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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自己愚蠢的诗句

时间:2015-04-13 09:28

描写古人愚蠢的诗词有哪些

白《妾薄命》中的一句以色事他人,几时好”如果一个女子妄图想凭借自己的美貌来霸个男人的话,这种想法无疑是愚蠢至极的,任何一个女子都会年老色衰,到你两鬓班白之时,你还可以通过美色来栓住这个男人的心吗

真正聪明的女子是通过自己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优雅与聪慧来深深吸引男人的,从妄图依赖美色的主动,变成由男人自主迷恋的被动,懂得利用后者的女子无疑是聪明的。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浪漫主义文学还是现实主义文学?

普希金是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作家。

他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文学之始祖”和“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高峰,就是从普希金开始的。

这位“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它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厌倦了上流社会生活的奥涅金来到外省的乡下,和热情单纯的年轻诗人连斯基成了好友,并在他介绍下与拉林娜老太太一家结识。

拉林娜的次女、活泼的奥丽加和连斯基相爱,而她的长女、文静的塔吉雅娜爱上了奥涅金。

但奥涅金对家庭生活已经抱有成见,不愿受家庭的束缚,因而拒绝了塔吉雅娜。

由于连斯基拉他参加了喧闹的社交活动,而他的出现又使塔吉雅娜受窘,奥涅金就故意和奥丽加接近,来使连斯基气恼。

年轻诗人一怒之下提出决斗。

奥涅金出于上流社会畸形的荣誉感接受了挑战,并弄假成真打死了自己的朋友。

以后,奥涅金受到良心的谴责,浪迹天涯。

等他在社交活动中再次见到塔吉雅娜,她已经出于无奈嫁给一位将军了。

这时奥涅金突然萌动旧情,但遭拒绝。

最后,故事在奥涅金尴尬的场面中结束。

这个普通的爱情故事,被作者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写了出来,赋予了它以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

这部诗体小说广阔地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了那一时代俄国青年的苦闷、探求和觉醒,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别林斯基把它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人民性的作品。

”作品的中心主人公是贵族青年奥涅金。

奥涅金有过和一般的贵族青年相似的奢靡的生活道路,但是当时的时代气氛和进步的启蒙思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对现实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厌倦上流社会空虚无聊的生活,抱着对新的生活的渴望来到乡村,并试图从事农事改革。

但是,华而不实的贵族教育没有给予他任何实际工作的能力,好逸恶劳的恶习又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加之周围地主的非难和反对,奥涅金到头来仍处于无所事事、苦闷和彷徨的境地,染上了典型的时代病--忧郁症。

奥涅金与达吉雅娜和连斯基的关系,进一步显示了主人公身上的深刻矛盾。

如果说奥涅金误解和拒绝达吉雅娜对他的真挚的感情还多少带有不满上流社会庸俗习气的因素的话,那么他为了维护个人的虚荣而轻率地与连斯基进行的决斗则暴露了唯我主义的灵魂。

奥涅金后来对已成为贵夫人的达吉雅娜的追求虽不乏真情,但其中更多的已是贵族子弟的虚荣。

作品留给奥涅金的依然是迷惘的前程和一事无成的悲哀。

作者在奥涅金身上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一部分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但最终又未能跳出其狭小圈子的贵族青年的思想面貌和悲剧命运,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俄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

作品生活场景广阔,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优美,体裁别具一格。

它用诗体写成,兼有诗和小说的特点,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有机交融。

独特的“奥涅金诗节”(每节十四行,根据固定排列的韵脚连接)洗练流畅,富有节奏感。

《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小说是以书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

诗人通过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真实,传达他以现实人生的看法和他对人类本性的观察与了解,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它是普希金最伟大、影响最深远、读者也最多的作品。

它以优美的韵律和严肃的主题深刻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初叶的现实,提出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被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誉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

在这部独特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到许多生动感人的情节,见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欣赏到各种各样当时俄国生活的真实画面,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用格律严谨、语言流畅的诗句写出的。

在这部诗体长篇小说中,作家以高度简洁凝练的笔法故事,描写风景,刻画人物,展示生活。

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表现出他全部的思想高度和才华。

1823年,热爱拜伦的普希金在开始写作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宣称自己将写一部类似于《唐璜》式的叙事诗,显然,拜伦式的讽刺让普希金着迷。

普希金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其时正在流放中)和社会现实,所以他并没有打算发表。

随着写作进程,当普希金面对俄罗斯乡村的纯净风景和笔下逐渐鲜活起来的人物时,激愤和怨怒慢慢平息,感伤而透明的抒情气息缓缓而来。

1825年,他已经拒绝承认他的奥涅金是位俄国的唐璜或者恰尔德·哈罗尔德了。

这种转变是从作品的第二章开始的:冷漠老成的奥涅金遇上了热情年轻的连斯基,忧郁病患者遇上了满怀理想的诗人,作者写道:“巉岩和波浪,诗歌和散文,冰雪和火焰,那差别也不如他们明显。

”有趣的是,他们竟然成了难解难分的朋友。

传统批评中,奥涅金是个“多余人”,“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① 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毫无实际工作能力,并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方向。

一言概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多余”。

然而,我们谁又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

爹死娘可以嫁人,拉宾遇刺佩雷斯取而代之,历史的脉搏不会因某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一个人如果自己不觉多余,即使做乞丐,满身疥疮,人见人厌,拣块肉骨头照样啃得心满意足。

奥涅金之所以为奥涅金,在于他产生了“多余感”。

高度发展的智力找不到自己生存于世的理由,上流社会穷奢极欲又俗不可耐,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书本中写满了无聊和欺骗,生活所显示的虚幻进而使他超越生活本身,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但他找不到答案,他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奥涅金的“多余感”正是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他失去了生命的热情和生存的勇气。

在作品的草稿中,曾经写到女主人公达吉亚娜在奥涅金远游后,私自到他的庄园翻看了他的日记,其中有如下一段:我们就这样用坚强的意志来平息难以抑制的情欲,用高傲的心灵来克服不幸,用希冀来抚慰心中的伤悲。

然而怎样……排遣苦闷,使人发疯的苦闷。

没有比找不到活着的理由更让人苦闷了,也没有比找不到生活目的的人更感多余。

可能普希金觉得这段情节有损达吉亚娜的形象,正式发表时删除了日记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些改动对作品毫无影响,因为怀疑主义者奥涅金早已跃然纸上。

