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爱情诗句
代表创始期最高成就创造社的主将、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
四”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激起了先进分子的觉醒。
由不满现状而陷入苦闷的广大青年，迫切寻找激情喷发的方式表达个性解放的要求。
一批诗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启示和力量。
他们在理想的憧憬中揭露封建黑暗，作为旧秩序的叛逆者而忠于自己的热情和理想的一代人，很自然地从思想上接受浪漫主义，并用以作为艺术原则，指导自己的创作。
这就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创造社诗人崇奉浪漫主义的动因。
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的大部分诗篇写于1920年。
他的创作在飞动和呼啸的抒情形象中传达“五四”狂突进的时代精神。
他摒弃了小诗运动的诗人们那种隽秀的情趣，创造出以雄浑的调子、急速的旋律、囊括万物而又不拘形迹的豪放诗风。
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要求，诗中充满了20世纪的动的精神，《女神》的基本精神在于创造，于旧的毁坏中寻求新我的诞生。
郭沫若笔下自焚的凤凰形象，集中地体现了对旧世界的批判与抗争的意识，同时又象征着那个创造和追求光明的时代，郭沫若还追求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融汇，《女神》中不少作品以新诗的形式表现溶进了现代精神的古老神话传统，既与新世纪的抗争意识相通，又与中国历史文明、特别是“五四”时代精神一致。
他为新诗引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汇，丰富并完成了新诗现代形象的改造更新。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又有《星空》、《前茅》、《恢复》等诗集。
提倡浪漫主义诗歌的，还有创造社的成仿吾、柯仲平，和后来组织太阳社的蒋光慈等。
蒋光慈的诗集《新梦》所收系1921至1924年旅居苏联的作品。
他把浪漫主义激情具体化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唱。
他的诗热情澎湃，格调宏朗，但也因未能扣紧中国现实而有些浮泛。
《新梦》之后的《哀中国》、《战鼓》，高亢之音减弱，流露出某种感伤情调，但“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著”(《〈哭诉〉‧序》)。
受到创造社的直接影响，沉钟社及其主要成员冯至的诗风，同样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浪漫主义情绪。
冯至的《昨日之歌》中的诗篇，其基本主题也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抒情真挚细腻、幽婉动人。
后来《北游及其他》中的诗，又增加了现实的内容，冯至写的诗是个人“如烟如梦”的哀愁，概括了“五四”以后追求光明的青年的苦闷心理。
随著自由体新诗的勃兴，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便转而要求便于吟诵的格律化。
新月派(见新月社)的出现顺应了这种潮流。
1926年北京《晨报》创办《诗镌》，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人主办。
随后又创办《新月》和《诗刊》。
在刊物的发展沿革中培养、集合了一批艺术主张相近的诗人，新月派即由此得名。
这是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的诗人。
其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认为诗应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
他们创造的新诗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的毫无拘束，又不是古典诗词那种陈旧的模式，而是在自由体新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统一格律要求的格律诗。
此派诗人的情调风格都接近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但反抗精神甚为微弱。
他们的诗篇注重艺术的纯美，主题往往是人生的经验、人性的美丽以及爱情的追求。
也有一批诗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关切，但思想始终未曾超越人道主义。
当理想和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失落，也易于产生幻灭感。
徐志摩是新月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他致力于诗体的输入与试验，尝试的诗体最多，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
他的诗语言鲜明，色彩清丽，具有流动的质感，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鲜明、灵动。
徐诗稀薄地联系社会生活，寻求人的尊严与爱情的高尚，但虽想冲出黑暗迎接光明，却常常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
一旦人生的际遇超乎他的预料，便由信仰的动摇而趋于颓唐，这在从《猛虎集》到《云游》的“自剖与云游期”，体现得最为充分。
