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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的祖先的故事
清光绪九年（1883年25岁的济南人陈冕高中状元。
人就在济中的鞭指巷世住下来。
100多年后，陈冕的两位曾孙已年逾古稀，其他后人散居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尽管家中的老物件在十年浩劫中被破坏殆尽，但关于祖先的那一段历史，却永远印刻在陈建邦、陈建绳兄弟的脑子里。
陈建绳老先生住在建设路明珠花园小区，走进他的家里，房屋宽敞明亮，干净整洁。
迎接我们的是陈建绳老先生的老伴，而他的哥哥陈建邦也已在这里等待多时了。
二人介绍，现在他们的儿孙，对祖上这些事情并不十分知晓，他们也不再准备把家族的故事灌输到孩子们的脑子里。
但陈家行善的家风，他们却希望能够一直流传下去。
“一个是告诉后人，陈家是一个充满善心的家族，祖上出名，也不是因为功勋多么卓著，而是因为乐善好施。
另外就是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
”两位老先生表示，他们年幼时，祖辈就会让他们在耳濡目染中了解行善的真谛，现在，轮到他们将这一传统向下传递了。
一代成 三代兴 翻开清朝历届状元名录，陈冕的简介写的是“祖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
这还得从陈冕爷爷的爷爷陈凯北上山东说起。
数下来，从陈凯到我们兄弟俩，已有九代。
我们陈家祖籍在浙江山阴鉴湖湖畔。
到了陈凯那一辈，陈家开始北上谋职。
清代的时候，政府也实行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
陈凯来到北方后，先把户口挂到了顺天府宛平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歹办了一个北京户口。
陈凯随后来到了山东，在鲁西南的城武县做了一个小公务员。
自此，陈家与齐鲁大地开始有了交集。
济南除了鞭指巷的状元府，在东边的丁家庄还有陈家的祖坟。
我们家族真正在济南定居，还要从陈凯的孙子，也就是状元陈冕的爷爷陈显彝（y）说起。
陈显彝是陈家官位最高的人，比他孙子状元陈冕的官都大。
陈显彝先是当了山东省盐运使，几年后，陈显彝又担任了登莱青州兵备道，就是现在的胶东军分区司令。
这样一来，他既管胶东的盐业，又掌握胶东的兵权，相当于整个山东沿海都归他管，陈显彝就相当于当了厅局级干部了。
当时啊，一个盐、一个铁是最要命的部门，你说陈显彝的官重不重要
之后，陈显彝的儿子陈恩寿继续在济南当官，便在鞭指巷造了一个大宅子，就是后来的状元府。
状元府其实是一整片建筑的合成，总共有28个大小四合院，陈家在那个时候开始兴盛了。
积善德 行善举 陈显彝和他的儿孙陈恩寿、陈冕是陈家的三代名人。
他们仨都给自己弄了个座右铭，分别是积厚、积善和义勇。
陈显彝的儿子陈恩寿就是地道的济南人了。
他小时候跟着父亲走遍了鲁西南和胶东。
成年后，陈恩寿在济南长清当了县令。
后来辞官不干，在状元府侍奉陈显彝，朝廷几次征召陈恩寿，他都不答应。
后来黄河决口，陈恩寿将父亲积蓄下来的钱财捐出去赈灾，并且亲自 到了前线指挥。
就在陈冕考中状元的当年，陈恩寿在济南累死了。
陈冕虽然是状元，但说实话，由于他早亡，所以并没能施展他的才华。
陈冕的事迹主要就是散尽家财，抗洪抗旱，用现在的话就是做慈善。
除了黄河发大水，山西又闹旱灾。
陈冕自己捐出了一千两黄金，又在济南募捐了一万两。
最后，也把自己累死了。
另外，当时陈冕在家中守孝时，济南南部山区中有一伙土匪，准备流窜到丁家庄和十里河那边去抢劫，村民听说后就找到了陈冕。
陈冕立即给土匪首领写了封信说：你们都是穷苦百姓，为生活所迫。
你们千万不要抢劫东郊各村。
如果你们生活困难，我可以在济南组织募捐。
土匪收到信后，被陈冕所感动，居然就放弃了抢劫的计划。
家道落 善不休 陈冕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的爷爷是陈冕的三儿子，总排行老五。
我还有一位四爷爷，活了七十多岁，是陈家这几辈里活得最长的了。
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给我来过信，说自己已经风烛残年了，但还放不下一个事情，就是家族的历史已经无人知晓。
他希望我能把祖宗的这些事情整理下，别把它们埋没了。
其实状元陈冕死后，我们陈家就开始败落了。
一个是陈冕死得太早，孩子还都没成年，更重要的就是陈显彝积累下的那些财富，都被陈恩寿、陈冕两代人拿去赈灾了。
就连状元府，也开始慢慢地被变卖。
我们兄弟俩就出生在西熨斗隅巷的一个院里，那时候其他的宅子都已经被卖了。
尽管家道中落，但陈家的后人们还是铭记祖宗行善的传统。
在舜井街最南头，曾经有一座状元府东宅，是我二爷爷，也就是状元长子的住处。
有个叫王老三的在那儿卖煎包，我二爷爷一家同情他，从来不收他房租。
王老三感恩，我们家的煎包也就从来没断过，我们兄弟几个也经常去他那儿吃包子。
1924年，有个姓冯的老太太带着女儿从邹城讨饭来到济南，在家门口被我奶奶收留，后来就留了下来。
冯老太太的女儿出嫁后，老太太就在家里，和我奶奶、母亲一块拉扯家里的孩子，从此就和一家人一样了。
她爱吃甜食，鸡蛋，家里的这些东西也都尽量给她吃。
冯老太太活了九十多岁，最后的那几年，我父亲还找了个小保姆来伺候她。
“冯老太太很有福了，你们照顾得她多好
”我五十多岁的外甥，也就是我姐姐的孩子，知道这个事儿，经常这么和我说。
“她床底下的鸡蛋点心不断，每次去你家我都去偷她的。
”虽然我外甥这是开玩笑，但冯老太太在我家享了福却是真事，很多街坊邻居也经常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道。
数数看，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状元几百几千人，但陈冕却获得后人很多称赞。
他被称为历史上最有建树的八位状元之一，和文天祥、翁同龢这些人齐名，主要就是因为他做慈善。
陈冕的行善，也是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
记者手记 与人为善代代相传 马年腊月二十九，在建设路陈建绳先生的住所，陈建邦、陈建绳两位老先生拿出了陈冕状元考卷、陈显彝墓志铭拓本等老物件。
两位老先生均已经年逾古稀，但回忆起祖先的事情来，却像学生熟练地背诵小九九。
济南陈氏族谱早已经在动荡中损毁，但自陈凯北上山东之后的宗族关系，两位老先生均已熟记于心。
