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在指导我们写作文时常用，宋朝诗人苏轼的名句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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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可以在作文里用的诗句
1、“问渠哪得清如为有源头活水来” 该句出自宋·《观书有感》，喻意为只断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更新知识，才能取得新的进步。
考点透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应该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扩展和向前推移。
该句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的认识应该不断的深化和向前推移，这样才能保持“清如许”，永不过时。
2、“竹外桃花三两支，春江水暖鸭先知。
” 该句出自宋·苏轼《惠崇春江晚景》，其意为竹林外斜横出两三枝艳丽的桃花，春天的江水变暖鸭子最先知晓。
考点透视：唯物辩证法联系的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事物之间的联系形式具有多样性，其中有一种重要的联系形式就是因果联系，即事物之间那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
“春江水暖”和“鸭先知”之间就是这种联系。
3、“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 该句出自唐·白居易«赋得古原送别»，其意为野火烧不绝那些顽强的野草，只要春风一吹，便又蓬勃地生长出来。
考点透视：唯物辩证法认为，新生事物是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的东西，它的成长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努力促进旧事物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这首名句的寓意为新生事物不可战胜。
4、“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 该句出自唐魏徵«十渐不克终疏»，其意为：堆积九仞高的山，还差一筐土就不能成功。
考点透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开始，不， 有量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质变发生，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又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该句寓示人们，只有量变到一定程度才能引起质变，平时要注意量的积累。
5、“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该句出自唐李白«行路难»，其意为：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时机一定会到来。
考点透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而发展的，道路则是迂回曲折的，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前进中的困难和曲折，不能灰心丧气。
“长风破浪会有时”寓示的就是这个道理。
6、“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 该句出自宋苏洵«辨奸论»，其意为：月亮周围出现晕圈就要起风，柱子下面的石基潮湿就要下雨。
考点透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本质和现象是不可分的，本质总要表现为现象，现象总是本质的表现，认识的根本任务就是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人们通过对“月晕”和“础润”的分析，认识到大气运行的规律性，从而预见到天要刮风和下雨。
7、“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 该句出自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其意为：从书上学到的知识终究显得浅薄，要真正弄懂所学的知识，必须亲自参加实践。
考点透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
人的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深化。
该句强调了实践的观点。
8、“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该句出自唐罗隐«蜂»，其喻意为：辛勤为民毫无私心的高尚情操。
考点透视：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该句折射出一种高尚的人生价值取向。
9、“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该句出自唐王翰«凉州词»，其意为：喝醉了躺倒在沙场上，请不要见笑，自古以来沙场征战，有几人能活者回来
考点透视：不同的价值 个人与社会有着不同的导向作用，对人生选择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有很需要影响，该名句反映了守边卫国的将士们那种视死如归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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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折直须折，莫待无折枝。
道是无情却有情。
长风破浪会有直挂云帆济沧海。
漫兮其修远矣，我将上下而求索。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青山处处埋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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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天的诗句（要实用）
苏轼:旷达；黄庭坚：内容以抒写人生感慨为主。
苏轼： 970年前的北宋年间，四川眉山,一个“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文学世家里，一代文豪苏轼走向了中国浩瀚的文学历史。
