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被纠察队抓到抽烟500字检讨书
先介绍自己的具体情况，比如名字，那里人，爱好，性格特点，再说下有什么特长，学习和社会经历，取得过什么成就，对本工作的看法，等等。
最重要的是自我介绍是要自信，说话清晰，有条理，别紧张。
介绍尽量精炼，不啰嗦。
大学社团面试自我介绍一分钟
贺威圣，男，汉族，浙江象山人，1902年出生，1926年11月13日牺牲。
贺威圣出生在富裕家庭。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参与组织象山学生联合会，他被推为会长，组织游行示威，印发传单，张贴标语，查禁日货。
1920年春，到上海进入澄哀中学和上海公学。
1922年夏，他聆听孙中山先生在沪江大学演说，深受教育。
1923年，他考入沪江大学，宣传孙中山主义而遭校方退学。
1924年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
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冬，根据中共江浙区委指示，他回象山发展一批党员，组建了中共象山支部，发动象山各界进步团体和人士，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
1925年2月4日，成立了“象山国民会议促进会”。
同年4月，他在《火曜》上发表了《追悼孙中山和被压迫民众》等文章，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五卅”惨案后，他被选为“上大”临时委员会领导成员，担任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长、上海工商学联合执行委员兼宣传部主任。
1925年6月3日回宁波，当晚在宁波后乐园、青年会连续讲演“五卅”惨案经过，激起各界人士的义愤，工人、学生3000余人举行追悼会、游行示威、焚烧日货。
贺威圣返沪后，担任青年团上海市闸北区委书记兼上海全国学联主任秘书、宣传部长。
这年9月，他担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青年部部长。
1926年7月，他任中共杭州地委书记，领导杭州、嘉兴、湖州、萧山、金华等市、县的革命斗争。
同年11月3日，贺威圣在杭州城站仕学旅馆被捕，11月13日被杀害在清波门外梅东教场。
王一飞，男，汉族，浙江上虞人，1898年出生，1928年1月18日牺牲。
王一飞出生于旧知识分子家庭。
1910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毕业后回家乡执教。
1920年10月，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赴苏俄留学，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斯科地方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还参加了国际革命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同年，遵照党组织决定，由“东大”转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5年春奉命回国，参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筹建工作。
9月，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着手整顿区委组织，加强党的组织领导，积极发展工人运动。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继续负责筹建军委，竭力解决干部、设备和通讯联络等困难。
还频繁往来上海、长沙、汉口之间，秘密准备接应国民革命军北上，指导建立上海工人自卫武装。
1926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军事特派员，赴江西前线视察。
并受中央委托，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进行联系，协调工作，交流情况，商议打败军阀孙传芳的军事战略。
经过两个月的考察，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详尽的报告。
1927年3月，任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成员，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与周恩来等负责人一起，分析江浙一带的军事、政治形势，研究加速工人武装起义的具体措施，并亲自指挥了南市区的工人起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
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5月，随中共中央军委机关赴汉口。
7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并以中央军委代表身份参加了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与、任弼时等人一道，为结束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做出了贡献。
“八七”会议以后，代理中央军事部的领导工作，赴鄂北指导筹划起义，按实际情况，做出了果断的决策。
10月1日，受命为中央特派员，赴湘召开中共湖南省委紧急会议，改组湖南省委，确定湖南工作的方针。
同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积极进行地方党组织的整顿、改组工作，并筹划武装起义。
12月10日，任暴动总指挥，发动了长沙“灰日”暴动，亲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
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失败。
1928年1月中旬，在长沙被捕。
在狱中，暗示党组织派来探监的同志：为了保存更多的革命同志，保护地下省委机关；不宜再派人前来探监或送御寒衣物。
1月1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教育会坪。
生前，他曾翻译出版了《共产国际党纲草案》、苏联郭范仑科的《新社会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和季诺维也夫的《俄国共产党历史》等著作。
汪寿华，男，汉族，浙江诸暨人，1901年出生，1927年牺牲。
汪寿华出生于乡村旧知识分子家庭。
1917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勤奋好学，追求新思想，大量阅读《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
并联合同学，组织了学生“书报贩卖团”，以“锻炼心身，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推销全国进步书刊。
“五四”运动时期，参加了杭州学联的声援活动。
1920年2月，积极投入维护新文化运动的“浙一师风潮”。
2月，赴上海参加工读互助团。
9月，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并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4月赴苏联学习。
因交通受阻，滞留在西伯利亚的伯力、上乌金斯克一带从事华工工作。
在这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海参崴创办“五一俱乐部”和“远东中国矿工工会”，开设补习学校，热情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得到华工信赖。
1923年当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曾代表远东职工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反帝同盟东方局会议。
1924年被选为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同年底奉调回国。
1925年1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5月，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
在“五卅”运动中以传单、壁报、演讲等形式，开展反帝宣传活动。
同年8月起，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区委工农部主任、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中共党团成员和代理委员长等职。
