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史记的诗词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史记·陈涉世家）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史记·高祖本纪）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史记·留侯世家）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史记·报任少卿书）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史记·淮阴侯 列传）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史记·项羽本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史记·项羽本记》）
石鼓文的历史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
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
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
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
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1]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
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
----《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主周说“主周说”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
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
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
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於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於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於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蘇勖於《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
李嗣真於《书後品》中赞同。
後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
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後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书，辨认无据，於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
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
“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於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於此时。
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
“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後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
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1]主秦说“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
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
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
之後，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
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
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
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
‘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
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
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
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
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
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於德公迁雍之後。
段颺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後》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於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
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
李仲操认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
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
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
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
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
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
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於“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
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於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後之刻石”这一看法。
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
其在《石鼓文刻於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於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时代。
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後，跟诅楚文时代接近。
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於是断定“石鼓文”作於秦灵公时代。
蘇莹辉、那志良等从之。
後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秦献公说 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
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於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献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 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
郑樵以“殹、??”二字见於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
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後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1]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1.“汉说”始於清代武亿《金石跋》。
其因《銮车》鼓“趍趍
描写“史记”的诗句有哪些
迎驾贡酒的由来 史载：汉武帝元封年间，约在公元前一○六年，武帝刘彻巡狩霍山，当时官民为迎武帝大驾，捧淠水精酿琼浆出城二十里以相迎。
帝饮后大悦，赞道此“迎驾酒天香液”也
迎驾贡酒因此得名。
五粮液 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采用玉米、大米、高粱、糯米、荞子五种粮食酿造的“姚子雪曲”是五粮液最成熟的雏形。
到了公元1368年，宜宾人陈氏继承了姚氏产业，总结出陈氏秘方，时称“杂粮酒”，后由晚清举人杨惠泉改名为“五粮液” 茅台 历史上最早记载赤水河畔酿酒史的，为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公元前130多年，汉武帝刘彻饮到来自夜郎（今黔北一带）所产的名酒“枸酱”，情不自禁地赞曰：“甘美之”。
以后便有了汉武帝派大将唐蒙到贵州开拓夷道，专门绕道茅台所在的仁怀的历史，有道是“汉家枸酱为何物
赚得唐蒙益部来。
”茅台古称益部，而枸酱，经考证为仁怀赤水河一带生产的用水果加入粮食经发酵酿制的酒 【酒的起源 】 中国酒的历史，可以上朔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上古时期。
《史记.殷本纪》中便有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诗经》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和“为此酒春，以介眉寿”的诗句，都以人类不同的社会活动表明中国酒的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另据考古学家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已有了专用的酒器，这说明，在原始社会，中国酿酒已很盛行。
有关酒的起源，历史文献记述有四种各据理论的说法。
上天造酒说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祖先就有酒是天上“酒星”所造的说法。
《晋书》中有关于酒旗星座的记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日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饮食。
”轩辕，中国古称星名，共十七颗星，其中十二颗属狮子星座。
酒旗三星，呈“一”形排列，南边紧傍二十八宿的柳宿入颗星。
明朗的夜晚，对照星图仔细在天空中搜寻，狮子座中的轩辕十四和长蛇座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一，很明亮，很容易找到，酒旗三星，则因亮度太小或太遥远，而用肉眼很难辨认。
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于《周礼》一书中，据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二十八宿的廉洁，始于殷代而确立于周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发现之一。
在当时天文科学仪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在浩焱的星汉中观察到这几颗并不怎样明亮的“酒旗星”，给予命名并留下关于酒旗星的种种记载与传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猿猴造酒说 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一书，对人类如何捕捉聪明伶俐的猿猴，有一段极精彩的记载。
猿猴是十分机敏的动物，它们居于深山野林中，出没无常，很难捉到，经过细致的观察，人们发现猿猴“嗜酒”。
于是，人们便在猿猴出没的地方，摆上香甜浓郁的美酒。
猿猴闻香而至，先是在酒缸前流连不前，接着便小心翼翼地蘸酒吮尝。
时间一久，终因经受不住美酒的诱惑，而畅饮起来，直到酩酊大醉而被人捉住。
这种捕捉猿猴的方法并非中国独有，东南亚一带的群众和非洲的土著民族捕捉猿猴或大猩猩，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
猿猴不仅嗜酒，而且还会“造酒”，这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中都有记载。
清代文人李调元在他的著述中有“琼州多猿.....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酒以稻米与百花所造，一百六轧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极难得。
”的记载；清代的一本笔记小说中也道：“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
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
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无独有偶，早在明朝时期，这类猿猴“造”酒的传说就有过记载。
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著述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
昔年，《安徽日报》曾刊登老画家程啸天先生在黄山险峰深谷觅得“猴儿酒”的事情。
这些不同时代人的记载，都证明在猿猴的聚居处，常常有类似“酒”的东西发现。
由此也可推论酒的起源，当由果发酵开始，因为它比粮谷发酵容易得多。
酒是一种由发酵所得的食品，是由一咱叫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产生的。
