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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 四毋 座右铭

时间:2020-03-19 19:30

外国人写的古诗

一、    墨翟(公元前479—381先秦时期墨想的创始人有《墨经》。

在该书中说到:“非半不昔斤则不动,说在端。

……昔斤必半,毋与非半,不可昔斤也。

……端,是无间也。

”意思是说物质到一半的时候,就不能斫开它了。

物质如果没有可分的条件,那就不能再分了。

墨子的“端”即为物质的最小单位,有现代原子的意义,意味着他对物质非连续性的认识。

他的这一认识和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所提出的原子(不能再分)基本上是同时代的,所以说原子概念的最提出不能抹煞墨子的功劳。

    二、刘安    我国西汉时的炼丹家。

他著的《淮南万毕术》中记载着“曾青得铁,则化为铜。

”意思是说铜遇到铁时,就有铜生成。

实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铁和可溶性的铜盐发生的置换反应。

这一发现要比西方国家早1700多年。

在宋朝时采用这一方法炼铜已有相当规模,每年炼铜达5×105kg,占当时铜产量的15%—25%。

这种炼铜方法在我国最早,是湿法冶金的先驱。

    刘安在他的《淮南子》中写到:“老槐生火,久血为磷。

”这句话实质说的是磷的自燃现象。

刘安在西汉时能发现这一现象,说明他对磷有所了解。

而德国的布朗特是在1660年从尿中发现磷的,他的发现比刘安晚1000年。

那么磷的最早发现者应该是刘安。

    三、魏伯阳    我国东汉时期炼丹家。

生卒年代不详。

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

撰有《周易参同契》,此书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炼丹术专著。

其中化学知识丰富。

记载着“丹鼎”这一化学反应装置,记述了汞易挥发的特性以及汞和硫化合为丹砂(硫化汞)、汞和铅汞齐(汞铅合金)等化学知识。

    四、葛洪    我国晋代炼丹家、医学家,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

著有《抱朴子》一书,所含化学知识丰富。

他曾谈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这句话所指的化学反应是:①红色硫化汞(丹砂)在空气中加热生成汞:HgS+O2======Hg+SO2↑②汞和硫在一起研磨生成黑色HgS:Hg+S======HgS③黑色HgS隔绝空气加热(升华)变成红色晶体HgS:HgSHgS    这一事实说明葛洪对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初步有所了解,这一了解在当时化学还处于萌芽时期是很了不起的。

    五、蔡伦    我国东汉和帝时曾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

宦官。

桂阳人(今湖南来阳县人)。

他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改用便宜的材料:树皮、碎布、破鱼网为原料,经过精工细作,造出优质纸,被称为“蔡伦纸”。

后世人们将蔡伦称为造纸技术的发明人。

1000多年来,我国的造纸材料大致都是依照蔡伦的办法加以推广的。

    公元751年,唐军与阿拉伯人打仗,唐军败,士兵被俘,俘虏中有造纸工人,将造纸技术传给阿拉伯。

然后相继传给了埃及、摩洛哥、西班牙,直到欧洲。

    六、陶弘景    我国南北朝(公元5世纪末)时期有名的医学家和炼丹家。

他著的《本草经集注》就有焰色反应的记载。

书中这样写到:“先时有得一种物,其色理与朴消大同小异,月出月出如握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

朴消指的是硫酸钠,消石指的是硝酸钾(当时的“消”和“硝”混用)。

所以说陶弘景是最早运用焰色反应的人。

德国化学家本生是在1854年才发现焰色反应的,比陶弘景的发现晚1000年。

    七、马和    我国唐朝的炼丹家,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氧气的人。

马和写的一本书叫做《平龙认》,书中谈到:空气的成分复杂,主要由阳气(N2)和阴气(O2)组成,其中的阳气比阴气多得多……马和还进一步指出:阴气还存在于青石(氧化物)、火硝(硝酸盐)等物质中。

如果用火加热它们,阴气就会放出。

他认为水中也有大量阴气,不过常难把它取出来。

    马和的《平龙认》一直流传清代,后来被德国侵略者乘战乱抢走,我国现无保存。

不过,在1807年俄国彼得堡科学院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德国汉学家朱利斯·克拉普罗兹(Klaproth)宣布了一篇论文,文中说他见过《平龙认》的中文手抄本。