闻一多是新月派创作和理论全面发展的诗人，著有诗集《红烛》、《死水》。
《死水》一诗是他贯彻自己艺术主张的力作，以设想的奇诡、色彩的浓郁、节律的和谐以及格式的整饬著称。
死水是旧中国衰颓的象征，它表达了诗人对黑暗腐败的抗争，并以烈的嘲讽来宣示那未曾绝望的激愤。
闻一多是一位呕出一颗心来，怀着火一般激情，唱着悲愤诗句的爱国主义者。
新月派诗人中，朱湘在格律诗的倡导和建设方面亦多有建树。
他著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
他的诗洋溢着和谐庄穆。
其诗在幽婉恬淡方面有特色，有时表现为隐晦神秘而有明显的对于现实的规避。
朱湘致力于诗的叙事，这方面的实践在早期新诗人中较为突出。
此外，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沈从文、朱大柟、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亦叫“林徽音”)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
2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风兴起，李金发以法国象征徵主义诗歌为模式，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引进自己诗中，有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他以新奇生涩的形像，表现富于异国情调的感伤气氛。
他重视暗示性的隐喻，通过一些朦胧的诗的幻觉，企图再现人生的隐秘。
生与死是李诗的基本内容。
他关注晦暗的、悲剧性的命题，主调是感伤颓废的。
语言芜杂而艰涩。
与李金发诗风相近者，有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姚蓬子等。
他们提倡唯美的纯诗，强调诗的音乐和形式之美，捕捉诗的朦胧境界。
王独清诗中，颓废没落的气氛甚浓，着重点染浓艳的刺激性色彩。
同样受到法国象征派影响的戴望舒，创作始于20年代中期。
他因发表《雨巷》一诗而被称为“雨巷诗人”。
这首诗以悠长的雨巷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构成了一种朦胧的理想化气氛，以象征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
在这以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有了改变，认为诗不应藉重音乐和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面，而在情绪的抑扬顿挫上。
从《我的记忆》开始，由外在字句的节奏变为内在情绪的节奏，明显地转向现代诗风。
1932年《现代》杂志出版，在刊物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被称为“现代派”。
其实“现代派”之称只是一种借用，他们的作品多数藉重于象征派。
只是较之李金发，他们的诗风趋于明快，舍弃了语言的欧化。
他们扬弃了从新月派到象征派的明显局限，转为内向性的自我开掘，擅长表达人生的忧郁和欣慰，以暗喻的手法抒写内心的隐曲。
他们敏感地抒发对于城市生活的厌恶，展示自我灵魂在日益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前的悲哀。
一旦现实的社会主题触发他们内心的火花，他们也会以独有的艺术写出如同戴望舒的《断指》、《我用残损的手掌》那样积极的诗篇。
曹葆华、徐迟、金克木、林庚、废名(冯文炳)、吴奔星、路易士、李白凤以及早期艾青的某些作品，都受到现代诗风的影响。
《汉园集》三作者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其中何其芳、卞之琳的作品既有“新月”的馀波，又带象征派诗的色彩，他们的诗有独特艺术个性而又以曲折方式面向人生。
何其芳华丽而不尚繁缛，清新之中见蕴藉，善于捕捉情绪的微妙变幻而赋之以鲜丽的形象。
卞之琳的诗重视时空感觉，往往以象征的方式写出沉思中悟得的哲理，他的圆熟精致而富有冷静的理性是公认的。
但有时为了哲理的表达，省略甚多而显得空阔滞涩。
李广田的诗则较为淳朴，是“地之子”的真挚歌吟。
经历了多种风格流派的并存和竞争，20、30年代之交，新诗呈现出空前的丰富与多样。
随着历史的前进，紧密把握社会现实与提高诗艺这二者的结合已引起更多的人注意，艺术道路也日见宽广。
如何理解：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诗歌之美，在于煽动男女出轨；……
这是讽刺当代人的畸形审，讽刺作学问的人的不求甚解，玄地；讽刺当代诗歌描写的过而不实的激情，而缺乏像关雎和蒹葭那样的君子真情；讽刺当代女性为了所谓的爱而缺乏理智和理性的思考；讽刺男人在很多时候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所谓的风流倜傥。
徐志摩《两个月亮》中的两个月亮分别指什么
谢谢
徐的《两亮》 我望见两个月亮： 一般的样，不同的相。
一个这在天上， 披敞着雀毛的衣裳； 她不吝惜她的恩情， 她不忘故宫的琉璃， 三海间有她的清丽。
她跳出云头，跳上树， 又躲进新绿的藤萝。
她那样玲珑，那样美， 水底的鱼儿也得醉! 徐志摩（1896-1931）： 浙江海宁人，富商家庭。
笔名云中鹤、南湖、诗哲。
中学与郁达夫同班。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并于同年应父命与年仅16岁的张幼仪成婚，1918年赴美留学， 1920年赴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徐志摩于婚外爱恋林徽音，并于1922年3月与元配夫人张幼仪离异。
同年8月辞别剑桥启程回国。