酵母菌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在广袤的大自然原野中，尤其在一些含糖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
山林中野生的水果，是猿猴的重要食物。
猿猴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收贮大量水果于“石洼中”，堆积的水果受到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而发酵，在石洼中将一种被后人称为“酒”的液体析出，因此，猿猴在不自觉中“造”出酒来，是合乎逻辑与情理的。
仪狄造酒说 史籍中有多处提到仪狄“作酒而美”、“始作酒醪”的记载。
一种说法叫“仪狄作酒拨，杜康作秣酒”。
由字面看，是讲他们在作不同的酒。
“拨”，是一种糯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酪糟儿”。
性温软，其味甜，多座于江浙一带。
现在的不少家庭中，仍自制醒糟儿。
醋糟儿洁白细腻，稠状的糟糊可当主食，上面的清亮汁液颇近于酒。
“林”，高梁的别称。
杜康作林酒，指的是杜康造酒所使用的原料是高梁。
由此看来，仪狄是黄酒的创始人，而杜康可能是高梁酒创始人。
另一种说法是“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
意思是说，自上古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造酒的方法流行于民间，是仪狄将这些造酒的方法归纳总结起来，始之流传于后世的。
仪狄是什么时代的人呢
比起杜康来，古籍中关於仪狄的记载比较一致。
例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中部认为他是夏禹时代的人。
那么，仪狄是不是酿酒的“始祖”呢
此说自古看法就不一致，甚至有与《世本》相矛盾的说法。
例如孔子八世孙孔驸，说帝尧、帝舜部是饮酒量很大的君王。
黄帝、尧、舜，部早于夏禹，早于夏禹的尧舜部善饮酒，他们饮的是推人制造的酒呢
可见，说夏禹的臣属仪狄“始作酒醪”并不确切。
事实上用粮食酿酒是件程序、工艺都很难的事，单凭一个人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杜康造酒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绪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代，不由奇方。
”意思是说，杜康将未吃完的剩饭，放置在桑园的树洞里，剩饭在树洞中发酵，有芳香的气味传出。
这就是酒的作法，杜康就是酿祖。
魏武帝乐府诗曰：“何以解夏，惟有杜康”。
自此之后，认为酒就是杜康所创的说法似乎更多了。
历史上杜康确有其人。
古籍中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说文解字》等书、对杜康部有过记载。
情乾隆十九年重修的《白水题志》中，对杜康也有过姣详的描述。
白水盟，位于陕北高原南录与开中平原交界处，因流经显治的一条河水底多白色头而得名。
白水县，系“古雍州之域，周末为彭戏，春秋为彭衙”。
“汉景帝建栗邑衙盟”，“唐建白水县於今治”，可见白水鼯历史的悠久。
相传这里曾出过“四大贤人”：一是黄帝的史官、创造文字的仓颉，出生于本县阳武村；一是死后被封为彭衙土神的雷徉，生前善削瓷器；一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发明者束汉人蔡伦，不知缘何因由也在此地留有坟墓；此外就是相传为酿酒的鼻祖杜康的遗址了。
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小听城，一下子拥有仓领、雷徉、蔡伦、杜康这四大贤人的遗址，页可谓“人杰地灵”了。
“杜康，字仲宇，相传为鼯康家卫人，善造酒。
”康家卫是一个至今尚在的小村庄，西距孙城七八公里。
村逞有一道大沟，长约十公里，最宽处一百多米，最深处也近百米，人们叫它“杜康沟”。
沟的起源处有一眼泉，四周绿树环绕，草木丛生，名一“杜康泉”。
盟志上说“俗传杜康取此水造酒”，“乡民谓此水至今有酒味”。
有酒味故然不确，但此泉水质情冽甘墩却是事实。
清流从泉眼中汨汨涌出，沿著沟底流消，最后汇入白水河、人们称它为“杜康河”。
杜康泉旁边的土大土包，以砖培围护著，传说是杜康埋骸之所。
杜康庙就在坟墓左侧，凿壁为室，供奉杜康造象。
可惜庙与象均毁于一“十年浩劫”丁。
据县志记裁，往日，乡民每逢正月二十一日，都要组织“赛享”活动。
这一天热闹非常，措喜演戏，商贩云集，熙熙德接，直至日落西山人们方盍兴而散。
如今，杜康墓和杜康庙均已修整，杜康泉上已建好一座凉亨。
亭呈六角形，红柱录瓦，五彩飞檐，楣上绘著“杜康醉刘伶”、“青梅煮酒论英雄”等故事图画。
尽管杜康的出生地等均系“相传”。
但据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现的残砖断瓦考定，商、周之时，此地确有建筑物。
这里产酒的历史也颇为悠久。
唐代大诗人杜南于安史之乱时，曾挈家来此依其男氏崔少府，写下了《白水舅宅喜两》等诗多首，诗句中有“今日醉弦歌”、“生开桑落酒”等饮酒的记载。
酿酒专家们对杜康泉水也作过化验，认为水质适于造酒。
一九七六年，白水鼯人在杜康泉附近建立了一家现代化酒厂，定名为“杜康酒厂”，用该泉之水酿酒，产品名“杜康酒”，曾获得国家轻工业部全国酒类大害的铜杯奖。
清道光十八年重修的《伊阳显志》和道光二十年修的《汝州全志）中，也都有关于杜康遗址的记载。
《伊阳县志》中《水》条里，有“杜水河”一语，释曰“俗传杜康造酒于此”。
《汝州志》中说“杜康，在城北五十里，俗传杜康造酒处”。
《汝州全志》还裁有：“俗传杜康造酒处”叫“杜康促”，“在城北五十里”的地方。
今天，这里尚有一个叫“杜康仙庄”的小村，人们说这里就是杜康促。
“促”，本义是指石头的破裂声，而杜康仙庄一带的土壤又正是山石风化而成的。
从地限中涌出许多股清冽的泉水，汇入旁村流过的一道小河中，人们说这段河就是杜水河。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傍村这段河道中，生长著一种长约一厘米的小虾，全身澄黄，蜷腰横行，为别处所罕见。
此外，生长在这段河套上的鸭子生的蛋，蛋黄泛红。
此地村民由于饮用河水，竟没有患胃病的人。
在距杜康仙庄北约十多公里的伊川显境内，有一眼名叫《上皇古泉》的泉眼，相传也是杜康取过水的泉子。
如今在伊川县和汝阳县，已分别建立丁颇具规模的杜康酒厂，产品都叫杜康酒。
伊川的产品、汝阳的产品座同白水的产品合在一起，年产量已达数万吨之多，这恐怕是当年的杜康所无法想象的。
【酒之典故 】 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
这个别号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他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
其后，许多人便以此为典，作诗撰文。
如宋代杨万里在《和仲良春晚即事》诗之四中写道：“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
又，金代元好问在《留月轩》诗中写道，“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 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
始于孔融名言，“座上客常满，樽（杯）中酒不空”。
陶潜在《责子》诗中写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诗中写道，“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
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