“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的故乡山水，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父亲苏洵的精心培养，使得苏轼胸怀壮志，熟读经史，文如泉涌，纵论古今。
二十二岁的年少苏轼便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所制文章，为欧阳修等考官惊为异人，京城士人争相传诵其文。
步入仕途的苏轼，一生主张稳扎稳打的革新,即反对操之过急的王安石变法，又反对因循守旧的保守派官僚，并为此而付出一生的代价，宦海浮沉几十年，但恰恰是这多次的外放被贬，才成就了一个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无所不能的千古奇才。
他的散文，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如行云流水，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提高了婉约词的题材和境界，开创了铜板琵琶的豪放词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又是文人书画的开创者，在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法家中，他名列前茅。
黄庭坚： 黄庭坚诗歌的艺术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严密的谋篇结构的法度。
黄庭坚写文章，要求一篇上下，都有线索可寻，每句每段，也应安排得法。
我们读黄诗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作者的思路好象突然断了，上下两句，前后两段接不上榫，这正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镜头一下子转换，场面突然改变，但其中还是有人内在联系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想象补足它。
这样，文学就更简炼，诗意也更会蓄。
（二）讲究修辞造句。
黄诗有其特殊的句法，那是从杜甫一脉传下来的。
喜欢造拗句。
在句子结构上，不按正常的语法规律，把主语、谓语、宾语的次序颠倒，或删去一些句子成份，或把两个意思紧缩在一句中，以使句意曲折，文气跌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黄诗很重视炼字，“置一字如关门之键”，五言诗句的第三字，七言诗句的第五字，更要求工稳新警。
置字有力，句中有“眼”，句子便显得骨格峻峭，全诗为之而生色。
还要炼虚字，尤重连接虚字的运用，以使行文跌宕有致。
（三）重视律诗中对偶句的锤炼。
对偶，唐人已下过很多功夫，唐诗中有不少工整精美、脍炙人口的对句，宋人想突过它，只得另立新法，别出新意。
黄诗的对句，自然生动，有些乍看起来像是散文的句子，毫不似对偶，但认真体味之，则觉字字工切，别有韵味。
（四）具有一种特殊的音乐美。
诗的音律与感情是一致的，特殊的风格需要用特殊的音律来表现。
黄庭坚的律诗，有许多不合“正格”的句子，不按照诗律规定的平仄来组句，“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
”这种拗句，用得好的，声情并茂，在“不和谐”中更觉其美，我们在吟诵时自会感到其音律的特殊美。
就这样，黄庭坚苦心孤诣，刻意出奇，用他那“奇正相生”的谋篇法度，用他那“以故为新”的句法字法，用他那险拗的音律，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人们把这种“峭刻生新”、“深折透辟”、“老辣硬涩”的诗风称为“黄庭坚体”。
在扫除五代、宋初柔弱华靡的诗风上，黄庭坚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黄庭坚论诗，提倡“无一字无出处”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在宋代以至后来的诗坛上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江西诗派崇尚瘦硬风格，要求字字有来历。
黄庭坚的散文虽为其诗词成就所所掩，但在北宋不失为一作手。
他作文立意为本，并注重辨体，称“荆公评文章常无体制而后文之工拙”（《书王元之〈竹楼记〉后》，故颇致力于学习前人的文章法度。
在其记述性文章中，不仅写景状物形象生动，而且寓以哲理，启迪人生，使文具有情理相生之趣。
在他留下的众多的书信中，以贬谪时期的居多，它们或述交谊行正，或谈艺论文，多真情实感，非泛泛应酬酬作，从中表现出作者的人品与识见。
他的题跋随笔涉及面很广，尤以诗论书画美术者为多，涉笔成趣，常多慧心解悟之论，短章隽语，意味深长。
总之，黄庭坚的散文雅健警炼，应当在北宋文坛上占有一席席地
苏轼在西湖的望湖楼上写过的诗
苏轼一生才行高世，却宦浮，历经磨难，一生：从自求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被贬黄州、常州、颖州、扬州、定州，最后竟至岭南惠州、海南儋州等荒蛮之地，他始终以浩然正气积极入世，坦然面对挫折与压力，乐观豁达，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命运，求真务实，政绩斐然；在此前提下，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文，且诗词文画书皆自成一家，可谓难得的旷世奇才。
南宋孝宗皇帝曾高度评价苏轼其文其人：“..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
”“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
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这个“气”指的就是苏轼的主体人格。
苏轼一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他高于天下的巨大的人格魅力卓然超群、历尽磨难而衷心不改。
历来研究苏轼的学者在谈到他的文化人格时往往过多,强调了佛道思想对他的影响，而只将苏轼贬黄州前的生活归结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期生活归结为佛道思想的影响。
但本人认为：在苏轼的个人经历和人格中，儒家思想真正起着主导作用，是其“本”，佛道思想不过是苏轼缓释个人抑郁和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儒家入世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最大的是其政治人格。
他时刻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作为自己立世的标准，“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成为他一生行为的信条；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而未消极出世、陷入个人的痛苦，因而苏轼超然卓绝的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称道。
