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描写京都繁华的古诗词，谢谢
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南朝生活奢侈，不问政事，且喜爱艳词。
每日只在宫中与嫔妃近臣游宴，其有一妃子，名，发长七尺，其光可鉴，深受后主喜爱。
他在后庭摆宴时，必唤上一些舞文弄墨的近臣，与及宫女调情。
然后让文臣作词，选其中特别艳丽的句子配曲，一组组分配给宫女，一轮轮地演唱。
其中有“壁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
”更有一首歌词中云：“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
” 的好日子就象这玉树后庭花一样短暂，前后不足七年（公元582年至589），隋兵进入建康（今南京），被俘，后病死于洛阳。
遂被称为“亡国之音”。
后来就有了的。
《滕王阁序》中的40个成语
1、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晋书•张华传》：张华见斗、牛二星间常有紫气，请雷焕登楼观看。
雷焕说这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剑在豫章郡丰城县（今属江西）。
于是张华任雷焕为丰城令。
雷焕果然在丰城狱的地下挖出了两把宝剑，一名龙泉，一名太阿。
剑挖出之后，紫气就消失了。
两剑的夺目光芒即龙光。
后来宝剑入水化为双龙。
2、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见于《后汉书•徐穉传》。
徐孺，即徐稚，字孺子。
东汉时名士，豫章南昌人。
家贫，常亲自耕种，德行为人所景仰。
陈蕃，字仲举，东汉汝南人，为人刚正方严，他曾任豫章太守，在郡不接待宾客，只是徐稚来时才特设一榻，徐稚走后就把榻悬起来。
3、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
《西京杂记》：董仲舒梦见蛟龙入怀，于是作出了《春秋繁露》的词；扬雄著《太玄经》，梦见自己在《太玄经》上吐出了凤凰。
4、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
“紫电”之典见《古今注•舆服篇》吴大皇帝有宝剑六，其中第二把叫紫电。
“清霜”之典见《西京杂记》汉高祖斩白蛇用的剑，12年磨一次，剑刃锋利如霜雪般白亮。
5、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
《列子•汤问》：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没有学得精髓就以为自己已经都学会了，于是向老师秦青辞行。
秦青没有阻止他，在郊外为他饯行。
饯行时秦轻抚节悲歌，歌声振动林木，连天上的云朵都为之停了下来。
6、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 睢园：西汉孝梁王在睢水边修筑的竹园。
孝梁王喜欢招引文士，他常和枚乘、司马相如等文人在园内饮酒赋诗。
彭泽之樽，陶渊明曾任彭泽令。
他之前十分贫困，当彭泽令后有所改善，能“有酒盈樽”。
7、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 邺水：指邺城，三国时魏的都城。
曹氏父子经常在此与文人聚会。
曹植曾在这里作过《公宴诗》，诗中有“朱华冒绿池”的句子。
朱华，指芙蓉，也就是荷花。
这里用邺水朱华指代邺下文人的风流； 临川之笔指南朝诗人谢灵运，山水诗成就很高，是我国山水诗作的开创者。
曾任临川太守。
（这两句指这次宴会就像梁孝王睢园的文人聚会，胜过陶渊明独饮的豪兴，又如邺下文人的风流，可与谢灵运的文采媲美。
） 8、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
《世说新语》：晋明帝小时候坐在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就问明帝说：“你认为长安和太阳哪个远
”明帝回答说：“太阳远。
从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边来，所以这样说。
”元帝感到很惊讶。
第二天，大宴群臣时又问明帝同样的问题，回答说：“太阳近。
”元帝变了脸色，问：“怎么和昨天的回答不一样
”明帝回答说：“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 9、天柱高而北辰远 “天柱”之典见《神异经》，昆仑山上有铜柱，其高入天，称为天柱。
“北辰”之典见《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里指北极星，喻指国君。
10、奉宣室以何年 宣室：汉代未央宫前殿的一个宫室。
是皇帝办公之处。
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汉文帝曾把他召回，在宣室接见了他。
（指自己不知何时才能受到皇帝的召见。
） 11、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见于《史记》。
冯唐：西汉人，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曾当过官，后被罢免。
汉武帝时求取贤良，他被举荐，可是当时已经年过九十，无法任职； 李广：西汉名将，在文帝、景帝、武帝三朝多次征战，被匈奴称为“飞将军”，但始终未获封侯。
（借冯唐、李广的遭遇，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之感。
） 12、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汉文帝时，贾谊因有才华，被召为博士，一年内被提拔为太中大夫，又准备任为公卿，后来听信朝中元老的谗言，贬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梁鸿之典见于《后汉书》。
梁鸿，东汉人。
曾隐居山中。
他有一次路过京师时，写过一首对现实有所批评的诗。
皇帝听后，深为不满，派人找他。
他于是改变姓名，与妻子逃到齐鲁间，后来又逃到吴地。
（用贾谊和梁鸿为例，说明在贤明君主的统治下，贤能之士也难免遭遇不幸。
） 13、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贪泉”之典见《晋书•吴隐之》。
传说广州北20里的石门有水叫贪泉，人喝了这里的水就会变得贪婪。
有个叫吴隐之的广州刺史，听了传说后就去喝了贪泉的水，并赋了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表明自己清廉的决心。
果真，他上任后，是一个人人称颂的清官。
（有德行的人，即使在污浊的环境中也能保持纯正，不受污染。
） 涸辙：水干涸了的车辙沟。
见于《庄子•外物》：庄周到监河侯家借粮食，他不借，庄周便给他讲了一个寓言：我来的途中听到有人叫我，我环顾四周，发现是一条掉在车辙沟里的鲋鱼。
我问他：“你叫我干什么
”鱼说：“我本来是生活在东海里的，但是现在流落到这里，你可以找来一斗的水救我吗
”我说：“可以，让我到越国去游说越王，引西江的水来迎接你，好吗
”鲋鱼生气地说：“我失去了水，现在只要有一斗一升的水我就可以活下去。
你这样说的话，还不如早点到卖鱼干的地方去找我。
”（在此反用其意，是说无论处于何种恶劣环境，都不会改变高尚志节和乐观情怀。
） 14、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见于《后汉书》：东汉将领冯异出征，先战败于回谷，后得胜于渑池。
汉光武帝刘秀致书慰劳他说：“你开始虽然在回谷战败，但终于能在渑池获胜，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15、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志；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见于《后汉书》。
孟尝，字伯周，东汉人，曾任合浦太守，为官清正贤能，兴利除弊，政绩卓著，受到人民爱戴。
后隐居。
汉桓帝时，尚书杨乔多次举荐，称他“清行出俗，能于绝群”， 但始终没被起用。
见《晋书•阮籍传》。
阮籍，晋朝诗人，竹林七贤之一。
因不满当时的黑暗政治，内心忧愤，以饮酒来掩饰自己，不拘礼法。
他常独自驾车外出，也不顺着路走，当前面有什么障碍不能前进时，就恸哭而返，借此宣泄苦闷心情。
16、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
《汉书•终军传》：元鼎四年，汉武帝要选择一位能干的使臣出使南越。
终军知道后挺身而出，主动请求前往。
他向汉武帝请求到：“请陛下授予我一根长缨，南越王如果不肯归顺，我就用长缨套着他的脖子把他捉来。
”汉武帝立刻答应他出使。
经过一番努力，他成功的说服了南越王，南越划入汉帝国版图指日可待。
可天有不测风云，元鼎五年，南越丞相吕嘉不肯内附汉朝，发动叛乱，终军等人惨遭杀害，壮烈殉国。
终军死时，年仅二十余岁。
从此，终军弱冠请缨的故事，便成为历史佳话。
《后汉书•班超传》：班超，班固的弟弟。
他因家境贫困，曾经辍学投笔叹道：“大丈夫应该有雄才大志，学习英雄人物建功立业，怎能长久地在笔砚之间留连
”于是就弃文从军了。
成语“投笔从戎”。
宗悫：南朝宋人。
从小就舞剑弄棒，练拳习武，年纪不大，武艺却十分高强。
一次他在哥哥的婚礼上赶走了潜入库房的盗贼，大家纷纷称赞他机敏勇敢，少年有为。
他的叔父问他将来有什么志向，他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乘风破浪”这一成语的来源。
17、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
《晋书•谢安传》：晋朝谢安曾问子侄们：“为什么人们总希望自己的子弟好
”侄子谢玄回答说：“比如有芝兰玉树，人们都会希望它生于自己的庭院中。
” 玉树即宝树，比喻不辱门庭的好子弟。
后来就称谢玄为谢家宝树。
见《烈女传•母仪篇》。
据说孟母为教育儿子而三迁择邻。
孟子的邻居是做丧事的，孟子跟他们学做丧事，孟母就搬家；第二个邻居是商人，孟子跟他们学做买卖，孟母就又搬了家；这一次搬到了私学旁，孟子就开始学习知识和礼仪。
18、他日趋庭，叨陪鲤对。
今兹捧袂，喜托龙门。
“鲤对”之典见于《论语•季氏》：孔鲤是孔子的儿子，有一次他快步走过庭前，孔子问他学了《诗经》没有，他回答没有。
孔子就说不学《诗经》。
说话时就没有依据，孔鲤于是去学《诗经》；又一次，孔子问他学了《礼记》没有，他回答说没有。
孔子就说，没有学《礼记》，就没有立身的准则，孔鲤于是又去学《礼记》。
“龙门”之典见《后汉书•李膺传》：当时朝纲不振，政事腐败，只有李膺高风亮节，声名极高，人才纷纷投奔他，有受到他接待的人，就被称为登龙门。
后遂以登龙门比喻得到名人的援引而提高声望。
19、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杨意不逢”之典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蜀人杨得意是掌管天子猎犬的官。
有一次，他在侍候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正在读《子虚赋》，并且感慨说：“我不能与这个人见面啊。
”杨得意于是进言说：“臣的同乡司马相如说这篇赋是他所作。
”汉武帝很惊奇，于是派人召见司马相如。
后来司马相如又作《大人赋》，说的是神仙之事，汉武帝读后大悦，感觉“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凌云：这里指司马相如的赋。
“钟期既遇”之典见《列子•汤问》。
钟期，即钟子期。
俞伯牙善弹琴，钟子期善听琴。
