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蔡琰
蔡琰，字文姬，国著名女诗人。
她的大约在汉灵帝熹平六年（177-178）间，原籍为陈留圉河南杞县）。
她的父亲蔡邕（字伯喈）曾拜左中郎将，史称“蔡中郎”。
蔡琰是蔡中郎的独生女儿。
她出生前后不久，家门遇到不幸。
根据《后汉书?蔡邕列传》的记载，汉灵帝光和元年（178）七月，蔡邕任议郎，应密诏，因“讥刺”宦官及其亲属获罪，被关进洛阳狱。
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的罪名判处“弃市。
”幸亏“为人清忠奉公”的中常侍吕强为之求情，皇帝才下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髠钳徙朔方”。
这时，蔡琰才一岁左右。
蔡邕徙朔方共九个月，于公元179年４月被赦。
继而又得罪了宦官集团，在江浙一带过了十二年“亡命江海”的生活。
“亡命”结束时，蔡琰已有十、四五岁了，可知她的童年时代，一直与忧患相伴。
蔡琰十六岁（192）时，嫁给了河东人卫仲道。
在这之前，发生了外戚与宦官火并和董卓率西凉军入洛阳作乱的事件。
蔡邕因被董卓胁迫利用过，所以董卓在公元192年被诛时，他也被司徒王允问罪，关进监狱，并于这一年的夏天，死在长安狱中。
蔡琰在十六岁至十八岁期间，因夫死无子，又回到原籍娘家居住。
到了兴平年间（194至195），也就是蔡琰十八、九岁时，为乱军所掳，作了南匈奴左贤王的妻子，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
“文姬归汉”是我国历史上盛传的佳话。
据《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曹丕《蔡伯喈女赋》序中也说，“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
可知蔡文姬是曹操派使者用金璧赎回的。
关于她归汉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建安十二年或十三年（207至208），这大体上是正确的。
不过我认为，曹操在自己的统治地位尚未稳固之前，恐怕顾不上赎还蔡文姬的事。
大概是在他以武功取胜，要进行文治的时候，想起了患难时的好友、东汉著名学者——蔡邕。
而蔡邕早已冤死，便又想到他流落到南匈奴的女儿——蔡琰。
这应该是曹操进位为丞相以后的事。
曹操是建安十三年（208）作丞相的。
所以蔡琰在这一年，被赎归汉的可能性较大。
三十一、二岁的文姬归汉后，嫁给屯田都尉董祀。
董祀不久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求赦宥。
当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者满堂，曹操对宾客说：“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
”文姬进去后，只见她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之改容，连执法严峻的曹操也感动了。
他说：“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
”文姬说：“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
”曹操居然收回成命，赦免了董祀。
当时天气寒冷，曹操看着她可怜，还赐以头巾履袜。
曹操又叫她凭记忆将她父亲已散失的书籍缮写出来，显示了对她的关怀。
在史书中，至今未曾发现关于蔡琰归宿的记载。
五言《悲愤诗》末尾的：“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
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
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等诗句，则预示着蔡琰“一生抱恨常咨嗟”（王安石语）的悲剧性结局。
据说，今陕西蓝田县有蔡琰墓。
不过此墓很可能是后人根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的情节建造的假冢。
小说的这一回显然是罗贯中托蔡琰、曹操之名虚构的，其中把蔡琰两个丈夫的名字改为“卫道玠”和“董纪”。
对此不能信以为真。
题名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即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的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章，以及见于宋朝的朱熹、郭茂倩分别编次的《楚辞后语》和《乐府诗集》的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以下简称“胡笳”诗）。
尽管这三首诗的署名都是蔡琰，写的大致也都是蔡琰的身世，被称之为自传体作品，但对于它们是不是蔡琰写的，从北宋的苏轼以来，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
苏轼认为两首《悲愤诗》皆非蔡琰所写，他尤以“东京无此格”等理由，极力否认五言《悲愤诗》的作者是蔡琰。
而清代学者吴闿生却说此诗“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之所能代也”。
迄今为止，文学史界基本肯定五言《悲愤诗》是蔡琰写的；而骚体《悲愤诗》与蔡琰的身世多有不合，大都认为是晋人伪托的。
至于对“胡笳”诗真伪的看法，从宋朝至今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解放后在１９５９年还发生过一场争论。
郭沫若同志认为，“胡笳”诗是《离骚》以来最好的抒情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
他自己百分之百地认为它的作者是蔡文姬。
不过多数论者认为，“胡笳”诗的内容与蔡琰的身世不尽相符；从东汉末年到唐代几百年的时间不见著录、论述和征引；风格体裁与汉末不合等等，因而不会是蔡琰作品。
总的来看，目前确定“胡笳”诗真伪的根据不够充足，因而这一问题尚无法作出定论。
以往由于对蔡琰作品的真伪看法不同，对它们思想艺术的评价也是不一致的。
一般说来，对被公认为晋人伪托的骚体《悲愤诗》，基本是否定的，大都说它内容失真，艺术粗糙，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这种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
有人认为，“胡笳”诗是由骚体《悲愤诗》敷衍而成的，这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在艺术上，二者颇有文野粗细之分。
平心而论，“胡笳”这首１２９７字的长篇抒情诗，堪称佳篇。
它既是主人公对“乱离”世道的控诉，也是她对自身命运的悲叹。
其中如第八拍中的“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等描写，把老天爷和神灵都咒遍了，令读者感受到她的切肤之痛。
象“子母分离兮意难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参，生死不相知兮何处寻”、“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
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这样的诗句，也是意蕴深厚，感情沉痛真切的。
所以，尽管它的作者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就这篇作品本身而言，却是不能忽视的。