1,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与坚守 轼自幼就聪颖过人，七岁知诗书，十岁即有当世志。
其弟苏辙回忆“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考“制科”时，他曾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篇文章，提出“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
而在他考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种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成了苏轼后来一生从政贯彻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
”苏轼自幼开始接受爱物仁人、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从而成就了他“奋厉而有当世志”、“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
这种济世救民的思想进朝为官后就更加明显了。
他殚精竭虑，积极上书，希望能够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在《思治论》奏章中，他指出北宋国力衰弱的三大因素是：“无财”、“无兵”、“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 这种德治仁政理想体现在处事行为上就是忠君爱民。
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公心为国。
他与王安石激进变革、司马光的保守不同，提出渐变。
以致既不取悦于变法新党，也不见容于力废新法的旧党，最后，自求改派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周折。
然而即使被贬他也恋恋不忘君主朝事，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
《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让多少士大夫追慕不已；其中“亲射虎，看孙郎”的年轻英武的孙郎就是苏轼想要效法的对象，把自我形象融入“太守”、“孙郎”、“魏尚”的形象中，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使自己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形同囚犯，但他依然作诗，“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
” （《给友人陈慥》）。
在到黄州的谢表中他写道：“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
”（《与滕达道书》）其肝胆忠烈，不惧不悔，死而后已的壮烈情怀，足以感天动地
如果说忠君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爱民惠民则是苏轼坎坷一生的终极目标。
无论是杭州任上疏浚西湖、修筑湖堤，密州灭蝗除害、赈灾救荒，还是徐州任上抗洪抢险、保一方平安，他都能以国事百姓事为先，免除赋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整饬军纪，甚至是在最荒远的儋州，也能为黎民传播先进文化，开凿井泉，介绍先进农耕方法，发展当地生产，甚至甘愿“化为黎母民”（《和陶拟古九首》）。
这种以天下事为己任，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他强大的人格感召力，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文人士大夫的追随。
反过来，这种拥戴又给他精神的慰藉，使得他心胸开阔，更以天下为己任。
他到杭州的感觉也是“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到密州，“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超然台记》）到黄州，即喜“黄州山水清秀，土风厚善，”说自己“亦黄州人也”（《书韩魏公黄州诗后》）。
在惠州，“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即使在海南，他也说“海南万里真吾乡”。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 苏轼有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把黄州、惠州、儋州作为自己一生功业的代表，绝非是对自己被贬逐岭南、海南之地的自嘲，而是把贬逐之地作为磨练自己意志的场所，在这里，他的人格才得到了真正意义的升华。
处厄无怨，积极处世，这是一种难得的儒家士君子风度。
“士以气为主”“士君子以道事君，以道义为支撑，必然培养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士存高气，则包含宏大，胸节迈伦，有独立不倚之人格。
” 2,以儒为本，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 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实现太平治世，确实是苏轼一生的追求，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
但在这一过程中，佛老思想又不时冲击着他的信念，涤荡着他的灵魂。
不可否认，苏轼词中确有为数不少的篇目流露出讴歌醉酒、感慨成败、向往归隐生活的思想。
“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
那于俯仰间，用此委曲情。
”（《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
”（《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
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
”（《用前韵再和孙志举》）“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等等，皆透漏出似乎无法排遣的看惯荣华变故、虚无遁世的思想。
其实，成长在儒释道多重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文人，对儒释道的接受都不可能是单一的。
如李白的傲岸狂放中却间杂着无法实现功名抱负的苦闷，王维在“致君尧舜”的理想受屈压之后对佛教的皈依，..这样的例证举不胜举。
在波澜层生的仕途，宗教是古代仕人精神的慰安之所和灵魂的憩栖之地。
因此，苏轼对于佛老思想的兼容并取恰恰是其文化人格完美的体现。
曾枣庄先生说：“苏轼虽然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失意后，但是他的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
