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我心中的作文，500字以上，穿插2~3局爱国诗词。
不是演讲稿，是作文啊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
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
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
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
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
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中国论文网 这首诗，如果不标明作者，可能很多人未必会想得到是袁宏道所作吧? 袁宏道，明末公安派领袖人物，生前有数部诗文集行世。
上世纪六十年代，钱伯城先生综合考察后，作《袁宏道集笺校》，现行于世。
一般人的心目中，袁宏道清高自适，平生游山玩水、饮酒赏花，乃名士做派。
文学上，人们也多关注他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论、“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文中括号内所涉诗文俱为袁氏之作，以下同)的创作态度和清新轻俊的诗文风格。
然而，本诗却无论如何也与名士洒脱、清新轻巧无关，可以说，本诗无论是思想情绪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反映了袁宏道真实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另一面。
以下我们就来欣赏解读一番。
一、诗情诗意 本诗袁氏生前收于《瓶花斋集》，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夏，列显灵宫组诗之二。
押“城市山林”四字之二的“市”字所属“上声四纸”韵部，因为是古体诗，所以韵脚还通押“上声八荠”、“去声四真”诸字。
全诗共十四句，情感的流动与表达大致可分三层。
一至四句，“野花遮眼酒沾涕”，起首即突兀而来，直写情绪。
有花有酒，看似符合作者的平日向往，正应高兴，可是却泪下沾酒，这般反常表现，从何而来?原来，是因为“新朝事”让人“塞耳愁听”；不仅塞耳不听，甚至堂堂的朝廷官报，都扔进纸筐里，任其蒙灰化尘；上朝官服，也都典当给花市了。
比照去年冬日因为自居为“法服无端裹野人”，所以“懒心不惯思朝事”(《闲居�9�9其四》)的居官心态，现在的情绪与行为显得愤激得多了：由不思直接转为厌弃。
看似疏离，其实，起句近于杜甫“感时花溅泪”，他的不愿闻问，其实是因为对朝事忧之深而责之切，与其说是厌弃，不如说是失望。
这四句为全诗的第一层，反面落笔，表达了对朝政的深切忧虑。
诗句呈现给我们的，完全是一位忧心朝政的官员形象。
写到这里，就忧心国事而言，要表达的情绪似已完结。
然而，作者忧愤于心，心之所至，又宕开一笔，藉这次好友间的诗酒相会，以诗人身份，来继续抒写内心愤激情绪。
第五句，写道自己的诗作“日日千余言”，第六句却有意夸张到“诗中无一忧民字”。
这种数量上的巨大落差与对比，完全违背了宋明以来所推崇的杜甫“穷年忧黎元”与“致君尧舜上”的士大夫诗作传统。
为了引出落差之因，作者虚设了“旁人”的批评指责，并以“指山翠”表明自己志在山林泉石而非世俗民生。
但第九、十句道出了实质，乃是作者内心充满愤激之情――“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那些口口声声忧君爱国的诗句，不过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风下“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张幼于》)的空话套话罢了!这两句直言无忌，颇有魏晋之际嵇康、阮籍的傲世之风。
其实，袁宏道并非厌恶他人谈论忠君爱国，鲁迅就曾指出“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
袁宏道在本诗之前也曾写下《逋赋遥》《猛虎行》等反映现实的忧民之作，并非“无一忧民字”，他不过是是厌恶诗坛复古派矫饰的“格套”而出言激愤罢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张幼于》)。
这六句为第二层，把对国家朝政的忧愤和对诗坛风气的鄙夷交融起来，抒发了作为诗人的愤世嫉俗。
与第一层相比，对现实的失望之情与愤激之气一以贯之，而角度不同，从朝廷官员转换到讽世诗人，把心中的情感与诗歌的内容有效拓开。
虚设之笔，又避免了情感的一泻无余，增加了曲折之致。
钱谦益对中郎的“机锋侧出”之评，此处亦可见一斑。
那么，诗人的“无一忧民字”，仅仅是不屑流俗吗?不，最根本的原因乃在最后四句，乃在于内心的无奈与绝望，全诗顺势转入第三层。
“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无庸，没有用处；默不可，沉默不言又不行；阮家，指阮籍，《晋书�9�9阮籍传》载阮籍为了避祸保身而沉溺于酒。
作者这里借阮籍以自况，而阮籍在他的笔下，“沉醉”是因为对于现实的无能为力。
确实，袁宏道的酣饮，一方面，有避祸因素――诗人于1598年春进京赴任，就与兄长袁宗道提到“词曹虽冷秩，亦复慎风波”(《人燕初遇伯兄述近事，偶题》)。
所以袁本人在京城里对于官场，“铛侧畔观时变，冠带场中看偶新”(《斋中偶题》)，冷眼旁观。
另一方面，他的酣饮更有麻醉自己因素――京城居官，看多了万历朝的荒唐，袁宏道清醒地知道谏诤自然无用；但内心对于现实危局清醒的认识与由之而来的忧思苦闷，却无路可逃。
为了避免内心因不平则呜而致使“默不可”，于是只好借“沉醉”来麻醉自己了。
他的酣饮，固然有阮籍那样的避祸因素，然而更多的是为了消除面对现实无力回天之下的苦闷，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借酒麻醉。
全诗笔法至此，由前面刚刚指斥“儿戏”派忠君爱国者的激昂情绪，到现在的深刻体味阮籍式的无奈低沉，情感大起大落，最后的爆发已是蓄势待发――正如阮籍不免有穷途恸哭来宣泄内心痛苦一样，让袁宏道愤懑的国事朝政，终究是闭目塞耳所不能回避；心中的忧虑、无奈、愤懑，终究是不能在酒中若无其事般地消解，郁积的情绪终于爆发――“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一杯春”，即一杯酒；“洛阳年少”，指西汉贾谊，可见于《汉书�9�9贾谊传》，同时贾谊还留下了“贾生垂泪”这一知名典故。
但在作者看来，贾谊虽遭周勃等人诋毁而遭贬，但却终究获得了报效之路，贾生之泪，忧心国事而已；而自己的忧国，却面对的是“不可用之时”(《顾升伯太史别叙》，作于本年四月)；时势不堪，令人深恸于“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徐文长传》，作于本年春)，甚至不得不追随阮籍，以酣饮来麻醉自己，忘怀现实。
自己的“沾涕”泪下，忧虑之外，更深的是无奈与绝望，内心的痛苦远胜贾生。
笔触至此，一个“恸于”，内心复杂情感终于喷薄而出，达到全诗最高潮，并就此戛然而止，直击人心；又与全诗起句遥相呼应，揭示了自己种种表现下的情感实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最后四句为第三层。
可以说，这一层的角度既是诗人，又是关心时事的官员士大夫，而最根本的，是一个痛苦而无力的清醒者。
综观全诗，情感上，对国事朝政的失望、作为朝廷官员的忧虑、作为诗人的愤激、作为清醒者的无奈与痛心，种种真情交织在一起。
写法上，笔运古今，起伏转折，联用典故。
风格上则悲慨愤激，沉郁跌宕。
显灵宫组诗其他三首也都有“机锋侧出”之法，但风格上，都流于清浅，其四甚至连出轻率之语。
与它们相比，本诗的沉痛之语、沉郁之气，却是奇峰突兀、别具一格，令人瞩目，促人思考：到底是什么国政朝事，让平日诗酒风流的作者如此失态，写得如此愤激沉痛? 二、诗中本事 探究引发诗歌创作的本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诗。
到底是什么“朝事”让素喜自适的袁宏道如此忧愤呢?钱氏笺注提到“税监四出”和“边事日非”。
然而，1599年的夏四月甲戌。
东征御倭之役即已凯旋并诏告天下，边事已平。
遍考袁氏这一时期的相关诗文，可以判断，本诗所忧愤之事，乃是钱氏所注的“税监四出”，即明史上臭名昭著的弊政――“矿税之难”。
可以说，对此弊政，袁中郎久已忧心，颇为关注，并最终在本诗中进发，并因袁氏深刻认识到弊政之根在皇帝本人。
因而情绪激越却表达隐晦(显灵宫组诗之三抨击朝臣理财过苛，内容与风格则明显显得浅显直白)。
关于矿税之难，史载颇详。
万历皇帝“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
为了增加由自己直接支配的宫廷内库收入，在政府赋税之外，万历二十四年皇帝借“矿税议起”，直接派遣宦官出任地方上的矿监税监。
