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赞美“苏州”的古诗有哪些
说起来，谁的脑海里不涌现出一堆来。
江南忆，最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庭看潮头……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白居易这几首《忆江南》，分明说江南在苏州、杭州，或者说在太湖和西湖那一带，这正是我心目中的江南。
我以为别人心目中的江南也如此。
然而事实并非这样。
研究地理的学者杨勤业教授关于江南在哪里的文章，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认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江南指的是江南丘陵区。
那是南岭以北，洞庭湖、鄱阳湖以南，太湖以西的一片丘陵、盆地相间分布的区域。
他的江南北界不仅不是长江，甚至连江南的三大著名湖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和周边地区都不在江南之内。
想来这也好理解。
因为地理学家划分一个区域时，使用的是自然区划，就是寻找地表上自然属性相似的地区，把它们划出来，组成一个个区域。
在自然地理学家看来，长江并不是一条自然区域的分界线，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北两岸都交错分布着大片的平原，如江汉平原、两湖平原、长江三角洲，这些平原显然是一个统一的自然区域，他们称之为：长江中下游平原。
当把这包括了洞庭、鄱阳、太湖三大湖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划分出去后，江南还剩下什么呢
显然只剩下了一大片丘陵。
但这是地理学家眼中的江南，显然不是大众心目中的江南。
当气象学者林之光告诉我他心目中的江南是哪里时，我更惊讶了，他的江南竟越过长江北到淮河。
他认为淮河以南，南岭以北，湖北宜昌以东直至大海，都是江南，他的根据是气候，他认为那被绵绵梅雨所覆盖的地区，都应该是江南。
简单地说，他的江南是梅雨。
和气象学者观点类似的是语言学者，研究方言的学者认为从方言的角度看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于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这个区域都可以看作是江南。
其中的吴语区（江浙一带）可以看作是狭义的江南。
这时，我已经感到，江南在哪里
并没有一个人人都认可的答案。
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江南这个普通名词为什么成了特指
的确，当我们认识到江南在哪里是一个问题时，疑问就越来越多了。
例如：唐代名诗人杜牧的诗《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杜牧写扬州的还有一首名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 这里的江南分明指的是扬州，可是扬州在长江的北面啊。
这里显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江北的扬州为什么算江南
问题还有许多。
比如历史地理学者石泉曾撰文指出：古文献中的“江”并不是长江的专称，至少在唐以前。
他用大量史实证明古时许多河流都叫“江”，比如著名的大河淮河和汉水都曾叫过“江”。
“江南”也曾指淮河以南和汉水之南。
一些不出名的河流也曾叫“江”，如：山东东南的沂河等。
既然这些河流都叫“江”，那么当这些河流某一段东西向流淌时，江的南面当然就叫江南啦。
可以想象，当时被称为江南的地方是很多的。
其实我认为既然江南作为一个普通的名词意思无非是“河流南边的地方”，那么无论古时还是现在全国应该有无数的江南，只要有人有江的地方，人们都会把江之南叫“江南”，不叫江南又叫什么呢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人们离开当地，在全国的范围说江南这个词的时候，江南就从一个普通的名词变成了特指的专有名词。
为什么全国无数的江南最后都失去了叫“江南”的资格，为什么最后只有某一块地区可以独享江南的桂冠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江南经历了一个浓缩的过程 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教授在他的文章中，简明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江南作为一个地域从古到今的演变，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先扩后缩的过程。
在秦汉之际，江南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主要是湖北和湖南。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江南开始东扩，直到江浙一带。
到了唐代，初唐时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区域设立了一个大的行政区——江南道，从湖南西部直到海边。
这是第一次动用行政的力量划出了江南的范围。
此举并没有结束长江以北许多地方叫江南的历史，譬如当时，汉江西南，长江以北的荆州、襄樊、江陵等古楚国的旧地仍称江南，但是此举开始了江南的范围从北向南压缩的过程。
后来唐玄宗又把江南道拆分成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
接下来江南西道又一分为二，西为湖南道，东仍为江南西道。
这次行政区划开始了江南的区域从西向东浓缩的过程。
从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江南经历了一个不断浓缩的过程。
譬如：屈原在《九章》中有诗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这个江南是荆楚江湘之地。