近代一些国外专著也提到了马和及《平龙认》。

如英国梅勒的《无机化学大全》,苏联湿克拉索夫的《普通化学》教程。

湿克拉索夫写到:“在8世纪时,中国学者马和的著作中就明确指出了空气组成的复杂性,提出了制备氧气(阴气)的方法,并发展了燃烧的假设。

    瑞典化学家舍勒和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里发现氧气是18世纪70年代,比马和的发现要晚1000年。

    八、孙思邈    我国唐代医学家。

京兆华原(陕西耀县)人。

最早记录了黑火药的配方。

他写的《丹经内伏硫磺法》载于孟要甫的《诸家神品丹法》第五卷中,对黑火药的配方就有记载。

到宋朝时黑火药的生产和应用就很熟练了,火药武器就很先进。

公元1225年—1248年由商人将黑火药传入阿拉伯等国家。

    九、沈括    北宋仁宗进士,杭州钱塘人。

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

写的《梦溪笔谈》一书是世界上科技史上一本重要著作,反映了我国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高度。

为了纪念他,1979年国际上曾以沈括的名字命了一颗新星    沈括在《梦溪笔谈》这本书中最早记载了石油的用途,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我国古代称石油为“石漆”、唐代叫“石脂水”、五代时叫“猛火油”。

沈括第一个提出了“石油”这个科学的命名,后来世界各国也基本上采用了“石油”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十、宋应星    我国明代著明的科学家。

江西奉新人,出身官僚。

一生著作很多,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代表作是《开工天物》。

该书发表的初期轰动全欧洲,在日本兴起“开物之学”。

就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仍有许多学者对《开工天物》很感兴趣。

《开工天物》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名著。

    《开工天物》中的化学知识是相当丰富的。

像该书中叙述的连续鼓风的活塞木风箱比欧洲早100多年。

记述的锌的冶炼和铜锌技术是世界上首次文献记载。

所以说宋应星是锌元素的发现者。

    《开工天物》中有对磷火的记述:“暮夜鬼火游烧……孤野墓坟……直待日黄昏,此火中隙而出……”说明宋应星生前已发现磷的自燃现象。

这一发现要比德国的布朗特发现的早。

因为布朗特是1669年从尿中发现的,而宋应星已于1661年(历史辞典中)去世。

他的《开工天物》在1661年以前早已完成。

所以说宋应星发现磷的自燃现象比布朗特发现磷早。

    十一、徐寿    我国清末科学家。

江苏无锡人。

我国近代化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他一生著作很多,在化学方面主要有《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等书籍。

他的著作系统地介绍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化学知识的主要内容。

此外他于1875年在上海创立了“格致书院”(格致即格物致知,清末时对物理、化学的总称)公开讲演自然科学知识,还进行化学演示实验,对我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氧气的名称就是徐寿命名的。

他认为人的生存离不开氧气,所以就命名为“养气”即“养气之质”,后来为了统一就用“氧”代替了“养”字,便叫这“氧气”。

    十二、侯德榜    侯德榜(1890—1974),福建闽侯人。

早年留学美国。

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1921年回国。

为我国的制碱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是世界著名的制碱专家。

他与范旭东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族制碱企业。

1925年国产“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

他写的《制碱》一书1932年在美国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纯碱工业生产的专著。

    1939年侯德榜首先提出联合制碱的连续工程,在世界上被称为“侯氏制碱法”,该法的特点是将制碱厂、合成氨厂、石灰厂联合了起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用率,制碱的同时生产化肥(NH4Cl)。

这是世界制碱工艺上的重大突破,对制碱和化肥工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初二历史。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

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

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

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

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

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

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

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

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

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

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

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他说:“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

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

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清朝时有哪些名人

一、“科学救国”的徐寿、华蘅芳  在以前,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敏锐地察觉西方列强凭先进科技制造的坚船利炮征服我国的野心,提出了“师夷之长枝以制夷”的主张。

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批爱国志士为寻求救国的道路,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无锡的徐寿和华蘅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徐寿和华蘅芳早年就放弃了科举仕途,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目的是为了救国,而不是为了谋求功名。

华蘅芳曾写诗道:“谩恃高才能骑马,终教绝技等屠龙。

灵砂果得还丹术,当谢人间万户候。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徐寿和华蘅芳先后在那里担任技术工作。

