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关于修心养性的诗句有哪些
六祖只有一位即慧能法师。
禅宗的各位祖师始于达摩一直流传于今初祖菩提达摩大师 二祖慧可大祖禅师 三祖僧璨鉴智禅师 四祖道信大医禅师 五祖弘忍大满禅师 六祖慧能大鉴禅师 禅宗衣钵相传凡六世。
即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 六祖惠能，中国禅宗的创始人，他与孔子、老子被称为“东方三大圣人”，欧洲则将他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列，他们的塑像被陈列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广场，供世人瞻仰。
他完成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使禅宗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唐宋以来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
惠能的禅宗思想核心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倡导的修心养性，与人为善，忠孝忍让伦理道德，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新兴县是六祖的故乡。
据《新兴县志》记载，惠能（638—713年），俗姓卢，唐代新州（今新兴县）夏卢村人。
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其父行瑫于唐武德三年（620年）被贬官流放至新州为民，寓于新州南14公里夏卢村，后与朗村女子李氏结婚。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二月初八惠能诞生,开元元年（713年）阴历八月初三日，圆寂于新兴国恩寺，世寿七十六岁。
六祖圆寂的国恩寺成了禅宗顿教三大祖庭之一，有“中国禅宗发源地”与“岭南第一禅宗圣域”之称，名扬海内外。
先悟佛道，后入佛门 六祖惠能三岁丧父，家境贫困，迁居龙山山麓结舍打柴，靠卖柴养母，有一天，他负薪至筠城金台寺（故址为今新兴县城南街县人民医院）前，闻有人诵经，便问此是何经
从何而来
诵经者告知惠能，此是《金刚经》，是从黄梅五祖弘忍大师处传来。
惠能闻经开悟，感悟佛法，从此对经便结下深深佛缘。
二十四岁那年，他决定离开故乡赴黄梅礼见五祖弘忍，入门求佛，以求从五祖弘忍处参学《金刚经》。
惠能把母亲安顿好后，几经艰辛跋涉于龙朔元年（661年）到达湖北黄梅东山东禅寺，拜五祖弘忍和尚为师。
弘忍见他，即问居士从何处来，欲求何物
”惠能说：“****是岭南人，唯求作佛。
”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如何堪作佛
”惠能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我只来求佛，不求余物”，惠能出语惊人，弘忍知来者不凡，根基深厚，智能过人，遂命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
惠能因身材瘦小，腰系一块60多斤重的石块增加体重，一脚一脚地踏碓舂米，在艰辛的劳动中“渐悟”佛性。
惠能出家求佛，不同于其他出家人，因某种原因而入空门，然后在师父的传教后才明佛法。
惠能是先悟佛道，后入佛门。
先成佛祖，后削发为僧 惠能在碓房踏碓八个月。
有一天,弘忍为了考验东禅寺七百人禅解的浅深，准备传以衣钵，命各人作偈呈验。
当时，神秀上座为教授师，即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惠能也作一偈，请人写在壁上，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众人见此偈，甚是惊异。
弘忍觉得这示法之人，已经见性，不但道出了禅的本意，而且比神秀理解得更深更透，更“空”，更“无”，更加唯心，认为他是接法的理想人选。
恐人损害惠能，亲自至碓房暗示惠能晚上三更到方丈堂。
是晚三更，弘忍向惠能宣讲《金刚经》，至“应无所往，而生其心”，惠能大悟。
弘忍便传顿教及衣钵，并对惠能说：“你为禅宗第六代祖，善自护持，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
”即送他离寺往九江渡口，临别又叮嘱他南去暂作隐晦，待时行化。
惠能遵照弘忍“逢怀则止，遇会则藏”之机语，日夜兼程南返广东，隐遁于四会、怀集的大山之中，与猎人和当地村民一起生活劳作，历尽磨难，后在怀集冷坑上爱岭龟嘴岩（后人称六祖岩）栖身苦心修炼十六年之久。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居士修持中，他身承六代祖师之位，韬光养晦，严谨修行，勤练禅法，脱离浮躁，“顿悟”佛性，等待禅机。
仪凤元年（676年）正月八日，大唐盛世，时逢大运，教派争端平息，出山弘法机缘俱足，四十岁的惠能即从怀集至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值印宗法师讲《涅盘经》，因有二僧辩论风吹幡动，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争论不已。
惠能便插口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动。
”大家听了为之惊诧。
印宗法师契悟询知是禅宗法嗣，即拜为师。
集众在法性寺内菩提树下为惠能剃发，请名德智光禅师等为他授具足戒。
自此开辟佛教南宗，称“禅宗六祖”。
2 下下人有上上智把外来佛教中国化 六祖惠能目不识丁，但下下人有上上智，为后人留下惊世之作《六祖法宝坛经》。
