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特点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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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的特点 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
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
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
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
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通常第三句不押韵，2.押韵：诗歌辞赋押韵使音调和谐优美，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
4.古诗的节奏和韵律： 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 从意义上看，有时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况如：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样就成了二、二、一、二式。
5.因为古诗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添加上的），所以一行为一句。
一、还原颠倒的语序，把握诗人的真实意图与情感侧重点。
二 、 许多诗中都有一些特别值得重视的词，通常使全诗增色不少甚至成为诗眼。
现代诗的特点 现代诗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而成的语句群体。
所以，现代诗是写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感受，并且是用现代的语言（即是现代汉语，而不是文言）来写的——这是现代诗最基本的特点。
现代诗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1、内容上：美丽的想象，平凡中看到不平凡； 2、思想上：要写出动人的情意。
就是说，要加入个人的情感和体会； 3、格式上：要分行，可以依句分行，也可以依内容分行。
诗的格式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除了要按内容分行来写或按句分行来写之外，特别是在语言的组织上。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辞的运用；一是打破常规组合。
灵活地运用各种修辞能增强诗的生命力，大胆打破常规组合（即不按语法要求搭配）更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可太过滥。
修辞是诗歌的一种重要技巧。
包括拟人、比喻、排比、设问、反复、顶针、对偶、夸张、象征等。
可以说每一种表现手法都有其独到之处。
比的运用可以更生动，形象地表现诗歌内容。
兴的运用可以让读者自开篇就能体会诗歌的意境，使诗歌更富于深情和韵味；而夸张,象征，通感等手法的运用可以给诗歌注入更新鲜的血液，使诗歌更富于想象力和亲和力，而不会让人感觉意思朦胧暧昧，晦涩难懂，使读者真正读懂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而象征手法，则是用具体事物来表现某种特殊意义，这是诗歌中最常用的手法。
下面的链接是古诗具体特点 \\\\(^o^)\\\/~
诗句中“几联”是啥意思?
从古至今的人们，凡了婚的，老婆夫的称呼变小。
到如今，把过去对太监呼 —“老公”，也用在丈夫身上了。
但甭管怎么说，也不论哪个朝代称呼，能反映出当时的人文环境及关系。
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良人】古时管丈夫“良人”，这称呼好听啊，估计那时的丈夫都不泡妞，家里一杆旗帜永远飘扬，所以叫“良人”。
在当时，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良人”，但丈夫管老婆也叫“良人”，相比必当时男女比较平等的。
【郎】在“良”字旁边加个“阝”，就是“郎””；在“良”字左边加“女”，就成“娘”。
“郎”为夫君。
李白就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
“郎”多亲切的称呼阿!【郎君】但单音节词似乎太甜腻了，大约除了个别那时的“小甜甜”，如郑袖，钩弋之流，众多良家妇女们在人前还是羞于叫出口。
于是就在前头或尾后加一个字变双音词，即“郎”字后面加上一个“君”字；在“娘”字后面加上一个“子”字，成了表示亲昵的“郎君”，“娘子”。
(注：起先，“娘子”一词仅用青春妙龄的少女。
大约到了唐代就成了妻子的称呼。
)妻子称丈夫为“郎君”，是对丈夫的雅称；丈夫称妻子为“娘子”，是对妻子的爱称。
【官人】官人，宋代，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时代。
在夫妻间的称呼上，也是称谓较多的朝代。
宫延中，出现了“官家”一词；平民百姓中，有了“官人”这一称谓。
有的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官人”。
至今，民间仍对新婚夫妻戏称为“新郎官”、“新娘子”。
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西门大官人。
从这个称呼也可看出随着宋代理学的兴盛，男人的家庭地位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啊。
官当然是管人嘛，那家里的官人当然就是管家里的老婆了哦。
【老爷】老爷， 仅限于官宦人家对老公的称呼，其在家中的尊贵地位不言而喻。
【外人，外子】在宋代，妻子也有称自己的丈夫“外人”的，再文雅点的就叫称做“外子”，丈夫则称自己的妻子的除了“娘子”外，还称“内人”。
在别人面前，对妻子的谦称还有“贱内”、“家内”；这都是那时的小资和伪小资们最喜欢喜欢的叫法了。
潘金莲称西门庆一定是甜甜的一声“官人”：但李易安称赵明诚则一定是“外子”。
【相公】如看过京剧，越剧，黄梅戏的话，无论青衣，还是花旦在台上，拉长了音儿一声“相——公——”，就是这俩字儿。
这比“官人”又进了一步，已经不仅是“官”，而且是最高的官“相”了。
到后来，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愈演愈烈。
男人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从对丈夫的称呼中也可明显看出。
【先生】在近代以来，也称“丈夫”为先生的，这有本意有引申意，也有通假意。
有特指，也有泛指。
就其本意而言，古代“父兄”、“道士”这两重意思已不多用。
而其最基本的含义似乎还是“老师”。
《辞海》“先生”目下载：“《礼记·曲礼上》：‘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
’也引申为对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
有时，也泛用为对人的敬称。
”由此而可见，这一称谓，除指某些特定的身份，如丈夫等对象之外，是隐含着职业、年龄方面的因素的。
换言之，所谓的先生，主要指有一定学识而又年庚较高的人。
用先生指代丈夫，文雅而又带有仰慕尊崇的意思。
从中尤可见男性的尊严。
至今在海外华人中和港台地区还在广泛地使用。
【爱人】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解放区一些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爱人”这一称谓。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不再使用如“屋里的”、“做饭的”等有歧视色彩的称谓；而在旧中国国统区使用的“先生”、“太太”、“小姐”，又显出“资产阶级”的色彩。
于是“爱人”便被广泛地使用起来。
【男人】男人，这是最有归属感的叫法。
通常必须加上定语，谓之“我男人”。
可惜仅见于通常极具团队精神的乡下女人口中。
【我们家那口子】带有一种隐秘的亲热味道
但其中已无尊敬的意思。
【孩子他爸】最隐蔽，委婉的叫法。
但在目前这么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这个称呼太缺乏准确性了，极不严谨。
要知道她孩子的爸极可能并不是她老公的哦。
【老板】现在中国到处都叫老板，连有的研究生叫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就是这么烂的称呼，丈夫们享用的机会都不多，更多的时候倒是称自己的老婆做老板和领导的。