张养浩在《普天乐·大明湖泛舟》中写道，“杯斟的金浓滟滟”。
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
据《诗经。
大雅·江汉》记载，“秬鬯一卣”。
〔传〕：黑黍也。
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
「笺」：秬鬯，黑黍酒也，谓之鬯者，芬香条畅也。
王赐召虎，以鬯酒一尊，以祭其宗庙，告其先祖。
白堕：这是一个善酿者的名字。
据北魏《洛阳伽蓝记·城西法云寺》中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羲，以罂贮酒，暴于日中。
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
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
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曰骑驴酒。
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
时人语曰，‘不畏张弓拨刀，唯畏白堕春醪’”。
因此，后人便以“白堕”作为酒的代称。
苏辙在《次韵子瞻病中大雪》诗中写道，“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
冻醪：即春酒。
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
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传】：春酒，冻醪也。
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
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
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代称，陶潜在《归去来辞》中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白居易在《将至东都寄令孤留守》诗中写道，“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
壶中物：因酒大都盛于壶中而得名。
张祜在《题上饶亭》诗中写道，“唯是壶中物，忧来且自斟”醇酎这是上等酒的代称。
据《文选·左思<魏都赋>》记载，“醇酎中山，流湎千日”。
张载在《酃酒赋》中写道，“中山冬启，醇酎秋发”。
酌：本意为斟酒、饮酒，后引申为酒的代称；’如“便酌”“小酌”。
李白在《月下独酌》一诗中写道，“花问、壶酒，独酌无相亲” 酤：据《诗·商颂·烈祖》记载，“既载清酤，赍我思成”。
〔传」：酤，酒。
醑：本意为滤酒去滓，后用作美酒代称。
李白在《送别》诗中写道，“借别倾壶醑，临分赠鞭”。
杨万里在《小蓬莱酌酒》诗中写道，”餐菊为粮露为醑”。
醍醐：特指美酒。
白居易在《将归一绝》诗中写道，“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迎我归”。
黄封：这是指皇帝所赐的酒，也叫宫酒。
苏轼在《与欧育等六人饮酒》诗中写道，“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
又据《书言故事·酒类》记载，“御赐酒曰黄封”。
清酌：古代称祭祀用的酒。
据《礼·曲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酒曰清酌”。
昔酒：这是指久酿的酒。
据《周礼·天宫酒正》记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贾公彦注释说：“昔酒者，久酿乃孰，故以昔酒为名，酌无事之人饮之”。
缥酒：这是指绿色微白的酒。
曹植在《七启》中写道，“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
李善注：缥，绿色而微白也。
青州从事、平原督邮：“青州从事”是美酒的隐语。
“平原督邮”是坏酒的隐语。
据南朝宋国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
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
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从事”、“督邮”，原为官名。
宋代苏轼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写有“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的诗句。
曲生、曲秀才：这是酒的拟称。
据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记载，“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
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
突有一少年傲睨直入，自称曲秀才，吭声谈论，一座皆惊。
良久暂起，如风旋转。
法善以为是妖魅，俟曲生复至，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
坐客大笑饮之，其味甚佳”。
后来就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别称。
明代清雪居士有“曲生真吾友，相伴素琴前”的诗句。
清代北轩主人写有“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馆难忘曲秀才”的诗句。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八大王》一节中，也写有“故曲生频来，则骚客之金兰友”的词句。
曲道士、曲居士：这是对酒的戏称。
宋代陆游在《初夏幽居》诗中写道，“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
黄庭坚在《杂诗》之五中写道，“万事尽还曲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宫”。
曲蘖：本意指酒母。
据《尚书·说命》记载，“著作酒醴，尔惟曲蘖”。
据《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后来也作为酒的代称。
杜甫在《归来》诗中写道，“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
苏拭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曲蘖有毒，安能发性”。
春：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故人们常以“春”为酒的代称。
杜甫在《拨闷》诗中写道，“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
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茅柴：这本来是对劣质酒的贬称。
冯时化在《酒史·酒品》中指出了，“恶酒曰茅柴”。
亦是对市沽薄酒的特称。
吴聿在《观林诗话》中写道，“东坡‘几思压茅柴，禁纲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
在明代冯梦龙著的《警世通言》中，有“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的记载。