这是惠能去世后，其****将其法语言行整理成册，编写而成的，是中国唯一的佛教经书，也是佛教发源地印度以外唯一的佛教经书。
成为研究中国和世界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的历史典籍。
从唐朝至今，不少名人、文豪、学者毕生研究不绝。
唐代的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分别为六祖写碑赞；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先生也认为，六祖以一介樵夫而悟道，实乃“下下人有上上智”；当年一位伟人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段关于禅宗六祖的精辟论断：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
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的创始人，亦是中国佛教的始祖。
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呵佛骂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并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
佛教源于古印度，然后由海路和陆路分别传入中国，成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支，在中国生息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
在南朝梁武帝时期，由西竺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大师从广州西来初地登岸，在华林寺把佛法传给中国的慧可（原为神光法师），代代相传到惠能后，佛教的禅宗得到发扬光大。
禅宗大师惠能的基本思想是“明心见性”，认为人们不必抛弃现实生活去进行修炼，因而把当时的贵族佛教改造为普罗大众的佛教。
他还大胆地把古印度佛教的仪规、佛理、佛性和修行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心性说、忠孝忍让伦理道德相糅合，把贵族式的静坐安心的禅法转换为向“运水搬柴”世间俗事去做的世俗化的顿悟法。
他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即心是佛，佛性人人皆有”，“直指人心”，“佛在我心，净心自悟，见性成佛”。
六祖大师特别指出：“佛在心中，悟时众生是佛，迷时佛是众生。
”所以，求佛参禅无时，无处，无在，“吃、住、坐、卧都是禅师，无处不是禅，处处都是禅，修禅，学禅不拘形式，不拘一格，只要你心中念佛，学佛，行佛，你就是佛，心中有佛就能成佛。
” 传佛心印，不传“衣钵” 据《坛经》记载，五祖在传位给惠能时说“昔日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
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传，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古之佛传，惟传本体，师今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
”五祖还说：“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此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从五祖传位给惠能的嘱托中，清楚反映了达摩以前是传佛心印，但达摩初来中国时，很多人不了解，所以要用衣钵作祖位圣物的象征，从达摩（初祖）把衣钵传给慧可（二祖）至僧灿（三祖）、道信（四祖）、弘忍（五祖）、惠能（六祖）的历次接法，均发生不少不尽佛意的事端。
因此，五祖特别强调惠能今后传位不要再传容易引起争端的信物——“衣钵”。
而是要传心，以心传心，心心相印，谁能自悟自解佛法的都为佛****。
六祖惠能按五祖的旨意，只传心印，不传衣钵，避免了为接法产生不必要的事端，结果使得佛禅光大于世。
唐朝惠能至今，只有六祖再没有七祖八祖……。
虽然表面上好象祖位失传，但实际上佛法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相反佛法兴盛，惠能所弘发的禅学理论，使禅宗“西传”，信徒“东往”，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东南亚各国、日本、斯里兰卡和北美、欧洲大陆，至今仍有众多信徒。
学佛好还是学道好
还是佛道双修
1.学佛 必学道（吕祖得意生身 道中最高成 仍不彻底 被禅师说“守尸鬼 后被指点悟空解脱）2.孙中（佛法亦称其为转轮王）入世 是多世修来的 转轮王功德极大 但终不究竟 福报尽时 仍入轮回3.像李白,王维等 执于文字（着相） 不得入正信 4.南怀瑾先生解释弘扬佛法 涉足学科甚多 但这很多不是人人都可效仿的 应立足自己的现实最好建议：1.看大成佛经 以尽快地明白佛法的根本 首先明理 先看《楞严经》都看文言文 白话文对照的 《金刚经》《涅磐经》《法华经》《地藏经》等2.看修行的书 明理不求实证 则无意义 目前时代 最好最易成就的 就是藏区的大圆满法 能即生开悟 大圆满法 天赐众生福泽 能修习 当累世修的机缘 甚难得推荐修行的两本书:元音老人著《大手印浅释》（大手印即大圆满），丹贝旺旭仁波切著《金刚密乘大圆满》3.学习打圆满法 须拜仁波切称谓的大师为师4.学佛修行在心 在家亦可
古代喜爱兰花的诗人大多都在哪个朝代?