一个个名字后面的生动故事，两位老先生也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据二人介绍，“行善”二字在陈家已被奉为圭臬，即使在陈冕死后家族没落，又连遭饥荒战乱之时，陈家后人也不忘处处行善。
与人为善，已经成为家谱中的一条无形脉络，同血缘关系一道，代代相传。
只要家族尚在延续，后人仍在生活，行善的品格就如同姓氏一般，为人所持有。
不同的是，姓氏乃是天生，而品格则由长者言传身教。
曾经偌大的状元府，在解放前夕已只剩下几间旧屋属于陈家，曾经贵为状元，声名显赫，后人却在一百余年中尽为白身。
祖先虽未留下万贯家财和显赫官位，但善良的品质却能护佑这个家族安稳太平。
如今，两位老先生儿孙绕膝，住处宽敞明亮，闲暇之时还能聊聊祖先留下的这些故事。
他们虽不是大富大贵，但这种生活也足以让人羡慕。
孝庄是康熙的什么人
康熙与祖母孝庄文皇后 康熙帝玄烨的皇室大家庭里，与玄烨感情最深，对他一生影响最大，他至死都难以忘怀的，不是他的生身父母顺治帝与孝康章皇后，也不是哪位后宫佳丽，或儿女皇孙，而是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
玄烨与祖母之间的深情，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之家的祖孙关系中，绝无仅有。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玄烨登极时，中国大陆已接近统一，但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清朝面临的局势仍十分严峻。
刚刚建立的帝国大厦已初具规模，而统治基础尚不稳固，各种制度还不完备，需要后继者去添砖加瓦，培土扩建，继承发展。
将这副担子放在年仅8岁的少年皇帝肩上，确实是太重了。
为使玄烨完成这一艰巨使命，已是太皇太后的孝庄，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抚育、保护与培养孙儿的重任。
一、培育幼孙 如果以一位教育家的标准衡量，孝庄对于孙儿玄烨的教育，显然要比她对儿子福临的培养更为成功。
虽然儿孙都是亲骨肉，但孙子玄烨对她的依恋，她对孙子的爱，要超过她与福临之间的母子情。
清代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这却是事实。
玄烨成年后多次讲道：“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
罔极之恩，毕生难报。
”“朕自幼蒙太皇太后教育之恩，至为深厚”，“仰报难尽”。
这些都是他的肺腑之言。
玄烨幼时曾长期避痘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来自祖母的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幼小心灵上的感情空白，使他从懂事时起，就将祖母也视为最亲之人。
这种情感无法以尺度来计量，但玄烨愈为年长，体会愈加深刻，对之愈加珍视。
孝庄对孙儿的爱有着丰富的内涵。
她不仅给了玄烨本应从其父母那里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更重要的，是通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培养他的良好品质、习惯与作风。
需要指出，玄烨继承皇位前，孝庄就已经对他进行教育、培养了。
玄烨曾对皇子们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
”祖母的督教对他的成长乃至一生，起有至关重要作用。
在“独嗜图史”的孝庄影响下，玄烨从小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嗜好伴其终身。
他“矢志读书”，“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至忘寝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捧起书本，几乎忘掉一切。
保姆朴氏担心他年龄太小，读书过多而有伤身体，不止一次将书藏起，希望能使他休息一下。
但他一经发现，便立刻索回，继续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对于孙儿的勤奋苦学，孝庄既感欣慰，又十分心疼，她曾忧喜掺半，不无责备地对孙儿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呢?! 由于祖母的教导，玄烨自幼养成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读书时“间有一字未明，必加寻绎，务至明惬于心而后已”。
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他学习的座右铭。
他从小认识到“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的道理，虚心好问，除去读书外，“每见高年人，必问其已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
”即使是太监、奴仆等“粗鄙之夫”，如果“亦有中理之言”，“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之善也。
” 孝庄培养玄烨时不仅从大处着眼，幼孙身上一些尚在萌芽的习性，或生活中某些细微处，都引起她的重视，并因以施教。
如玄烨儿时受保姆的影响，一度染上吸烟习惯。
吸烟不仅有害于身体，还极易引发火灾，可谓有百弊而无一利。
经祖母教诲，玄烨坚决戒了烟，并在即位后“时时禁止”吸烟，反复劝说有此嗜好的臣工们。
在祖母的言传身教下，玄烨自幼“不喜饮酒”，并深知酗酒的严重危害，认为“嗜酒而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实非有益于人之物。
”他继位后，始终有意识地要求自己“能饮而不饮’：，“平日膳后或过年节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
孝庄对幼孙的培养是全面的，就连玄烨的言行举止，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
后来，玄烨常常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训导儿孙们：“朕自幼年登极以至于今日，与诸臣议论政事，或与文臣讲论书史，即与尔等家庭闲暇谈笑，率皆俨然端坐，此乃朕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