香蚁、浮蚁：酒的别名。
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名。
韦庄在《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韵》诗中写道，“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华咏散盐”。
绿蚁、碧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
白居易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谢眺《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中写道，“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
吴文英在《催雪》中写道，“歌丽泛碧蚁，放绣箔半钩”。
天禄：这是酒的别称。
语出《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子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
相传，隋朝末年，王世充曾对诸臣说，“酒能辅和气，宜封天禄大夫”。
因此，酒就又被称为“天禄大夫”。
椒浆：即椒酒，是用椒浸制而成的酒。
因酒又名浆，故称椒酒为椒浆。
《楚辞。
九歌·东皇太一》写道，“奠桂酒兮椒浆”。
李嘉**在《夜闻江南人家赛神》诗中写道，“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
浆本来是指淡酒而说的，后来亦作为酒的代称。
据《周礼．天官，浆人》记载，“掌共主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所以就借此意而取名。
晋代陶潜在《饮酒》诗之七中，就有这样的称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
扫愁帚、钓诗钩：宋代大文豪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
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因酒能扫除忧愁，且能钩起诗兴，使人产生灵感，所以苏轼就这样称呼它。
后来就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
元代乔吉在《金钱记》中也写道，“在了这扫愁帚、钓诗钩”。
狂药：因酒能乱性，饮后辄能使人狂放下羁而得名。
唐代房玄龄在《晋书·裴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
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
’崇乃止”。
唐代李群玉在《索曲送酒》诗中也写到了“廉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的涉及酒的诗句。
酒兵：因酒能解愁，就象兵能克敌一样而得名。
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有此称谓，“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
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
唐代张彦谦在《无题》诗之八也有此称谓“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的诗句。
般若汤：这是和尚称呼酒的隐语。
佛家禁止僧人饮酒，但有的僧人却偷饮，因避讳，才有这样的称谓。
苏轼在《东坡志林·道释》中有，“僧谓酒为般若汤”的记载。
窦革在《酒谱·异域九》中也有“天竺国谓酒为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汤，盖瘦词以避法禁尔，非释典所出”的记载。
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对甘肃皇台酒的题词“香醇般若汤”，可知其意。
清圣、浊贤：东汉未年，曹操主政，下令禁酒。
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引《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晋代陈寿在《三国志·徐邈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
邈性修慎，偶醉言耳’”。
因此，后人就称白酒或浊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唐代季适在《罢相作》中写有“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
宋代陆游在《溯溪》诗中写有“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的诗句。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诗经 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到底是什么意思
1诗“二南”释义周代总集《诗经》，有关荆楚、巴蜀之风（民歌），几乎空白。
清人廖元度编辑的《楚风补．旧序》曾曰：“楚何以无风
楚之风——‘江永汉广’，《周南》已载之。
”“然则楚何以无风
‘江汉游女’、‘错薪翘然’，楚风之洋洋盈耳，沨沨乎入人深者，自古在昔，而匪今斯今矣
”（署名：时康熙戊辰、山阴何天宠昭侯氏题，下同）这恰好说明楚与巴蜀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区色彩。
不过，这是从诗歌本身寻求的某些缘故，即选诗的二重标准，但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西周末，周王朝早已衰落，而南方的蜀国、楚国却先后兴盛起来，成为扩张拓疆的大国，而楚文化（风）的传播又是以军事扩张为先导的，这就不能不引起周王朝统治者的恐惧心理。
加之中原华夏民族历来把南方的诸侯当作“蛮夷”——这种社会心理，自然就不可能在《诗经》中给楚、巴、蜀与北方诸侯同等的位置了。
然而，统治者总是怀有一种矛盾心理，虽然无法用军事手段来制服南方诸侯，便在恐惧之余，又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
正是统治者的这种矛盾心理，才有了“二南”，并把它们冠于《诗经》首位，成为中央王朝对诸侯教化的楷模，却回避了“楚风、巴风、蜀风”这样的称谓。
因此《吕氏春秋·音初》发挥道：“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
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这不过是一种猜测。
关于《风》诗，历来有多种解释。
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太子长琴，始作乐风。
”注：“风，曲也。
”从一般的概念说，《风》就是乐曲之意。
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国风”的概念及来源作了经典性解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
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
”朱熹的解释，上承《毛诗序》，影响后世至今。