唐宋吧兰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以其独特的花姿叶艺而饮誉古今中外。
人爱素淡、雅致、清幽、洁净的风格，推崇忠贞、廉洁、质朴、坚韧的情操，而兰花正是这种风格和情操的完美结合。
我国最早在《诗经》中就有“涛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的兰花赞美诗，使兰花成为“吉祥友善”的象征。
古往今来孔子、屈原、李世民、李白、苏轼、李清照、郑板桥、鲁迅、朱德、陈毅、张学良等众多的文人墨客咏兰、画兰、写兰、诗兰，兰花已成为人们用来修身养性、寄情寓志、标明心迹、铸塑人格的象征，升华为意蕴深远的兰文化。
《孔子家语》中“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
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
夫兰当为王者香草。
”赞誉了兰花高贵品质。
张学良将军曾有“花中真君子，风姿奇高雅”的赞美诗句。
朱德元帅早就有殷切寄语“如果兰花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时的文明就更可观了。
”兰花风姿素雅,叶片刚劲,花朵似蝶舞、赛飞燕，花形活泼潇洒，幽香四溢，素有天下第一香,花中君子美称,成了历代文人墨客题吟描绘对象。
他们爱兰养兰，或吟之以诗，或绘之以画，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趣闻轶事。
名人总为兰花狂，历来被文人墨客所称颂。
孔子是最早喜爱兰花的名人，《乐府诗集》载：“孔于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日：'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作《漪兰妇》一曲”。
《孔于家语》赞美了兰的品格：“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并进一步移用到处世之道上来，孔子说：“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惧化”。
爱国诗人屈原不仅种兰，身佩兰花，而且以兰蕙高洁自比。
他在《离骚》中就多次写到兰花：“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余”、“秋兰兮青表，绿叶兮紫茎”、“余既滋兰之九豌兮，又树蕙之百亩”。
这些名句被广泛传播，使“兰”这个词成为“君子”、“德人”、“美人”、“佳人”的代称，并由此使“兰”离开了它本身的植物性成为一种色彩绚烂的文化符号。
东晋诗人陶渊明喜爱兰花，他弃官归里，采菊养兰，写有咏兰诗：“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消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丛”。
唐太宗李世民是第一个喜爱兰花的皇帝，他常在上幸宛中观赏兰花，并写有《芳兰》诗：“春晖开紫苑，淑景媚兰场。
映庭含浅色，凝露泫浮光。
日丽参差影，风传轻重香。
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
”唐代诗人王维养兰成癖，并且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汗漫录》说：“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开创了瓷盆养兰先例。
唐代诗人杜牧喜爱兰花，相传他花不少银两养植兰花，建有相当规模的兰圃，在当时写了不少咏兰佳作，苏辙《次韵答人幽兰》诗云：“兰花耿耿意羞春，纫佩何人香满身。
一寸芳心须自保，长松百尺有为新”，咏兰诗中寄托自己的理想。
而苏轼的咏兰诗则构思新颖：“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
时闻风露香，篷艾深不见”，把春兰比喻成一位清高的美人，在山谷不断散发清香，流露诗人追求高洁的心态。
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擅于盆栽兰花，发明沙石养兰法，他说：“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
他的《幽芳亭》首先对兰蕙作了分类：“一干一花，香有余者；一干五七花，香不足者蕙”他所称的蕙也为当代植物界所采用。
宋代哲学家、诗人朱熹酷爱兰花，他写过不少咏兰诗，其《秋兰》诗去：“秋兰递初馥，芳意满冲襟。
想子空斋里，凄凉楚客心”，又在《兰》诗中咏道：“漫种秋兰四五茎，疏帘底事太关情。
可能不作凉风计，护得幽香到晚清”。
他长期养兰对兰花很有研究，他在《楚辞辨证》中说：“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而为佩。
若今之所谓兰蕙，则其花香，而叶乃无气；其气虽美，而质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并作诗日：“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作为不谙植物的文人，能得出这样结论，的确难能可贵。
宋末元初诗圣人郑思肖，也是一位画兰名家，他自号所南翁，画兰以无根无土抗议元朝入侵，南宋灭亡时他年仅38岁，不仕于元朝，隐居苏州。
他的一幅传世画《春兰图》（1306年，目前藏于日本大阪巾立美术馆）上有一首诗：“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
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这一切使他深受后人敬仰。
元代则大画家之一的倪瓒，写有《题郑所南》极有影响，有诗为证：“密蕙媚幽圃”。
唐末八大家中的“二苏”也是兰花爱好者，兄弟诗：“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
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借咏兰赞颂郑思肖坚贞不屈精神。