”可见幼时养成的这些良好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曾在康熙朝中期与玄烨有过较多接触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对玄烨的仪表、风度、气质和修养大为赞赏，说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
”等等。
其描述固然有溢美之词，但也从侧面表明，玄烨的作风与言行，确实不失一位泱泱大国君主所应具有的气度和风采，而这一切，无不来自孝庄的精心教诲。
少儿玄烨在学业、品行、志趣、作风诸方面都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还逐步树立起继承父业，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前述顺治十六年(1659)玄烨(与福全、常宁一道)向皇父请安时所言：我长大了愿“效法皇父”，勤勉尽力，其志向之高，想必是在福临意料之外。
这样的话语竟出自一个六龄孩童之口，是否可信另当别论，但毕竟说明，孝庄早已在对玄烨进行特殊培养了。
玄烨即位后，孝庄继续抓紧对他的教育，并根据需要增添了新的内容。
当时，代表朝中保守势力的辅臣为防止玄烨过早接触汉族文臣，受其影响，也走上福临“好华语，慕华制”的道路，因而对汉宫们在玄烨登极不久就一再提出的建议，如为皇帝“及时举行经筵”，慎选品学皆优的满汉官员侍奉皇帝，分班进讲经史等等，概未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史料说孝庄也很抵触汉族文化，“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
”这一评价具有一定片面性，至少与玄烨继位后的有关情况不相符合。
玄烨曾回忆说：“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
”“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年，犹不遗忘”。
由此可见，玄烨继位前后，已开始学习儒家典籍，而这只能是孝庄的决定。
上述事实还表明，孝庄虽然反对福临过分推崇汉文化，“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但她也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儒家学说，对于一位满族皇帝统治以汉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为使爱孙胜任天子之职，她有意识地让玄烨尽早学习儒家经典，以便掌握治国安民之道，更有效地进行统治。
玄烨习读经史时，依然保持了在祖母教育下养成的习惯，认认真真，善思好问，“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
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他“四子之书既以通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
行。
”除对儒家著作“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外，玄烨还广泛阅读其它典籍，“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
由于他方法得当，对所学能够融汇贯通，乃至十余年后，“触事犹能记忆。
” 玄烨自少儿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其后一直坚持不辍。
他得以系统地了解、掌握儒家思想，对其出色完成长达六十二年的统治，大有裨益。
玄烨继位初期，有一天，当着众臣之面，孝庄问孙儿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玄烨答道：“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少年皇帝决意做贤明之君，富国裕民的强烈愿望，显示出孝庄多年培育的初步成效。
二、政治导师与保护者 (一)清除鳌拜集团 玄烨继位后，四辅臣直接处理军国大事，虽然“裁决庶务，人白太后”，但孝庄对他们深为信任，放手使用，所以辅臣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约束的相应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可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著。
四辅臣于辅政期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宫，使后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平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因满臣还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宫密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一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玄烨亲政前夕，已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越而礼制日废”，地方、朝中弊端丛生。
玄烨年龄还小，对此自然难以应付，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禀照祖母慈谕，12岁的玄烨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儿子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宫，遏必隆之女落选，成为皇妃。
在为孙儿择立皇后时，孝庄舍去遏必隆之女，选中赫舍里氏，旨在防范鳌拜借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同时也是针对主幼臣骄的情况，对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荣宠的笼络措施。