《诗经》问世后，对“南”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宋人程大昌在《诗论一》中指出：“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
《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
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
”他又在《诗论二》中说：“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
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为乐古矣。
”清人崔述在所著《读风偶识》中云：“《南》者诗之一体，盖其体本起于南方，而北人效之，故名曰《南》”。
他们大体上指出了《南》是《诗》中独立的一种乐歌。
归纳起来，对《南》共有六种观点：一、《南》为南化说：《毛诗·关雎序》曰：“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
故系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二、《南》为南乐说；三、《南》为南土说；四、《南》为南面说；五、《南》为诗体说；六、《南》为乐器说，《南》本是乐器（铃）之名，后孽乳为汝、汉、沱、江一带的南方乐调之名，是南国之风。
不妨视为《风》诗之一体。
这六说以“南化说”为主构成了“南”的六要素，缺一不可。
2．《诗经》“二南”的地域《楚风补·旧序》曰：“夫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
陕之东，自东而南也；陕之西，自西而南也；故曰‘二南’。
系之以‘周南’，则是隐括乎东之南、西之南也”。
这里已明确地指出了“二南”的地域，“周南”即周公采邑之南，包括楚国和巴国部分疆域；“召南”即召公采邑之南，包括蜀国和巴国大部分地域。
朱熹在《诗集传》中称：“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浸广。
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
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
”他接着推测说：“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
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
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
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系于天子也”。
朱熹既指出了“二南”的大致地域，同时也再次说明了“二南”的来源。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断定：《周南》就代表楚风；《召南》便能表征巴蜀民歌。
西周时代，巴、濮两族尚居在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
《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人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西周时代巴、濮、楚、邓并为南服的四国。
其中巴国为周王朝敕予姬姓的封国，其它三国却是殷亡后臣服于周。
濮是国名，后来濮族分散称为百濮。
西周之时，南方最强大的国家是濮国，而楚国却是在东西周之际，濮国衰落之时，强大了起来的。
《史记·楚世家》称楚为鬻熊后，其子孙即以熊为氏。
战国时代秦《诅楚文》也称楚怀王为楚王熊相（《史记》作槐），但春秋战国时代楚王自铸铜器，则称楚王酓章（惠王）、楚王酓悍（幽王）。
是楚又以酓为姓，酓与廪古音同在侵部，酓姓即当为廪君之后。
楚王自称为廪君之后，证明其原本就继承了廪君的衣钵，说明其与濮的联系。
清江流域巴人部落群体即是廪君之后，《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
巴氏以虎炊人血，遂以人祠焉。
”樊绰《蛮书》卷10也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为祭，白虎之后也。
” 这说明，巴人的祖先与楚地濮人同为廪君。
历史记载从春秋开始，楚国才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扩张。
楚国的富强，是和它直接占有地域广大，以及附庸国众多，是完全分不开的。
特别是它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西境达蜀国的西部的金沙江流域，开始在云南楚雄设官置吏，管理丽水黄金的开采。
《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
”明言丽水（金沙江）流域已经属于荆楚所有。
《资治通鉴》说：“周显王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正义》称：“楚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
《战国策·楚策》亦言，由川东沿江上溯，南包夜郎、川、滇、黔广大地区均已属楚。
这些文献说明，楚与巴、蜀关系密切，巴、蜀为楚所“包”。
恰如《荀子·议兵》所记楚国“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
”《淮南子·兵略训》更进一步说：“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缘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
”巴、蜀的东鄙，北面和南方的土地，逐渐为楚所蚕食。
而蜀之西南又为岷山（荥经）庄王和夜郎王（黔西）所据。
《诗·小雅· 四月》有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江，指的是长江；汉即是汉水。
此二水成为诸夏与南蛮的分界线。
巴、蜀居之于江之上游，而楚居之于江汉之间。
江汉流域之间皆为古时濮人分布之域，到得西周之世，才为楚人掠夺濮人旧居而以荆楚称之。
楚地在商、周时代，或称为荆，《诗经》中有“蛮荆来威”的诗句，或称为楚；或合称为荆楚，《诗经》中还有“奋伐荆楚”的诗句。
“荆”的命名，应直接与蜀人有关：《华阳国志》说开明王朝时，“乐曰荆”，是称呼音乐为“荆”，应为古蜀语的译音。
蜀国的军事势力在西周，曾一度达到了鄂西——荆楚之地，走出巫山的蜀人看到了平坦而美丽的江汉平原，自然就用自己的乐“荆”来命名这块美妙的新大陆了。
因此，“荆楚”之地的“荆”，应是蜀人给它的名称。
反之，濮（荆）人称乐为“任”；中夏称为“南”，这虽是一种乐名之异，然而却是不同的语言对同一种事物的称谓。
川东长江一线原为蜀国的势力范围，《史记·六国年表·楚表》载：“蜀伐我兹方”。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滋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
正义引《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是也”。
松滋，今县，在今湖北宜都东南，距之楚之郢都的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
“捍关”，集解云：“李熊说公孙述曰：东守巴郡，距捍关之口。
”索隐亦云：“《郡国志》巴郡鱼复县有捍关。
”据此，此捍关在今重庆市以东奉节县。