【老公】老公这词最初却就是太监。
这宦官吧 ， 古代官名称为寺人、黄门、貂珰。
尊称内官、内臣、中官、中贵；卑称内竖、阉宦、太监、阉人。
民间则俗称老公，李自成进北京后，即有“打老公”一说(《枣林杂俎》)。
如是看来，老公最早的身份，原是太监。
现在的女人在呼叫老公时，是否骨子里潜意识就想过，这眼前的男人，就真还有些太监的味道
所以，以后请各位“老婆们”改改口才好。
否则，似乎是在说华夏的男性，正呈现被阉割的趋势。
【先生】目前也有这个文雅的称呼。
关于含有“乡”字的诗句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
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
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
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
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1]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
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
----《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主周说“主周说”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
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
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
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於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於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於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蘇勖於《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
李嗣真於《书後品》中赞同。
後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
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後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书，辨认无据，於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
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
“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於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於此时。
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
“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後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
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1]主秦说“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
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
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
之後，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
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
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
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
‘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
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
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
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
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
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於德公迁雍之後。
段颺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後》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於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
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
李仲操认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
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
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
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
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
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
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於“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
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於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後之刻石”这一看法。
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
其在《石鼓文刻於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於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时代。
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後，跟诅楚文时代接近。
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於是断定“石鼓文”作於秦灵公时代。
蘇莹辉、那志良等从之。
後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秦献公说 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
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於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献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 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
郑樵以“殹、??”二字见於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
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後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1]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1.“汉说”始於清代武亿《金石跋》。
其因《銮车》鼓“趍趍
锦瑟无端五十弦,是什么意思?