近代大画家吴昌硕在一幅兰花画中也题有一首赞扬郑思肖的诗：“怪石与丛棘，留之伴香祖。
可叹所南翁，画兰不画土”。
清代诗人，书画家郑板桥是历史上有名的兰痴，“自谓平生惟兰与竹为吾友也”。
他在《种兰》一文说：“余种兰数十盆，三春告莫，皆有憔悴思归之色。
因移植于太湖石、黄石之间，山水之阴，石之缝，既已避日，又就燥，对吾堂亦各有本性。
赠以诗日：‘兰草本是山中草，还向山中种此花。
尘世纷纷植盆盎，不如留与伴烟霞’。
又云：‘山中兰草乱如蓬，叶暖花酣气候浓。
出谷送香非不远，哪能送到俗尘中
此假山耳，尚如此，况真山乎
余画此幅，花皆出叶上，极肥而劲，盖山中之兰，非盆中之兰也“，郑板桥：”七十三岁人，五十年画兰，任他雷雨风，终久不凋残“，他的题兰花诗有七八首，兰画也应有这么多，完全可以出一本《板桥兰集》。
他画兰潇洒清劲，名噪一时。
他的咏兰诗也脍炙人口，如”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
一顶乌纱早须脱，好来高枕卧其间“。
郑板桥晚年辞官回乡，还养了几盆兰花。
有天夜里上床未入眠，却来了一个小偷人，他想了一计退小偷，便吟诗道：“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
小偷听见，知道暗示自己，赶紧出门想越墙溜走，这时屋里的郑板桥又说：“越墙莫损兰花盆”，小偷于是小心避开逃走。
现代爱兰首推朱德元帅，1929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军长率领部队进驻福建漳平市永福时，虽然军务繁忙，仍然观赏当地名花建兰，并十分欣赏。
1961年3月，朱德到广州越秀公园游览时，观赏了盛开的兰花，赋《兰花》诗一首：“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
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他不但自己爱兰，还十分关心祖国兰艺事业，积极提倡建立兰圃，并为各地兰圃题写匾额，杭州花圃里的“国香室”、“同赏清芬”、南昌“人民公园”、“兰室”、上海植物园里的“兰室”、福州鼓山的“兰花圃”、广州越秀公园的“兰圃”等，都出自朱德之手。
“幽兰叶秀乔木下，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朱德这首《咏兰》诗，更道出了他对兰花情有独钟。
老一辈**家董必武喜爱兰花，主要也是爱兰花孤高芳洁的美好品德，曾写过这样的颂词：“兰有四清：气清、色清、神清、韵清”，所谓清，即指兰之高洁而言。
现代文化名人*适喜欢兰花。
安徽绩溪*适故居内有12扇落地隔门扇，上有同邑黑模雕刻大师*国宾手刻的阴刻兰花图，图上还有题诗：“珍重韶华惜寸阴，入山仔细为君寻。
兰花岂肯依人媚，何幸今朝遇赏音”，这些使幼小的*适耳儒目染了兰花木刻之美。
*适第一次种兰花，是1921年夏天种在北京后门里钟鼓寺的四合院住所里，不久，他写下有名的《希望》小诗：“找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花苞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如今，这首诗被谱成《兰花草》歌曲，广为传唱。
张学良将军酷爱兰花，从1947年到台湾后，（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隐居养兰，他曾自嘲地说，我是过着“美人名花两相欢”的生活，美人应指赵四小姐，名花就是兰花。
他曾说：“写诗可以言志，难道养花就不能寄情
”每当兰花开放时节，他都要到台北市郊兰园赏兰。
有一次，他看中一盆名兰，问价，园主瞧不起他，随口将价值四万的名兰说成两千元，张学良当即买下兰花，园主自知吃亏也无话可说，不过，园主后来知道买兰人是张学良，却又感到名花得名主，十分高兴。
张学良晚年以养兰花、读《圣经》度日，他还写有一首富含哲理的咏兰诗：“芳名誉四海，落户到万家。
叶立含正气，花妍不浮华。
常绿斗严寒，含笑度盛夏。
花中真君子，风姿寄高雅。
”
什么是红拳
一的不清楚请不要乱说。
是存在的。
一陕西省类流传的传统拳术。
以下是红拳的：陕西是中华武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古长安“文武盛地”，历史上曾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世界文明史中曾经诞生和发生着人类最辉煌的历史。
“东有长安、西有罗马”，这里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索渊地。
这里孕育着中国华夏文化的精髓。
有着周人的文雅，秦人的粗犷，汉人的豪迈，唐人的包容。
这片地灵人杰之地，曾经诞生过周易、周礼等先秦诸子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曾经是儒、释、道先贤设坛演经之地；这里曾经诞生过有“虎狼之师”称谓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横扫六国大秦军团；这里曾经有过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汉军团；这里也有西出阳关，马革裹尸还，壮烈雄浑的大唐军团；这里曾经诞生过，万朝来仪、百域纳贡的盛景，三秦大地孕育出“汉唐盛世”，造就了秦人充满阳刚之气，朴实豪放的性格。
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有一朵深藏闺中的文化奇葩——红拳。
“红拳”就诞生在这片具有浓郁中华文化传统的地域。
“红拳”就是中国文化文治武力的缩影。
就是中国天人合一文化的表现形式，就是这片土地土生土长的精髓。
编辑本段红拳的起源 红拳最早起源可追溯到周、秦 。
西周沣镐盛行“武舞”“角力”。
秦时三辅（今陕西关中一带）盛行，“手搏”“击剑”长安附近尤甚，并以对练套路娱乐提高技艺（见《中国武术史》）。
又据《史记.张仪传》记载：“秦人秦声，舞秦舞击缶弹筝，击膊拊髀（bi）”，说是秦王嬴政打完胜仗后的庆功宴上，武士“击膊拊髀”（跳拍打舞）以示庆贺，这与现红拳演练套路中 “放炮”、“十大响”的有着同样的表现形式，与民间流传的红拳谚语“击皮为鼓”也同出一辙。
“击膊拊髀”体现秦人粗犷豪放，既练了“拍打之功”，又练了“撑斩之法”红拳以“撑斩为母” 撑斩是红拳拳法的精髓。