与“胡笳”诗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不同，五言《悲愤诗》是现实主义的叙事作品，作者以质朴无华而又入木三分的笔触，为汉末社会镌刻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
掩卷深思，诗中所描绘的田园荒芜，白骨露野，人声断绝，豺狼号叫的中原大地，以及作者孤苦零丁，虽生无依的困境，无不是汉末社会现实的写照。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彊。
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这些诗句就是东汉末年形象的历史。
曹操曾写过《薤露》、《蒿里》这两篇著名的“诗史”，诗中写到董卓作乱情景是：“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等等，蔡琰此诗与之相比，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而在描写的具体生动上则有过之无不及。
这首五言诗除了人们公认的在内容方面的深刻现实意义外，在表现形式方面也很有特色。
一般的叙事诗容易流于对故事情节的平铺直叙，而这首诗却把叙事、对话、细节描写、心理刻画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得有声有色。
例如第二段写到南匈奴的感受：“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
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这里前四句写景，写出了边地荒寒特色。
后六句写思乡心情，把她身置异域、感念父母的心理刻画得很微妙：她每当闻说有“客”来，就很高兴地去迎问故乡消息，但来者往往非乡里之人，结果总是使她失望。
就在这一喜一悲的转换之间，衬出她深厚急切的思乡心情。
又如同段中写她被接回汉朝，与亲子及难友分别情景：“……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
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
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
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前八句把母子、难友间在永别之际的痛苦，淋离尽致地作了渲染，写出了一种令人不忍目睹的凄惨场面。
而在对当事者作了这些感人至深的描写后，接着又转写旁观者，从他们的“歔欷”、“呜咽”反应，来反衬场面的悲惨凄楚。
诗篇还写到马和车，似乎它们也被感动了，以致“立踟蹰”、“不转辙”。
这真可谓是绝妙之笔。
这一节里既饱含着真挚充沛的感情，又显示了高超巧妙的艺术手段。
蔡琰主要生活在建安年间，五言《悲愤诗》当作于建安十三年以后。
在所有建安作家中，具有蔡琰这样悲惨身世的可以说绝无仅有；而这篇《悲愤诗》，在建安文学中也可以说是一块无双之璧，郭老于１９５９年所作话剧《蔡文姬》中，曾借曹丕之口说：“屈原、司马迁、蔡文姬，他们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写，而我们的文字只是用笔墨在写”，这里道出了蔡琰作品之所以如此感人的奥秘。
王夫之《姜斋诗话》翻译
姜斋诗话》（选录） “读《诗经》可发人们的志意，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可以团，可以抒发怨愤不平。
”（这几句话可以说）把诗的意义说尽了。
辨别汉、魏、唐、宋的诗的雅还是俗、是得还是失，就是以这几句话为准，读《诗经》三百篇的人必然会有此体会
（夫子所说得）“可以”云云，是随“以”（按，指读的《诗经》中的诗）而“可”（按，指产生的“兴、观、群、怨”）的。
（《诗经》中的）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的地方，必然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这种“兴”会寄意深远；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的地方，必然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这种“观”就洞察明晰。
代表可以团结的人抒发怨愤不平，这种怨愤不平越加不会忘记；因抒发怨愤不平而被团结起来，这种团结越加诚挚。
超出于（各自孤立的）“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之外，就会产生（不各自孤立而互有联系的）新的“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在“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之间遨游徜徉，（看到它们互相可以转化）情感就不会滞涩。
作诗的人运用他的一种思想感情（作诗），读者却各以自己的情感（经历），而（从诗中）获得各自的感受。
所以《关雎》（并非仅是颂美或讽刺）可以说是“兴”（按，此即王夫之所谓“兴而可观”之例）；（所以齐、鲁、韩三家诗）以《关雎》为讽刺周康王晚朝的诗，使之成为（统治者的）借鉴。
（《诗经?大雅?抑》）“訏谟定命，远猷唇告”，可以说是“观”；谢安欣赏这几句（谓此偏有雅人深致），激发了他的高远之心（按，“观”却可以激发人的意志，是“观而可兴”之例）。
人之思想感情遨游不定，没有涯际，诗歌能以自己抒发的情性与读者的情感谐合，这才是诗的可贵之处。
因此，颜延年不如谢康乐（因为他的诗与读者情感谐合比不上谢灵运），而宋诗唐诗也因此有升降高下的变化。
谢枋得、虞集他们说诗，拘泥守旧，画地为牢，追根究底，自谓解人，哪里知道（我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呢
（卷一《诗绎》）提示：这一节里，王船山认为“兴、观、群、怨”四者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有联系、互相转化的，这是他论诗的特点和要点之一。
读诗不要拘泥和割裂诗意。
作者之意虽然无，读者之意却可以有，强调读者阅读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无疑是正确而通达的观点。
“兴”在有意和无意之中（不必着意经营），“比”也容不得雕琢刻画。
最与情有关系的是景，（景）自然与情互相感发。
情和景虽然一个在心里、一个是外物，但景感人而生情，情被感动而产生出带有感情的景，情感哀乐的感触，景色荣枯的触目，互相融汇。
天生的情感和自然的景物时或可哀时或可乐，无穷地运用它，（就会）变化流动而不滞涩；思想贫乏而窒碍的人不会知道其中的道理。
杜甫的（《登岳阳楼》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读时好像气势雄豪，然而正好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互相融汇谐浃（就会带有一种忧愁的情绪）。
故而应当知道《诗经》中的“倬彼云汉”这句诗，既可以歌颂广育人才的周文王，增益他的光辉形象；又可以忧念旱灾的严重，加重旱情炽热的感觉，（从中可以领会）字句不可专主一意，而是可以在各种不同场合都能用得很合适。
唐末人不懂这个道理，为“玉合（盒）底盖”的胶柱鼓瑟之说，孟郊、温庭筠诗把情和景分离开来。
但天生之情和自然之景能用抓阄来划分的吗
（同上）提示：这则是要说明情和景要互相融合，而且互可变化流动，作诗不可预先规划词句，为“玉合（盒）底盖之说”。
六朝之后就有人编辑类书分类比次用词置字、排比旧典故事，为“玉合（盒）底盖之说”，使作诗者胶柱鼓瑟、画地为牢。
王夫之对此深恶痛绝，故在其论诗著作中屡加批评痛斥。
无论诗歌和长篇文章，都是要以思想意思为主。
思想意思是(诗文的)主帅，没有主帅的兵，叫做乌合之众。