但是奥涅金将他的“多余感”深藏不露,代之以高傲冷漠的拜伦相,他嘲笑一切,鄙视一切,借以掩饰怀疑主义馈赠给他的令人发疯的痛苦和对幸福的加倍渴望。

“多余感”也是种浪漫情调,他沉浸于其中,尽可享受蔑视芸芸众生的快乐,也必将自食果。

我不理解为什么在传统批评中认为奥涅金拒绝达吉亚娜是将她的爱情误认为逢场作戏,后来又追求她是出自征服社交界“女皇”的虚荣心,或许这只是想说明奥涅金身上有“贵族阶级恶习”这一预设目的。

只要去阅读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达吉亚娜“深深触动了奥涅金的心弦”,“旧日情感的火焰,刹那间又燃烧在他的心怀,但他不想骗取这少女,天真无邪心灵的信赖”,他觉得自己“不是为幸福而生”,“幻想和岁月都一去不复返,我的灵魂也不能获得新生”,“无论我是多么爱你,日子一久,我就变得冷酷中”——这完全是一位绝望而高贵的怀疑主义者和自白,谁说其中不是深含感情而故作残忍呢

打死连斯基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旅行,奥涅金回到了彼得堡上流社会,再次和达吉亚娜相遇。

在舞台会上,他看到的是雍容华贵的公爵夫人,而在梦中,他认出达吉亚娜依然是那位乡下少女,依然静坐在后院的窗下,他“象孩子一般爱上了达吉亚娜”。

当他正独自一人一边流泪一边读信的达吉亚娜时:这时从公爵夫人的身上谁认不出当年那可怜的达尼亚

叶甫盖尼怀着极度的悔恨,愁苦地跪落在她的脚下。

这一刻,奥涅金终于发现自己悲观厌世的心灵深处,早已深埋的爱情之火和生活热情从没熄灭,他一生飘泊为之寻找的不正是这个么

可惜这一切来得太迟了,正如作者写道:“当我们渐入老境的时候,残存的热情却令人伤悲。

”奥涅金深深知道,这将是他摆脱忧郁苦闷的最后一次机会。

爱情是根救命稻草,但命中注定谁也捞不着。

再谈谈连斯基。

与奥涅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理想主义,他相信自己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创造事业、获得幸福。

“在诗歌里他总是骄傲地,保持着崇高美好的情愫,保持着纯洁的梦想的激情,和美好的不可亵渎的质朴”。

他单纯而又幼稚,“总是歌唱爱情”,他完全被幻想抓住了,其实他并不清楚他所爱的奥丽加只是个爱虚荣的花瓶姑娘。

对于诗人来说,爱情本身总是重于爱的对象,汹涌的激情总能抹去生活中严酷的阴影——诗人是我们锈迹斑斑的现实中残留的亮色,是珍藏在我们日渐苍老的心灵中的童年回忆,对于喜欢幻想的诗人,我们没有权利嘲笑和亵渎。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连斯基和奥涅金的关系,这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

两个思想性格冰火不容的人为什么能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

唯一的解释是,奥涅金在连斯基身上看到了自己。

奥涅金欣赏他的才智,欣赏他的热情和幼稚,不难看出,嘲笑一切、鄙视一切,自以为看破一切的奥涅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因此,他爱这个青年,并表现出对他人所没有的宽容。

然而,为了所谓的报复,他故意引诱奥丽加让连斯基气得发疯,屈从于习俗和连斯基决斗。

无论对这场决斗如何评价,它的后果却不容忽视:奥涅金打死了诗人,怀疑主义扼杀了理想主义,与此同时,他也扼杀了残存于自己心灵中的可贵的诗性,亲手敲响了自己的丧钟——珍爱理想的达吉亚娜“已经不可能再和他相见”,“她应该对他怀有大恨深仇”——再也没有人会来救他了。

诗人的墓碑孤独地站在旷野里,奥涅金悄然远游了,但决斗还没有结束,诗人不死,夜间的月色会勾起奥涅金深藏的秘密回忆:在心灵的雪地里,连斯基静静安睡,坚定顽强,不磨灭。

二奥涅金是谁

连斯基又是谁

曾经有研究者为他们找到过不少的生活原型,应该说普希金时代的俄罗斯,既不缺少奥涅金,也不缺少连斯基。

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普希金在写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时,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一个固定的框架,在七年的写作过程中,通常是写好一章,发表一章,相隔很久后再写下一章。

或许最初他只是想看看将一个怀疑论者和一个理想主交者放在同一个故事里,让他们交上朋友,会出现什么讽刺和诙谐的效果。

然而在写作过程中,现实的触动,体验的深入以及角色的逐渐清晰,普希金爱上了他的人物,不由自主地倾注了自己的精神,吹进了自己的灵气,带进了自己的生活。

正如列·格罗斯曼所说:“仿佛是普希金的诗体自传”。

②但我以为这不仅体现在作品中那些游离于情节和人物之外,以叙述者“我”口吻写的那些诗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小说中活生生的人物——奥涅金和连斯基身上。

关于奥涅金和连斯基,普希金时代的人们都感到似曾相识,然而,没有人比他们更象普希金本人。

密茨凯微支曾说:“连斯基就是普希金,只是相当于诗人生平中的某个时期”,高尔基认为:“奥涅金是普希金精神上的兄弟”,甚至是“普希金的肖像”,遗憾的是,没有人注意到,奥涅金和连斯基如同一张白纸的两面,一团火焰中放射出的光和热,光不是热,但它们拥有同一个灵魂——普希金既是连斯基也是奥涅金。

在常识里,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俄罗斯人民的歌手,反专制的斗士,遭受黑暗社会的压制,反动当局的迫害,贵族阶级的仇恨,最后反动当局的迫害,贵族阶级的仇恨,最后反动势力勾结起来,“怂恿”法国流氓丹斯特调戏他的妻子,引起决斗,杀害了普希金。

确实,普希金首先是位诗人,热爱理想,向往自由,视黑暗如寇仇,同时,还有连斯基式的狂热幻想和激情,以及不可改变的单纯和质朴,他傲视于他的时代。

但是,普希金身上也有另一面,隐约使人看到一个悲观的怀疑主义者,一个绝望的宿命论者的侧影。

年轻时的普希金差不多是个浪子,用他喜欢引用的一句话说便是“又急于生活,又忙于感受”,出入舞会宴会,剧场赌场,生活放荡,毫无节制,以追逐女人为乐,甚至将他爱慕过或占有过的女人列了一张长长的“唐璜名单”;还时常做出一幅高傲冷漠的拜伦相,故意胡闹起哄,惹事生非,几乎每天决斗一次,《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几乎是照抄了普希金自己的生活。