这些宦官，依仗皇帝背后支持，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搜刮百姓，凌轹地方官员，为祸之烈，《明史》卷81、卷237的记载历历在目。
卷237末直接评价道：“�1�7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明室之亡，于是决矣。
”毫无疑问，这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倒行逆施，势必会引起有识之士的“默不可”，然而却尽数无效。
《明史》卷305记载道：“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
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
”这真正令人深感“言之无庸”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矿税之难在袁宏道诗文、尺牍中的反映。
袁宏道曾回忆说“往余令吴”，“是时矿税之难未有也。
”(《送榆次令张元汉考绩序》)他做吴令，起自万历二十三年，终于第二年年末。
这段时间矿税之难方起，因而袁宏道对之尚认识不足。
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在父亲和兄长的催促下，结束东南漫游而重新为官，此时矿税之难，见之识之，已上心头了。
他在赴京途中所作《猛虎行》一诗，直斥“甲虫蠹太平，搜刮及丘空。
板卒附中官，钻簇如蜂踊。
巡按不敢问，州县被呵斥。
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三河及两浙，在在竭膏髓。
”借乐府旧题，把已得势横行的税使矿监比做噬民猛虎、“甲虫”，直接展示了他们搜掠之害。
这些诗句，秉笔直书，可与《明史》对读。
入京后，虽然袁宏道跟哥哥说要“慎风波”，但对矿监税监借皇帝之势横行肆虐，凌轹地方官员，自己却难抑心中愤懑。
1599年在《送榆次令张元汉考绩序》中，他转述其舅龚惟学“近日外吏，横遭百六”之言，抨击道：“中官矿使，其所诛求，能必行于民；而其论奏，能必行于吏。
”同年春，袁宏道还在《送京兆诸君升刑部员外郎序》中，指出刑部被押人员中，“或有出于中官之罗织……今中人之虎而冠者，累累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问者，方累累而进也。
”他痛心于言官、九卿、宰相、勋戚大臣们“争之不得”，因为“争者愈力，持者愈坚”――这“持者”实际隐隐已指向为了敛财而纵任监使的万历皇帝本人了。
在这种情形下，对新升刑部员外郎的旧日“京兆”同事提出厚望：不要违背“立法立官之初意”而“依违隐嘿”(按，“嘿”即“默”字)。
从这两篇文字中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多么的关注矿税之难的危害了，可以深入地理解作者为什么会有“言既无庸默不可”的沉痛感慨，可以理解他的“酒沾涕”超越了阮籍避祸和贾生忧国了。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明史》卷81赫然在列宦官陈奉奉命出征湖北荆州店税；四月，山东临清发生驱逐税监的民变，死三十余人，守备王炀被诬逮至京师，邸抄录告朝野。
有此前车之鉴，袁宏道在写给任荆关抽分的友人沈朝焕的回信中深表忧虑：本已“居民耗损，市肆寂寥”的故乡荆州，正当“荆民更生之时，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
穷奇之腹，复何所厌?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岂有命哉!”又进一步指出：“楚人悍而喜乱，今又激之，此天下之大可忧事也。
”因而长叹：“时事如此，将何所托足?虽江河为泪，恐不足以尽贾生之哭也。
”(《答沈伯函》)在这封信里，结合时事与民风，袁宏道预见将有乱作，忧虑国事民生，又比及“贾生”这一“洛阳年少泪”。
而从信件的预示性语言来看，正与本诗写作时间相前后。
果然，陈奉到湖北后，引发荆州、沙市、黄州商民的驱逐，转而诬告地方官员抗旨挠税。
到了八月，“为了支持矿税太监的横行，神宗不惜罢一巡按，贬二知府，逮一推官、一经历”，并最终酿成同年十二月的武昌、汉阳民变。
因此，综合本诗创作的时代史事与袁宏道有关诗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引发创作本诗的“新朝事”，正是晚明直接关系民生的重大弊政――矿税之难。
这桩弊政，令作者不能忘世，以往逍遥自适的山水诗酒反而触发了作者的内心情绪，忧愤之情，径胜古人，也使得本诗情绪激越，风格特异，令人瞩目了。
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欣赏全诗的深沉的情感内蕴、曲折的笔法与沉郁跌宕的风格了。
在前述基础上，我们也就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袁宏道的思想性格，全面把握他的诗文内涵与艺术面貌了。
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近代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西方的侵略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便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领土，海关，司法等主权，经济命脉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使中国难以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此时的清政府也完全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的工具。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社会矛盾也由原来单一的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在这一时期产生。
这一系列的深刻的社会转变，给了中国一个巨大的冲击波。
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将眼光投向国外，想用从外国学来的东西拯救中国。
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见识了别国军队的船坚炮利，了解了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制度。
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从清政府给他们编织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开始开眼看世界，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足，为国家的出路积极探索。
在西方入侵的不同时期爆发了不同形式的爱国运动。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历经14年，由于领导者素质不高等原因未能推翻清政府，但已经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自己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使中国富强的尝试，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指导及当时特定的环境注定了它要以失败而告终，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短暂的百日维新突破了“中学为体”的局限，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义和团更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使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不得不向“以华治华”转变。
西方侵略的步步紧逼，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使中国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度让人民看到了革命的曙光。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在中国建立了中华民国。