李白、杜甫之所以称为大家的原因，是(他们的)没有思想意思的诗，十分里没有一、二分。
（描写）烟岚、云霞、泉水、石头，花草、飞鸟、苔藓、林木，华美的铺榻、锦绣的帷帐，有寓意就是好诗。
像齐、梁时代的诗（只会）用华美的诗句，宋朝人（只会）用前人现成的字句组合成诗，宋朝人论诗，字字要求有出处，役使自己的心，向它们中间去摘取索求，而不顾及自己的感情是从哪里发出的，这就叫做小家子路数，总是只能在一个圈圈里寻求（作诗的）方法了。
（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提示：这是说明诗文应以意为主。
所谓“意”就是作者做诗作文时所赋予诗文的思想内容。
认为李、杜的诗大多能做到“以意为主”，批评了齐梁诗和宋诗，或是专意于辞藻的华美，或是专注于锻炼字句，缺少作者的真情实感，未做到“以意为主”。
（贾岛诗《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的到底用“推”字还是用“敲”字），只是别人凭空妄想，无端揣摩，就像替他人说梦，即使形容得特别相似，又何尝（与那人事实上的梦境）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知道这样的人，因为作者沉吟着“推”、“敲”二字，就替他作揣想（替他确定用哪个字）。
如果触目眼前之景而内心有所感发，那么或者是“推”，或者是“敲”，（实际情形）二者必居其一，（作者身临其境）因景感人而生情，因情被感动而产生出带有感情的景，这样（写出的诗）就会自然生动，灵动美妙，何必有劳别人揣摩议论呢
（王维《使至塞上》诗）“长河落日圆”，（在作者心里）起初并无一定之景；（他的《终南山》诗）“隔水问樵夫”，也不是（作者在心里）预先想好了的（只是触目即景而已）：这就是禅家所谓的“现量”（的境界）啊
（同上）提示：明朝一些学者诗人有妄替别人改诗的恶习，这段文字正是借贾岛、韩愈“推”、“敲”的故事批评这种风气。
作者强调作诗要“即景会心”，根据作诗时的实际情景置辞造句，替别人揣想，妄议妄改，只能是替人说梦。
在这段文字的结束处，王夫之提出了诗歌创作中的“现量”说这一新的理论，以禅喻诗，其大意是说，作诗时应即景会心，闻言得意，不劳思索比度，便能领略其情味的艺术表现。
情和景名义上是两个事物，而实则不可分离。
对作诗能出神入化的诗人，诗中的情和景融汇谐浃，妙合无垠。
巧于作诗的的人则情中有景，景中有情。
景中有情的，如（李白《子夜吴哥》）“长安一片月”，自然（在长安月夜之景中）有一种（女子）独自栖息，思念远征夫君的情怀。
（杜甫《喜达行在所》）“影静千宫里”，自然有（诗人长期流离后）终于到达天子所在之地的欢喜之情。
情中有景的，特别难以曲折地表达，如（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了诗人才子纵情挥毫，驰骋笔墨的自我欣赏的欣喜之景。
大凡此类诗句，有欣赏智慧的读者可以体会它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读者，也就糊里糊涂随便看过，只当作平常的话头了。
（同上）提示：这段论述情和景的关系：在王夫之看来，最好的是情景“妙合无垠”，结合的天衣无缝，无法划分；其二是“景中情”，在写景中蕴涵有情；其三是“情中景”，在抒情过程中让读者看到诗中带有感情的形象。
总之，写景定为生情，写情必寓于景，这就是他所说的“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的意思。
近体诗的中间二联，一联是情一联是景，（这只不过是）一种作法而已。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李憕《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
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待晓风开”，都是景语，哪里有情语
至于说四句都是情语，而没有景语的，更是数不胜数。
这能够说不也是一种作诗之法吗
景与情融合谐浃，情因景而生，从来不能分离，随诗人意之所之（自然生成）而已。
把情与景断然分成两截，那就情不能因景而感发，而景也不是含情的那个景。
况且如（沈佺期《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二句，以一情一景作对仗；（李颀《题璇公山池》）“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
指挥如意天花落，坐卧闲房春草深）”四句，句句都有情有景：更从何处分成情、景两截呢
浅陋的人标示浅陋的作诗格式，竟说（杜甫《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四句，上二句是景，下二句是情，是律诗的宪章典范，真是不顾及杜甫会在九原（疑指九泉）大笑。
愚蠢之病已是不可救愈了，谁能治好他们呢
（同上）提示：这段举例驳斥把情景加以割裂的“浅人陋格”，指出所谓“一情一景”只是一种作诗之法，不是都应该依从的通例。
对情和景的处理可以有各种方法，但都应做到“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
作诗建立门庭宗派的必然会堆砌辞藻典故，不堆砌辞藻典故就不能建立门庭宗派。
由于心灵是各人自有的，不能互相借换，不能（就如何使用心灵）开出方便的入门方法，让浅陋的人任意地支使借用。
人们讥笑西昆体堆砌熟语典故为“獭祭鱼”，苏辙、黄庭坚也是堆砌熟语典故的“獭”。
不过“西昆体”所堆砌的是如“肥油江豚”似的浮丽熟烂的辞藻典故，苏、黄等人所堆砌的是如“吹沙跳浪之鲿鲨”似的生涩稀僻的辞藻典故：(他们)除了书本上的典实故事就再也不会作诗了。
像刘炳（字彦昺）(《早春呈吴待制》)诗:“山围晓气蟠龙虎，台枕东风忆凤凰。
”贝琼（字廷琚，一字廷臣）（《寄内弟陆熙之》）诗：“我别语儿溪上宅，月当二十四回新。
如何万国尚戎马，只恐四邻无故人。
”（虽然用古人典故和成语，但与西昆体和苏、黄不同，仍然能委曲巧妙地描写自己的心灵感情）用不用典故，总之要能委曲详尽地描写人的心灵，发动人的“兴、观、群、怨”的感触，这就使浅陋的人无法支使借用。
唯其不可（让浅陋的人）支使借用，所以没有人（因用描写人的心灵的方法进行创作来）建立门庭宗派；（用描写人的心灵的方法进行创作）就能振兴四百年来诗歌创作的衰退景象。
提示：这段文字主张作诗要直寻自然，反对生硬地套用前人的成语和典故。
生硬地堆砌前人的成语和典故，会形成一种僵化的“方便法门”的作诗套路，这就给建立门庭宗派者以可乘之机。
但是王夫之也并不反对能巧妙地抒发诗人自我性灵的使用成语典故，他举了刘炳、贝琼的诗句为例，认为二人的诗都用了前人的典故或者成语，但却能“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所以仍然是好诗，与西昆派的“肥油江豚”式的用典和苏辙、黄庭坚的“吹沙跳浪之鲿鲨”式的用典故成语不同。
在王夫之看来，用典、不用典不是褒贬的界线，一切以与作者的感情有关、无关为分界标准。
《古诗评选》（选录）译文诗有叙事的、对话的，与写史书相比，尤其觉得不容易。
写史的才能固然要櫽括事实，使其生动增色，但是（写史）从事实着笔自然比较容易。
诗歌创作则要面对眼前的事, 即刻产生抒情的愿望,立即用语言描绘出事物形状，如果一用写史（櫽括事实）的方法，则事实对诗人的感发就不能体现在诗的语言和韵律之中了，（如此）诗歌创作的道路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上山采蘼芜》一诗之所以妙夺天工的原因啊
杜甫仿效它作《石壕吏》，也接近酷似了，而每在刻画之处也描写逼真，但终觉其描写超过了史，于诗却嫌不足。
论者用“诗史”称誉杜甫，就好像见了骆驼就恨马背不够肿大，这真是可怜悯的啊
（《古诗评选》卷四《上山采蘼芜》评语）提示：此则论史与诗的区别，一重在櫽括事实，一重在“即事生情，即景绘状”，实即一重在事，一重在情。
对于杜甫《石壕吏》与《上山采蘼芜》的比较，认为前者“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就是说，《石壕吏》过分重于对事实的刻画了。