到南北朝时庾信的《哀江南赋》，再到清初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套曲，江南已经从两湖地区浓缩到了今日的江浙地区。
如果我们把历代的文学作品或古代文献中提到的江南，在地图上标出来，我们会看到，这些点开始时分布得很广，随着历史的推移，点越来越集中到今日的江浙地区，也就是太湖和西湖的周边地区。
纷纭的江南共有的部分在哪里 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就是让各类学者把他们心目中的江南在地图上圈出来，最后我们把这些地图重叠起来，看它们共有的部分——也就是所有集合的交集在哪里
我们认为这个共有的部分就是真正的江南。
这个江南在哪里
当我们把结果揭示出来时，我们看到这个江南就是太湖和西湖流域，就是苏州和杭州周边地区。
其实这个江南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我们常识中的那个江南，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江南；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江南；是“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中的江南；是乾隆六下江南中的江南 至此，我们看到了江南这个概念从一个普通名词演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从一个空洞的抽象的空间演变成了一个有着丰富意义和内容的地方。
可以说江南是“炼”出来的，就像钢是炼出来的一样。
江南是怎样“炼”出来的
那么，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江南是怎样“炼”出来的呢
是哪几种力量炼出了江南
中国人为什么要“炼”出江南这样一个地方
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种因素“炼”出了江南： 首先是自然的贡献。
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能上演“江南”这出剧目的地方。
江南的气候、降水、土壤、地形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优越的，但是在古时，并非如此。
因为就气候而言，江南的淫雨连绵，潮湿濡热并不比北方温带地区的温暖凉爽更有利于古人类生存，所以司马迁《史记》中说江南“地下卑湿，丈夫早夭”。
土壤更是如此，在没有发明铁器前，江南黏滞板结的土壤很难耕作，而北方黄土高原疏松肥沃的黄土，特别适合那些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早期的文明、周、秦、汉、唐在黄土地带崛起的重要原因。
江南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河网地带，到处是沼泽湖泊，江南的发展与治水的技术密切相关，当拦水筑坝和造船建桥的技术不成熟的时候，江南很难发展起来。
因此江南虽是沃土，但是她是后发地区，是储备着的有潜力的地区。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文明进程是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双向过程。
江南正是在这个双向过程中被锤炼出来的。
这一点可以从江南这个称谓中看出。
显然这是江北人的视角，只有江北人才会说江南。
中国的黄河两岸有河北、河南，洞庭湖两边有湖北、湖南，太行山两边有山东、山西；偏偏到了长江却只有江南，没有了江北。
同样的问题：南岭为什么不叫北岭，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是从北向南推进的，这些地名都是从北向南看的结果，是北人的话语。
江南在农耕和游牧的拉锯战中成长起来 中国文明的南下，江南的开发，在某种意义上还要感谢北方的游牧民族。
北方游牧民族每一次大规模的南下，就是一次中原文明向江南的一次推进。
在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中，江南是回旋之地。
每当北方的游牧民族挥师南下，中原的汉政权无法抵挡之时，江南就是偏安之地。
江南使中华文明避免了灭绝的命运。
皇帝都被掳走，国家和文明还能存在，如北宋的“靖康之耻”。
这全赖江南也。
江南是中华文明的“避难所”、大后方。
中华文明就像候鸟，当严冬来临，就迁到了江南，每当春天来临，又飞往北方。
杜牧有诗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句诗赠给中原的汉文明是很贴切的。
中原的汉文明在与游牧民族的拉锯战中，正是靠退居江南，休养生息，待羽翼丰满，而又卷土重来的。
历史上许多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灭绝了，幸运的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绵绵不坠是因为我们有江南。
中原文明曾经遭受过游牧民族的多次重创，引起大规模南迁的是这样的几次。
一次是西晋末年（311年）的永嘉之乱。
匈奴等游牧民族攻下洛阳，掳走晋怀帝，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
北方士族豪门纷纷南迁，进入长江以南，史称“衣冠南渡”。
还有一次是宋代（1125—1127年）的“靖康之耻”，金兵灭亡北宋帝国，掳走宋朝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迁，建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这次中原文明的大举南迁，规模之大，超过以往各次。
再有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文明的南迁虽然不是游牧民族引起的，但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发生在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
