗词都是借史言志、抒情，有所寄托。
如李白的《古风“》齐有倜傥生”，咏写鲁仲连，最后两句“是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最终归结到对自身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189感叹上，这可以看做是借史言志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即使如王维的《西施咏》和《夷门歌》等，好像是纯为对史事的咏写，但其中也能见出诗歌背后所隐藏着的诗人的心志。
这也是咏史诗的又一个重要的特征。
三“、古”与“ 今”的结合：多维的时空组合咏史怀古诗词区别一般抒情诗歌的另一个显性特征，是它的多维时空跨度。
一般的抒情诗歌，多集中于某个时空断面的书写，无论是边塞风物的叙写，还是山水田园风光的描摹，诗歌的视角范围多局限于现在、眼前；咏史怀古诗词则不然。
因为题材的关系，咏史类诗歌可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具有着无限自由伸展的容量。
从前面所举的苏轼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多维的时空跨度。
词从眼前所见赤壁之景，写到千年以前潇洒倜傥的少年英雄周瑜，再写到当下华发早生的自我，在时间、空间不断的转移、切换中，完成了对于古人古事的咏怀和自己此时此刻心志的抒写。
唐宋咏史怀古诗词，一般都有着相似的创作路数。
或由眼前所见之景物，引发思古之幽情，此为怀古；然后再由凭吊古人引发对当下的时代社会或者自我生存状态的思考，此为伤今。
诗歌在古代与当今、过去与现在的转接切换中行进，这是时间的转换。
还有空间的转换，从眼前所见景物的破败，遥想昔日的富庶与繁华，这是跨越历史时间的空间切割。
刘禹锡的那组名诗《金陵五题》就是很好的例证。
其三《台城》说“：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昔日六朝万户千门的繁华和现在的野草丛生，既有时间的跨度，又有空间的对比和转换，体现了咏史诗作为一类诗歌题材所独有的艺术特质。
概而言之，咏史怀古诗词“是诗”“与史“”、咏史”“与言志“”、古”“与今”的结合与统一，这是咏史怀古诗词所独有的艺术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