因此，对于论者以“诗史”称誉杜甫，王夫之是不以为然的了。
谢（灵运）诗，有的（看似）内容极容易明晓的，而引发的联想却无穷无尽；有的（看似）寓意极不容易寻绎的，而（实则寻绎的）路径却很明显，只不过是不懂谢诗的人，不能明察其中的奥秘罢了。
谢诗言情的则（读者）可以在诗的来往动静之中、飘渺有无之间获取诗人的心声，并把握鲜明的形象；写景的则在（作者）精心刻画之中显现景物固有的形貌，真实可信。
而且情不是矫饰之情，都是通过景表现出来的，景也不是死景，景中总是含情。
谢诗的神理流动在情与景之间，天地间的一切都在诗人的观察之中，（谢诗蕴涵的境界）可以大到无限之大小到无限之小，（诗人）落笔之先、构思之始，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活动。
岂只是如沈约所说的“兴会标举”呢
（《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登戍石鼓山诗》评语）提示：此则论谢灵运诗有情景交融之妙，但说得过于玄妙。
就事实言，谢诗语言已渐趋华丽，刻画也过于精细，真正如“池塘生春草”那样的情景交融的“出水芙蓉”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
以议论入诗，自然会适得其反。
因为诗的主旨要含蓄蕴藉，借以产生议论的道理，所以解说诗的人可以从诗中得到兴观群怨的不同感受。
如果（诗人）先就在诗中发议论，那话还未说完，诗意就已经穷尽了。
诗本身意已经穷尽，还要想感发读者之心，必然是不能胜任的。
（这就好比）以鼓击鼓，鼓不会响，用鼓槌击鼓槌，也只会发出枯木相击之声罢了。
唐宋人诗，爱浅显短小，但反而可以有足资标示解说的地方，其下流却也有如胡曾《咏史》一派的，真可以做乡下私塾的先生教孩童的课本材料，这足可以知道以议论入诗就不会有诗，这句话是正确的了。
提示：此则主张“诗立风旨，以生议论”，即道理要蕴涵在诗的形象的描写之中，反对以议论入诗。
（ 韩传达）
杜甫的《月夜忆舍弟》原文和译文
望月怀远 张 海上生明月，天涯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冷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译文： 一轮明月升起在海上，你我天各一方，共赏出海的月亮。
有情人怨恨夜长，彻夜不眠将你思念。
灭烛灯，月光满屋令人爱。
披衣起，露水沾挂湿衣衫。
不能手捧银光赠给你，不如回床入梦乡，或许梦境中还能与你欢聚一堂。
标题：月夜忆舍弟① 作者：杜甫 体裁：古诗 格律：五言律诗 原文： 戍鼓②断人行③， 秋边④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⑤， 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 无家问死生。
⑥寄书长⑦不达⑧， 况乃未休兵。
译文： 戍楼上更鼓咚咚响，道路上行人无影踪。
边城荒芜秋风凉，只听见孤雁哀鸣。
今夜霜露格外白，月还是故乡的明。
兄弟离散各一方，家已残破，生死消息何处寻
书信久已不能抵，何况战火还没有停息。
注释： 1.舍弟：对他人称呼自己的弟弟。
2.戍鼓：战鼓。
3.断人行：指鼓声响起后，就开始宵禁。
4.秋边：一作“边秋”，秋天的边地，边塞的秋天 5.露从今夜白：指白露街的夜晚。
6.有弟皆分散，无家问生死：弟兄分散，家园无存，互相间都无从得知死生的消息。
7.长：一直，老是。
8.达：到。
9.况乃：何况是，未休兵：战争还没有结束。
经典名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写作背景：杜甫乾元二年（759）在秦州写的。
当时，诗人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关中大旱，饥荒严重，便弃官离职前往秦州。
在兵荒马乱中，与兄弟离散。
诗人怀着强烈的忧愤和思念之情，以及对战争混乱而带来的国危家亡，带来的生死离别的痛恨
写下了这首诗。
作者简介：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后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同年代“诗仙”李白并称“李杜”。
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
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
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
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
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
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
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
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
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选自《杜少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所说的茅庐，即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鉴赏： [编辑本段]杜甫生平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时二十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
再漫游齐赵。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赏析一】 这首诗是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在秦州所作。
这年九月，史思明从范阳引兵南下，攻陷汴州，西进洛阳，山东、河南都处于战乱之中。
当时，杜甫的几个弟弟正分散在这一带，由于战事阻隔，音信不通，引起他强烈的忧虑和思念。
《月夜忆舍弟》即是他当时思想感情的真实记录。
在古典诗歌中，思亲怀友是常见的题材，这类作品要力避平庸，不落俗套，单凭作者生活体验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表现手法上匠心独运。
杜甫正是在对这类常见题材的处理中，显出了他的大家本色。
诗一起即突兀不平。
题目是“月夜”，作者却不从月夜写起，而是首先描绘了一幅边塞秋天的图景：“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路断行人，写出所见；戍鼓雁声，写出所闻。
耳目所及皆是一片凄凉景象。
沉重单调的更鼓和天边孤雁的叫声不仅没有带来一丝活气，反而使本来就荒凉不堪的边塞显得更加冷落沉寂。
“断人行”点明社会环境，说明战事频仍、激烈，道路为之阻隔。
两句诗渲染了浓重悲凉的气氛，这就是“月夜”的背景。
颔联点题。
“露从今夜白”，既写景，也点明时令。
那是在白露节的夜晚，清露盈盈，令人顿生寒意。
“月是故乡明”，也是写景，却与上句略有不同。
作者所写的不完全是客观实景，而是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
明明是普天之下共一轮明月，本无差别，偏要说故乡的月亮最明；明明是自己的心理幻觉，偏要说得那么肯定，不容置疑。
然而，这种以幻作真的手法却并不使人觉得于情理不合，这是因为它极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微妙的心理，突出了对故乡的感怀。
这两句在炼句上也很见工力，它要说的不过是“今夜露白”，“故乡月明”，只是将词序这么一换，语气便分外矫健有力。
