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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消极避世的诗句

时间:2018-03-14 23:38

我对陶渊明的了解

分别写了江边和山中两个场景,上个场景着眼于钟鸣、争渡、向江村、归鹿门等人物的动态描绘,下个场景侧重于月照、岩扉、松径等静态刻画,先动后静,以动衬静,写出鹿门清幽的景色,表现诗人恬静的心境,同时在清闲脱俗的隐逸情趣中也隐寓着孤寂无奈的情绪。

<长恨歌>中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形象

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

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

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

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

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

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

《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

”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

”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

“甚美”。

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

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

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

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

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

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

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

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

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

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

“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

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

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

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

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

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

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

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

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

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

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

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

《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

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

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也给个我搜到的。

看看。

古代文人墨客 如李白 苏轼等是如何面对逆境的

苏轼有兼济天下之志,也有经世报国之才。

()中记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当时的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也很赏识他的才华,曾兴奋地对梅圣俞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不仅如此,“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

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

其盛盖当时所未有。

”(明·李绍)苏轼在文坛中的声望,达到了“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的地步,可谓是当朝第一名士,而且也曾经位极人臣,显赫风光。

然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苏轼一次又一次地抛上抛下。

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很容易使人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念头,苏轼没有。

他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适应环境的变迁,人事的调动。

我们来看他的: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苏轼没有一丝抱怨,他嘲笑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去欣赏当地的鱼肥水美、竹茂笋香。

在逆境中他抱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的态度随缘自适。

提起苏轼,我们最先想到的词应该会是东坡。

东坡其实就是黄州的一个小山坡,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也许是因为这段山路就象是他的经历和遭遇一样曲折坎坷。

他在黄州有一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走在这个荒凉偏僻的小山坡上,苏轼没有发出行路难的感叹,而是悠然自得地欣赏着自己的竹杖敲击山路的声音。

后人喜欢把苏轼称为“东坡”或者“坡仙”,我认为这两个词最能概括他随缘自适的风神。

(宋·苏辙)中记载:“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従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逆境中的苏轼和其它农夫一样,春至而耘,秋至而收,完全融入当地生活: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之二  一代文学巨匠,默默无闻地田间劳作而能自得其乐,是因为他超越了物质的追求:“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种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态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中他有这样一段话:“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苏轼知足感恩,他认识到“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

”所以选择安贫乐道,澹泊自持。

“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由于苏轼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忘怀得失,所以能做到“无往而不乐”,无论身在何方,总能随缘自适,自得其乐。

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在他的中也有着微妙诠释: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作者此时在黄州已经闲置达四年之久了,笼罩全篇的不是哀怨,而是如月光般的恬静澄澈,“何夜无月

何处无松柏

”只要拥有宁静平和的心态,人世间到处都能发现美好的事物。

所以他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晚年遭贬,一次比一次远,最后被流放到“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天涯海角--海南,几乎没人相信他能生还,然而65岁的东坡老人居然奇迹般的等到了遇赦北归的那一天,活着渡海回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很得意:“问翁大庚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这与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

三、寄情山水,力求超越  虽遭贬谪,苏轼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常常登山临水,怀古凭吊,去感受大自然的雄奇美丽,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在苦闷中寻求超越和解脱。

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苏轼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黄州,坎坷的经历,艰难的处境,让他在“幽人独往来”的日子里,感到苦闷和矛盾: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谷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这首《临江仙 夜归临皋》中苏轼诉说着“长恨此生非我有”的辛酸和无奈,多想能够抛开功名利禄,逃遁山林,返归自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但是这种消极避世的念头在面对赤壁古战场时,却化作了豪迈奋发,从苏轼的心中喷涌而出: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一开始就从宏大的时空环境中展开,写得雄浑豪放,气势磅礴。

面对奔腾不息的长江水,诗人心潮澎湃:遥想当年,雄姿英发的周瑜在这里谈笑间歼灭了强大的敌军,何等的风神潇洒,何等的豪气冲天

作者自己也不禁欣然神往,想象他那样开创一番事业。

可是想想自己空有满腔抱负,却英雄无用武之地,直落得“早生华发”,又不禁茫然。

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湎于此,而是跳出了个人狭小的圈子,超脱地看待这一切: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又何必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是非成败呢

  然而生命毕竟是短暂的,即使象曹操、周瑜那样一世称雄的人物,如今也早已灰飞烟灭了,何况是年岁渐老,事业无成的自己呢

身处逆境中,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生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苏轼在问着自己。