取得了相当意义上的革命的成功，然而，很快辛亥革命的革命果实便被袁世凯窃取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西方的早期侵略不言而喻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抛开侵略的主观意图，西方的侵略在客观上是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一支异军，使中国封建性极浓的自给自足式经济走向解体，使短时期内不可能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中国催生出了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也使中国民众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加快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瓦解和灭亡。
以爱国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脚步匆匆向我们走来之际,我的脑海里不时地闪出几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爱国是什么?为什么要爱国?怎样爱国?看似老生常谈,其实是当今许多人很困惑的问题. 什么是爱国?顾名思义,爱国就是发自内心对祖国的热爱.或许我说得有点抽象,这样吧,我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国际友人来北京游玩,走到街头,他想买一些北京小吃,当他掏钱包时,一枚硬币不小心滚了出来,“铛”一声掉在地上,那枚硬币面额那么小,谁也不会在意,当然包括那位国际友人.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解放军战士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过去,对国际友人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先生,请你把那枚硬币捡起来.那位国际友人很吃惊,也很生气,用不纯正的普通话说：“你们中国人也太穷酸气了吧!一枚小小的硬币值得我捡起?解放军战士面不改色地说：“虽然它并不值多少钱,但印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微的那一面朝上,希望您把它捡起,不要让人踩踏它.”那位国际友人感动了,捡起那枚硬币.故事说得详细,因为故事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体现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的爱国之情.我舍不得删掉一字半句.爱国其实并不抽象,平凡的人因为爱国而伟大,伟大的人因为爱国而不朽. 为什么要爱国?因为祖国母亲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幸福生活,给我们一切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上流淌着炎黄的血液,继承着炎黄的姓氏,学习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我们身上的每一部分,精神上的每个概念,都是伟大的祖国赋予我们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深深地爱自己的祖国mǔ亲吗? 怎样才算爱国?有的人说,像英勇壮烈狼牙山五壮士,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坚贞不屈的刘胡兰,乘坐神七飞船在太空漫步的宇航员翟志刚,他们才算是爱国.是的,但这种爱国似乎离我们太远了.其实,爱国并不需要那样轰轰烈烈,爱国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爱国就在我们的身边.当听到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时肃穆地站立,停止手中的一切工作,向着奏响国歌的那个方向深情凝望时,那你就是一个爱国者了；在唱国歌时不嘻嘻哈哈,不乱改词换句时,你就是一个爱国者了；当你勇敢地与坏人坏事做斗争时,当你爱护公物时,当你弯腰捡起校园里的一个包装袋时,当你……你何尝不是一个爱国者呢?
英国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一股新思想萌发了。
中国近代历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这段历史。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间是殖民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从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可以感受到一股“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
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在中外交流中认识和把握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表现为：中学仍植基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西学已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中学仍处于农耕文明阶段，西学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阶段；中学仍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西学已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中学的承继仍以传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为中间，西学的传播则以新式学校教育为桥梁。
因此，这时“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
而造成这种文化势差客观态势的主要原因，除了中、西学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内容的差异之外，还与近代中西方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采取的文教政策与文化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就西学而言，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发生，其内在动因是古代欧洲文明中的希腊、罗马、希伯莱三种文化精神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社会条件，以及促使欧洲各国对新文化与新宗教的宽容政策与接纳态度。
所以，自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之后，西学才趋于活跃繁荣，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相继出现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关于银河系的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及微积分，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巴斯德的细菌学，汤姆逊的电子学，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
可见，由于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才有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也才有西方近代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的西学。
而近代中学所面临的机遇却不佳：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中学本身的内容不具备质变出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技术；另一方面，清王朝的落后性所造就的“天朝上国”、保守封闭的价值观，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排斥异族文化，使中西学自由融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只有在西方列强炮舰的威逼下才屈辱被动地、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逐步选择西学。