孝庄此举还改变了皇太极和福临时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惯例。
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满蒙贵族联姻政策，而是从巩固皇权、安定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出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与灵活态度。
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人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
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日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
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人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这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增加了皇室的力量。
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善始善终，能有一好的结局。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圈换土地事件。
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人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
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海(正白旗)等3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
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领会孝庄的包容苦心，在擅权乱政路上已愈走愈远。
因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但辅臣们“仍行佐理”。
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一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鳌拜实际上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
玄烨亲政后，苏克萨哈立即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期迫使鳌拜、遏必隆也辞去辅政。
鳌拜为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
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
苏克萨哈被除去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更为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
玄烨去海子(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鳌拜“乃不遵旨，反云皇上自奏”，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
他的种种僭越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
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
此前，玄烨已开始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政治上的失误与弊端，这使朝中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走向孤立。
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他们朝气勃勃，锐意向上，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
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最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损失，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
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于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
可以肯定，玄烨还采取了其它一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
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作贡献，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籍没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数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踢开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权。
他在“首祟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满汉关系，祟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
在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有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打下重要基础。
铲除鳌拜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是玄烨君临天下后，祖母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与帮助。
当时，玄烨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
若无祖母的指教、授计，他很难在亲政后第三年，便一举粉碎这一把持朝政多年、势力颇大的宗派集团，稳妥、彻底，不留后患。
显然，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的危害愈大，势必积重难返；如果玄烨的治国方针受到阻挠，三藩之乱将更加旷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会大大推迟了。
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玄烨祖孙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为深厚。
其间，玄烨表现出他那一年龄少有的胆略和杰出组织才能，使孝庄满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烨也从祖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除去缜密的思想方法，坚决、果敢的作风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对人处事宽厚豁达的态度。
正是在祖母的影响下，他处置鳌拜及其党羽时，运用宽严相济，打击面小，安抚、团结绝大多数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稳固的效果。
孝庄的言传身教，使玄烨逐步具备了一代名君所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这不仅在此次斗争中显示出来，在他其后的漫长统治岁月里，无论是平息党派之争，处理二废太子事件，或采取其它重要举措，这种方针、策略依然被保留下来。
足见孝庄的智慧、品德与作风，已经体现在孙儿身上，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还需指出，孝庄指导玄烨宽大处理鳌拜集团，也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表明她为保护幼孙，并从清朝的长远统治计，而不得不清除对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时，仍旧手下留情。
作为一位政治家，孝庄的这种做法难能可贵。
(二)奉祖母初谒孝陵 清除鳌拜集团后，清廷进入一个短暂的相对平静阶段，这对于已“费尽移山心力”的孝庄祖孙来讲，无疑是一难得的休息调整时期，同时也为他们总结、回顾以往，提供了充分时间，于是有了遵化之行。
康熙九年(1670)八月，玄烨奉祖母太皇太后、嫡母皇太后前往遵化昌瑞山，祭谒顺治帝陵寝，皇后赫舍里氏随行。
是月二十七日，祖、媳、孙三代四人行抵孝陵。
清帝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一起谒陵，清朝仅此一次。
玄烨恭谒祖陵之念由来已久，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这次，他原想独自前往，“先诣太祖、太宗山陵，再诣世祖山陵”。
但孝庄“以世祖升遐十年，未得一诣陵寝”，说服孙子先去孝陵展谒，并执意带上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和皇后赫舍里氏。
孝庄此举，意味深长。
尽管史书未曾记载，但可以想象，当她坐在儿子的祭台旁，看着正在拜祭的儿媳、孙子和孙媳，必定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她对儿子是内疚的。
儿子死后十年的历史，已使她愈来愈认识到，儿子在满汉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比她更有远见，更为明智，更有利于清朝的巩固。
在孙儿亲政前后，她已开始鼓励、支持孙儿采取一些与辅臣保守行径相对立的举措，而彻底清除鳌拜集团，进一步表明她对保守方针的否定。
此次谒陵，标志孝庄与儿子的彻底和解，尽管后者已长眠十年。
孝庄所以选择此时来为儿子祭灵，是因为她已可告慰儿子：四辅臣的问题业已解决，保守路线已被纠正；…如儿子生前期望，满汉关系得到改善，皇朝统治正在日益坚固；更重要的是，孙儿玄烨在她亲手抚育下成长起来，发展全面，颇有作为。
她还要告诉儿子，她的嫡重孙承祜已出生，列祖列宗之业，有了未来的继承者......。
站在皇考的祭台前，玄烨的心情自然也不能平静。
基于祖母的教诲，他一向对晚辈如何尽孝，有着很实际的认识。
后来，他曾以自己的体会告诫儿孙们：“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路，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
”玄烨虽然与皇考接触不多，无从在皇考生前尽一份孝心，但他相信十年来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未辜负皇考的希望，，皇考有知，将由衷地感到欣慰。
他从皇考又想到祖母，忆及十年间在祖母提携、指教下经过的风风雨雨。
冥冥之中，皇考与祖母似乎渐渐地变为一个人，向他投以信任、期待的目光。
他暗下决心要更加勤于国政，励精图治，以使长辈们放心；同时，他还要像过去一样，将自己未能对生身父母所尽的孝心，全部回报给可亲可敬的祖母……。
(三)八年艰难岁月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爆发了以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之乱。
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以所部兵反”；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在京举事；翌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十五年尚之信据广东反。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响应。
叛军气势凶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