对于他来说,首先是寻欢作乐,然后才是写诗,以致他的诗人朋友们在羡慕他的才华的同时,也感叹他浪费天才。

所幸的是,与奥涅金一样,终于有一天,上流社会的欢乐使他厌倦了,为灵魂的空虚苦恼不已,他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摆脱麻木状态,他加倍好斗,故意与政府和上流社会为敌。

1820年,普希金被流放到高加索,直接原因是他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引起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愤怒,但诗人却称他是“自愿流放”——他实在厌倦了彼得堡的生活,似乎是蓄意利用这种方式离开,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应该在别处,于是开始了奥涅金式的漫游。

普希金也战斗,但在他的那些革命朋友们看来,他不过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多嘴多舌,不可能成为一个守纪律的革命家,因此总是将他排斥在团体之外。

普希金自己在精神上与十二月党人相通,但他更愿意无拘无束,当个自由射手。

1826年,当普希金那些十二月党人朋友被绞死或关监狱的时候,流放中的普希金也开始为自由而奔波。

我们不知道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在普希金心中到底激起了怎样的涟漪,在他写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信中,做了转变立场,不再乱说乱动的保证。

尼古拉一世将他召回了彼得堡,并称以后将做普希金作品的检查官。

这意味着在得到沙皇保护的同时,也受到了更严密的监视。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监视日益示出它的可怕,普希金的自由实在在太有限了,他不能出国,不能旅行,只言片语都要受到审查,一举一动都有会引起怀疑和指责,生性刚烈的普希金根本无法安心写作,更可怕的是,无论普希金怎样做(妥协或者抗争),都无法改变这种命运。

他清楚地知道,这种无形的流放和苦役将会吞噬自己的最后一丝热情,绝望抓住了他的心——激奋的灵魂被紧紧钳住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留在躯体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与此同时,普希金还承担着经济的重负(他死时,钱夹里只有七十五个卢布,这差不多是他的全部钱财),以及他那连斯基奥丽加式的爱情酿成的苦果。

多余感就这样产生了。

一面是奥涅金,一面是连斯基;一面是冰雪,一面是火焰;一面是散文,一面是诗,搅在一起,不可分离,普希金就这样表现着自己。

三奥涅金和连斯基不能并存。

在普希金的灵魂中,他们也必将发生决斗,只是等待着时机而已。

普希金之死表面地看,起因是丹斯特死皮赖脸地追求他的妻子,诗人为维护自己的荣誉,主动提出了决斗。

仔细阅读一下普希金的传记,我们就会发现普希金对这场婚姻的希冀一开始就是有限的。

诗人的理想伴侣应该是达吉亚娜而不是奥丽加。

好斗而少谋的普希金,需要的是在烦恼、疲劳、失败和悔恨中给他安慰和温存的人,精神上的行者。

娜塔丽亚,这位他正在追求的少女,将来的妻子,是怎样的人呢

1831年,就在举行婚礼的前几天,普希金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已是而立之年,通常在这个年纪都要成家的。

我这样做只是随大流,我不相信将来会永远不后悔。

况且,我对结婚并非十分向往,也不特别高兴。

我感到前景黯淡,毫无吸引力。

忧愁不会使我吃惊,这在我预料之中。

倘若婚后能有一丝欢快,那我倒可能会感到吃惊。

”③——好一个奥涅金式的自白。

我不知道在普希金一生中是否拒绝过本应属于他的达吉亚娜,但他就这样怀着不祥的预感选择了奥丽加。

娜塔丽亚美艳动人,也不失温顺多情,活泼可爱,但比较起普希金的诗歌来说,她更喜欢出入舞场,卖弄风情,获取交际场上娇柔浮华的成功感,她无暇给予普希金所渴望的温柔体贴,无微不至的爱护,并不幸福的夫妻生活增添了普希金的烦恼,他变得异常暴躁,当妻子和丹斯特的关系遭受恶毒诽谤的时候,他终于爆发了。

但是,恶毒的诽谤并不是他选择决斗的最终原因,因为普希金清楚地知道妻子可能不爱自己,但她与丹斯特也只不过是玩一些上流社会常见的游戏,还不至于失去贞操;他也知道其他人也认为他的妻子是清白的,这点可以以他决斗时,许多人劝告他冷静(包括尼古拉一世),并拒绝担任他的证人为证。

他说:“在人世间有两种戴绿帽子的人,一种是真的,他们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另一种是公众议论给他硬加上的,后一种情况叫人难堪。

我就属于后者。

”④在这件事上,普希金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愤怒也不符合他对两性关系的一贯态度——结婚后他仍多次猎艳,并且妻子的二姐保持着众所周知的暧昧关系。

难道诗人就如此心胸狭窄,如此看重所谓的“公众议论”

或许下面的事实更能揭示普希金之死的奥秘:在决斗中被打伤以后,他对他的证人说:“如果阿连德(医生)认为我的伤是致命的,你可要告诉我。

我不会害怕,因为我不想活。

”⑤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想活下去

——是灵魂中那个奥涅金

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社会的迫害,经济的重压,爱情的虚无,没有前途,看不到希望。

他本来生就是为爱情为自由无忧无虑纵情歌唱的诗人,应该奏出千古传唱的乐曲,接受时代赞美万民拥戴,他不想面对铁窗受尽苦役直到成为雕像接受后来者的花环;或者从平庸中明了生活的真谛,过着称心的生活,吃喝发福直到老死。

然而真实的生活却分明告诉他:俄罗斯不需要诗人,没有人真正地需要诗人,连同他心爱的妻子在内

——一场灵魂深处的决斗终于发生了,“奥涅金”抢先开了枪:“连斯基”倒下了

诗人死了

普希金之死是“多余感”总爆发的结果,维护荣誉只是一种借口,他清楚地知道这场决斗毫无疑意义,同时,也清楚地觉得活下去也毫无意义。

那么,是死是活

还是把一切交给命运来裁决吧。

1830年,普希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曾在一次决斗中在对方的枪口下满不在乎地吃樱桃)写作的小说《射击》,读起来很有意思。