唐代红拳拳法称谓“唐手”“角抵”，唐代著名诗人李白都自称“十五好剑术”。
唐代郭子仪、薛仁贵、都是陕西出的名将。
红拳是陕西地拳的主流派，这是众所公认的。
在陕西境内又以潼关、大散关为标志分为“关东红拳”、“关中红拳”和“关西红拳”三支。
据说陕西境内不少拳术派列，大都是在“关中红拳”的基础上演变的。
“关中红拳”以“小红拳”、“大红拳”、“二路红拳”“太祖红拳”、“粉红拳”“六趟”、“六架势”“炮锤”、“四八锤”、为中心习练者最为广泛。
红拳套路的形成应在唐末宋初。
据陕西红拳师承世代相传得名于陕西西岳华山。
据传，陈传（陈抟历史上确有其人，生于唐末。
原籍亳州真源今安徽亳县境内，入长安考进士落榜，“五代”时隐居华山修道。
后周世宗曾请他做官而固辞不授。
北宋太宗时赐号“希夷先生”，他所著的《无极图》现还刻于华山石壁。
陈传为道家崇敬，专称为“陈抟老祖”）应举失意，心灰意冷便入华山隐居修道起来。
一日他碰到了一位入山砍柴的老樵夫，见年纪有七十多岁了，但身体强健，走路快捷。
陈传上前行礼，询问此地风俗情况，老樵夫简略告知。
以后又经常碰面，两人也就熟悉了。
有一天碰面后老樵夫对陈抟说：“深山中常有狼豹出入，看你很善良，但文弱体单，我愿将当地先辈祖传下的一套拳术招法传授于你；一则防身，二则对修心养性强身健体也很有益处，你我有缘，不知你意如何
” 陈传听后甚喜，将老樵夫请到他隐居之处，以师礼相拜，请予传授。
老樵夫也很高兴，从这天开始规定每晨向陈传传授拳法与练功于华山东峰上。
时间过的很快，陈传学武习拳已数月有余，他已基本掌握和熟练了。
一天他向老樵夫说：“师父，你传授我的拳术叫什么名称
”老樵夫听后哈哈大笑的说：“先辈祖传未说拳名。
今先生问及，我看你要立志修道成仙，说明已看破了红尘，但老夫乃是一凡夫俗子，红尘中一介百姓，也不想修道成仙，我给你教的拳路招法，实际上在我们当地就流行着。
你问的好，此拳应叫何名
我看，既是人间红尘中的拳法就叫‘红拳’吧
”民间还传为宋代把套路称为“使拳”，把棍术套路称为“使棒”，陕西方言称“耍拳，耍棍”，由于关中拳在当时耍的红火，后被称为红拳。
红拳也有艳美、吉祥之意。
编辑本段红拳的历史发展 红拳在陕西这块特定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文化熏陶下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在宋代以前，陕西是中国文化政治中心，也是武术高手云集之地，陕西红拳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完善。
（1）：在汉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消除各地豪侠的势力下诏“徙（bi）郡国豪杰及訾(zi) 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对各地豪侠首富强迫性迁徙陕西茂陵。
大量的豪侠集中在茂陵，又使茂陵成了滋生豪侠的新的策源地，这些豪侠子弟“少好侠，尚气力”击剑习马，爱好武艺，这些豪侠和与当地武侠融和丰富了红拳内容。
现今兴平茂陵、一带还是红拳盛行之地。
陕西人称为“拳窝子” （2）：在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0）“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
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
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王朝网罗武备人才的重要制度。
武举的设立进一步刺激了长安城官宦子弟游侠习武欲望，习拳、舞剑、扎枪、跑马射箭成为长安少年的主要内容，各地的武士汇集长安，又一次使红拳得到广泛交流和提高。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所写的七绝组诗《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千斤，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充分体现了当时长安习武之风。
在京城长安民间武侠常常仗义行侠，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土番兵陷京师，百姓涂炭，唐军四溃，代宗逃往陕州。
勤王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仅仅收得散兵数千，形势危急。
长安城内民间武侠与潜入城内的唐将王甫取得联系，于同一天夜晚突然在城中心的朱雀街一起击鼓，鼓声大作，群侠齐呼，英勇拼杀，土番兵仓惶出逃，溃不成军，京师收复，可见长安城习武人数之多，习武风之盛行。
在西安至今还保留着地名“习武园”和“教场门”。
明代，戚继光把红拳的技法作为训练士兵的必修科目：《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注解三十二势长又称 红拳，拳谱中可见到“裙拦”撑、补、揭、抹、捅、劈、斩等，红拳拳谱至今还在沿用，如：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载“我前撑”“滚船劈靠抹”“鬼蹴脚抢人先着，补前扫转上红拳，背弓颠补劈揭起，穿心肘靠妙难传”“回步颠短红拳”“雀地龙下盘腿法，前揭起後进红拳”。
现存红拳拳谱也是以“撑补为母”《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多处提到红拳，可见红拳在当时的影响之深。
拳经中“披红”“推红”都是红拳至今还在沿用的招法。
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所载“西家拳”其惯用拳势“雀地龙”“裙拦”等。
清代在《清稗类钞.技勇类》中出现过“大小红拳、关西拳的称谓。
民间流传着“东枪西棍关中拳，东查，西红”的美誉。
乾隆十六年夏季，乾隆帝见池中荷花初放，乾隆得句云：“池中莲藕攥红拳”打谁
纪晓岚看到池子左边的蓖麻，便以问对句，答道：“岸上麻叶伸绿掌”要啥
同样以问句相对，天衣无缝，令乾隆称奇，可见红拳在当时声誉。
红拳传域甚广，有豫红、陇红、川红、滇红等，尤以关中最盛。
