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桐城派的人都说过哪些名句啊?
刘开:“君子之学必好问”、“非问无以广识”
桐城派曾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谁知道桐城派代表作是什么
【简介】：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因其早期的重要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应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地区），故名。
桐城文派理论体系完整，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影响深远。
【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 【代表作品】：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年代】：康熙年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
【特点】：a，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
b，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c，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
d，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
【影响】：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
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参考资料：
赞美桐城派 词语
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弟子，尤刘大魁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魁，擅文辞。
青年游学京城，拜方苞门下，著作颇丰。
补充发展了方苞“义法”论，重于古文艺术。
其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视艺术体现。
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理论。
“气”指语言气势，“神”是“气之精处”，是最本质独特的风格、性格特征的艺术体现，总结了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用到散文领域。
“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是桐城古文秘诀。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字姬传，室名惜抱轩，弟子称惜抱先生。
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
他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是古代散文审美理论、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
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来源、散文风格特点，是创举。
选辑《古文辞类篆》。
姚鼐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
“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生，桐城派亡。
林纾仍鼓吹“尊孔读经”，斥为“桐城谬种”。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
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
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 、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垧、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
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
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
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希望采纳
桐城派散文有哪些
方苞的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刘大櫆的名篇：《骡说》 《游三游洞记》姚鼐的名篇：《登泰山记》 《复鲁絜非书》《游媚笔泉记》等等
什么是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
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
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
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
桐城派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
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
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
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
桐城六尺巷的那首诗怎么讲的啊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在“桐城派”的故乡——今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南一隅，在市区西环城路的宰相府内（省康复医院内）。
六尺巷，东起西后街巷，西抵百子堂。
巷南为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全长100米、宽2米，均由鹅卵石铺就。
据《桐城县志》记载，清代（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
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是一首打油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于是两家的院墙之间有一条宽六尺的巷子。
六尺巷由此而来。
毛主席在建国后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经讲到这个故事，说起这四句诗，用来表达两国之间的事宜应该谦让、平等。
只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了。
包容忍让、平等待人，作为一种美德，在我们古代已经提倡了，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是很多，尤其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
心胸宽广、放眼远处、恭谦礼让的人无论在何时都是受人尊敬的。
在物欲横流、钱、权当头的今天，提倡这种美德，似乎更为必要。
这条巷子现存于桐城市城内，作为中国文化的遗产，是中华民族和睦谦让美德的见证。
六尺巷已经是桐城古城的旅游景点,2007年4月，“桐城文庙-六尺巷”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清代桐城派散文的主要特色
桐城派源流 初创时期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
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
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
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
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
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
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
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
《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
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
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
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
方苞授徒数十年，弟子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后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县人叶酉、张尹，宁化雷鋐，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崟等。
县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
刘大櫆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
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
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
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在刘大櫆诸弟子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
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
恽、张遂弃考据、骈俪之学，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
恽文廉悍，张文渊雅。
其徒有阳湖陆继辂、董估成、董祜诚，武进董士锡、张琦，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杨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体系，世系“阳湖派”。
其所传均方、刘家法，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
兴盛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
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
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
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
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姚鼐初受业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
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
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
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
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
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
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
他们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
方东树在文坛上成就卓著，其弟子有桐城戴钧衡、苏敦元、方宗诚、陈澹然等；姚莹长于经济，其弟子有武进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陈用光弟子有寿阳祁春浦；姚椿弟子有平湖顾广誉和吴江沈曰富、陈寿熊等。
此外，宜兴吴德旋既师事姚鼐，又师承张惠言，得桐城、阳湖两家之法，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吕璜秉承师学，晚年回归乡里，倡导后进，开粤西古文之学，为世人所重，此为桐城派又一别支。
姚鼐卒后，其弟子梅曾亮声誉最高，有继主文坛之势。
他主讲京师，高徒云集：有广西临桂朱琦、龙启瑞，平南彭昱尧；江西新城陈学受、陈溥，南丰吴嘉宾；湖南新化邓显鹤，湘阴郭嵩焘，善化孙鼎臣，湘潭欧阳勋，溆浦舒焘，江苏金匮张端甫，武进杨彝珍，无锡秦澹如，山阳鲁一同；浙江仁和邵懿辰，瑞安孙衣言，诸暨余坤，山西代州冯志沂，平定张穆等。
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时期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响虽不及乾、嘉时期，但流行区域广，人数多。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家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
“文章与世变相因”。
遵循封建道统、文统的桐城派，面临着“世变”的挑战。
梅曾亮、方东树固守阵地，不遗余力，但桐城派的壁垒仍然开始动摇。
此时，湘乡曾国藩出来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实力和才干，网罗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曾氏自称私淑姚鼐，论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文体为之一变，以刚毅雄辩见长，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
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
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
师事张氏的主要有荣城孙葆田，南通张謇等；师事吴氏的主要有冀州赵衡，南宫李刚己等。
同时师事张、吴二氏的有武强贺涛，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
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
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
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
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派作家都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
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以及姚莹、张裕钊、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发了爱国情怀，或表现了悲壮之志。
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
他有关记载战事的散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办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