他认为决斗中最佳的射击时间是在对手拥有幸福,爱惜生命的时候;那么反过来说,对一个轻视生命,活不活都无所谓的家伙开枪,郑重其事地杀死他,你就得接受对手的轻蔑。

所以,必须谨慎地保存你开枪的权利。

现实中,丹斯特愚蠢地抢先开了枪,但是,他已经迟了,他不过杀死了一位“奥涅金”——在牺牲者的眼里,带着对生命的极度蔑视和顺从宿命的冷漠表情。

四临死前的普希金无怨无怒,他不要朋友去为他报仇,请人去向丹斯特父子表示歉意,让茹科夫斯基代他恳求尼古拉一世宽恕(因为他答应沙皇,未经允许不得扩大与丹斯特的冲突),并宽厚地安慰妻子,要她守孝两年后嫁个好丈夫。

“他那黯淡的目光,表现的是死亡而不是痛苦”。

一颗狂野的心安静了,在这一刻前,它还充满了灵感、热情、愤怒、仇恨,以及隐约的期望,而现在一切都灰飞烟灭。

读过《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人,会觉得其中有许多段落后来都成为了不幸的预言,下面这段差不多可以概括普希金的一生:我那春天的黄金般的岁月,你们往哪里,往哪里飞驰

未来给我准备下了什么

我的目光枉然地搜寻着,它还隐藏在浓重的黑暗里。

别找了,命运的法律是公正的。

那枪弹会射中我,叫我倒下,还是从我的身旁飞过,两者都好:是清醒还是沉睡,就要来到了,那命定的时刻,操劳的白昼固然美好,黑暗的来临也很美妙

普希金倒下了,但诗人不死。

丹斯特在哪里

尼古拉一世又在哪里

那些为他的死幸灾乐祸、冷言冷语或者心碎欲裂、忧伤流泪的人又在哪里

当历史的雾霭散尽,如同连斯基一样,普希金清晰而安静地长眠在爱他的人的心中,享有他生前从没享有过的荣誉。

诗人不死,这表明理想、自由和爱情永远是人类渴求的东西。

运用朱光潜《选择与安排》写篇作文

作品概况在作文运思时,最重要而且最艰苦的工作不在搜寻材料,而在有了材料之后,将它们加以选择与安排,这就等于说,给它们一个完整有生命的形式。

材料只是生糙的钢铁,选择与安排才显出艺术的锤炼刻画。

就生糙的材料说,世间可想到可说出的话,从前人在大体上都已经想过说过;然而后来人却不能因此就不去想不去说,因为每个人有他的特殊的生活情境与经验,所想所说的虽大体上仍是那样的话,而想与说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变迁了形式,就变迁了内容。

所以他所想所说尽管在表面上是老生常谈,而实际上却可以是一种新鲜的作品,如果选择与安排给了它一个新的形式和新的生命的话。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诗句。

袅袅,微风吹拂的样子。

波,起波,这里用作动词。

木叶,树叶。

”,在大体上和“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hàndàn)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南唐李煜《浣溪沙》词中的两句。

李煜(916—961),五代词人,南唐君主。

菡萏,荷花。

”表现同样的情致〔情致〕情趣。

,而各有各的佳妙处,所以我们不能说后者对于前者是重复或是抄袭。

莎士比亚写过夏洛克以后,许多作家接着写过同样典型的守财奴(莫里哀的哈伯贡〔莫里哀的哈伯贡〕莫里哀(1622—1673),法国著名剧作家,主要作品有《伪君子》《悭吝人》等。

哈伯贡,现在一般译作“阿尔巴贡”,是喜剧《悭吝人》中的人物。

和巴尔扎克的哥里阿〔哥里阿〕现在一般译作“葛朗台”。

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主人公。

是著例),也还是一样入情入理。

材料尽管大致相同,每个作家有他的不同的选择与安排,这就是说,有他的独到的艺术手腕,所以仍可以有他的特殊的艺术成就。

最好的文章,像英国小说家斯沃夫特〔斯沃夫特(1667—1745)〕现在一般译作“斯威夫特”。

他的代表作是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

所说的,须用“最好的字句在最好的层次”。

找最好的字句要靠选择,找最好的层次要靠安排。

其实这两桩工作在人生各方面都很重要,立身处世到处都用得着,一切成功和失败的枢纽都在此。

在战争中我常注意用兵,觉得它和作文的诀窍完全相同。

善将兵的人都知道兵在精不在多。

精兵一人可以抵得许多人用,疲癃〔疲癃 (lóng)〕原意是曲腰高背的病态,这里泛指年老多病。

癃,衰弱多病。

残疾的和没有训练没有纪律的兵愈多愈不易调动,反而成为累赘或障碍。

一篇文章中每一个意思或字句就是一个兵,你在调用之前,须加一番检阅,不能作战的,须一律淘汰,只留下精锐,让他们各站各的岗位,各发挥各的效能。

排定岗位就是摆阵势,在文章上叫做“布局”。

在调兵布阵时,步、骑、炮、工、辎〔辎(zī)〕古代的一种车。

这里指行军时携带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的运输部队。

须有联络照顾,将、校、尉、士、卒须按部就班,全战线的中坚与侧翼,前锋与后备,尤须有条不紊。

虽是精锐,如果摆布不周密,纪律不严明,那也就成为乌合之众,打不来胜仗。

文章的布局也就是一种阵势,每一段就是一个队伍,摆在最得力的地位才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文章的通病不外两种:不知选择和不知安排。

第一步是选择,斯蒂芬生〔斯蒂芬生(1850—1894)〕英国作家。

现在一般译作“斯蒂文森”。

说:文学是“剪裁的艺术”。

剪裁就是选择的消极方面。

有选择就必有排弃,有割爱。

在兴酣采烈时,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所想到的意思样样都好,尤其是费过苦心得来的,要把它一笔勾销,似未免可惜。

所以割爱是大难事,它需要客观的冷静,尤其需要谨严的自我批评。

不知选择大半由于思想的懒惰和虚荣心所生的错觉。

遇到一个题目来,不肯朝深一层处想,只浮光掠影地凑合一些实在是肤浅陈腐而自以为新奇的意思,就把它们和盘托出。

我常看大学生的论文,把一个题目所有的话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每一点都约略提及,可是没有一点说得透彻,甚至前后重复或自相矛盾。