此前，吴三桂等反叛之心已露端倪，政治嗅觉敏锐的孝庄有所预感。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她提醒孙儿在天下太平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它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大学衍义》，颁赐诸臣等，帮助孙儿加强统治，进一步搞好君臣关系。
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祖孙二人都表现得异常镇静。
吴三桂叛音甫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来临。
清廷仍同以往，举行盛大朝贺与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层无所畏惧的气概，和与叛军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起到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祖母的鼓励下，玄烨“料理军务日昃不遑，持心坚定。
”康熙十三年(1674年)九月，他恢复了一度因“几务殷繁”而中断的“每日进讲”，坚持学习儒家经典。
为了对外“示以暇豫”，他甚至每日出游景山骑射，对于“投贴于景山路旁”的谣言诽谤，一概“置若罔闻”。
多年后，玄烨回忆道：“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心，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 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清廷集中力量对付三藩，无暇它顾之机，发动叛乱。
因京城八旗精锐部分出征，部分肩负拱卫之责，前往平叛已无兵可调。
正当玄烨苦思筹集兵源，及派谁充任领兵之人时，孝庄向他建议：“(大学土)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
玄烨“立召公，授以将印”。
图海果然不负重托，率领数万名八旗家奴，迅即平定了布尔尼叛乱。
这一事例表明，孝庄平时对文武重臣了如指掌，因而能在紧要关头，及时指点玄烨，帮助他渡过难关。
平叛期间，每逢玄烨遇到棘手之事，孝庄便为之出谋划策，并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崇高地位和威信，给予孙儿有力支持。
举朝官员对此无不知之，一致认为：“吴三桂叛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
”玄烨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与爱戴，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亲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同年十二月，恭进太皇太后锦衣，亲撰表文中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十八年(1679年)二月，孝庄67岁生日，玄烨再次亲撰表文诗篇，书万寿无疆匾额恭进，诗中写道：“喜得万方同孝养，千秋福德并苍穹”，“宫中尧舜兼文母，恭捧南山万寿觞。
” 因玄烨指挥得当，加之采取剿抚并用，重用汉官，孤立分化对方等一系列正确策略，平叛战争以清廷获取全胜而告结束。
康熙二十年“681年)十一月十四日，玄烨亲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报捷。
整整八年，孝庄与孙儿一起，分担了无尽的焦虑与辛劳，当终于大功告成，普天同庆之时，他俩的内心感受，只有彼此最能理解，别人是难以真正体会到的。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者无以替代，举朝尽知。
可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予以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八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平，海宇宁谧。
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
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
”孝庄全力扶持孙儿，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继平定三藩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又统一台湾。
清朝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康乾盛世的前期。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熟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
自此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
三、祖孙深情
暗之末裔讲的什么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性格是恬静的，水的性格是随意而安的水的性格是肆意放荡的，水的性格是逍遥自在的水，是高山上的隐士，他的本性是不争的，不为世俗的东西所羁绊，他的性格是高雅的，他能处于人们都所不愿处于的地方，能抛开名利与世俗的烦恼，得到心灵上真正的逍遥水，至刚，如易水之侠士，至柔，如若耶之西施水，至善，润泽万物而不求有报，至恶，淹没冲毁万物而无有所悯水，是恬淡的，水，也是热忱的水，具备世间万物的特征，所以他接近于”天道”其实，自然之中，无处不是大道因为，大道原本就运行于自然之中关于得道，尘世间的历练对道当然有帮助当然，不一定是要去做什么坏事或者是好事随性而为，品尝世间的酸甜苦辣这其实是一种心境的磨练对于道行修为实际上是没有帮助的，突然悟道之说不免有点荒唐，道，是要修的--------------------有时候，善心并一定接近于道反而，所谓”邪恶”的心也许才是更接近于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