楚肃王四年，时值吴起变法失败以后，蜀于是挥师东下长驱直入楚腹地，蜀大军能出三峡，进军清江口之东，说明在川东长江之地可以畅通无阻。
《太平寰宇记》在清江下载：“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极高，蛮依为巢穴，颇为边患。
蜀王击之，屡获神助，故所在祀之。
”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说此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清江”之名，就是蜀人给其命名的，因此，巴在巫夔以西的五郡，战国前必然也是蜀的旧壤。
正因为疆域的更迭，也就造成了“二南”趋向于交融的条件。
3．《诗经》“二南”之比较中国最早的一首爱情诗歌，据说是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娇寂寞时所作。
因为她派使女到涂山的南麓去等候禹的归来，可是一等禹不回来，两等禹也不回来，等得她烦躁和心慌，寂寞的时候便唱道：等候的人啊，多么的长久哟
《淮南子》里记载“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 。
“涂山氏往，见禹方为熊，惭而去。
至嵩高山下，化为石。
”涂山氏化石的郁郁情衷无处可诉，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大禹，当然无法想象形影单只的思妇，有多少回日高懒起，夜不成眠呢
后来诗经国风里的那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歌，都是从这首诗歌里学来的，于是人们学会写爱情诗歌，周王朝也才有诗可采。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明了周王朝采诗的用途后指出：“孔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也矣。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仪礼，乡饮酒乡射燕礼，皆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
燕礼又有房中之乐。
郑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不用钟声。
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
”正因为要合乐，那些南方的民歌，就不得不进行删节。
今天流传下来的“二南”，也就不可能是楚、巴蜀民歌的原貌了，加之蜀国的文字与中原文字自成体系，还要通过翻译，所以，蜀国的民歌的原汁原味也就荡然无存了。
为此，《楚风补》参订还说：“盖以有韵之言，前古所少。
文王师鬻熊著书二十二篇，而声诗之义阙如。
惟南国化行，‘江’、‘汉’数章，彬彬‘风’始。
……缘其时，楚未受封，统于‘二南’，其‘风’虽周，其声其辞严然江、汉间野人女子之所作也。
兹不敢忘声教所自始，故以‘江’、‘汉’诸诗首之。
三楚之风或亦可采录欤”
《诗经》十五国风，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采自十一个国家，虽主要采自黄河流域，但也远及长江流域，跨度长达600余年，在这么长的年代里，在那样宽的地域里，而表现里面的变异性却小。
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
音韵的一律就是21世纪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甚至不同的语言文字，音韵就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却呈现一个统一性。
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程序的。
根据清代以来的古代音韵学家的考证，《诗经》以及周代的其它韵文，所押的韵部是一致的，可见古代这些民歌民谣，在辑录时，已经过乐官、史官们的整理，都用统一的“雅言”。
但从《华阳国志·巴志》录的巴国三首民歌来看，它们与《诗经》中的诗的内容及形式，几乎相同，又可佐证，那种加工又有一定的度的。
《诗经·周南》中的诗歌主要是楚国汉、汝流域的民歌，自然就包括巴国的民歌，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略所采诗皆周南诗多，故命之曰《周南》。
”《召南》中的诗歌主要是蜀国江、沱流域的民歌，同时也包括巴国的民歌。
《诗经原始》中亦说：“其所采民间歌谣，有与公涉者，有与公无涉者，均谓之《召南》。
”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当然不能简单地的指认那一首是楚国民歌，那一首是巴国民歌，那一首是蜀国民歌，但从“二南”的内容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楚风与蜀文化的交流，巴文化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而最后趋向融合。
《周南雎鸠》取冠《三百》；《鹊巢》亦置《召南》之首，可推测：在楚、巴、蜀三国中只有巴是姬姓封国，由此，把巴国的民歌放于“二南之首”，这是周王朝对巴国的看重，抑或是教化的榜样。
从文献上看：能够证明《雎鸠》是巴国民歌的不仅有《汲冢周书·王会》篇，说的是四夷与其贡品之中的几句话：“西申以凤鸟。
丘羌鸾鸟。
巴人以比翼鸟。
方扬以皇鸟。
蜀人以文翰。
方人以孔鸟。
鸾扬之翟。
仓吾翡翠。
”还有《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对“比翼鸟”的记叙：“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
曰在南山东”。
其中巴人的贡品即“比翼鸟”，它就是巴人在《南山经·青丘山》中所说的“鸳鸯”（或曰黄鸭）一类水鸟。
它们雌雄相依，死都不相离的水鸟。
巴人习居水边，故能捕获。
以此推断：《雎鸠》可能是巴人的贺婚歌。
但这种水鸟在南方较普遍，巴国有，蜀国也有，楚国亦有，所以，《雎鸠》这首民歌是各地民歌相互影响最后才定形的。
另据推测：“雎”字便是巴蜀文字的音译，所以后世汉语中就没有“雎”字的意义项，可作补证。
朱熹在《诗集传》（下同）中把二诗作了比较后说：“《鹊巢》：此诗之意，犹周南之有《关雎》也”。
他从教化的角度认为“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两”那样一个宏大场面，这样《召南·鹊巢》便与《周南．关雎》的诗意混同了。
他在《大序》“国君积德累功以起家，德如鸤鸠，乃可配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道：“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于诸侯，而其家人美之。
”然而，《鹊巢》与《关雎》还有明显的区别：它隐含了巴国人的委婉的愤怒，“维鹊有巢，维鸠居之”。
巴国由于受楚国的压迫，不得不从巴山与汉水间南迁进入川东。
因此，巴人借“鹊巢鸠居”来唱出了他们对占领者的不满之情，抑或是留居川东的蜀人对新的统治者（巴王朝）表露的一种愤懑。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又说：“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
”意思是说，巴人淳朴，性直好义，不随便造次，语言直率，无巧言华丽之辞。
不仅民众，王族亦尚武好斗。
李文昌《图经》载：‘巴王、濮王会盟于此（按：指合川钓鱼山），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
所以，《鹊巢》诗的深层含义（象征）完全是巴人借“鹊巢鸠居”抒发的反抗之情。