如果有几个人同做一个题目,说的话和那话说出来的形式都大半彼此相同,看起来只觉得“天下老鸦一般黑”。

这种文章如何能说服读者或感动读者?这里我们可以再就用兵打比譬,用兵致胜的要诀在占领要塞,击破主力。

要塞既下,主力既破,其余一切就望风披靡,不攻自下。

古人所以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中的诗句。

指要瓦解敌方就要先擒住它的首领。

”的说法。

如果虚耗兵力于无战略性的地点,等到自己的实力消耗尽了,敌人的要塞和主力还屹然未动,那还能希望打什么胜仗?做文章不能切中要害,错误正与此相同。

在艺术和在自然一样,最有效的方式常是最经济的方式,浪费不仅是亏损而且也是伤害。

与其用有限的力量于十件事上而不能把任何一件事做得好,不如以同样的力量集中在一件事上,把它做得斩钉截铁。

做文章也是如此。

世间没有说得完的话,你想把它说完,只见得你愚蠢;你没有理由可说人人都说的话,除非你比旁人说得好,而这却不是把所有的话都说完所能办到的。

每篇文章必有一个主旨,你须把着重点完全摆在这主旨上,在这上面鞭辟入里〔鞭辟入里〕形容能透彻说明问题,深中要害。

鞭辟,剖析、分析。

里,里头。

,烘染〔烘染〕烘托渲染。

尽致,使你所写的事理情态成一个世界,突出于其他一切世界之上,像浮雕突出于石面一样。

读者看到,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印象,不由得他不受说服和感动。

这就是选择,这就是攻坚破锐。

我们最好拿戏剧小说来说明选择的道理。

戏剧和小说都描写人和事。

人和事的错综关系向来极繁复,一个人和许多人有因缘〔因缘〕这里指关系。

,一件事和许多事有联络,如果把这些关系辗转追溯下去,可以推演到无穷。

一部戏剧或小说只在这无穷的人事关系中割出一个片段来,使它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许多在其他方面虽有关系而在所写的一方面无大关系的事事物物,都须斩断撇开。

我们在谈劫生辰纲的梁山泊好汉,生辰纲所要送到的那个豪贵场合也许值得描写,而我们却不能去管。

谁不想知道哈姆雷特在魏敦堡〔魏敦堡〕指当时德国人文主义新文化中心魏敦堡大学。

的留学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只谈他的家庭悲剧,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都不许我们搬到魏敦堡去看一看。

再就划定的小范围来说,一部小说或戏剧须取一个主要角色或主要故事做中心,其余的人物故事穿插,须能烘托这主角的性格或理清这主要故事的线索,适可而止,多插一个人或一件事就显得臃肿繁芜。

再就一个角色或一个故事的细节来说,那是数不尽的,你必须有选择,而选择某一个细节,必须有典型性,选了它其余无数细节就都可不言而喻。

悭吝人到处悭吝,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写严监生,只挑选他临死时看见油灯里有两茎灯芯不闭眼一事。

《红楼梦》对于妙玉着笔墨最少,而她那既冷僻而又不忘情的心理却令我们一见不忘。

刘姥姥吃过的茶杯她叫人掷去,却将自己用的绿玉斗斟茶给宝玉;宝玉做寿,众姊妹闹得欢天喜地,她一人枯坐参禅〔参禅(cānchán)〕佛教徒静坐冥想领会佛理。

,却暗地递一张粉红笺的贺帖。

寥寥数笔,把一个性格,一种情境,写得活灵活现。

在这些地方多加玩索〔玩索〕反复玩味探索。

,我们就可悟出选择的道理。

选择之外,第二件要事就是安排,就是摆阵势。

兵家有所谓“常山蛇阵〔常山蛇阵〕首尾呼应的阵法,简称“常山阵”,阵势如常山之蛇,故名。

常山蛇,古代传说中一种首尾能互相救应的蛇。

”,它的特点是“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击腹则首尾俱应〕见《孙子·九地》。

这几句的原文是:“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论戏剧结构说它要完整,于是替“完整”一词下了一个貌似平凡而实则精深的定义:“我所谓完整是指一件事物有头,有中段,有尾。

头无须有任何事物在前面笼盖着,而后面却必须有事物承接着。

中段要是前面既有事物笼盖着,后面又有事物承接着。

尾须有事物在前面笼盖着,却不须有事物在后面承接着。

”这与“常山蛇阵”的定义其实是一样。

用近代语言来说,一个艺术品必须为完整的有机体,必须是一件有生命的东西。

有生命的东西第一须有头有尾有中段,第二是头尾和中段各在必然的地位,第三是有一股生气贯注于全体,某一部分受影响,其余各部分不能麻木不仁。

一个好的阵形应如此,一篇好的文章布局也应如此。

一段话如果丢去仍于全文无害,那段话就是赘疣〔赘疣(zhuìyóu)〕比喻多余而无用的东西。

;一段话如果搬动位置仍于全文无害,那篇文章的布局就欠斟酌。

布局愈松懈,文章的活力就愈薄弱。

从前中国文人讲文章义法〔义法〕写文章应遵循的准则。

,常把布局当作呆板的形式来谈,例如全篇局势须有起承转合,脉络须有起伏呼应,声调须有抑扬顿挫,命意须有正反侧,如作字画,有阴阳向背。

这些话固然也有它们的道理,不过它们是由分析作品得来的,离开作品而空谈义法,就不免等于纸上谈兵。

我们想懂得布局的诀窍,最好是自己分析完美的作品;同时,自己在写作时,多费苦心衡量斟酌。

最好的分析材料是西方戏剧杰作,因为它们的结构通常都极严密。

习作戏剧也是学布局的最好方法,因为戏剧须把动作表现于有限时间与有限空间之中,如果起伏呼应不紧凑,就不能集中观众的兴趣和产生紧张的情绪。

我国史部要籍如《左传》《史记》之类在布局上大半也特别讲究,值得细心体会。

一篇完美的作品,如果细细分析,在结构上必具备下面的两个要件。

第一是层次清楚。

文学像德国学者莱森〔莱森(1729—1781)〕现在一般译作“莱辛”。

剧作家、文艺理论家。

所说的,因为用在时间上承续的词语为媒介,是沿着一条线绵延下去。

如果同时有许多事态线索,我们不能把它们同时摆在一个平面上,如同图画上许多事物平列并存;我们必须把它们在时间上分先后,说完一点,再接着说另一点,如此生发下去。

这许多要说的话,谁说在先,谁说在后,须有一个层次。

层次清楚,才有上文所说的头尾和中段。

文章起头最难,因为起头是选定出发点,以后层出不穷的意思都由这出发点顺次生发出来,如幼芽生发出根干枝叶。

文章只有生发,才能成为完整的有机体。

所谓“生发”,是上文意思生发下文意思,上文有所生发,下文才有所承接。

文章的“不通”有多种,最厉害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上段上句的意思没有交代清楚就搁起,下段下句的意思没有伏根就突然出现。