所以王得臣说：“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健而体峻，意亦深稳。
”（《麈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杜甫化平板为神奇的本领。
以上四句信手挥写，若不经意，看似与忆弟无关，其实不然。
不仅望月怀乡写出“忆”，就是闻戍鼓，听雁声，见寒露，也无不使作者感物伤怀，引起思念之情。
实乃字字忆弟，句句有情。
诗由望月转入抒情，过渡十分自然。
月光常会引人遐想，更容易勾起思乡之念。
诗人今遭逢离乱，又在这清冷的月夜，自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他的绵绵愁思中夹杂着生离死别的焦虑不安，语气也分外沉痛。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上句说弟兄离散，天各一方；下句说家已不存，生死难卜，写得伤心折肠，令人不忍卒读。
这两句诗也概括了安史之乱中人民饱经忧患丧乱的普遍遭遇。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紧承五、六两句进一步抒发内心的忧虑之情。
亲人们四处流散，平时寄书尚且常常不达，更何况战事频仍，生死茫茫当更难逆料。
含蓄蕴藉，一结无限深情。
读了这首诗，我们便不难明白杜甫为什么能够写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那样凝炼警策的诗句来。
深刻的生活体验是艺术创作最深厚的源泉。
全诗层次井然，首尾照应，承转圆熟，结构严谨。
“未休兵”则“断人行”，望月则“忆舍弟”，“无家”则“寄书不达”，人“分散”则“死生”不明，一句一转，一气呵成。
在安史之乱中，杜甫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既怀家愁，又忧国难，真是感慨万端。
稍一触动，千头万绪便一齐从笔底流出，所以把常见的怀乡思亲的题材写得如此凄楚哀感，沉郁顿挫。
（张明非） 【赏析二】 杜甫共有四个弟弟。
公元759年他西来秦州时只有最小的杜占同行，另外三个弟弟杜颖、杜观、杜丰分别在河南山东客居。
这首诗就是抒发对不在身边的三个弟弟的思念。
全诗可分两段。
前四句是第一段，内容紧扣“月夜”，表面上写景，实际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忆舍弟”的感情。
“戍鼓断人行”， 真实描绘了面临战争威胁的边城景象，这一句所烘托出的战争气氛，也是诗人当时为什么那样深切怀念诸弟的原因之一。
在章法上，这一句与后面的“有弟皆分散”、“况乃未休兵”相互照应，也使全诗脉络连贯，条理清楚。
“边秋一雁声”从前句的地上写到天空。
边地、秋日、雁声都是引起人“倍思亲”的原因。
“一雁声”三个字，还让人想到古人称兄弟为“雁行”的典故。
这两句从听觉方面来写，后两句从视觉方面来写，可谓有声有色。
“露从今夜白”，意思是露从今晚上开始才分外惨白。
在苦苦思念胞弟的诗人眼中，本来夜夜一样洁白的霜露，也偏偏在今天晚上显得格外苍白，本来到处一样的月亮，也只有故乡的月亮最明亮。
这两句诗以“移情”的修辞手法，在自然景物描写中融注了浓厚的主观感受成分，借景生情，景随情变，是诗人深切思念家乡和亲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为千古传颂的名句。
最后四句为第二段，直接抒写对舍弟们的怀念。
“有弟皆分散”，以致老家无人，又因为“无家”，所以想写封信打听一下分散各地的弟弟们的“死生”，也是没有办法的。
“寄书长不达”正承“无家问死生”， “况乃未休兵”又进一步申说：平时尚且如此，何况又值战乱不已的时候呢
这四句层层紧逼，一环扣一环，真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赏析三】 这首诗的第一句“戍鼓断人行”，在一开始就点出了“深夜”和“战时”那种戒备森严、冷清的样子。
第二句的“边秋”和“雁声”则更加说明了他在怀念他的手足时候的季节和地点。
当时的季节正好是秋天，花草树木都开始凋谢，而自己又是身处在边境，再加上孤雁凄惨的哀叫声，就更令人觉得空虚寂寞了。
“露从今夜白”这一句，则是写出了当时的节气，而白露又可以和下一句的明月相互呼应，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由「白色」这个颜色来感受出当时那种冷清的样子。
最后四句，杜甫则是在描写他思念兄弟的情怀。
因为战争的关系，他和自己的弟弟们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第六句的“无家”则让人更觉得悲哀，因为他不仅和亲人分离，连老家也都因为战争的关系而破坏了。
最后两句，他则描写出因为战争的关系，又收不到家书，因此对大家的安危感到十分忧心的心情；特别是第八句的“未休兵”三个字，又可以和第一句互相呼应，整首诗在情感的表达上非常的完整。
唐诗手札： 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一文里曾这么写道：“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
他的表情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深处，能将他全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
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杜甫，其实也没什么错，他是多情，但他的多情却是极宽广、极深厚的那种，是「人民爱物」的人道精神，所以，他的诗篇能写的好，能像电气一样的振荡人心不无道理。
而这首《月夜忆舍弟》所给人的感动和冲击，正是如上所说的那样
李白《蜀道难》中为什么写古木悲鸟然后写雌雄欢乐场景
本诗可大致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蚕丛及鱼凫”到“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主要写开辟道路之艰难。
诗人从蚕丛、鱼凫开国的古老传说落篓，追溯了蜀秦隔绝、不相交通的漫长历史，指出由于五位壮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在不见人迹的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崎岖险峻的栈道。
强调了蜀道的来之不易。
第二部分，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到“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主要写跋涉攀登之艰难。
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层。
前八句为一层，强调山势的高峻与道路之崎岖。
先例举了六龙、黄鹤、猿猱这些善于飞腾攀登的鸟兽面对蜀道尚且无可奈何的情况，以映衬人要攀越蜀道谈何容易；又特地选择了秦地突出的高山青泥岭加以夸张描绘，显示蜀道之高耸入云，无法通行。
“问君西游何时还”以下为第二层，描绘了悲鸟、古树、夜月、空山、枯松、绝壁、飞湍、瀑流等一系列景象，动静相衬，声形兼备，以渲染山中空旷可怖的环境和惨淡悲凉的气氛，慨叹友人何苦要冒此风险入蜀。
第三部分，从“剑阁峥嵘而崔嵬”到“不如早还家”，由剑阁地理形势之险要联想到当时社会形势之险恶，规劝友人不可久留蜀地，及早回归长安。
这部分亦可分为两层。
前五句为一层，化用西晋张载《剑阁铭》“一夫荷戟，万夫趑趄。
形胜之地，匪亲勿居”语句，突出剑阁关隘险要，后六句为一层，以毒蛇猛兽杀人如麻暗喻当地军阀如凭险叛乱则将危害百姓，规劝友人早日离开险地。
全诗主要由以上三部分组成，至于在诗中三次出现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两句诗，则是绾连各部分的线索。
它使全诗首尾呼应，回旋往复，绵连一体，难解难分。