看到面前的江水、明月、清风,他释然了: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在这篇千古传诵的《前赤壁赋》中,作者运用了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政治失意和人生无常的苦闷,从而消解内心的痛苦。

自不变者观:盈虚、消长、荣辱、得失,一切事物在不断变化;自不变者观:水、月、人、我,一切都无增减,没有变化。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即使在逆境中,有为的生命仍其永恒的价值。

况且,大自然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慷慨,馈赠给你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无穷无尽,任你享用。

正象李白的《把洒问月》那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不必强求尘世间的功名利禄,只要精神上充分理解大自然的规律,顺应自然,寻求心灵的自由,那么美好的东西就会长期属于超脱的灵魂。

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生命的彻底把握。

作者辩证地看待自己所处的逆境,采用了变通的态度排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困厄中解脱出来。

就像他写的《题西林壁》中悟解的那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同一件事情,当你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去看待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当你跳出自己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就会发现:逆境可以使人一蹶不振,也可以使人更加坚强。

孟子不是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顿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遇到一点挫折怎么就能想到逃避呢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苏轼在逆境中以超脱的态度面对人生,创作了大量的名篇,奠定了他在北宋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所以许多人认为,贬居黄州,放逐领海不是苏轼的不幸,而是时代对他的磨炼和造就。

就连苏辙也感叹:“(轼)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之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

”因为苏轼在逆境中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使他无论处在何时何地,照样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登山览胜,临渊赋诗,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

四、热爱生活,善处人生  当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时,有的人选择自沉江底,有的人选择归隐山林,有的郁郁终生也不肯同流合污,这些做法固然令人钦佩,但是我更欣赏苏轼的人生态度。

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但是他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即使身处逆境,人们想到他时,也总会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因为他热爱生活,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他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对人生。

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雪剑严相逼”的艰难岁月中,他仍能体会到生活的甘美,处处发现美好的事物:有“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洒脱;有“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优游;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潇洒。

在凄凉孤独的晚年,他仍乐观地吟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等的豪迈,哪里象是出自一个逆境中的老人之口

苏轼也曾想过要抛开一切,“驾一叶之扁舟,凌万项之茫然”。

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隐士,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人生的眷恋,使他直面逆境,善处人生。

苏轼的《水调歌头》对这种人生态度有着精彩的诠释: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官场上几经浮沉,历经磨难的苏轼自己也不知道“此生飘荡何时歇”,他也想乘风归去,不问世事,然而对于人间的热爱,使他不能独善其身,纵然人间有那么多缺憾,亦无须伤感,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大自然的规律,既然认识到“此事古难全”,所以更“不应有恨”,又何必对月伤怀呢

诗人由超尘思想转化成了热爱人间,并许下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者用放达的态度转化了苦闷,因此,这首词历来受人喜爱,被公认为最好的中秋词。

  正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苏轼总是充满信心和希望,没有被困难打倒,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

苏轼以坚定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超越了苦难。

因为在他的眼中,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历经沧桑的苏轼终于要告别这段艰苦的日子了,这是他离开海南时的心情:  参横斗转欲三更,若雨终风也解晴。

  去散风明谁点缀

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当年名满京师、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是满头白发。

回首来时路,多少风雨,多少坎坷,但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如果不是被流放到这罕无人至的蛮荒之地,我又怎么能看到如此雄伟壮丽的景色呢

这份气度,这份胸襟,让苏轼在最危险,最艰难、最应该悲观的日子里还能笑得出来。

这种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态度也让苏轼笑到了最后。

“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他对自己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的最好注脚。

在东坡老人坎坷动荡的一生中,不管外面风雨如何,心中早已是波澜不惊,真正做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放达。

  千百年来,苏轼在逆境中以豁达的态度谱写的作品代代相传,受到广泛的喜爱。

苏轼更以其面对逆境时那种从容坦荡、豁达超脱,旷放乐观的人生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认同。

那么,在当今社会,探讨其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是否还有其现实意义呢

诚然,苏轼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今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人生失意无南北”,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当自己的价值取向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时,是牺牲自己的人格、气节、情操换取高官厚禄、名利地位

还是坚持原则、保持坚定的人生信仰

苏轼对理想对信念的执着追求为我们上了生动一课;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面对挫折和磨难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积极的处世态度。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消极厌世甚至轻生,而应主动调整自己的心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从而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自强自立。

正像中国国家足球队前教练米卢说的那样:态度决定一切

那么在面对失意、挫折、磨难时,让我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战胜它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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