三次衣冠南渡，中国的农业中心从北向南转移，文化的中心亦随之南移，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
而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南向牧马，汉文明的衣冠南渡，都是对江南的一次开发、拓展和提升，也是对江南这个概念的锤炼。
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锤炼中，江南长大了，成熟了，江南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了。
行政区划是塑造“江南”的重要力量 在江南这个概念形成的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作用举足轻重。
我们已经说过唐代划定的江南道，和后来把江南道拆分只留下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
此举对江南概念的形成十分重要。
而且像位居江北的扬州为什么算是江南，也只有搞清楚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才能明白。
在历史上，比如东汉和南北朝时期，在现在的江苏跨越长江南北的地区设有行政区扬州府，治所在现今的南京。
这一带那时都称为“扬州”，江北许多区域都在扬州的辖区，与江南一起称为江南就不奇怪了。
把扬州看作是江南更重要的原因是扬州与江南的神似，甚至可以说扬州曾经比江南更江南。
大运河畔、长江边上、东海之滨的扬州，她的繁华、她的富庶、她的舞榭歌台、她的诗词歌赋、她的琴棋书画都和江南的苏杭相通、相似、相媲美。
因此杜牧把扬州当江南来吟咏就可以理解了。
决定一个地区风貌的因素有这样几个，一个是自然区，一个是行政区，还有一个是文化区。
它们的互动和交错作用，才造就了一个地方的风貌。
就文化区划而言，扬州应该属于江南。
自然区划、行政区划、文化区划，这三者很难重合，扬州就是这三者错位的典型。
扬州在江北却叫江南，这是文化对自然区划的超越，是文化力量的显现。
江南的形象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 江南的意义更多地是通过文学建构起来的，也是通过文学走进人心的。
江南的美好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文学作品建构起来的。
如南北朝时，一则轶事说： 江南的陈伯之叛梁北逃，他的好友丘迟以书信相劝，信中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
”这句话引发了陈伯之的思乡之情，终于回到江南的梁朝。
《世说新语》说，晋人张季鹰,在洛阳做官。
见秋风起,想起家乡吴中的莼菜羹、鲈鱼脍，遂弃官回家。
江南是一个能让北叛的人南返，让做官的人弃官的地方，我们获得这样的认识，全是文学的魅力。
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表达国人对各个地区的心灵体验，提炼和过滤人们的地区情感，以典范的语言表达这种情感。
我们对各地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感受很多是来自于文学。
我们承认像庾信、韦庄、白居易、苏东坡、张岱这些诗人、文学家说出了人们对江南这个地区的独特感受，而且他们的感受和体验质量之高，令人叹服。
文学赋予了江南这个空间以意义。
当白居易、韦庄、柳永等捻毫赋诗时，也许他们想不到，那正是赋予江南以历史意义的时刻。
造出“江南”来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天堂的渴望 铁马、秋风、塞北， 杏花、春雨、江南。
这副对子，很有意味，与江南对应者，不是江北而是塞北。
它暗示了江南的和平，安逸，美好，因为与它相对是铁马（战争）、秋风（肃杀，凋零，冬之将至）。
中国人形容某个地方富庶时，用的词往往是“江南”，如“塞上江南”。
江南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
其实许多诗中的江南，并不是江南实际的样子，而是我们希望江南应该有的形象。
最典型的就是历代诗人们对西湖的描绘。
袁宏道的西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 张岱的西湖：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柳永的西湖：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
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据说金主阅此词，慕西湖胜景，遂起投鞭渡江之思） 必须承认，这些诗词对江南的描写太理想化了，其实江南未必如此，但为什么诗人对江南理想化的夸大的描写，会被人们所欣赏，所接受呢
这些描写江南的诗篇为什么会被千古传诵，誉为名篇呢
这透漏了这样的信息，江南不是一些事实的集合体，江南对于我们还有另外的东西。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已经直白地说出了中国人的一种愿望，即江南是理想的居住地，是值得生活在那里的地方。
其实江南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终极追求：即天堂情结。
人是一个要把世界对象化的动物，其他动物则否。
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天堂情结”，即构筑一个梦想的栖息地。
往大里想，就是历代都有的各种“理想国”和“乌托邦”，往小里想，就是“桃花源”和“香格里拉”。
一个国家，谁也无法禁止国民对国土上各个地区进行比较，也就是进行地区的选美比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这种比较中，总会有某个地区被选中，成为一国之“国花”。
比如法国人的普罗旺斯，英国人的大湖地区等。
中国人的“国花”就是江南。
江南怎样了
还是梦中的模样么