《蜀道难》是汉乐府旧题，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引《乐府解题》说：“《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都是四川山名)之阻”。
自梁简文帝至初唐张文琮，曾有不少人用此题目写过诗。
李白此诗，虽然也沿用了乐府旧题描写蜀道艰难，但内容较前有所丰富，思想意义也比较积极。
描绘蜀道的奇崛艰险是本诗的一个主要内容，这类诗句，占据了全诗的大部分篇幅。
李白对故乡四川和祖国山河非常热爱，他的许多诗篇都强烈地表现出这一情感。
《蜀道难》也是如此。
虽然，为了达到规劝友人的目的，他极力夸张、描绘了蜀道之艰险可怖，然而对祖国山河的真诚热爱，使他不由自主地对笔下的蜀道倾注了饱满的热情，在描绘蜀道之艰险可怖的同时也写出了它的突兀、峥嵘、强悍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
显示出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
其次，本诗体现了作者与王炎的深情厚谊。
李白很重友情，他与诗人杜甫、道士吴筠、农民汪伦的友谊向来是文学史上的美谈。
他与王炎的交情也很深。
王炎入蜀，他一连写了《剑阁赋》、《送友人入蜀》等诗文相送，王炎去世，他又写了《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深表哀悼。
在本诗中，他于描绘蜀道之时，每每情不自禁地发出“问君西游何时还?”“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侧身西望长咨嗟”一类感叹，对王炎此行深表担忧，并诚恳规劝王炎及早还家，表现出对友人的真切关心和一怀深情。
如前所述，本诗当作于天宝初。
当时，唐朝社会表面上尚算安定繁荣，但骨子里却矛盾重重，不无危险。
一方面，是“法令弛坏”，土地兼并严重，一方面，藩镇拥兵自重，朝廷难以控制。
因此，李白此诗第三部分的有些诗句，尽管仍侧重于描写蜀道地势险要，但也于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他对国事危殆的忧虑，流露出了他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
无论从哪个艺术角度衡量，《蜀道难》都堪称是李白的代表作。
它集中体现了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和作者的创作个性。
首先是感情强烈。
开篇伊始，作者就以“噫吁贼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强烈咏叹，奔腾直泻，抒发出他对蜀道高峻艰险所感到的惊愕、感慨，而后，在诗的中间和结尾，他又两次重复了这一咏叹，将自己的强烈感情笼罩全诗，给人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感觉，读来令人心潮激荡。
其次是夸张极度。
夸张是诗人常用的艺术手法，然而，李白的夸张与众不多，他往往把笔下的事物夸张到极度，而且动辄用“千”；“万”等巨额数词来形容修饰。
如“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轻舟已过万重山”等脍炙人口的诗句，都是典型的例子。
就《蜀道难》而言，他的夸张也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人说登天最难；而他却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成语有云，谈虎色变，他却道“蜀道之难”，“使人听此凋朱颜
”民谣相 传，“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到他笔下竟成了“连峰去天不盈尺”。
为了强调秦蜀交通阻隔时间之久远，他说是“四万八千岁”，为了突出青泥岭山路之盘曲，他说是“百步九折”；而为了显示蜀道之高耸，他甚至夸张说连为太阳驾车的六龙至此也要掉头东返……这些极度的夸张，虽不符合事物实际，但却有力地突出了蜀道之艰险雄奇，突出了它不可攀越的凛然气势。
再次，想象丰富奇特。
李白在这首诗中的想象力是惊人的，超越时空限制，不受任何约束。
从蚕丛开国、五丁开山的古老传说到“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的可怕现实，从六龙回日之九重云霄到冲波逆折之百丈深渊；既有“百步九折”、“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各种图景展现，又有“悲鸟号’、“子规啼”、“砯崖转石万壑雷”诸般音响激荡；甚而至于还有“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的切身经历、实地感受。
凭借神奇的想象，作者具体描绘出了蜀道峥嵘崔嵬的面貌，生动渲染出了它阴森幽邃的氛围，使人如身临其境，耳闻目睹。
欧阳修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太白戏圣俞》)，形象地说出了人们读《蜀道难》后所得到的艺术感受。
应该注意的是，作者还将神话、传说与他的奇特想象和恣意夸张结合在一起，使三者相辅相成，交融为一体。
这是李白诗浪漫主义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本诗艺术上的又一特色。
在这首诗里，作者采撅了蚕丛开国、五丁开山、子规啼恨的古老传说及六龙回日的瑰丽神话，把它们编织在他对蜀道艰难的奇特想象和夸张描绘之中，为笔下的山岭石栈涂抹上一层古朴悲凉而又神奇迷离的色彩，使整首作品散发出浓郁的浪漫气息。
需要指出，这些神话、传说，既是作者想象的内容，也是他恣意夸张的体现，三者是互为表里，难以拆分的。
最后，谈谈《蜀道难》句式的灵活多变与语言的奔放恣肆。
李白生性豪放不羁，写诗也喜欢用句式自由、叶韵宽松的歌行体，以便任意驰骋才气，表达胸中起伏多变的强烈感情。
这首诗是七言歌行，句式以七言为主，又掺杂以四言、五言、六言、八言等，短者仅三字，长者达十一宇，长短不等，错落交接，时而散漫，时而整齐，随心所欲，又舒卷自如。
再从语言来看，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匀称整饬，也有“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的散漫舒展；既有“枯松倒挂倚绝壁”之精炼凝重，也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之流畅轻快，“危乎高哉”一句同义反复，是故作。
重笔以提起气势：“噫吁喊”三字选用虚词，乃无心弄巧却别具风致，且又以由川方言入诗……奔放恣肆，毫无规范可循，冲口而出，却又无施不宜，对内容的衷达与情感的抒发起了富有成效的辅助作用。
编辑本段 作品鉴赏 整体把握 这首诗大约是天宝（唐玄宗年后，742～756）初年，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时写的。
《蜀道难》是他袭用乐府古题，展开丰富的想象，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并从中透露了对社会 诗意图的某些忧虑与关切。
诗人大体按照由古及今，自秦入蜀的线索，抓住各处山水特点来描写，以展示蜀道之难。
从“噫吁嚱”到“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为一个段落。
一开篇就极言蜀道之难，以感情强烈的咏叹点出主题，为全诗奠定了雄放的基调。
以下随着感情的起伏和自然场景的变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反复出现，像一首乐曲的主旋律一样激荡着读者的心弦。
说蜀道的难行比上天还难，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秦、蜀之间被高山峻岭阻挡，由秦入蜀，太白峰首当其冲，只有高飞的鸟儿能从低缺处飞过。