他吸收的释老思想，主要是吸收的他认为与儒家思想相通的部分。
”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向往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也曾批判过释、道思想。
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
..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
”特别指出了佛老思想之虚空以及对“人主之名器爵禄”的极大危害。
但在他处于逆境，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又遭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佛老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其中寻找精神的寄托。
如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 苏轼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自有其相通之处。
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
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
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上清储祥宫碑》）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肯定南华长老“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南华长老题名记》，即认为出世的佛家与入世的儒家实际是相通不悖的。
当然，他扬弃了一般学佛、学道者的玄虚莫测，又吸收了佛道中比较切近人生实用的一面，他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
”于玄虚缥缈中去求一种简易、粗浅、实用之美，这是苏轼学佛老的独特的审美态度，也是他能将三家思想巧妙变通，不拘一格的具体体现。
但苏轼学习和吸收佛老思想的总的倾向，并不是为了避世，而是追求一种超世俗、超功利的人生品味。
他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
”这里讲的“静”和“达”，就是一种褪去了世俗人生名利得失、荣辱贵贱、忧喜苦乐之后的境界。
具体说来，这种境界就是“胸中廓然无一物。
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和陶王抚军座送客》）或曰“一念清净，染污自落。
表里翛然，无所附丽”（《黄州安国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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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升华之后的境界，即是本我、真我。
《前赤壁赋》中那“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和《后赤壁赋》中那“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
顾而乐之，行歌相答”的境界既是道家的超脱世俗思想的流露，更是儒家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突出体现。
前后赤壁赋里的超然物化，凌虚御风借助的是道家的一般理想，表达的却又是儒家的太平治世理想的至高境界。
尤其《前赤壁赋》中写到了客与我的对话，更能看出儒家理想与佛道思想的斗争、融合。
实际上客和我，只不过代表了作者思想矛盾的两个方面，主的思想就是儒家的积极人生态度，而客则是佛道兼有的综合体现。
最后作者总结出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的人生哲理，是融合了佛道的儒家思想的升华。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客喜而笑”，最后与我“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就是主客融合，两个矛盾斗争体巧妙的合一。
因此，心结顿释、豁然开朗，从而达到了个人审美的自觉理性效果。
也许苏轼自己的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更能代表他的心境，对待政治风雨和自然风雨一样，忘怀个人得失，于闲庭信步中尽显潇洒自信。
这才是真正的苏轼：有个人矛盾得失，然总能从冲突中顿悟、超越自我的苏轼。
因此苏轼在儋州的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 (海》）便不难以理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等人的文化品格多有钦慕借鉴。
然苏轼于与此四人比较，屈子幽怨苏子潇洒，谪仙狂傲坡仙平易，子美悲而子瞻乐，渊明遁世东坡务实。
原因是苏轼能够始终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立世准则，总不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不断地自我反省，坦然面对挫折与坎坷。
在人格的磨砺方面，显然也更自觉。
屈原爱国忠君之心天地可见，可是他以牺牲自我生命为前提，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李白彻底任情任性，傲骨不更，无法实现由个体文人向士君子的角色转变；杜甫忧国忧民只能在诗里体现，不能真正入世改变当时的时事；陶渊明则把自己完全沉浸于园林风光中，与其说他是归隐，不如说是他在逃避社会，营造个人桃花源。
换句话说这四人皆为君子，而不是士君子，独独善其身而不能兼济天下。
文人自古以来的弊病，就是只会为文，不会为官。
而要是博取了功名为官，又很少像苏轼那样保持独立清醒的政治人格。
如若有，一遇政见不和或权力威胁而被贬，则郁郁寡欢，一蹶不振，难有实绩。
苏轼的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被贬，也刚而不馁，不似屈原之激愤哀怨忧愁缱绻，也不似韩愈那样“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迷茫凄惶。
儒家思想给他启悟，让他觉醒，一遇挫折，佛老思想给他最大的安慰，但是他并没有沉寂如陶渊明，陷入其中，而当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与儒释道一经融合，苏轼便很快从困境中解脱。
这种融合使得人物文化人格呈现出独特的美。
苏轼自觉继承儒家入世思想，借佛道而超之，其奋厉有为，独立不惧、直道而行，归而不隐、老当益壮的人格魅力已然达到了“天地境界”（冯友兰语），真可谓“雄视百代”、“挥涵光芒”，也必然对后世文臣君子的文化人格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