提出这个问题后，我想到了上海。
上海算江南么
就位置而言，她的确在江南，而且我们中华文明从西向东发展的历程到上海可以说是到了空间的极至。
如今上海的声名已经超越了江南。
上海能取代江南的位置么
繁华可过之，富贵可过之，但是江南在中国人心目中天堂的位置，上海能取代吗
中国人为什么爱吃大闸蟹
关于食蟹，首先值得明确的一点是，它和某种时间节律密切相关。
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
”这意味着螃蟹是一种时令性很强的食物。
传统上，食蟹是与西风、饮酒、赏菊等意象联系在一起的，描绘的都是某种秋日景象，一如郁达夫《西溪的晴雨》中所说：“西北风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晓得芦花总还没有白……”这种关联性由来已久，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在分析食蟹的诗文时认为，“蟹黄不仅是用来表示美味佳肴，而且还代表了一种季节感。
直到今天，每逢凉爽的西风报告秋天的来临时，北京的市场上就出现了肥美的河蟹，使那里的美食家们欢喜不已 。
”我们当下只会把这些视为一种与换季的景色和美味相关的景象，对古人来说，这却是一种与自然节律同步的行为。
在中国文化中，季节与食物的对应，原本带有与宇宙变化同步的意味，不同的时间节点要食用相应的食物。
古人没有“反季节蔬菜”，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季节食用相应的时令食物，否则将会致病伤神。
因而有“药王”之称的孙思邈在《千金食治》中有“三月三日勿食鸟兽五脏及一切果菜五辛等物，大吉”这样的记录，他着重指出：冬季十一、十二月食螃蟹会伤人神气。
按照这种理论，饮食实际上是一种与天地自然规律保持着同步感、顺应天时、摄取天地之气的行为。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明确提出“藏气法时”，要“食岁谷”。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解释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处世哲学：“在古人观念中，春夏是万物滋育生成的季节，秋冬则是肃杀蛰藏的季节，这是宇宙间永远不易的自然秩序 ”，而人的行为须顺应四时，与天道相应，如果发生灾异，那是表明神灵对人类的行为不快。
因此，北齐天保八年（557年）发生高温旱灾后，朝廷下令禁止捕蟹。
由此可知，螃蟹作为一种蛰伏洞中、潜藏于水的生物，且是秋季肥壮，正适合于那一季节的特性，因而蟹肉、蟹黄在中医理论看来一直是属于“寒性”的，需要佐以生姜、黄酒以拔除其“腥味”及“寒气”。
所谓“七尖八团”（阴历七月吃雄蟹，八月吃雌蟹），这对国人而言几乎是常识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螃蟹在取食时会为害水稻（元人高德基《平江纪事》认为“蟹之害稻，自古为然”），所谓“蟹至八月即啖芒”（孟诜《食疗本草》），此时捕食正好适宜。
不过这也并不绝对，宋人高似孙在《蟹略》中已列出“春蟹”、“夏蟹”、“秋蟹”、“霜蟹”四类，几乎一年四季都可吃蟹。
近代以来的天津菜尤擅制河、海水产，鱼、虾、蟹菜可达上百种，“且按季取料，适时推出。
……论蟹，有春吃海蟹，秋吃河蟹，冬吃紫蟹之别。
”对近现代人来说，时令更多意味着新鲜和口感，而不再与“天道”和“自然节律”相关了。
风土：食物的“南方化”现在全国最爱吃蟹的无疑是江浙沪一带，即历史上的“江南”，而大闸蟹最著名的产地昆山阳澄湖和崇明岛，都地处长江三角洲。
这两地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历史上曾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水乡泽国，地势洼下。
王建革在《水乡生态与江南水乡》中指出，宋明时期的苏松一带，“由于河水感潮，在海水与湖水交汇的地方，蟹类非常之多。
宋人高似孙在《蟹略》中提到许多描述这一地区多蟹的诗。
……当时的生物状态不像现在河道那样处于一种富营养化状态，而是一种富有河蟹的环境，水环境清洁有氧，鱼蟹类小动物才众多。
”“大闸蟹”的“闸”字，指的是蟹簖，“簖”是古代江海一带主要的捕捉鱼蟹的渔具，原本叫“沪”，上海正是因原本水乡滨海多用这类渔具才得此别称。
然而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原本地处内陆，食材更多取自农牧产品，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其实极少吃蟹。
除了《楚辞》中出现过“蟹胥”一词外，在东汉初年（1世纪）之前，中国文献中找不到食蟹的记载，在秦朝人编纂的《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根本未提及螃蟹。
直至东汉郭宪所撰 《汉武洞冥记》才首次出现了食蟹的记载：“善苑国尝贡一蟹，长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
煮其壳胜于黄胶，亦谓之螯胶，胜凤喙之胶也。
”这是第一次将螃蟹视为美味，但善苑国在海外，进贡的螃蟹又有“九尺”之巨，极可能是海蟹。
与如今不同，中国最早出名的螃蟹产地不是在长江三角洲，而在青州。
《周礼》郑玄注有“青州之蟹胥”一语，可见东汉时此地以产蟹著称，而青州基本包括整个山东半岛，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滨海地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州蟹”是最有名的蟹种，但这极有可能是海蟹，因为在南北朝时它每每与其它山珍海味并列，蟹餐且被看作是一种奢侈的食物。
唐代还有人非常爱吃海蟹，但在宋元以后，人们却多觉得海蟹腥气、肉粗且不可多食。
到明代，据《五杂俎》卷十一记载，青州人已不知海蟹的贵重了。
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人惯于以牛羊肉为美味，对水产品本不在意，南北之间的饮食习惯开始分化。