太白峰在秦都咸阳西南，是关中一带的最高峰。
民谚云：“武公太白，去天三百。
”诗人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历史上不可逾越的险阻，并融汇了五丁开山的神话，点染了神奇色彩，犹如一部乐章的前奏，具有引人入胜的妙用。
下面即着力刻画蜀道的高危难行了。
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至“使人听此凋朱颜”为又一段落。
这一段极写山势的高危，山高写得愈充分，愈可见路之难行。
你看那突兀而立的高山，高标接天，挡住了太阳神的运行；山下则是冲波激浪、曲折回旋的河川。
诗人不但把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直写山高，而且衬以“回川”之险。
唯其水险，更见山势的高危。
诗人意犹未足，又借黄鹤与猿猱来反衬。
山高得连千里翱翔的黄鹤也不得飞度，轻疾敏捷的猿猴也愁于攀援，不言而喻，人行走就难上加难了。
以上用虚写手法层层映衬，下面再具体描写青泥岭的难行。
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元和郡县志》），为唐代入蜀要道。
诗人着重就其峰路的萦回和山势的峻危来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情状和畏惧心理，捕捉了在岭上曲折盘桓、手扪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叹等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便把行人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困危之状如在目前。
至此蜀道的难行似乎写到了极处。
但诗人笔锋一转，借“问君”引出旅愁，以忧切低昂的旋律，把读者带进一个古木荒凉、鸟声悲凄的境界。
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愁，使人闻声失色，更觉蜀道之难。
诗人借景抒情，用“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感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观，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气氛，有力地烘托了蜀道之难。
然而，逶迤千里的蜀道，还有更为奇险的风光。
自“连峰去天不盈尺”至全篇结束，主要从山川之险来揭示蜀道之难，着力渲染惊险的气氛。
如果说“连峰去天不盈尺”是夸饰山峰之高，“枯松倒挂倚绝壁”则是衬托绝壁之险。
诗人先托出山势的高险，然后由静而动，写出水石激荡、山谷轰鸣的惊险场景。
好像一串电影镜头：开始是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远景画面；接着平缓地推成枯松倒挂绝壁的特写；而后，跟踪而来的是一组快镜头，飞湍、瀑流、悬崖、转石，配合着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地从眼前闪过，惊险万状，目不暇接，从而造成一种势若排山倒海的强烈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果说上面山势的高危已使人望而生畏，那此处山川的险要更令人惊心动魄了。
风光变幻，险象丛生。
在十分惊险的气氛中，最后写到蜀中要塞剑阁，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有一条三十里长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削壁中断如门，形成天然要塞。
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
诗人从剑阁的险要引出对政治形势的描写。
他化用西晋张载《剑阁铭》中“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语句，劝人引为鉴戒，警惕战乱的发生，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揭露了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从而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
唐天宝初年，太平景象的背后正潜伏着危机，后来发生的安史之乱，证明诗人的忧虑是有现实意义的。
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
诗中那些动人的景象宛如历历在目。
李白之所以描绘得如此动人，还在于融贯其间的浪漫主义激情。
诗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
他对自然景物不是冷漠的观赏，而是热情地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
那飞流惊湍、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呈现出飞动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
诗人善于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
言山之高峻，则曰“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状道之险阻，则曰“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诗人“驰走风云，鞭挞海岳”（陆时雍《诗镜总论》评李白七古语），从蚕丛开国说到五丁开山，由六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透过奇丽峭拔的山川景物，仿佛可以看到诗人那“落笔摇五岳、笑傲凌沧洲”的高大形象。
唐以前的《蜀道难》作品，简短单薄。
李白对东府古题有所创新和发展，用了大量散文化诗句，字数从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直到十一言，参差错落，长短不齐，形成极为奔放的语言风格。
诗的用韵，也突破了梁陈时代旧作一韵到底的程式。
后面描写蜀中险要环境，一连三换韵脚，极尽变化之能事。
所以殷璠编《河岳英灵集》称此诗“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
关于此篇，前人有种种寓意之说，断定是专为某人某事而作的。
明人胡震亨、顾炎武认为，李白“自为蜀咏”，“别无寓意”。
今人有谓此诗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漫游中屡逢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迄无定论。
[6] 逐段分析 第一段从开头到“相钩连”，用了四韵，为全诗定下豪放的基调，并用五丁开山的神话，点染了神奇色彩。
《蜀王本纪》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蜀道的神话。
据说当年秦惠王时，蜀王部下有五个大力士，称为“五丁力士”。
他们力大无穷。
于是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就命五丁力士移山开路，迎娶美女。
在回行路上，见一条大蛇蹿入山洞，五丁力士上前拉住蛇尾，用力往外拖，忽然地动山摇，山岭崩塌，压死了五丁力士。
秦国的五个美女都奔上山去，化为石人。
这个神话，反映着古代有许多劳动人民，凿山开路，牺牲了不少人，终于打开了秦蜀通道。