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学开始向长期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发起了冲击，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
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管理和士大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入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实践，结果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辱而真正强大起来。
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
接着，民主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
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
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
尤其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学的又一次新选择。
在这次选择过程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借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经过数十年不屈不挠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由此可见，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近代除了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所以，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思潮往往起着发轫起端的作用，或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潮，而推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自1840年起，中国先进的士大夫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亡国灭种的危险，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首先意识到旧的教育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来摆脱困境，从而掀起了改革封建教育的思潮。
洋务运动推进“西学东渐”，使对封建教育的改革由议论走向实行，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留学教育，最终在洋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建立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
伴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前呼后应，一昭一彰，成为变法和革命的开路先锋。
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新文化思潮，也是一场新教育思潮。
它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宣传民主和科学的理论，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教育、旧思想、旧礼教，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之后，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思潮等纷争出现，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西学的传播更加广泛，西方的各种学术流派、社会改革方案纷纷传入中国，汇合成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最终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也奠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分别兴起的 “三民主义”教育思潮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中国近代史若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粗略地勾画其历史轨迹，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发动侵略与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一方面西学在中国落户，是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生存，维护国家主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促进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努力探索密不可分。
二者犬牙交错，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表现为：闯入古老帝国的西学，首先伴随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接踵而来的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最后才是科学家与专业人员；而中国前往西方寻找救国之道的有留学生、出访人员、外交官和职业革命家。
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两种文化教育网络：一种是由西方势力特别是教会控制的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新闻机构等组成的文教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既培养了一批为外国势力效力的买办文人，也产生了一批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栋梁之材。
另一种是由中国人仿行西制和西法创办的新式学校、留学教育机构及其他文化设施组成的新式文教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又是新社会的缔造者。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明显地表现出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过程。
如前所述，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凭借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推行其殖民化政策、使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初，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是被动的。
而且，从“西学东渐”的过程来看，近代开始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相比之下西学总体上处于一种较高势能状态。
按照任继愈教授的文化发展势差理论分析——“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
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这就使得在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中，西学一直处于“出超”，中学则处于“入超”，“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从而更加重了中国人接受西学的被动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中国方面来看，主要是认识和制度上的原因。