从宋代以后由于文化中心南移和东迁，陕西人以皇家思想自居，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人民安居乐业，很少与外界交流，因此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古老红拳，外地拳种进入陕西很快就会被红拳化，失去本来的面目，如陕西红拳套路中的梅花拳、通背拳、翻拳等，只是套路的名而已。
红拳发展离不开民间人民的热爱，在陕西六七十年代以前陕西城乡习拳者几乎全练得是红拳，可以说当时村村都有习练红拳者，练红拳的拳师，把红拳和农村过会、玩社火、秦腔融为一体，已成为陕西城乡主要的健身娱乐形式。
鹿柴等十五首诗的写作背景
急急急
40、出塞 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
41、望洞庭 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42、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43、清明 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44、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中西方政府关系
1. 学习和实践的内容的不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人读书是四书五经，是哲理思辩类的内容，而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为的是科举。
而其出山后实践的内容则是再度学习的。
四书五经并不能对其实践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这些哲理所形成的个人的人生观和做事方式则是有一定影响的。
当今的学习内容主要是西方的理论体系，哪怕是语文都是用西方近代的语言学重新修整的学科内容。
实践和学习是并行的过程。
纯粹看1年C++的书不如纯粹写1年C++的程序。
2. 社会环境的不同古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口较少，其生产需求也少，原材料竞争也少。
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之下，人们可以有条件一屋半亩田，自给自足或被家人养活，剩下大多时间可以十年寒窗不闻天下。
而今天的社会环境则截然不同，大量的信息，快速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将学习与实践结合。
古人学习一是为帝王尽愚忠；二是为光宗耀祖。
现代人学习是为多挣钱古代人读书多是为了功名，如《儒林外传》中的范进还有少部分是对文学的热爱，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对科学的探索，如祖冲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
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当今之读书，虽然还是与利益等世俗的事物连在一起，但有了娱乐（古代也有，但不是很多，像笑林广记等很少，而今八卦娱乐渐渐越来越多），游戏技艺讲解等。
也有了速读文学（百家讲坛），也有了普及健康卫生等书，我们有时确实需要的资料等，必须依靠读书我们有时是为了缓解自己在这个压力大增的社会，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给自己放松一下精神，陶冶情操。
读书是必须的，当今的世界，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只有读书，将前人的知识传承下去，发展社会。
培根在《论求知》中有言道：“读书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
”我认为，他所阐述的读书的三种用途，恰到好处的概括了读书的三种意义。
先来看作为消遣一说。
这是人们读书开始与烦躁时所抱有的思想。
初学者对知识并无渴求之感，读书之意义也就是消磨时光；而烦躁之人因无法静下心来读书，感到事物都无聊透顶，便也用读书来打发时光。
殊不知，这样的读书意义便像学者们讲述“道，可道，非常道”一样，与读书的本质大相径庭，差距颇多。
所以讲，消遣是读书中最初级也是最浅薄的意义。
继而上一个台阶，看看装饰。
这个读书用途、意义便是我们大众读书时所抱有的心态。
在家中放一部《四书》，装作文雅地诵读几句《论语》，好在与他人高谈阔论时有所谈及，这便构成了读书的进一步意义——在高谈阔论时作为装潢，或者是说铸成谈笑风生时的资本。
而前两种读书之义，只是浅薄之义，深层挖掘且要看增长才干。
读书增长才干不是讲要一味地按书本办事，那样只会变成偏执的书呆子。
实践可以改进知识，读书的意义便是为实践提供理论上的帮助——帮助理论能在进一步的推导中变得更加真实。
所以，我认为，还要再加上一点，不可轻易相信书本。
真理需要有前人的铺垫，这种铺垫可以通过读书而来，但更要有的是后人的论证与推理。
所以讲，在理论中实践，在实践中鉴别真理与悖论，便是读书的深层内含所在。
像余秋雨说行走的意义一样：“但走的远了，这个理由渐渐淡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出一些问题”。
读书亦同，读多了，为解答新产生的问题，便查阅了更多的书，论证了更多的知识，践行着读书的深层含义……古代人读书：我国的古籍，一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给阅读带来极大的不便。
其实远在汉代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创造了句号和逗号。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有记载。
《丶部》：“丶，有所绝止，而识之也。
”这便是后代的逗号。
《部》：“，钩识也。
”这就是今天的句号了。
古人在写作中，有时就加上它，有时则是碰到容易混淆的地方，加上它以示区别。
现代意义上的古书标点，是指根据古书的内容，用标点符号把原文的停顿、结构和语气等准确清楚地表现出来。
