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地理有关的诗句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雪—温带大陆性气候 忽如一夜春，千树万树梨花开。
——快行冷锋的影响 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
——不同坡向对植被的影响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垂直地带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准静止锋的影响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衰皆自然。
——地球公转 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地壳变动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季节性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月相变化 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
——水循环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落差大，水流急，水能丰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之成为现实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从长江三峡逆流而上，怎么能到得了襄阳，然后到洛阳呢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地域性 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
——地域性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水循环 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
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 ——地壳变动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稀少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通过水循环，使水资源不断得以更新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波浪的侵蚀作用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盆地夜间气流上升，易成云致雨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迎风坡易形成降水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大草原的景象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在当时的条件下，东吴的船是怎么样到的岷江上游的呢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生物循环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冬季风的影响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季风区与非季风的分界线在此地附近 向阳石榴红似火，背阴李子酸透心。
——光照对植物的影响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沙漠景观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洞庭湖景观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梅雨天气 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交通运输条件对商业的影响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地球自转
石鼓文的历史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
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
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
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
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1]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
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
----《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主周说“主周说”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
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
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
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於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於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於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蘇勖於《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
李嗣真於《书後品》中赞同。
後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
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後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书，辨认无据，於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
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
“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於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於此时。
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
“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後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
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1]主秦说“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
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
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
之後，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
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
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
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
‘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
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
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
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
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
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於德公迁雍之後。
段颺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後》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於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
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
李仲操认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
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
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
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
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
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
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於“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
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於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後之刻石”这一看法。
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
其在《石鼓文刻於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於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时代。
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後，跟诅楚文时代接近。
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於是断定“石鼓文”作於秦灵公时代。
蘇莹辉、那志良等从之。
後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秦献公说 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
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於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献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 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
郑樵以“殹、??”二字见於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
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後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1]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1.“汉说”始於清代武亿《金石跋》。
其因《銮车》鼓“趍趍
和月有关的诗句有哪些
唐〕颜真卿《劝学》：“三更灯火五更,正是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唐〕王贞白《白鹿洞诗》：“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 〔唐〕杜荀鹤《闲居书事》：“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事成,莫向光明惰寸功.” 〔宋〕苏轼《宋安淳秀才失解西归》：“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日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 〔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古来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宋〕朱熹《读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宋〕陆九渊《读书》：“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明〕于谦《观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清〕萧抡谓《读书有所见作》：“人心如良苗,得养乃兹长；苗以泉水灌,心以理义养.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清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 关于读书的诗句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晋 陶渊明《杂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 《金缕衣》） 昨日兮昨日,昨日何其好!昨日过去了,今日徒烦恼.世人但知悔昨日,不觉今日又过了.水去汩汩流,花落日日少.万事立业在今日,莫待明朝悔今朝.（佚名《昨日歌》） 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明 文嘉《今日歌》）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东流水,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清 钱泳《明日歌》） 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悄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清 潘际云《厂桥》）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唐 裴说《句》） 宅从栽竹贵,家为买书贫.（唐 许浑《寄殷尧藩》） 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唐 杜荀鹤《书斋即事》）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宋 苏轼《和董传留别》） 读书不放一字过,闭户忽惊双鬓秋.（宋 陆游《寄题吴斗南玩芳亭》） 少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神童诗》）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诗》） 读律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画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明 杨继盛《言志诗》）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唐 颜真卿《》） 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宋 刘过《书院》） 嗜书如嗜酒,知味乃笃好.（宋 范成大《寄题王仲显读书楼》） 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明 杨循吉《题书橱》） 有书堆数仞,不如读盈寸.读书虽可喜,何如躬践履.（清 刘岩《杂诗》） 读书能养气,乃为善读书.（清 汪莹《示儿》）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唐 韩愈《劝学诗》）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月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宋 朱熹《观书有感》） 人心如良苗,得养乃兹长；苗以泉水灌,心以理义养.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清爽.（清 萧抡谓《读书有所见作》） 读书如树木,不可求骤长.植诸空山中,日来而月往.露叶既畅茂,烟打渐苍莽.（清 法式善《读书》）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东晋 陶渊明《读山海经》）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宋 朱熹《劝学诗》） 力学如力耕,勤情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捻时. （宋 刘过《书院》） 窗间白发催愁境,烛底苍头劝读书. （明 汤显祖《正觉寺示弟儒祖》） 一个浑身有几何,学书不就学兵戈.南思北想无安着,明镜催人白发多.（明 宋应星《怜愚诗》）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宋 朱熹《观书有感》） 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元 翁森《四时读书乐》冬） 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读书求学不宜懒,天地日月比人忙.燕语莺歌希领悟,桃红李白写文章.（民国 熊伯伊《四季读书歌》春） 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唐 王贞白《白鹿洞诗》）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事成,莫向光明惰寸功.（唐 杜荀鹤《闲居书事》）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日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宋 苏轼《宋安淳秀才失解西归》） 古来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宋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宋 陆九渊《读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明 于谦《观书》）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清 袁枚《寒夜》）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唐 杜牧《读韩杜集》） 草堂栖在灵山谷,勤读诗书向灯烛.（唐 薛令之《草堂吟》） 书多笔渐重,睡少枕长新.（唐 姚合《别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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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雍 正 文 字 狱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
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