晋人张华《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条：“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
食水产者，龟鳖螺蚌以为珍味，不觉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
”当时这类看法很多，显然，螃蟹作为水产，更多为南方人所偏好。
据《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北魏人杨元慎讥讽南方人“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
手把豆蔻，口嚼槟榔”，可见吃蟹与品莼菜羹、嚼槟榔都被视为典型的南方饮食。
在食蟹史上，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汉唐时代，华北黄河下游仍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沼，入海口的滩涂水草丰茂，南北朝时期华北气候变冷，但在唐代前期，北方的生态还很好。
史载唐代沧州多蟹，且是稻田中的河蟹；沧州所产糖蟹曾是重要贡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八河北道三沧州）。
然而中唐以后，随着北方战乱和气候再度变冷，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南方（尤其江淮、江南一带）的稻作农业得以开发并逐步成熟；这里也正是后世食蟹之风最盛的地区。
Eugene N. Anderson在《中国食物》一书认为，安史之乱后的饮食开始偏向水产，“中国社会的中心转移到了这样一个地区，在那里鱼和所有的水中生物，一向在养殖上受到重视，并深受钟爱。
”其后虽然元代皇室起于漠北而钟爱肉类（如元代《饮膳正要》中虾蟹等介壳类动物和鱼类极少被提到），但大致在宋元之后，江南地区确立了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而这一地区的“烹调形成于陆地与水域（淡水和咸水）交会之处及互相渗透之地；因此最擅长料理蟹（中国的美食家宣称，世界上最好的蟹是上海地区的青蟹）、虾、水生植物、海草及生活在大河边缘的一切东西”。
这种饮食习惯一旦养成后极难改变，晚至1956年，杭州市工人文化宫举办饮食博览会，从各大餐馆选送的200多只菜中选出36个杭州名菜，其中12个菜为水产菜，比例最高，杭州传统名菜中竟没有一道菜是山珍海味。
中唐开始，唐代诗文中出现了许多描述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产蟹的景象。
宋代更多，宋人高似孙《蟹略》中所引宋人写蟹的诗句比比皆是，描摹的大多都是江南水乡。
螃蟹越来越被视为一种与南方、尤其是江南的意象勾连在一起的食物。
虽然《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都城开封也有螃蟹卖，但显然内陆地区极为少见，本身是杭州人、又曾在陕北任官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关中无螃蟹，怖其恶，以为怪物。
人家每有病疟者，则借去悬门户。
”可见当时陕西一带的人对此物相当陌生，“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毫无疑问，食蟹偏好与饮食的“南方化”过程密不可分。
王利华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一书中曾分析：“白居易偏好南方饮食并积极宣传与仿效，也许意味着在他的时代，华北人士对外来饮食文化的选择取向，正在悄然地由热衷于胡食转向钟情于南味吧
”的确如此，在中晚唐之后，中国不仅经济、文化中心和人口重心南移，而且在饮食习惯上也“南方化”了，原产于南方的茶叶风靡全国，肉食则由牛羊肉为主变为猪肉为主，蟹则上升为一种备受推崇的食材。
在清人袁枚《随园食单》中所列的300多种饭菜点心中，作者出生和生活的江浙两省的食品占压倒多数，北京、山东、广东饮食略有提及，而川湘闽皖等地的饮食完全不曾触及。
到清初李渔的笔下，螃蟹已成为最佳美食：“以是知南方之蟹，合山珍海错而较之，当居第一，不独冠乎水族，甲于介虫而已也。
”名产：阳澄湖大闸蟹的兴起明清时苏州、松江一带成为淡水蟹的最知名产区，是与其水乡湖田开发、稻作农业发展、以及当地的文化经济地位分不开的。
在唐代，除了华北沧州等地以产蟹著称外，南方出名的产蟹之地也不是苏州一带，而是江陵、扬州、宣城等地，苏州产蟹直至宋代才开始出名。
宋代出现傅肱《蟹谱》、高似孙《蟹略》这两部专门谈蟹的烹饪著作，其中《蟹略·蟹品》记载各地名品有洛蟹、吴蟹、越蟹、楚蟹、淮蟹、江蟹、湖蟹、溪蟹、潭蟹、渚蟹、泖蟹、水中蟹、石蟹，并未推举吴蟹（苏州蟹）为第一，相反，他倒是认为“西湖蟹称天下第一”。
到元代，苏州已确立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当地螃蟹也颇有名，但不是在阳澄湖，而是太湖蟹（高德基《平江纪事》：“吴中蟹味甚佳，而太湖之种差大，壳亦脆软，世称湖蟹第一”）。
即便到清代，《随园食单补正》还推举淮河流域出产的淮蟹为上佳；清代天津号称“秋令螃蟹肥美甲天下”；而晚清民国时，在杭州出名的则是“嘉兴南湖大蟹”，就像现在很多螃蟹冒称是阳澄湖所产一样，当时杭州卖的蟹都自称产自嘉兴南湖。
除了江浙一带之外，清代最爱吃蟹的便是京津地区了。
当地食用的主要是产自白洋淀的胜芳蟹。
晚清时的北京人甚至觉得“北蟹”还比“南蟹”好吃得多：“蟹出最早，往往夏日已有。
其尖脐者，脂膏充塞，启其壳，白如凝脂。
团脐之黄，则北蟹软而甜，若来自南者，硬而无味，远不逮也。
”之所以作此想，无疑也与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有关。
现在以阳澄湖大闸蟹和崇明蟹为尊的观念，是与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的经济兴盛分不开的。
在爱吃蟹的上海人推动下，供应上海市场的阳澄湖大闸蟹和崇明清水蟹，其名声逐渐盖过了之前盛行于苏州的太湖蟹、杭州的嘉兴南湖大蟹和天津的胜芳蟹。
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曾有诗云：“不是阳澄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苏州。