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训练。
但是,的确很多古书是没一个标点的.那怎么办?古人云：“读书不能不明句读”。
其实古人断句的主要方法是句读(念豆)。
《增韵》：“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咏，谓之读。
”所谓成文语绝处，是指在意义上和语气上可以自足；而“读”则主要是为便於诵读而划分的语言片段。
韩愈《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
”古代童子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句读，而老师给学生讲书的过程也就是传授句读古书的能力。
所以《礼记·学记》说：“一年视离经辨志。
”“离经”就是句读经典文献的能力，能够正确句读文献，也就对文献的思想大意有了正确的理解。
古代谚语说“学识如何覌点书。
”（唐·李匡义《资暇集》引稷下谚）也是讲能否给古书加上正确的标点，体现了读书人的学识修养和水平。
据《后汉书·班昭传》记载，《汉书》始出，多未能读者，马融伏於阁下，“从昭受读”。
由此可知，对於没有标点的著作，即使在当时，读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需要经过专门传授。
所以，古私塾的老师在授课时，起先很少给学生讲授课文的意思，而往往进行我念一句，学生跟念一句的方法明晰文章的结构分布，而后学生诵读直至烂熟于心。
这样，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训练，终于熟悉句读的方法，读书也就不难了。
不过，无论如何，没有标点符号，古人读书肯定要比我们困难，尤其是自学者，因此读错书的情况应该也常有发生。
我想这也是古人写文章、作诗词时，过分讲究扬抑音节、句法句式的一个诱因吧。
现代人现代人的读书格局与层面,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变动的社会结构、不安的心态变换、跨世纪特有的心理表现等等,这些都无疑使读书人面对着一片崭新而又多维的思想空间。
越来越多的人们面临着思维的困惑和心里的彷徨,他们如何应对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他们最终是要从哲学、文学、社会学等各类图书中找寻答案以释解自己的心灵。
令人惊诧的是,在现今的图书销售排行榜上，在不相上下的图书市场销量中,我们看到的是功利的实用性图书与社科人文类图书交织在一起。
现代人的阅读取向与数量分析已经能在图书销量上作出相对准确的定位与判断，读书固然是一个个人化,个性化的行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读书正受到外部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与渗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里我认为有必要依照出版界专家多年来所提出的精品图书标准给予现代读书人以忠告,这至少能使读书人在浩瀚的书海中,较为准确地找到有益于进步,有益于成长的优秀图书。
多方面讲：过去人读书，是很讲究的，在古书上讲：读书之前，首先要焚一炉香，然后默念，使自己心境平和，然后开始看书。
我们早年时候，看到这种说法，感到很可笑，读书还要这么庄重呢
实则上，倒不是仅仅在庄重，而更重要的是驱除心中杂念，来安静地读书。
在成年人都有一个感觉，现在事务多，静不下心来，或者，即使有这么一点时间，也坐不住，即使坐住了也看不进去，感到书在眼前打晃。
这个就是心不静，所以就看不进去。
我们也曾经阅读过有关陶渊明的文章，他有一篇叫《五柳先生传》，里面谈到，他读书的习惯是，好读书，不求甚解。
所以，他的诗和文章写的好，是属于性灵派的。
我们感到很羡慕，觉得这种读书方式很时髦，于是匆匆浏览。
以图不求甚解。
取其精华。
实则上，这种读书方式对于做学问来说，是绝无帮助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做学问的人，与进行文学写做的人读书是不同的。
象李白，他读书，决不可能有什么读书笔记。
但是到了经传学家那里，则不同了，元末明初学问家，陶宗仪，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除了读书以外，遇到事情，有什么心得，就把他记载在叶片上，所以后来形成了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辍耕录》。
这部著作被收进《四库全书》。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读书态度，与他的心情和性格有关系，也与他从事的职业有关。
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性情以及职业养成了不同的读书性格，成就了不同的学问和业绩。
我们要问，这种不同的读书方式，不同的读书态度，不同的绩效，其作用孰优孰劣
这个就不好说了，你说李白与后来的学问家，比如写《说文解字注》的段玉裁，究竟哪一个在中国历史贡献大呢
谁也不好做这种比较，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也许彼此有不同的评价。
李白在诗人文学家眼里，是了不起的圣人，在文字学家那里，也许不值一文。
清代的文字学家的著作，比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对于当今的经济学家来说，也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
你能分出优劣吗
有时候，只能是不同门派的人都陈说自己的作用了，王婆卖瓜自称自夸。
实际上，不能这样说，他们对于某一些群体来说，也许没有作用，但是放在整个社会体系以及国家宏观框架中，就显得好象是璀璨的群星一样了。
因此，不同的读书习惯造成了不同的人，使之取得不同的成就，对于社会产生了不同的贡献。
读书，还有一个运用的问题，而运用与各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性格缺乏变化，这样的人读书一般都是食古不化，而有的人读书不多，但是善于运用，也就是将读书读活了。