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自序、传来，说《诗》者无不以鹊巢鸠居况女居男室矣。
夫男女同类也，鹊鸠异物也，而何以为配乎
”所以，他在诗后《眉评》中说：“取譬只在首二句，余皆敷衍。
且美中含刺，不及《关雎》远矣。
《二南》皆以昏词为首，如《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阴阳为道所始也。
”从字面上看：《关雎》歌颂的是巴、楚地农村青年男女结合的贺婚歌，而《鹊巢》却是巴蜀贵族婚礼告庙辞。
由于两地地域接近，主要居民同为濮人，因此，所表露的诗歌意境也就有了些许相似处。
朱子说：“《采蘩》：盖古者后夫人有亲蚕之礼，此诗亦犹周南之有《葛覃》也”。
《采蘩》是首劳动民歌，这首诗很明显是蜀国的。
《诗经原始》说：“《小序》以夫人奉祀为‘不失职’，故毛、郑、孔三家皆主祭祀言。
《集传》既从其说，又疑为亲蚕事，盖泥《采蘩》、《公宫》等字，以为祭祀用耳。
殊知蘩乃主蚕之物，陆氏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
《七月》之诗曰‘采蘩祁祁’，以生蚕也。
今覆蚕种尚用蒿’云。
”“蘩”即蒿，有消毒的作用。
蜀国是桑蚕的发源地，从文字学角度讲：“蜀”字是象形字，就是由野蚕演化而来的。
因此，《采蘩》是至今被保留下来的蜀国桑蚕文化的代表作。
巴地某些地方至今也无桑蚕，即使养蚕植桑，也是受蜀国的影响才开始的，时间较晚。
《华阳国志·巴志》在“涪陵郡”下载：川东“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
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蚕桑，少文学。
” 其已明确指出巴地“无桑蚕”的事实。
西周早期的一件蜀戈，内部饰纹图案以一身作屈曲蠕动状的蚕为中心，四周分布一圈圆点，象征蚕子或桑叶，左侧横一桑树，蚕上都有表示伐桑所用的斧形工具符号，证实了蜀地蚕桑起源时代之早。
蜀人的桑蚕文化，又直接与黄帝的正妃嫘祖有关。
《帝系》纪载曰：“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
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
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
”《史记·五帝本妃》所记大同。
以后诸史所记，皆本乎此。
关于嫘祖，丁度《集韵》称：“嫘，姓也。
《史记·五帝纪》：‘黄帝娶于西陵氏女，为正妃，是为嫘祖。
’”另据嫘祖所在川北盐亭县故里的民间传说，嫘祖姓王名风，她的母亲因梦彩凤入怀感而生嫘祖，故取名凤。
唐代四川省江油县青莲乡（当时属漳明县）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的《嫘祖圣地》唐碑也称她为“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
《山海经·海内经》两处作“黄帝娶雷祖”、“黄帝妻雷祖”，“雷祖”即“嫘祖”。
《史记·五帝本纪》、《通鉴外纪》、《通鉴前编》、《集韵》、《云笈七签》诸书皆作“嫘祖”；《史记·索隐》、《南岳志》作“累祖”。
因其始创蚕丝事业，堪为后世效法者，可谓之为“祖”，故称她为“嫘祖”。
“嫘祖”可能是西陵氏王凤成为黄帝正妃后，黄帝赐给她的名字；也可能是她养蚕治丝，受万民感戴而给她的尊号。
这样，嫘祖成为蜀桑蚕文化的奠基人，使蜀文化向外部世界交流成为可能。
《山海经·中次十一》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叶，名曰帝女之桑”。
这里已把“女”与“桑”相连。
《山海经·海外北经》又曰：“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
这便是后世蜀地蚕神“马头娘”神话的雏形。
从《山海经》中的记叙，我们得知这就是巴蜀桑蚕文化对外传播的结果。
除此外，还有（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还记载了关于“冰蚕”的传闻：“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
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缩不燎。
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
“员峤山”我们不得而知，但“海人献之”，我们却可以推断：“海人”说的就是四川内陆海的蜀人，因为，巴蜀大地自古就有冰蚕的民间传说。
从上述，可知蜀国是养蚕植桑的发源地，《采蘩》又是蜀地的桑蚕的劳动歌曲，而《诗经》作为周王朝的唯一一部诗歌总集，它绝不会放弃源而诵其流罢。
因此，《诗经原始》指出：“召地去周未远，故风尚略同。
《周》有《葛覃》，《召》亦有《采蘩》，均之蚕事为本，女工是重。
”其仅此说明诗的思想内容相同，而描绘的对象却各异，《葛覃》与桑蚕并无直接关系，因为，葛覃是原始人类用来连接树叶御寒的原料，也是后来人们制衣的主要材料，所以，《葛覃》是尚无桑蚕的楚地濮人民歌。
反之，就是楚风受蜀国桑蚕文化的影响所至。
《周南·卷耳》与《召南．草虫》皆为农村妇女思念征夫之作，可朱子却说：“《草虫》：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
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卷耳是南方的一种野菜，而草虫却是南方普遍的一种能鸣的蝗虫，诗中表露的思夫心情又是相似的，也可看作天下妇女的共同心理罢。
这种相似，我们还可以看作是楚风与巴蜀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
《召南·江有汜》这首诗，我们可以从其文本看到：应该是巴蜀之地的民歌，“汜”指的就是巴国旧疆，而“沱”指的蜀国境内的沱江。
为此，朱子曰：“《江有汜》：水决复入为汜，今江陵汉阳安复之间盖多有之。
江有沱：江、沱之别者也。
”“汜”与“沱”都是长江支流。
从诗开头“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得知：其指的是鄂西的巴国故地，接着“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它却指的是蜀国疆域。
我想这应该是编诗者把两地相同的民歌综合在一起的结果。
“沱”也指江水的回水处（或角落），如《川东情歌》有云：“送郎看见一条河，河边一个回水沱。
江水也有回头意，情哥切莫丢了奴。
”这首后起的民歌，也可以作为旁证。
朱熹从儒家的诗教说出发，从《召南》整体曰：“愚按《鹊巢》至《采苹》，言夫人大夫妻，以见当时国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
《甘棠》以下，又见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国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国也。
”由此，他说：“《甘棠》：召伯之行循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不忍伤也。
”他对《行露》一诗继续发挥道：“南国之人遵召伯之礼自守，而不畏强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诗以绝其人”。
从文化学角度讲：方伯成为连接周王朝与南方诸侯的文化使者，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楚风与巴蜀文化交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