瑟 唐 李商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 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鹃。
\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 【注释】：[1]古瑟有弦五十条。
柱，调整弦的音调高低的支柱；思读去声，因律诗不得一连出现三个平声。
\ [2]蓝田：在今陕西省蓝田县东南，古代著名的美玉产地。
\ 这首《锦瑟》，是李商隐的代表作，爱诗的无不乐道喜吟，堪称最享盛名；然而它又是最不易讲解的一篇难诗。
自宋元以来，揣测纷纷，莫衷一是。
\ 诗题“锦瑟”，是用了起句的头二个字。
旧说中，原有认为这是咏物诗的，但近来注解家似乎都主张：这首诗与瑟事无关，实是一篇借瑟以隐题的“无题”之作。
我以为，它确是不同于一般的咏物体，可也并非只是单纯“截取首二字”以发端比兴而与字面毫无交涉的无题诗。
它所写的情事分明是与瑟相关的。
\ 起联两句，从来的注家也多有误会，以为据此可以判明此篇作时，诗人已“行年五十”，或“年近五十”，故尔云云。
其实不然。
“无端”，犹言“没来由地”、“平白无故地”。
此诗人之痴语也。
锦瑟本来就有那么多弦，这并无“不是”或“过错”；诗人却硬来埋怨它：锦瑟呀，你干什么要有这么多条弦
瑟，到底原有多少条弦，到李商隐时代又实有多少条弦，其实都不必“考证”，诗人不过借以遣词见意而已。
据记载，古瑟五十弦，所以玉谿写瑟，常用“五十”之数，如“雨打湘灵五十弦”，“因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都可证明，此在诗人原无特殊用意。
\ “一弦一柱思华年”，关键在于“华年”二字。
一弦一柱犹言一音一节。
瑟具弦五十，音节最为繁富可知，其繁音促节，常令听者难以为怀。
诗人绝没有让人去死抠“数字”的意思。
他是说：聆锦瑟之繁弦，思华年之往事；音繁而绪乱，怅惘以难言。
所设五十弦，正为“制造气氛”，以见往事之千重，情肠之九曲。
要想欣赏玉谿此诗，先宜领会斯旨，正不可胶柱而鼓瑟。
宋词人贺铸说：“锦瑟华年谁与度
”（《青玉案》）元诗人元好问说：“佳人锦瑟怨华年
”\ （《论诗三十首》）华年，正今语所谓美丽的青春。
玉谿此诗最要紧的“主眼”端在华年盛景，所以“行年五十”这才追忆“四十九年”之说，实在不过是一种迂见罢了。
\ 颔联的上句，用了《庄子》的一则寓言典故，说的是庄周梦见自己身化为蝶，栩栩然而飞……浑忘自家是“庄周”其人了；后来梦醒，自家仍然是庄周，不知蝴蝶已经何往。
玉谿此句是写：佳人锦瑟，一曲繁弦，惊醒了诗人的梦景，不复成寐。
迷含迷失、离去、不至等义。
试看他在《秋日晚思》中说：“枕寒庄蝶去”，去即离、逝，亦即他所谓迷者是。
晓梦蝴蝶，虽出庄生，但一经玉谿运用，已经不止是一个“栩栩然”的问题了，这里面隐约包涵着美好的情境，却又是虚缈的梦境。
本联下句中的望帝，是传说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名叫杜宇。
后来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化为鸟，暮春啼苦，至于口中流血，其声哀怨凄悲，动人心腑，名为杜鹃。
杜宇啼春，这与锦瑟又有什么关联呢
原来，锦瑟繁弦，哀音怨曲，引起诗人无限的悲感，难言的冤愤，如闻杜鹃之凄音，送春归去。
一个“托”字，不但写了杜宇之托春心于杜鹃，也写了佳人之托春心于锦瑟，手挥目送之间，花落水流之趣，诗人妙笔奇情，于此已然达到一个高潮。
\ 看来，玉谿的“春心托杜鹃”，以冤禽托写恨怀，而“佳人锦瑟怨华年”提出一个“怨”字，正是恰得其真实。