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书读得越多越蠢。
实际上这样的话，只能是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不能说对于所有人都是这样，在共和国领导人中，他曾经对胡乔木说，读书最多的，当下，只有你和我了。
我们也没有看到过，他有什么愚蠢的表现呢
而是读得越多越聪明了。
成为伟大的领袖。
我们又想到，过去有一帮所谓的隐士，这一些人，读书，有一个习惯，不是在家里读，而是读到了山中，当然，这一些都是有钱的人，比如，唐代的王维，南北朝的孔稚珪《北山移文》中谈到的周顒。
他们这一些人就是把书到了山中。
做起了隐士。
不过两者可能有这样想法，古代许多隐士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在“人世间”读书，容易受干扰，所以要到山中去读书。
特别是在一些政治不太清明的时候，为了求得“安静”。
所以要到“山中”修心养性。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有许多书院，无论是东林书院，还是湖南的岳麓书院，亦或是白鹿书院，都是远离闹市。
这个干扰，往往不是人为的声音，而是由于政治派别的相异而造成的心灵的干扰。
所以，他们要到山中人迹罕至的地方寻找读书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读书的时候，总是考虑着外在的干扰，或者其他事情，这个书是读不下去的。
就好象有人读书要焚香静心一样。
山中就是一炉香，它消除了特殊的外在的内在的心灵干扰。
人在一个非常旷野的地方时，感到自己身心与大自然融成一体，心中没有杂念，那是多么愉悦啊。
我们就想到，我们国家为什么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不少在官场上混迹的人退休以后，喜欢到乡下，而不愿意居住城市呢
这也许就是为了寻找心中的安静之地吧。
无论是宋代的王安石，还是清代的李鸿章，以及如今的江泽民、朱容基等。
无论是世间的书，还是自然的书，都需要安静的阅读，不希望自己的心境被打扰，甚至人为的破坏，这也许就是人酷爱自然平和的本性吧。
在当今世界，人们已经没有个人生存的隐私空间，科学技术象一股双刃剑，既推进了人世间的文明；也把人的自然的心境破坏了，全球定位系统已经可以发现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无论是城市，还是在山间。
都已经没有了这种真正的世外桃园。
人的生存，从内心来说，需要个人的空间，这犹如读书一样。
需要一个比较绝对的山中境界。
否则书是读不好的，当然，有人会说，当年在闹市中求静，不是一种榜样吗
不过，象这样特殊心理，特殊心理素质的人又有多少呢
佛家有这样的一个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句话，说得很好，如果一个人到了心中无物的时候，不仅两眼空空，心中空空，那么世界也就空空了，再大的干扰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所以，在今天应该追求一种佛家境界。
因此，为什么一般道行高的人都最后皈依佛门，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世间本无处没有干扰，世间本无处有干扰。
如果化干扰为无干扰，不是获得了心灵的解脱了吗
这样的书还能读不进吗
因此，在我国古代学问家中，佛家的理论的研究往往取得高于世俗的成就就在这里。
他们寻找到了人生的特殊境界，特殊的安定之处。
所以，对于当今人世间的心理调试很重要，否则的话，在这种闹市中，没有多少人真正没有心理疾患的。
读书是这样，其他也何尝不是如此呢
读书究竟有没有用，读书是不是只是人们为了寻找精神的寄托，或者打发无聊的时光，而进行的无价值的游戏呢
我们觉得，不是的。
我们想，当今我们读到许多文章书籍，都是我们的先贤在一种特殊无聊时候发奋而做，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如果没有他们的书，我们今天的科学就没有立足的地方，当然，他们的书籍的完成，并不是凭空而就。
例如，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阅读了多少古代史迹，查看了多少有关与历史人物相联系的地方。
因此，正是前人勤奋的读书，才造就了今天的辉煌的科学和文明。
放眼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依然保持着比较好的读书习惯，日本人在火车上读书，俄罗斯人在公园中读书，美国人在研究所里都书做学问。
我们呢
由于当今竞争的激烈，大学中研究生都缺乏就业的保证，所以人们已经对于读书缺乏了兴趣。
再看在现实中，读书的人（是不是都是食古不化）比不读书的人收入少。
所以造成了新读书无用论的抬头。
如果这样趋势长期下去，中国将陷入新的“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那种百业萧条的状况。
文明需要延续，离不开读书，所以我们在今天面对这种新读书无用论抬头的时候，在呼吁营造读书环境的时候，更要呼吁要多读书。
西方人对于知识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英国人的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还有一种就是圣经派的知识是元恶的学识。
实际上，现在人们已经不认可圣经中的知识是元恶，而贱视知识了，人人视知识为财富。
比尔•盖茨放弃读书行为也不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即使连比尔•盖茨也希望自己能够再到大学修完自己的学业。
所以，如果，作为当今文明泱泱大国的国度，过去以创造人类物质文明而荣耀于世界，如今让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也许将来人们会说：最后的一本书，将写满中国人贱识知识的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