顺着意思的自然生发,脉络必有衔接,不致有脱节断气的毛病,而且意思可以融贯,不致有前后矛盾的毛病。

打自己耳光,是文章最大的弱点。

章实斋〔章实斋(1738—1801)〕即章学诚,实斋是他的字。

清代史学家,会稽(现在浙江绍兴)人,著有《文史通义》。

在韩退之《送孟东野序》里挑出过一个很好的例。

上文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下文接着说“伊尹〔伊尹〕名挚,殷代贤相。

鸣商,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武王(发)之弟,成王(诵)之叔,西周初期政治家,巩固周王朝最有力的人。

鸣周”,伊尹、周公并非不得其平。

这是自相矛盾,下文意思不是从上文意思很逻辑地生发出来。

意思顺次生发,就能互相呼应,也就能以类相聚,不相杂乱。

杂乱有两种:一是应该在前一段说的话遗漏着不说,到后来一段不很相称的地方勉强插进去;一是在上文已说过的话,到下文再重复说一遍。

这些毛病的根由都在思想疏懈。

思想如果谨严,条理自然缜密。

第二是轻重分明。

文章不仅要分层次,尤其要分轻重。

轻重犹如图画的阴阳光影,一则可以避免单调,起抑扬顿挫之致;二则轻重相形,重者愈显得重,可以产生较强烈的效果。

一部戏剧或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如果不分宾主,群龙无首,必定显得零乱芜杂。

一篇说理文如果有五六层意思都平铺并重,它一定平淡无力,不能说服读者。

艺术的特征是完整,完与整是相因的,整一〔整一〕统一。

才能完美。

在许多意思并存时,想产生整一的印象,它们必须轻重分明。

文章无论长短,一篇须有一篇的主旨,一段须有一段的主旨。

主旨是纲,由主旨生发出来的意思是目。

纲必须能领目,目必须附丽〔附丽〕依附,附着。

于纲,尊卑就序,然后全体自能整一。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语见《论语·为政》。

北辰,北极星。

拱,环绕。

”一篇文章的主旨应有这种气象,众星也要分大小远近。

主旨是着重点,有如照像投影的焦点,其余所有意思都附在周围,渐远渐淡。

在文章中显出轻重,通常不外两种办法:第一是在层次上显出。

同是一个意思,摆的地位不同,所生的效果也就不同,不过我们不能指定某一地位是天然的着重点。

起头有时可以成为着重点,因为它笼盖全篇,对读者可以生“先入为主”的效果;收尾通常不能不着重,虎头蛇尾是文章的大忌讳,作家往往一层深一层地掘下去,不断地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不能不读到终了,到终了主旨才见分晓,故事才告结束,谜语才露谜底。

中段承上起下,也可以成为着重点,戏剧的顶点大半落在中段,可以为证。

一个地方能否成为着重点,全看作者渲染烘托的技巧如何,我们不能定出法则,但是可以从分析名著(尤其是叙事文)中探得几分消息。

其次轻重可以在篇幅分量上显出。

就普遍情形说,意思重要,篇幅应占多;意思不重要,篇幅应占少。

这不仅是为着题旨醒豁,也是要在比例匀称上现出一点波澜节奏,如同图画上的阴阳。

轻重倒置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是毛病。

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名手立论或叙事,往往在四面渲染烘托,到了主旨所在,有如画龙点睛,反而轻描淡写地掠过去,不多着笔墨。

从上面的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文章有一定的理,没有一定的法。

所以我们只略谈原理,不像一般文法修辞书籍,在义法上多加剖析。

“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语见《孟子·尽心下》。

原文是:“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轮舆,古代对梓人、匠人、轮人、舆人的并称,也泛指木工。

”知道文章作法,不一定就做出好文章。

艺术的基本原则是寓变化于整齐,整齐易说,变化则全靠心灵的妙运,这是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语见《易·系辞上》。

意思是,对于玄妙高深事理的领悟和明了,全在于人能运用锐敏的智慧。

”了。

王夫之《姜斋诗话》翻译

姜斋诗话》(选录) “读《诗经》可发人们的志意,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可以团,可以抒发怨愤不平。

”(这几句话可以说)把诗的意义说尽了。

辨别汉、魏、唐、宋的诗的雅还是俗、是得还是失,就是以这几句话为准,读《诗经》三百篇的人必然会有此体会

(夫子所说得)“可以”云云,是随“以”(按,指读的《诗经》中的诗)而“可”(按,指产生的“兴、观、群、怨”)的。

(《诗经》中的)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的地方,必然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这种“兴”会寄意深远;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的地方,必然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这种“观”就洞察明晰。

代表可以团结的人抒发怨愤不平,这种怨愤不平越加不会忘记;因抒发怨愤不平而被团结起来,这种团结越加诚挚。

超出于(各自孤立的)“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之外,就会产生(不各自孤立而互有联系的)新的“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在“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之间遨游徜徉,(看到它们互相可以转化)情感就不会滞涩。

作诗的人运用他的一种思想感情(作诗),读者却各以自己的情感(经历),而(从诗中)获得各自的感受。

所以《关雎》(并非仅是颂美或讽刺)可以说是“兴”(按,此即王夫之所谓“兴而可观”之例);(所以齐、鲁、韩三家诗)以《关雎》为讽刺周康王晚朝的诗,使之成为(统治者的)借鉴。

(《诗经?大雅?抑》)“訏谟定命,远猷唇告”,可以说是“观”;谢安欣赏这几句(谓此偏有雅人深致),激发了他的高远之心(按,“观”却可以激发人的意志,是“观而可兴”之例)。

人之思想感情遨游不定,没有涯际,诗歌能以自己抒发的情性与读者的情感谐合,这才是诗的可贵之处。

因此,颜延年不如谢康乐(因为他的诗与读者情感谐合比不上谢灵运),而宋诗唐诗也因此有升降高下的变化。

谢枋得、虞集他们说诗,拘泥守旧,画地为牢,追根究底,自谓解人,哪里知道(我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呢

