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文化是否包含湘楚文化
中原文化不包含湘楚文化。
中原文化与湘楚文化有很大不同的风格,比如中原的诗经,四字,比较平实,楚辞长句,带兮。
湘楚敬山鬼,中原没有这一说。
包括口语发音、饮食、服饰等文化都有不同
湘楚文化是什么
湖南一带在古代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块土地上孕育了灿烂的湘楚文化,湖南的出土文物、彩瓷、学府、书法、绘画、古乐都是古代湘楚文明之光的存留。
荆楚与湘楚有什么区别
周朝初年,转投周王的荆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从春秋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尤其是到了楚庄王时,楚吞并了周边的许多小国,成为一方大国。
先抑后扬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
湖北和湖南都源于楚文化,所以湖北部分称荆楚、湖南部分称湘楚,成了湖北、湖南的特称(尤其从文化渊源角度)。
湖北古代称为荆楚(包括荆门、荆州、宜昌等地区),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
中原文化,客家文化和湘楚文化能并列吗
研究上是可以并列的,也可以作为子项再次细分。
严格来讲,中原文化、客家文化、湘楚文化都从属于中华文化的子文化,只不过谁更核心的问题。
比如,中原文化与楚文化是对等并列的而客家文化,是从属于中原文化随迁移的发展,湘楚文化则是楚文化的子项。
下列诗句所表现的,共同的文化内涵有哪些
①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②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描写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
湖南的“湖湘文化”到底是指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
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
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
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
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
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
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
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
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
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
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
当然,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有的人希望将湖南这两种文化形态连接起来,并称之楚湘文化。
美术: 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是中国画的源头之一,西汉彩绘漆画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画。
孕育了易元吉、张宜尊、齐白石等美术大师。
体育: 奥运湘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团夺得7块金牌。
金牌:杨霞:女子举重53公斤级 占旭刚:男子举重77公斤级 龚智超:羽毛球女子单打 刘璇:女子体操平衡木 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双人 李小鹏:体操男子双杠 音乐: 娱神歌舞,是湖南民间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续的时间很长。
透过风俗性的民歌,可以窥见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 歌乐鼓舞的某些古朴遗风。
如在全省广为流布的《闹丧歌》、《干龙船》、《傩腔》、《猎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娱神的痕迹。
1993年以来,在全省和全国大奖赛中,有500余人获奖,获奖作品达300余件。
《春满土家寨》、《摇篮之歌》、《拉着中华妈妈的手》、《我们是株冶人》、《太阳雨》、舞蹈音乐《踏水谣》、《南燕驾着春风来》、《走向明天的辉煌》、《中法集团之歌》、《山里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获得国家级音乐评奖的金奖。
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 近几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理论成果和优秀理论人才。
在省以上公开刊物发表的音乐学术论文200余篇, 出版音乐理论著作60余部。
宋祖英,李谷一,陈思思,汤灿 戏剧: 湘剧是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之一。
民间一般称之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湘潭班子”。
“湘剧”这个剧种名称最早见诸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西兴散人序。
因是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演唱,故又称长沙湘剧。
湖南戏剧包括: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等。
长沙花鼓戏,其中《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双送粮》、《骆四爹买牛》、《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啼笑因缘》等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1983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排演的神话剧《刘海砍樵》,应华美协进社邀请,赴美国纽约、华盛顿演出。
美《华侨日报》、《华语快报》、《纽约时报》等均载文评论,祝贺演出成功。
长沙市花鼓剧团演出的《刘海砍樵》也应邀赴日本演出,倾誉东瀛。
舞蹈: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舞蹈艺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
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现有近400多个舞种,舞蹈节目多达几千个。
湖南舞蹈艺术的发展历史悠久。
湖南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之花,萌芽、生长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著居民文化的艺术土壤。
隋唐以来,《绿腰舞》、《白狞舞》、《柘枝舞》等著名的盛唐宫廷舞蹈,也流传到湖南。
唐人李群玉曾在长沙看到过南国佳人的舞蹈。
他作《长沙9日登东楼观舞》一诗,描述了其时的情景。
这些外来歌舞与当地的楚舞和民间歌舞相融合,铸就了丰富多彩、风情独具的湖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独特风姿。
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壮族、回族、瓦族等许多少数民族。
独特的民族习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各各不同的舞蹈艺术。
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龙舞》、《盾牌舞》、《先锋舞》、《茶盘舞》、《傩愿舞》、《渡关舞》和鼓舞、芦笙舞等。
土家舞蹈有《摆手舞》、《毛古斯》、 《八宝铜铃》、《仗鼓舞》、《跑马舞》、《造旗舞》、《团鸡舞》、《梅嫦舞》、《八幅罗裙》、《跳丧》等。
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芦笙舞》、《多耶》、《冬冬推》等。
瑶族舞蹈主要有《伞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龙》及多种祭祀舞。
文学: 湖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的南楚到明代,为古代湘楚文学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人物有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第二个时期,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湖湘经世文学时期, 其文学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龄前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邓辅纶、王闿运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为资产阶级文学时期。
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沈从文、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康濯、莫应丰、古华、谭谈、孙健忠等。
屈原的辞赋,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
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湖南, 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伟大诗人杜甫还客死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
宋元明时期湖南著名的文学人物有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
在乡先贤王夫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是铁门限”的理论遥相倡导下,湖南文士得风气之先,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
他们以功业自许,以实务为先,写诗作文则提倡介入生活。
也就在这一时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趋于繁荣。
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涌现了吴敏树、邓辅纶等一些著名作家,他们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义法,明确提出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范畴,认为文章除了必须讲究义理、考据、词章外,还应当力矫空疏,经世致用。
在诗歌方面,出现了何绍基、王闿运等名家。
他们都是门人弟子甚众,文采风流,盛于一时,交相辉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奇丽景观。
资产阶级文学时期,时间上为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
“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熟练地运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为辛亥革命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文物: 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
晚唐时,长沙窑的产品已远销朝鲜、日本、东南亚和西亚, 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陶瓷产品之一。
较重要的有西汉牛镫、魏晋人形吊灯、五代马殷铁盆、马希广和马希范铜镜、宋代铜则、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双鱼大盘和清初的铁炮等。
湖南是南方发现商代晚期的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总数约有300件。
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的四羊方尊,黄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狮形山的象尊,衡阳市包家台子的牛尊,湘潭县九华金盆养鲤的豕尊,华容、 岳阳、常宁的牺首兽面纹尊等。
这些青铜器以体形高大厚重,纹饰优雅秀丽,造型雄奇,铸造精良而闻名于世,在中国青铜文化宝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马王堆西汉古墓,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
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
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
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
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
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
《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临广西壮族自治区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出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出土,分别被评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