在认识上，明清以后，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悠久和文化传统的优越感，使得国人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
这种价值观在统治阶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看自己是“君临天下、抚有四海”，看别国是“夷狄蛮戎”。
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绝大多数人仍沉湎于一种“雨过忘雷”的悠闲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尽管他所论述的世界局势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功利主义与华夏中心色彩却表现得很浓厚。
1849年，徐继畲又刊行《瀛环志略》，他以更诚恳、更客观的态度介绍西方各国。
遗憾的是，《瀛环志略》没有《海国图志》影响那么大，这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夷攘夷”、“师夷制夷”。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之后至少有二十年时间，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并没有明显的改观。
在上层社会中，魏源的观点已是一种引起争议的激进之见，徐继畲的综论就更难以理解。
即使在洋务运动时期，华夏中心主义仍起重要作用，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所以国人对中西方的认识仍有主次之分。
在制度上，女真贵族入关后，承袭明制，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封建王朝。
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来看，清代即使是“康乾盛世”，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的错误，因为它不仅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而且是背道而行。
所以，清王朝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保守的制度。
这个制度本身就缺乏对外交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再加上近代以后清王朝的几任皇帝平庸无能，慈禧太后垂帘听政30余年，清王朝——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始终是在被动中学习西方、接受西学的。
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只有当西方列强一次次地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一回回战败的情况下，清王朝才被迫向西方学习。
1898年的“百日维新”本来是封建统治阶级最高层主动学习西方的一场变法运动，但仅有不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及几个帝党大臣的支持和参与，所以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也进一步说明，清王朝及其统治下的清末封建专制制度对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一直起着阻碍的作用。
学习西方、传播西学，真正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还是一部分中下层的开明官吏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深入地介绍传播西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
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睁眼看世界，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
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
三、“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
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
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到19世纪90年代，全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电力、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也发展起来。
据统计，从1901年至1911年，全国新设的厂矿达386家，资本额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前30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翻了两倍以上；1912年至1919年，新建的厂矿有470多家，平均每年新增67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
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
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学西方、办企业、建学校、派留学，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三个新的开端：一是中国人开始有了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构想和行动；二是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开始初步认识到，要自强、要干实事，就不能不重视实际技能和社会效益。
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部分国人的社会观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
特别是这次运动从始至终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对于启发人们的理智与民主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
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才会有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五四”爱国运动，也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
总之，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向世界靠近，社会在逐步实现近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师夷长技”观念更新了“夷夏之防”观念，变革观念更新了守旧观念，民主民权观念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理智的务实观念更新了偏颇的尚虚观念，男女平等观念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了资本主义观念。
第四是教育方面的影响。
中国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必然的联系，“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如改革封建旧教育、太平天国农民教育、洋务主义教育、改良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教育、教会教育、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因果关系，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