(卷一《诗绎》)提示:这一节里,王船山认为“兴、观、群、怨”四者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有联系、互相转化的,这是他论诗的特点和要点之一。

读诗不要拘泥和割裂诗意。

作者之意虽然无,读者之意却可以有,强调读者阅读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无疑是正确而通达的观点。

“兴”在有意和无意之中(不必着意经营),“比”也容不得雕琢刻画。

最与情有关系的是景,(景)自然与情互相感发。

情和景虽然一个在心里、一个是外物,但景感人而生情,情被感动而产生出带有感情的景,情感哀乐的感触,景色荣枯的触目,互相融汇。

天生的情感和自然的景物时或可哀时或可乐,无穷地运用它,(就会)变化流动而不滞涩;思想贫乏而窒碍的人不会知道其中的道理。

杜甫的(《登岳阳楼》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读时好像气势雄豪,然而正好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互相融汇谐浃(就会带有一种忧愁的情绪)。

故而应当知道《诗经》中的“倬彼云汉”这句诗,既可以歌颂广育人才的周文王,增益他的光辉形象;又可以忧念旱灾的严重,加重旱情炽热的感觉,(从中可以领会)字句不可专主一意,而是可以在各种不同场合都能用得很合适。

唐末人不懂这个道理,为“玉合(盒)底盖”的胶柱鼓瑟之说,孟郊、温庭筠诗把情和景分离开来。

但天生之情和自然之景能用抓阄来划分的吗

(同上)提示:这则是要说明情和景要互相融合,而且互可变化流动,作诗不可预先规划词句,为“玉合(盒)底盖之说”。

六朝之后就有人编辑类书分类比次用词置字、排比旧典故事,为“玉合(盒)底盖之说”,使作诗者胶柱鼓瑟、画地为牢。

王夫之对此深恶痛绝,故在其论诗著作中屡加批评痛斥。

无论诗歌和长篇文章,都是要以思想意思为主。

思想意思是(诗文的)主帅,没有主帅的兵,叫做乌合之众。

李白、杜甫之所以称为大家的原因,是(他们的)没有思想意思的诗,十分里没有一、二分。

(描写)烟岚、云霞、泉水、石头,花草、飞鸟、苔藓、林木,华美的铺榻、锦绣的帷帐,有寓意就是好诗。

像齐、梁时代的诗(只会)用华美的诗句,宋朝人(只会)用前人现成的字句组合成诗,宋朝人论诗,字字要求有出处,役使自己的心,向它们中间去摘取索求,而不顾及自己的感情是从哪里发出的,这就叫做小家子路数,总是只能在一个圈圈里寻求(作诗的)方法了。

(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提示:这是说明诗文应以意为主。

所谓“意”就是作者做诗作文时所赋予诗文的思想内容。

认为李、杜的诗大多能做到“以意为主”,批评了齐梁诗和宋诗,或是专意于辞藻的华美,或是专注于锻炼字句,缺少作者的真情实感,未做到“以意为主”。

(贾岛诗《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的到底用“推”字还是用“敲”字),只是别人凭空妄想,无端揣摩,就像替他人说梦,即使形容得特别相似,又何尝(与那人事实上的梦境)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知道这样的人,因为作者沉吟着“推”、“敲”二字,就替他作揣想(替他确定用哪个字)。

如果触目眼前之景而内心有所感发,那么或者是“推”,或者是“敲”,(实际情形)二者必居其一,(作者身临其境)因景感人而生情,因情被感动而产生出带有感情的景,这样(写出的诗)就会自然生动,灵动美妙,何必有劳别人揣摩议论呢

(王维《使至塞上》诗)“长河落日圆”,(在作者心里)起初并无一定之景;(他的《终南山》诗)“隔水问樵夫”,也不是(作者在心里)预先想好了的(只是触目即景而已):这就是禅家所谓的“现量”(的境界)啊

(同上)提示:明朝一些学者诗人有妄替别人改诗的恶习,这段文字正是借贾岛、韩愈“推”、“敲”的故事批评这种风气。

作者强调作诗要“即景会心”,根据作诗时的实际情景置辞造句,替别人揣想,妄议妄改,只能是替人说梦。

在这段文字的结束处,王夫之提出了诗歌创作中的“现量”说这一新的理论,以禅喻诗,其大意是说,作诗时应即景会心,闻言得意,不劳思索比度,便能领略其情味的艺术表现。

情和景名义上是两个事物,而实则不可分离。

对作诗能出神入化的诗人,诗中的情和景融汇谐浃,妙合无垠。

巧于作诗的的人则情中有景,景中有情。

景中有情的,如(李白《子夜吴哥》)“长安一片月”,自然(在长安月夜之景中)有一种(女子)独自栖息,思念远征夫君的情怀。

(杜甫《喜达行在所》)“影静千宫里”,自然有(诗人长期流离后)终于到达天子所在之地的欢喜之情。

情中有景的,特别难以曲折地表达,如(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了诗人才子纵情挥毫,驰骋笔墨的自我欣赏的欣喜之景。

大凡此类诗句,有欣赏智慧的读者可以体会它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读者,也就糊里糊涂随便看过,只当作平常的话头了。

(同上)提示:这段论述情和景的关系:在王夫之看来,最好的是情景“妙合无垠”,结合的天衣无缝,无法划分;其二是“景中情”,在写景中蕴涵有情;其三是“情中景”,在抒情过程中让读者看到诗中带有感情的形象。

总之,写景定为生情,写情必寓于景,这就是他所说的“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的意思。

近体诗的中间二联,一联是情一联是景,(这只不过是)一种作法而已。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李憕《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

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待晓风开”,都是景语,哪里有情语

至于说四句都是情语,而没有景语的,更是数不胜数。

这能够说不也是一种作诗之法吗

景与情融合谐浃,情因景而生,从来不能分离,随诗人意之所之(自然生成)而已。

把情与景断然分成两截,那就情不能因景而感发,而景也不是含情的那个景。

况且如(沈佺期《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二句,以一情一景作对仗;(李颀《题璇公山池》)“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

指挥如意天花落,坐卧闲房春草深)”四句,句句都有情有景:更从何处分成情、景两截呢

浅陋的人标示浅陋的作诗格式,竟说(杜甫《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四句,上二句是景,下二句是情,是律诗的宪章典范,真是不顾及杜甫会在九原(疑指九泉)大笑。