”可想那时的阳澄湖大闸蟹已名动一时。
也是因为上海人爱吃阳澄湖蟹，因而在日本，大闸蟹便被称为“上海蟹”。
到1949年之后，这种吃蟹的习惯又随着一些上海人的移居带到了香港，以至“每到秋天吃上海蟹的季节，上海菜馆都要竞相在店门口张贴写有‘大闸蟹’的红纸，这时，香港的上海人便迫不及待地前来用餐。
今天，上海蟹在香港已十分有名，有些客人是慕名从日本远道而来的。
”很多人也许还有印象，在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后粤语流行文化的兴起和广东经济的发展，海鲜一度极为盛行，而在此之前，上海菜一向是偏好河鲜更多于海鲜的。
到1990年代初之后，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重振，而食蟹之风、尤其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了。
真味：食物的“文士化”一种食物的价值是相对的，其何以被视为名贵，往往取决于文化——正如中国人推崇的海参、鲍鱼，在西欧市场上却是无人问津的廉价海产。
在中国，决定这种文化趣味的是社会主导的文人阶层，而大闸蟹之所以被推崇，无疑与这些南方文人的口味和不断宣扬密不可分。
历代对江南食物的最早推崇，便是由于西晋时吴郡吴江人（今苏州）张季鹰以思念家乡的莼菜、鲈鱼为由，辞官归故里，这后来成为“莼鲈之思”佳话，这两种食材从此被视为江南最具代表性的名菜。
在食蟹上也是如此。
海蟹因其难得，在上古或为名贵，但稻田里的螃蟹实甚常见，它之所以被称颂为一种珍贵的食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文人的趣味。
在西欧，最早的一批烹饪著作大多是厨师所著，但中国古代的烹饪典籍，却绝大多数是文人所写，如唐韦巨源《烧尾食单》、宋陈直《养老奉亲书》、《山家清供》，以及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他们本身的趣味必然反映在对这些菜式的选择、评价上。
正如王利华所说，“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其行为举止、生活好尚与情趣，对社会大众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文化名人的高风雅尚、异迹卓行更往往为大众所竞相效袭和模仿，从而可在新风尚的行程和新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独特的或可称之为‘名人效应’的倡率作用。
”在中国饮食史上，最初的螃蟹吃法是“蟹胥”，胥即“醢”，指剁碎加酱料煮熟食用，原因可能是海蟹较为腥气，故此需要这类较为重口味的吃法。
汉代人多将蟹制成蟹酱或蟹齑食用，后代的糟蟹即由此而来。
北朝时《齐民要术》有“藏蟹”，将蟹放入盐蓼汁中，类似醉蟹（蟹肉性寒，故加蓼、姜增其温性）。
另一种吃法“糖蟹”，在南北朝和隋唐时广为盛行，一度是各地贡品。
这些吃饭都可谓某种“宫廷式吃法”，然而对近现代人来说，这些吃法大多已显得相当奇怪和不可思议。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谈到糖蟹时说：“如今北人没有这种风俗，至少我没有吃过甜螃蟹，我只吃过南人的醉蟹。
”在唐宋之后，中国人发明了种种河蟹的烹饪方法，清代收录蟹馔做法最多的《调鼎集》，已有多达47种做法。
但自中唐以来，一种更为文人趣味的烹饪风格也逐渐兴起，所谓“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
自白居易开始，文士诗人常常乐于记咏日常生活俗事，关注普通的饮食生活，白居易本人就经常题咏一些普通但新鲜自然的食材，例如竹笋。
这种风气到宋代大大强化，许多文士诗人对日常饮食养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他们的审美与口味大多内敛含蓄，偏好自然朴素。
苏轼等文人以笋为美味，相比起前代以牛羊肉为美味，宋人则以蔬食为美，口味更为清淡，陆游所谓“食淡百味足”（《剑南诗稿》卷八一《对食有感》三首之一）。
这种风格一脉相传，明代洪应明《菜根谭》有言：“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
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由此，烹饪上也强调清淡、尊重自然本色，多用蒸煮，因为如梁实秋所言，“食蟹而不失原味的唯一方法是放在笼屉里整只的蒸”。
晚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认为吃蟹甚至不用添加作料，因为它是“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
成书于晚明的《西游记》，第九回曾以两名渔樵对答的方式描绘各自的生活，渔夫夸赞水乡生活是“活剖鲜鳞烹绿鳖，旋蒸紫蟹煮红虾”，“烹虾煮蟹朝朝乐，炒鸭毳鸡日日丰”、“霜降鸡肥常日宰，重阳蟹壮及时烹”，可想吃蟹对当时人而言，已成为一种诗文化的田园生活象征。
到清初著名文人李渔笔下，合乎自然之道的竹笋、莼菜、蕈菌、蟹黄等才是最美味的食物，理由是“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他的饮食评判标准是崇淡尚雅，而在这种观念下，河蟹几乎是天下第一美味：“世间好物，利在孤行。
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
”作为美食家，他认为治蟹的不二法门是：存其原形、原色、原味。
袁枚《随园食单》也强调“蟹宜独食，不宜搭配他物，最好以淡盐汤煮熟，自剥自食为妙。
蒸者味虽全，而失之太淡”。
当然，如此推动河蟹的李渔、袁枚等本人也都是江浙人。
在这种文人饮食趣味的推动下，河蟹这种原本为贱物的食材越来越被视为天下美味，价格也越来越贵。
按《红楼梦》第三十八、三十九回的描写，一餐讲究的螃蟹宴，三大篓七八十斤，刘姥姥估算搭上其它酒肉，“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
阿弥陀佛