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经常发表诗作，1923年与胡适等成立新月社，为主要成员，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任翻译，后随泰漫游欧洲。
同年认识有夫之妇陆小曼并相恋，1926年10月，与陆小曼结婚， 1927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1929年兼任中华书局编辑。
1930年秋，应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在此期间，徐志摩为了生计，往返于北平与上海之间疲于奔命，然而仍旧难以满足早已移情别恋的陆小曼，只是碍于旧情与面子，不好再次离异。
他已陷于深深的痛苦中。
1931年11月19日，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死于泰山脚下，时年35岁。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绅士诗人，徐志摩可以说是新诗的诗魂，人称“诗 哲”、“诗圣”并不过分，茅盾说他既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开山诗人”又是“末代诗人”， 他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与之并驾齐驱的。
他的新诗可堪千古绝唱，他的行为与品格也同样受到同人、朋友、学生的赞赏与爱戴，他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虽为文坛风流佳话，亦留有诸多遗憾，但他那天真无邪，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追求人生真谛的精神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人间四月天》）难怪这位英年早逝的诗坛巨星的噩耗传来，震惊了海内外，胡适连呼：“天才横死，损失的是中国文学
”在他的许多朋友中，包括师辈的梁启超、同辈的郁达夫、陈西滢、刘海粟等，亦包括晚辈的陈梦家、沈从文等，没有一个不赞赏佩服他的才华和品行的，正如沈从文所言：“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 对于普遍人生方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来。
”足见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作为新月社的灵魂人物，他的诗歌创作的成就当奉为本世纪文学之圭臬（guī niè），但他的散文风格也是独有的。
陈西滢、沈从文、梁实秋、周作人都曾一致称赞他的文章华采之美，他的学生们更是推崇备至，赵景深认为像徐志摩那样“文彩华丽，连吐一长串珠玑的散文作者，在现代还找不到第二个。
”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散文的独特风格则“是诗的一种形式。
”无论如何，徐志摩的散文是有其独特之韵味的。
胡适说徐志摩的人生观里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的确是一语中的。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充满着诗人气质的作家，徐志摩短暂的人生的旅途中既表现出这位旷世奇才的天真和浪漫，同时亦流露出这位生活在乌托邦之国中的理想主义者的幼稚和可笑。
在他的散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在以英美的民主度量中国国情时的尴尬与滑稽，而在这之下，同时亦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徐志摩不但爱情上是一个“情种”，在政治上亦是个赤子。
他的许多散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弊，表现了资产阶级文人慷慨激昂的人道主义情感。
当然若是论徐志摩的散文深义，它恐怕既无鲁迅之深刻尖锐及宏阔感，郁达夫之练达及沧桑感，但就其抒情性特征则是任何一位现代散文家不可比拟的，它的散文始终充溢着饱满的激情，哪怕是颓废，读来亦痛快淋漓，决无缠绵有泥淖之感。
徐志摩心中有一种“恋月”情绪。
月亮作为一种爱情的象征物，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一种美好的凝结。
这在他的散文《鬼话》中有所阐释。
颂月、恋月、赏月在徐志摩的散文中也屡见不鲜，正好与其爱情的赞美诗句形成珠联壁合的内在勾连，构成了徐志摩诗的灵魂。
在徐志摩的爱情书简中，那一时被人传扬的《爱眉小札》里炽热的爱情火焰曾燃烧了无数青年的热血。
在这些篇什中，真正体现了这位爱情大师对爱情执著追求时的那种天真与浪漫。
徐志摩的诗文都是风格迥异于他人的，他就像追求美丽的女子那样，首先看中的是华美的外表，储安平曾在《悼志摩先生》一文中说：“内涵是它的骨骼，辞藻是他的外表；一座最牢的房子外面没来一些现代美的彩色和轮廓，仍不能算定成它建筑上的艺术。
”这正道出了徐志摩为人为文的风格，语言的华彩，夸饰的造句直接构成了他散文的外在美，再与之澎湃的内在激情相匹配，俨然是一个洒脱不羁，放浪形骸的浪漫才子的“亮相”。
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注重外表之美，形式之美，而忽视了人生内涵的锻造，使他的诗文有时进入虚幻与颓废境界。
当然，即便是表现这样的内涵，同样也横溢着他那华丽外表之美。
这印证在他的爱情生活中亦是如此，他与陆小曼的后期爱情出现的危机，同样也是他一开始只注重外在美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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