愚蠢之病已是不可救愈了,谁能治好他们呢

(同上)提示:这段举例驳斥把情景加以割裂的“浅人陋格”,指出所谓“一情一景”只是一种作诗之法,不是都应该依从的通例。

对情和景的处理可以有各种方法,但都应做到“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

作诗建立门庭宗派的必然会堆砌辞藻典故,不堆砌辞藻典故就不能建立门庭宗派。

由于心灵是各人自有的,不能互相借换,不能(就如何使用心灵)开出方便的入门方法,让浅陋的人任意地支使借用。

人们讥笑西昆体堆砌熟语典故为“獭祭鱼”,苏辙、黄庭坚也是堆砌熟语典故的“獭”。

不过“西昆体”所堆砌的是如“肥油江豚”似的浮丽熟烂的辞藻典故,苏、黄等人所堆砌的是如“吹沙跳浪之鲿鲨”似的生涩稀僻的辞藻典故:(他们)除了书本上的典实故事就再也不会作诗了。

像刘炳(字彦昺)(《早春呈吴待制》)诗:“山围晓气蟠龙虎,台枕东风忆凤凰。

”贝琼(字廷琚,一字廷臣)(《寄内弟陆熙之》)诗:“我别语儿溪上宅,月当二十四回新。

如何万国尚戎马,只恐四邻无故人。

”(虽然用古人典故和成语,但与西昆体和苏、黄不同,仍然能委曲巧妙地描写自己的心灵感情)用不用典故,总之要能委曲详尽地描写人的心灵,发动人的“兴、观、群、怨”的感触,这就使浅陋的人无法支使借用。

唯其不可(让浅陋的人)支使借用,所以没有人(因用描写人的心灵的方法进行创作来)建立门庭宗派;(用描写人的心灵的方法进行创作)就能振兴四百年来诗歌创作的衰退景象。

提示:这段文字主张作诗要直寻自然,反对生硬地套用前人的成语和典故。

生硬地堆砌前人的成语和典故,会形成一种僵化的“方便法门”的作诗套路,这就给建立门庭宗派者以可乘之机。

但是王夫之也并不反对能巧妙地抒发诗人自我性灵的使用成语典故,他举了刘炳、贝琼的诗句为例,认为二人的诗都用了前人的典故或者成语,但却能“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所以仍然是好诗,与西昆派的“肥油江豚”式的用典和苏辙、黄庭坚的“吹沙跳浪之鲿鲨”式的用典故成语不同。

在王夫之看来,用典、不用典不是褒贬的界线,一切以与作者的感情有关、无关为分界标准。

《古诗评选》(选录)译文诗有叙事的、对话的,与写史书相比,尤其觉得不容易。

写史的才能固然要櫽括事实,使其生动增色,但是(写史)从事实着笔自然比较容易。

诗歌创作则要面对眼前的事, 即刻产生抒情的愿望,立即用语言描绘出事物形状,如果一用写史(櫽括事实)的方法,则事实对诗人的感发就不能体现在诗的语言和韵律之中了,(如此)诗歌创作的道路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上山采蘼芜》一诗之所以妙夺天工的原因啊

杜甫仿效它作《石壕吏》,也接近酷似了,而每在刻画之处也描写逼真,但终觉其描写超过了史,于诗却嫌不足。

论者用“诗史”称誉杜甫,就好像见了骆驼就恨马背不够肿大,这真是可怜悯的啊

(《古诗评选》卷四《上山采蘼芜》评语)提示:此则论史与诗的区别,一重在櫽括事实,一重在“即事生情,即景绘状”,实即一重在事,一重在情。

对于杜甫《石壕吏》与《上山采蘼芜》的比较,认为前者“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就是说,《石壕吏》过分重于对事实的刻画了。

因此,对于论者以“诗史”称誉杜甫,王夫之是不以为然的了。

谢(灵运)诗,有的(看似)内容极容易明晓的,而引发的联想却无穷无尽;有的(看似)寓意极不容易寻绎的,而(实则寻绎的)路径却很明显,只不过是不懂谢诗的人,不能明察其中的奥秘罢了。

谢诗言情的则(读者)可以在诗的来往动静之中、飘渺有无之间获取诗人的心声,并把握鲜明的形象;写景的则在(作者)精心刻画之中显现景物固有的形貌,真实可信。

而且情不是矫饰之情,都是通过景表现出来的,景也不是死景,景中总是含情。

谢诗的神理流动在情与景之间,天地间的一切都在诗人的观察之中,(谢诗蕴涵的境界)可以大到无限之大小到无限之小,(诗人)落笔之先、构思之始,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活动。

岂只是如沈约所说的“兴会标举”呢

(《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登戍石鼓山诗》评语)提示:此则论谢灵运诗有情景交融之妙,但说得过于玄妙。

就事实言,谢诗语言已渐趋华丽,刻画也过于精细,真正如“池塘生春草”那样的情景交融的“出水芙蓉”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

以议论入诗,自然会适得其反。

因为诗的主旨要含蓄蕴藉,借以产生议论的道理,所以解说诗的人可以从诗中得到兴观群怨的不同感受。

如果(诗人)先就在诗中发议论,那话还未说完,诗意就已经穷尽了。

诗本身意已经穷尽,还要想感发读者之心,必然是不能胜任的。

(这就好比)以鼓击鼓,鼓不会响,用鼓槌击鼓槌,也只会发出枯木相击之声罢了。

唐宋人诗,爱浅显短小,但反而可以有足资标示解说的地方,其下流却也有如胡曾《咏史》一派的,真可以做乡下私塾的先生教孩童的课本材料,这足可以知道以议论入诗就不会有诗,这句话是正确的了。

提示:此则主张“诗立风旨,以生议论”,即道理要蕴涵在诗的形象的描写之中,反对以议论入诗。

( 韩传达)

用什么名言来表达一个人不知悔改

【描写愚蠢的成语】邯郸学步 愚夫蠢妇 愚不可及 行尸走肉 酒囊饭袋 尸位素餐 愚眉肉眼 愚昧无知 傻头傻脑 画蛇添足、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刻舟求剑、揠苗助长、水中捞月、杞人忧天、东施效颦、班门弄斧、作茧自缚、自以为是 掩耳盗铃 傻不拉唧 呆头呆脑 买椟还珠 画蛇添足 削足试履 尸位素餐 愚眉肉眼 愚昧无知 傻头傻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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