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
人们吃一种食物，其实吃的从来都是那种“文化”，用现在的话说，是在附加在商品之上的“品牌价值”，那才是最值钱的。
这道理自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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鼋头渚 鼋头渚风景区始建于1918年，现面积达500公顷。
有充山隐秀、鹿顶迎晖、鼋渚春涛、横云山庄、广福寺、太湖仙岛、江南兰苑，中日樱花友谊林等众多景观，各具风貌。
风景区已成为中外驰名的旅游度假休养胜地。
鼋渚风光，山清水秀，天然浑成，为太湖风景的精粹所在，故有“太湖第一名胜”之称。
当代大诗人郭沫若所作“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 头”的诗句赞誉，更使鼋头渚风韵流扬境内海外。
太湖仙岛 太湖仙岛，原称三山岛，俗称乌龟山，是鼋头渚景区内一组湖中小岛，总面积12公顷。
该岛如神龟静伏水面，绰约多姿，恍如“蓬莱仙岛”。
岛上玉宇琼楼，石窟灵洞，林木苍翠，猕猴戏耍，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多采，处处美化美奂，不啻一清旷疏朗，超凡脱俗的仙境胜地。
逍遥游仙岛，定会给您留下“疑在画中，犹在镜里”的难忘记忆。
蠡园 春秋末期，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消灭了吴国，功成身退，偕西施泛舟五里湖。
后人据此轶事，就把五里湖改称为“蠡湖”。
园内占地面123亩，园内有假山耸翠、南堤春晓、长廊揽胜、层波叠影四个景区。
梅园 梅园为著名民族工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为天下布芳香”的宗旨而建。
此园遥临太湖烟波，背倚龙山翠屏，倚山建园，以梅饰山，近山远水，虚实相映，构成一幅天然图画。
早春季节，梅花盛开，这里一片“香雪海”，香气馥郁，沁人心肺。
锡惠公园 锡惠公园包括锡、惠二山，映山湖将两山相联结，这里惠山逶迤，此外园林中锡山明媚，树木茂密，风景幽美。
园中有历史悠久的天下第二泉、惠山寺、春申涧、龙光塔、云起楼、寄畅园等。
龙头渚 龙头渚位于无锡马山西南端，是太湖风景区的主要景点之一。
从龙舌、龙头、龙耳、龙颈到龙背，全长2500米。
这里山不高而层峦叠嶂，水不深而烟波荡，山清水秀，是一幅天然的江南山水画。
山上四时佳果不断，水中常年湖鲜不绝。
人游其上，四周水抱山环，松柏叠翠，气势壮阔；处处曲径幽深，柳暗花明，风景优美。
明朝隐士钱西青曾筑茅舍隐居于此，躬身自耕，故又名西青咀。
吟苑 吟苑系锡惠公园的“园外园”，东临大运河，占地2.66公顷，建成于1985年10月，是观赏起源于中国的盆景艺术及花卉的专类园，又是常年开放的有特色的夜公园。
盆景区名“壶中天”，包括序馆、盆景院、历历亭等。
主展室名逸馆、荟峰馆，分别展出树桩盆景、水石盆景。
共卉区按山水园格局布置，以人工湖为构图中心，北岸以曲廊串联门洞，南部为花木茂盛的假山，并通过假山的过渡，将锡山、惠山“借景”入园。
登上公园“好人入座楼”，惠山九峰及锡山塔影尽收眼底，有九龙嬉珠气象。
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总被余情绕。
黄埠墩 古运河沿河风光带游览从被无锡人誉为“天关”的黄埠墩开始，今处于运河中流，是一四面环水面积仅220平方米的弹丸小岛，因历史上有“二相二帝一青天”到此歇脚而闻名遐迩。
墩上有康熙、海瑞、文天祥题词匾额、碑刻。
南禅寺 古运河游览最热闹的岸边之景为南禅寺。
南禅寺始建于梁武帝太清年间，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
北宁雍熙年间，寺内建塔，后由徽宗赵佶在崇宁三年赐名“妙光塔”。
倚寺而建的“南禅寺”市场，已形成长达300米的“风味饮食一条街”，又开办了花鸟鱼虫、邮票钱币、古玩玉器和书画收藏品等市场，有摊位近500个，经营品种上万。
游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是特有市井风味的“好吃好白相”的理想去处。
东林书院 为500年前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嫡传弟子杨时创立，作长期讲学之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东林党事件的策源地。
书现存石碑坊、仪门、丽泽堂、碑亭、道南祠等建筑，内有顾宪成所撰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名桥 清名桥是无锡市区规模最大的古代石拱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现存桥梁为同治八年（1869）重建，系单孔石孔桥，长43.3米，中宽5.5米，桥高7.4米，桥孔跨度13.1米。
全桥用花岗岩构筑，桥栏及望柱不尚雕饰，而以桥形的宏大稳固、浑厚端方取胜，当得起古朴二字。
吼山公园 吼山公园是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特色的公助民办乡村公园，位于锡东第一山吼山，为锡山市城区总体规划工程之一，总面积120公顷，总投资400余万元。
泰伯祠庙 泰伯殿，连同玉皇殿、关帝殿是一组古典建筑群体。
东院有三让堂、尊德堂、大夏堂、古吴社庙（让王小殿)，西院有德洽堂、采芝堂、大树堂、宝珠精舍、隔凡楼等建筑。
江南第一古墓——泰伯墓 江南第一古墓——泰伯墓位于锡山市鸿声镇的鸿山南麓，距梅村泰伯庙3公里。
属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太湖风景区景点之一。
吴文化公园 吴文化公园（无锡民俗村）坐落在锡山市堰桥镇西高山，是全国第一家由农民捐资兴建，以吴地文化为内涵，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大型文化园林。
现已经开放了稻丰迂、水鲜村、桑蚕巷、桃花村旧点、堰里农舍、吴地船桥史馆等6个馆区。