他们用土制的机床,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

紧接着,又造出了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鹤”号,揭开了我国机械造船工业的序幕。

1867年,徐寿和华蘅芳调到上海,很快就造出了我国第一艘兵舰——“惠吉”号,在黄浦江上试航时,上海市民潮水般地在两岸观看,欢声雷动,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以后又设计制造了多艘兵舰,其中最大的吨位达 2800吨,实现了中国人能制造“坚船”的理想。

曾国藩当时曾说,外国人不能再以他们的技术来轻视我国了。

他们研制兵舰同时,还研制枪炮,研制近代火药和生产火药的机器。

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一直随父从事科技工作。

后来,徐建寅在汉阳钢药厂研制当时最先进的无烟火药时,不幸在实验中因火药爆炸而身亡,他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殉身于科技事业的技术专家。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徐寿和华蘅芳还致力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大力培养科技人才。

华蘅芳先后翻译和撰写的书籍有20多种,300多万字,如、等。

徐寿与他人合译了、等。

鲁迅早年在南京读书时所用的课本就是华蘅芳与他人合译的,鲁迅等人早期的“科学救国”思想也得益于徐寿、华蘅芳“科学救国”思想的启蒙。

为了培育科技人才,徐寿与他人合作于1874年在上海办了“格致书院”,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科技学校,华蘅芳也到该校教书。

徐寿和华蘅芳被人们尊为中国近代科技的奠基人,徐寿还被尊为我国近代化学之父,华蘅芳是誉满神州的大数学家。

  二、“实业救国”的荣氏兄弟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沦为的时代,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灾难深重。

失败,各国列强的洋货免税倾销中国,使国内一些有识之士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荣氏兄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荣德生曾说:“我国数十年贫弱原因,生产落后与之经济侵略实为重要原因”。

“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

荣宗敬曾说:“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不禁兴起创办实业思想。

惟时吾国商办实业无多,而洋粉洋纱运销于吾国者为数甚巨,窃思衣食为人生要需,解决衣食问题,莫如多办纺织厂和面粉厂”。

荣氏兄弟主张“多立工厂,以‘杜侵略 ’”。

1900年荣氏兄弟创办面粉厂,1905年投资纱厂,在此后数十年间,工厂不断扩大,形成包括茂新、福新、申新等几十个工厂的荣氏集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荣氏企业经营的机制面粉总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棉纱布总机数占全国的29%,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评价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

说:“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作了贡献”。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荣氏兄弟态度明确,积极响应抵制日货,荣宗敬参与要求对日抗战到底的进步声明,上海申新各厂容纳被日本纱厂辞退的工人进厂工作,捐赠慰劳品,援助抗日将士。

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日本侵略军企图和荣氏合作经营申新三厂、茂新二厂,荣德生严辞拒绝。

在荣德生的影响下,荣家企业中没有一个工厂同日伪合作,亲属子侄中也没有一个人向日伪屈服。

全国解放前夕,荣德生决心留在祖国大陆。

在无锡解放前夕,还特地派代表前往苏北解放区,接洽准备迎接无锡解放事宜。

新中国成立后,努力恢复生产,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临终前,谆谆嘱咐儿孙要积极生产,为祖国努力。

并奉劝在国外的子侄速归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事业。

  三、“教育救国”的唐文治  唐文治在清政府任职期间,曾任农工商部尚书,深感强国富民的愿望难以实现。

他访问了英、法、日本等国,目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发达,萌发了“教育救国” 的想法。

1906年回原籍后,脱离宦海,从事教育。

他认为“振兴实业,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人才者,国家之命根;学堂者,人才之命根”。

从 1907年至1954年病逝前,唐文治创办了多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他相继担任上海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校长13年、无锡国专校长30年。

  唐文治在办无锡国专时,十分明确并始终如一地把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经世致用,救国救民作为办学宗旨,告诫学生:“吾人为学,救世而已 ”,“吾国情势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主旨”,“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

他明确宣布,无锡国专“以救正人心,复兴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本”,“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斯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他既要求学生扎实苦学,又反对学生关门死读书,赞成学生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积极支持学生参加爱国活动。

在唐文治主持下,无锡国专共培养了各种人才一千七百多名,其中不少在学术上和社会工作上卓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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