钟子期可以听出俞伯牙弹的是高山还是流水，凡是俞伯牙弹琴时想到的，钟子期都能体会得出，于是两人成为知音。
（说古喻今，比况自身，希望有知音识才） 20、兰亭已矣，梓泽丘墟。
兰亭：指永和九年的兰亭集会，王羲之为此作《兰亭集序》； 梓泽：就是晋代石崇的金谷园。
石崇当时以生活极端奢侈著称，频以财富炫耀于世，竟与皇亲国戚竞奢赛宝，每每争奇斗胜，弄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晋武帝赐给舅父王恺一株珊瑚树，高二尺许，王恺以为是天下至宝，兴致勃勃地跑到金谷园中向石崇夸示，谁料石崇却嗤之以鼻，漫不经意地用铁如意敲击，结果三下两下被打得粉碎。
王恺大惊失色， 石崇却若无其事，叫仆人把家中藏的珊瑚树全部取出来让王恺挑选：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二尺左右的就更多了，王恺看得目瞪口呆。
金谷园，是西晋石崇的别墅，园内屋宇金碧辉煌，宛若皇宫，奇珍异宝堆积如山，珊瑚树光彩夺目。
金谷园是当时全国最美丽的花园。
石崇结诗社24人，史称金谷二十四友，朝夕游于园中，饮酒赋诗。
人们把“金谷春晴”誉为洛阳八大景之一，金谷园的景色一直被人们传诵， 金谷园内筑有华丽的崇绮楼，相传是石崇宠姬绿珠所居。
绿珠是广西合浦的采珠女，能歌善舞，出落得珠圆玉润，妩媚动人，且又颖慧明敏，善解人意，恍若天仙下凡，尤以曲意承欢，因而使得石崇如醉如痴，在众多姬妾之中，惟独对绿珠特别宠爱。
可惜好景不长，“八王之乱”打碎了金谷园的歌舞升平。
当孙秀带兵到金谷园收捕石崇，逼取绿珠，石崇再也没有了那昔日的威风和尊严，而绿珠不畏强暴，不慕荣华，不愿苟且偷安，宁可坠楼身亡，也不愿屈服就范。
石崇与绿珠死后，金谷园几经更手，园中的风光仍然不减当年，历代文人雅士依然流连园中，但题咏的中心已不再是金谷园的繁华。
人们敬仰绿珠的节义和刚烈，把崇绮楼改称为“绿珠楼”。
21、请洒潘江，各倾陆海 潘岳，西晋有名的才子，可称“才貌双全”，是西晋著名的美男子。
“才比子建，貌若潘安”，“才比宋玉，貌似潘安”即说的是他。
潘岳和陆机齐名，史称“潘陆”。
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间最著声誉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
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也是是骈文的奠基者。
南朝梁人钟嵘的《诗品》里曾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
关于诗歌的历史&关于古诗的历史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
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
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
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
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
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
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
《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
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
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
《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
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
”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
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
《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
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
《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
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
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
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
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
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
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
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
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
《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
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
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
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
《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
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
《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
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
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
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
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
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
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
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
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
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
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
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
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
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
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
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
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
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
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
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
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
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
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
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
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
《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
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
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
《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
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
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
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
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
“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
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
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
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
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
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
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
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
《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
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
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
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
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
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
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
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
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
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
《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
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
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
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
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
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
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
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
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
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
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
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
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
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
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
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
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
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
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
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
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
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
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
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
世称“小李杜”。
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
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
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
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
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
《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
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
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
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
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
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
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
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
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
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
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
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
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
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
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
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
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
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
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
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
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
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
唐诗。
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
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
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
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
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
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
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
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
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
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
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
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
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
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
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
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
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
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
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
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
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
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
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
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
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
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
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
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
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
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
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
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
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
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
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
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
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
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
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
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
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
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
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