唐城 唐城，是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中的一组仿唐建筑群，占地十五公顷，总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
城内沉香阁、唐宫、骊山画阁、唐 街、御花园、仙人承露、杜甫诗堂、杨贵妃出游图等近百个景点金壁辉 煌，色彩瑰丽；一条长110米的“唐街”店铺林立，旗幌招展；整座城池再现了盛唐时期的皇城风貌和风俗民情。
内有“唐宫”、“唐街”、“御花园”、“沉香亭”、“华清池”等五大景区近百个景点。
三国城 “三国城”，中央电视台为拍摄“三国演义”命名兴建，1994 年8月20日作为无锡太湖影视城影视旅游新景点正式对外开放。
“ 三国城”位于无锡市西南郊，西靠青龙山，北临太湖，与著名旅游胜地鼋头渚、三山隔湖相望，占地三十五公顷，是一座以影视制作为主、兼顾旅游功能的双栖城。
三国城内建造了具有浓郁汉代风格的“吴王宫”、“甘露寺”、“曹营水旱寨”、“吴营”、“七星坛”、“跑马场”、“点将台”等几十处大型景点。
水浒城 “水浒城”是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而规划的仿宋建筑 、埸景集群，是无锡太湖影视城继唐城、欧洲城、三国城之后，向“东方好来坞”目标迈进的又一重大举措。
灵山大佛 灵山胜境位于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内马迹山秦履峰东南侧的小灵山地区。
唐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自天竺取经 归来，见此山形酷似西天灵鹫峰，故呼之曰小灵山。
灵山胜境是以灵山大佛景区为中心建成的佛、寺、城、塔、墅五位一体的旅游风景区。
阳山 古称“安阳山”。
因周武王封周章少子于无锡为安阳候，率葬此山而得名。
距江南旅游名城无锡市15公里，新长铁路、锡宜高速公路横穿境内。
位于境内的四座山丘雄伟壮观，林壑优美。
阳山以万亩桃花、亿年古火山、千年古刹著称于世。
置身山间，风景乡情交融，古意今韵并美，山歌渔声同酣，实堪“江南一绝”之誉。
阳山现为太湖旅游风景线的重要景区，兼有火山迹地游、名胜古迹游、民俗风情游、生态农业游等多种旅游项目。
阳山生态桃源景区被列入“无锡旅游发展三年行动纲要”，将以更加完善的生态环境和美丽风光，迎接来自海内外的游客。
钱钟书故居 位于无锡市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钟书祖父钱福炯筹建于1923年，钱钟书叔父钱孙卿续建于1926年，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
第一期修复工程主要是新街巷30号，该户建筑面积504平方米，主体建筑为平房二进，每进面阔七间；中有天井，天井两侧各有侧厢一间；东有备弄，弄底另有厨房，餐室，柴屋数间，后有花园。
续建的房屋就在花园内的西北角，有二层楼房四间，附属平房数间，其中东首一间楼房称“还续书楼”，楼后有平房一间，独成小院，称“梅花书屋”，其砖雕门额完好。
续建部分后来另辟一门进出，即今新街巷32号。
整个新街巷30号属传统的江南庭院式民居，但与一般的民居有所不同的是，前后二进平面布局并不是呈传统矩形，而是呈平面四边形，两个对角分别是84和96度，加之梁架，包括橼柎等均随此角度构成，形成一种极其独特的空间结构。
其中一进和二进的横向为正南偏东15度，所有的横向结构均按此朝向筑之，而铺地的方砖，山墙等纵向则是按偏东9度，从而形成—个约6度的夹 角，给人以一种既神秘又耐人寻味的感觉，这种特殊的做法实属罕见。
建造者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和寓意，目前尚不清楚，有待进—步研究。
2001年，无锡市委、市政府决定修复钱钟书故居，并设立钱钟书 纪念馆，在文化主管部门的积极筹划下，故居的修复工作于2002年5月故居修复根据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原则，采取弃新、复旧、补缺等方法，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原貌信息。
既做到新旧格调的吻合，又体味到新旧设施的交融，重观了故居当年的居住环境和面貌。
钱钟书纪念馆由著名学者，美籍华人、顾毓琇先生题写馆名，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创作设计并制作钱钟书先生的半身铜像。
故居以资料翔实、编排有序、文气浓郁、内涵丰富的特色。
钱钟书纪念馆的形式设计和陈列展示犹如一部书，一部真实反映钱钟书先生人生轨迹的书，一部耐读易懂的书，一部耐人寻味的书， —部催人奋进的书。
展览由敏而好学 人中之龙、辛勤耕耘 文学大师、学究天人 文化昆仑、饮誉全球 光照后人、钱绳武堂 精英辈出五部分组成。
此外，依据钱孙卿《钱绳武堂记》，恢复“绳武堂”和“钱钟书卧室”两个原貌。
钱钟书故居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无锡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无锡市博物馆负责管理 阿炳故居 在无锡旧城区的中心，今图书馆路30号，保护范围包括今图书馆路24号至30号以及42号至50号。
阿炳（1893-1950） 无锡人，从小随父亲华清和在无锡著名道馆洞虚宫中的雷尊殿当道士，法名华彦钧。
因中年双目失明，人称瞎子阿炳，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间音乐家，他一生正直、爱国，不畏权势，酷爱民族器乐，精通江南丝竹，在演奏技巧和乐曲创作方面都有根深的造诣所作乐曲甚多，因抢救较晚，仅录下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独奏曲《龙船》、《昭君出塞》、《大浪淘沙》等六首。
其中《二泉映月》最为著名，己成为世界名曲。
阿炳故居，即为原雷尊殿道馆，他不仅出生于此、逝世于此，而且其传世名曲也大都创作于此。
晚年，他穷困潦倒、贫病交加，屈居在道馆最东面的一间小平房内。
这间平房为硬山顶，约20平方米，内有小阁楼现仍保持着原状。
雷尊殿旧址及其他附房大都保持着原状。
1994年1月24日，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