玉谿之题咏锦瑟，非同一般闲情琐绪，其中自有一段奇情深恨在。
\ 律诗一过颔联，“起”“承”之后，已到“转”笔之时，笔到此间，大抵前面文情已然达到小小一顿之处，似结非结，含意待申。
在此下面，点笔落墨，好象重新再“起”似的。
其笔势或如奇峰突起，或如藕断丝连，或者推笔宕开，或者明缓暗紧……手法可以不尽相同，而神理脉络，是有转折而又始终贯注的。
当此之际，玉谿就写出了“沧海月明珠有泪”这一名句来。
\ 珠生于蚌，蚌在于海，每当月明宵静，蚌则向月张开，以养其珠，珠得月华，始极光莹……。
这是美好的民间传统之说。
月本天上明珠，珠似水中明月；泪以珠喻，自古为然，鲛人泣泪，颗颗成珠，亦是海中的奇情异景。
如此，皎月落于沧海之间，明珠浴于泪波之界，月也，珠也，泪也，三耶一耶
一化三耶
三即一耶
在诗人笔下，已然形成一个难以分辨的妙境。
我们读唐人诗，一笔而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奇丽的联想的，舍玉谿生实不多觏。
\ 对于诗人玉谿来说，沧海月明这个境界，尤有特殊的深厚感情。
有一次，他因病中未能躬与河东公的“乐营置酒”之会，就写出了“只将沧海月，高压赤城霞”的句子。
如此看来，他对此境，一方面于其高旷皓净十分爱赏，一方面于其凄寒孤寂又十分感伤：一种复杂的难言的怅惘之怀，溢于言表。
\ 晚唐诗人司空图，引过比他早的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这里用来比喻的八个字，简直和此诗颈联下句的七个字一模一样，足见此一比喻，另有根源，可惜后来古籍失传，竟难重觅出处。
今天解此句的，别无参考，引戴语作解说，是否贴切，亦难断言。
晋代文学家陆机在他的《文赋》里有一联名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蓝田，山名，在今陕西蓝田东南，是有名的产玉之地。
此山为日光煦照，蕴藏其中的玉气（古人认为宝物都有一种一般目力所不能见的光气），冉冉上腾，但美玉的精气远察如在，近观却无，所以可望而不可置诸眉睫之下，—这代表了一种异常美好的理想景色，然而它是不能把握和无法亲近的。
玉谿此处，正是在“韫玉山辉，怀珠川媚”的启示和联想下，用蓝田日暖给上句沧海月明作出了对仗，造成了异样鲜明强烈的对比。
而就字面讲，蓝田对沧海，也是非常工整的，因为沧字本义是青色。
玉谿在词藻上的考究，也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和工力。
\ 颈联两句所表现的，是阴阳冷暖、美玉明珠，境界虽殊，而怅恨则一。
诗人对于这一高洁的感情，是爱慕的、执着的，然而又是不敢亵渎、哀思叹惋的。
\ 尾联拢束全篇，明白提出“此情”二字，与开端的“华年”相为呼应，笔势未尝闪遁。
诗句是说：如此情怀，岂待今朝回忆始感无穷怅恨，即在当时早已是令人不胜惘惘了—话是说的“岂待回忆”，意思正在：那么今朝追忆，其为怅恨，又当如何
诗人用两句话表出了几层曲折，而几层曲折又只是为了说明那种怅惘的苦痛心情。
诗之所以为诗者在于此，玉谿诗之所以为玉谿诗者，尤在于此。
\ 玉谿一生经历，有难言之痛，至苦之情，郁结中怀，发为诗句，幽伤要眇，往复低徊，感染于人者至深。
他的一首送别诗中说：“瘐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弦危中妇瑟，甲冷想夫筝
……”则筝瑟为曲，常系乎生死哀怨之深情苦意，可想而知。
循此以求，我觉得如谓锦瑟之诗中有生离死别之恨，恐怕也不能说是全出臆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