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
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一） 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 1、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
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
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
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
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
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
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
“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
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
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
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
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 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
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
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
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
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
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
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
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
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
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
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
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
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
……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
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
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
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
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
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
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
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
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
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
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
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
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
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
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
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
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
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允（礻田共）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
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 塞思黑”。
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
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
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
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
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
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心矣。
”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
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
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
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查。
雍正帝从搜得的日记（似即《维止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
如认为裁减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杀人（按：清朝统治者从来不承认自己以语言文字杀人，即不承认有文字狱）；认为引见百官罢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无罪而罚，等等。
日记“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状。
此外，据说《维止录》首页有这样一条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
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
”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调，有人认为这是他得祸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处（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有关人犯作如下处置： 查嗣庭戮尸、枭首，子查氵云（一作查潭）斩监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狱中）。
幼子查长棒头三人和侄子查开等二人流放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讲）流放陕西，后来死于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归，不久病死。
其他牵连得罪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江西巡抚汪氵隆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
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当地某学究题的一幅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被查嗣庭采入《维止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作为处罚，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帝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消了观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大“战果”，这是雍正文字狱的一大特点，是世宗操纵文字狱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结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罪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状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这说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直接关系。
但作为文字狱，查嗣庭狱基本上是独立的事件，不象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3、 谢济世、陆生楠案 谢济生、陆生楠安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但胎育期长短不齐。
先述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
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叫田文镜，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
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雍正帝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
李绂接着上疏参田文镜。
雍正帝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
根据一些迹象，雍正帝越发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外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材料（陈学海曾赴河南调查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要上疏。
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帝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作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待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王廷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
雍正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王廷投入监狱。
李绂论罪当斩，雍正帝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
蔡王廷判斩监候。
直到乾隆帝退位后，李绂才恢复官职，蔡王廷也获释。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褒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
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告终。
因这场事件而引出谢济世、陆生楠两起同时发生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
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
他回答说：“是孔、孟指使。
我自幼读圣贤书，只知道事上忠荩。
见奸不攻，不是忠臣。
”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从空讲学、著，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
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
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到话，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
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
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
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盲，皆郡县之故。
”雍正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陆生楠能明指乎”
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
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
雍正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 二、论建储（立太子）。
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发论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
雍正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
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
雍正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
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
”雍正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
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
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
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
“雍正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已意生杀人、赏罚人。
”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
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
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
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
”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
然亦不可无术相防。
”雍正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 七、论王安石。
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
雍正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 八、论无为之治。
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
雍正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勤劳自励”，对陆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
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
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
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
雍正帝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
疑心极重的雍正帝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帝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杀的样子，最后宣布谢济世免死。
谢济世被玩弄假斩把戏后终于不死。
谢济世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归复职。
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请求颁行天下。
并说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依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朱熹的“四书”本。
当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目张胆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学说，尊为正统。
乾隆帝把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继续注释儒经，陆续刻印成书。
乾隆帝闻知，于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标新立异，“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谢济世所著书中违背程朱、标榜他人之处，然后烧毁其书并印板。
孙嘉淦遵旨输完毕，回奏说谢济世所注书有“四书”“五经”等多种，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块，已全部烧毁；注中虽有违背程朱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足以惑世盗名，似不必逐条指谪。
至此，谢济世注书案方告结束。
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罪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为人印象都不算坏。
雍正、乾隆二帝处罪人往往凭个人印象和一时爱憎。
陆生楠的得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正帝对他的印象不好，两次引见都引起憎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用意，戒除朋党是雍正帝整饬风纪的主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
《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归咎于欧阳修的“邪说”。
经过雍正帝的严厉整饬，顺治、康熙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减少，文字狱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