李白运用这个神话的母题，写了第五韵二句：“地崩山摧壮士死”，也可以说是指五丁力士，也可以说是指成千累万为开山辟路而牺牲的劳动人民。
他们死了，然后从秦入蜀才有山路和栈道连接起来。
第一段诗到此为止，用四韵八句叙述了蜀道的起源。
第二段共享九个韵，描写天梯石栈的蜀道。
“六龙回日”也是一个神话故事，据说太阳之神羲和驾着六条龙每天早晨从扶桑西驰，直到若木。
左思《蜀都赋》有两句描写蜀中的高山：“羲和假道于峻坂，阳乌回翼乎高标。
”羲和和阳乌都是太阳的代词。
文意是说：太阳也得向高山借路。
而最高的山还使太阳回飞避开。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这一句就是说：上面有连太阳都过不去的高峰。
“高标”是高举、高耸之意，但作名词用，因而可以解作高峰。
萧士赟注引《图经》云：高标是山名。
这是后代人误读李白诗，或有意附会，硬把一座山名为高标。
原诗以“高标”和“回川”对举，可知决不是专名。
这两句诗有一个不同的文本。
《河岳英灵集》、《极玄集》这两个唐人的选本、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人写本，还有北宋初的《唐文粹》，这两句却不是“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而是“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逆折冲波之流川”。
从对偶来看，后者较为工整，若论句子的气魄，则前者更为壮健。
可能后者是当时流传的初稿，而前者是作者的最后改定本。
故当时的选本作“横河断海”，而李阳冰编定的集本作“六龙回日”。
以下一大段又形容蜀山之高且险。
黄鹤都飞不过，猿猴也怕攀缘之苦。
青泥岭，在陕西略阳县，是由秦入蜀的必经之路。
这条山路百步九曲，在山岩上纡回盘绕，行旅极为艰苦。
参和井都是二十八宿之一。
蜀地属于参宿的分野，秦地属于井宿的分野。
在高险的山路上，从秦入蜀，就好似仰面朝天，屏住呼吸，摸着星辰前进。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旅程中，行人都手按着胸膛，为此而长叹。
这个“坐”字，不是坐立的坐，应该讲作“因此”。
以上是第二段的前半，四韵八句，一气贯注，渲染了蜀道之难。
下面忽然接一句“问君西游何时还”，这就透露了赠行的主题。
作者不像作一般送行诗那样，讲些临别的话，而在描写蜀道艰难中间，插入一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由此反映了来去都不容易。
这一句本身也成为蜀道难的描写部分了。
“畏途巉岩”以下四韵七句，仍然紧接着上文四韵写下去，不过改变了描写的对象。
现在不写山高路险，而写山中的禽鸟了。
诗人说：这许多不可攀登的峥嵘的山岩，真是旅人怕走的道路（畏途）。
在这一路上，你能见到的只是古树上悲鸣的鸟，雌的跟着雄的在幽林中飞绕。
还有蜀地著名的子规鸟，常在月下悲鸣。
据说古代有一个蜀王，名叫杜宇，号为望帝。
他因亡国而死，死后化为子规鸟，每天夜里在山中悲鸣，好像哭泣一样。
以下还有一韵二句，是第二段的结束语。
先重复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接着说：使人听了这些情况，会惊骇得变了脸色。
“凋朱颜”在这里只能讲作因惊骇而“色变”的意思，虽然在别处应当讲作“衰老”。
第二段以下，韵法与章法似乎有点参差。
依韵法来写，分为三段。
但如果从思想内容的结构来看，实在只能说是两段。
从“连峰去天不盈尺”到“胡为乎来哉”是一段，即全诗的第三段。
从“剑阁峥嵘而崔嵬”到末句是又一段，即全诗的第四段，第三段前四句仍是描写蜀道山水之险，但作者分用两个韵。
“尺”、“壁”一韵，只有二句，接下去立刻就换韵，使读者到此，有气氛短促之感。
在长篇歌行中忽然插入这样的短韵句法，一般都认为是缺点。
尽管李白才气大，自由用韵，不受拘束，但这两句韵既急促，思想又不成段落，在讲究诗法的人看来，终不是可取的。
这一段前二句形容高山绝壁上有倒挂的枯松，下二句形容山泉奔瀑，冲击崖石的猛势，如万壑雷声。
最后结束一句“其险也如此”。
这个“如此”，并不单指上面二句，而是总结“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以下的一切描写。
在山水形势方面的蜀道之险，到此结束。
此下就又接一个问句：你这个远路客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呢?这又是出人意外的句子。
如果从蜀中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我们这地方，路不好走，你何必来呢
如果站在送行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如此危险的旅途，你有什么必要到那里去呢
接下去转入第四段，忽然讲到蜀地的军事形势。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于固守，难于攻入。
像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亲信可靠的人去镇守，就非常危险了。
这几句诗完全用晋代张载的《剑阁铭》中四句：“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
”李白描写蜀道之难行，联系到蜀地形势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已越出了乐府旧题“蜀道难”的范围。
巴蜀物产富饶，对三秦的经济供应，甚为重要。
所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第一句就说蜀地“城阙辅三秦”，也是指出了这一点。
李白作乐府诗，虽然都用旧题，却常常注入有现实意义的新意。
这一段诗反映了初唐以来，蜀地因所守非亲，屡次引起吐蕃、南蛮的入侵，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使三秦震动。
这一段诗，在李白是顺便提到，作为描写蜀道难的一部分。
但却使后世读者误认为全诗的主题所在。
有人以为此诗讽刺章仇兼琼，有人以为讽刺严武，有人以为讽刺一般恃险割据的官吏，都是为这一段诗所迷惑，而得出这些结论。
但是，这几句诗，确是破坏了全诗的统一性，写在赠友人入蜀的诗中，实在使人有主题两歧之感。
明代的李于鳞，曾评李白的歌行诗云：“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以长语，英雄欺人耳。
”（《艺苑卮言》卷四引）[4] 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全诗感情沉郁、奔放几乎句句都是精华，是李白诗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当是诗人失意后在当涂之作，那时诗人对未来已经不抱希望，但自负才华而怨艾无人赏识的情绪仍溢满诗中。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采用了什么手法
1、这一句诗采用的修辞是对偶，采用的艺术手法是比兴，注意不是比喻； 2、具体解释： 对偶修辞指的是：对偶是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意义对称的一对短语或句子来表达两个相对应或相近意思的修辞方式。
根据定义不难发现这一句就是对偶修辞； 3、解释比兴的手法在这一句中的使用：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是以路途艰难比喻仕途艰难,以自然景象象征人世现象.“渡黄河”、“登太行”象征着诗人对理想的追求,而“冰塞川”、“雪满山”又象征诗人在追求过程中屡屡受挫.作者借此表达他英雄失路的悲愤.又因下文有“行路难”之名句,此句可看作起兴.所以,本句实际采用了比兴,象征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