在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查封上海总工会、四处搜捕他的险恶形势下，经常变更化装，改名换姓，深入工人群众，坚持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顽强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1926年5月，参加中共上海区委成立的行动委员会，组织、发动“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并与赵世炎等人一起，指挥了“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和群众示威游行。
打破了自“五卅”惨案后上海工人运动一度沉寂的局面。
5月以后，任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领导罢工的特别委员会书记、工人自卫团指挥处领导成员、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上海特别市民公会中共党团成员和上海总工会主席团成员等职，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积极准备工人武装起义。
多次发动了上海各行业工人大规模罢工斗争，扩大总工会组织，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组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任领导起义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发动工人组织纠察队，秘密进行武装训练，还与上海各派政治势力进行统战联络工作，及时将了解到的政治、军事情况向党中央和上海区委汇报。
3月21日，根据党的决定，下达了全市80万工人总罢工的命令，并迅速转入武装起义。
夜以继日地协助总指挥周恩来等指挥战斗。
起义胜利后，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
在中外反动派勾结，镇压工人运动之际，带领上海工人反击了敌人制造的一系列破坏行动。
4月11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大流氓杜月笙出面“邀宴”他，以相商“机密大事”。
同志们担忧他的安全，为了探知敌人的动向，他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不去反叫人耻笑；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
”当晚，进入杜宅即遭国民党反动派绑架，被装入麻袋秘密运至枫林桥杀害。
同年5月1日，《向导》周报发表文章表示：80万上海工人誓为汪寿华等死难烈士报仇。
沙文求，男，汉族，浙江鄞县人，1904年出生，1928年牺牲。
沙文求出生在乡村行医家庭。
1920年秋，考入宁波效实中学。
在“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追求真理，寻求革命之路。
1924年夏，进入上海国语师范补习学校。
1925年春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系主任瞿秋白向其灌输革命思想，使他懂得了革命的道理。
同年5月30日，参加震动全国的上海南京路近万人游行示威。
1925年秋转入上海复旦大学。
同年冬回宁波。
经中共宁波地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党组织派他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
同年4月成立了鄞县沙村农民协会，发展农会积极分子入党。
1926年5月成立中共沙村党支部，任书记。
同年7月奉命进入广东大学。
以马列主义的观点，撰写文章抨击戴季陶的反共谬论。
1927年上半年，担任广东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
中共广州市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纪念“六一九”省港罢工两周年，时参与组织2万多工人参加了纪念大会。
同年6月29日，广东大学当局开除其学籍，但他仍留在广州坚持斗争。
12月11日，担任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队长，指挥30支宣传队到各区宣传鼓动，组织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维持广州市社会秩序，展开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战斗。
12月13日，任工人赤卫队队长，率队员同敌人短兵相接，逐街争夺，展开巷战。
广州起义失败后，化名史永，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后任团市委委员兼秘书长。
1928年8月，不幸被捕，被秘密杀害在广州红花岗。
裘古怀，男，汉族，浙江奉化人，1904年出生，1930年8月27日牺牲。
1920年，裘古怀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宁波第四师范，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4年，参加国民党。
1925年“五卅”运动中担任宁波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参与领导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5年10月，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参加了第二次东征。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第四军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
著名的贺胜桥、汀泗桥、武昌攻坚战中，他均在叶挺团敢死队冲锋陷阵。
后任第24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写了不少揭露封建残余和国民党右派的檄文。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潮州战役中负重伤才回宁波治疗。
1927年底，奉命到杭州，在中共浙江省委和团省委主持军队干部的训练。
1928年，先后担任中共浙西特派员、省委特派员、团省委书记，赴萧山、金华、东阳、义乌、龙游等10多个县的农村调查，帮助指导整顿组织，发展农运。
同年8月，参与组织兰溪农民暴动。
1929年1月，总结检查了青年团对群众工作的教训，拟制了《建设群众基础与青年工作》的通告。
同年1月16日晚在杭州清泰路豫安旅馆被捕，囚禁“浙江陆军监狱”。
在狱中，他为中共特别支部委员，参与领导了多次狱中斗争。
编辑《火花》、《洋铁碗》等秘密刊物，被敌视为“五个顽匪”之一。
1930年8月27日壮烈牺牲。
张秋人，男，汉族，浙江诸暨人，1898年出生，1928年2月8日牺牲。
张秋人出生于佃中农家庭。
1915年考入绍兴越才中学，1917年转入宁波崇信中学学习。
1920年夏，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剥夺免费保送上大学的资格，被迫赴上海求职。
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投身于革命活动。
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义务教员，并协助指导杭州等地的建团工作。
同年夏，经陈独秀介绍往长沙会晤后，应聘为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英语教员，以此为掩护，积极参与湘南地区中共领导的青年和学生运动。
1923年5月因发动学潮被迫离湘返沪。
8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24年1月，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候补委员。
6月，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即书记）。
9月，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团中央局农工委员。
在三省一市从事青年运动和国民革命，开展建团、建党工作。
同时，领导江浙沪一带反对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非基督教大同盟”，此间多次回宁波、绍兴等地指导群众爱国运动，亲自撰写文章，带头游行和演讲。
1924年9月25日，团中央派他任《中国青年》编辑，并为《团刊》和《平民之友》撰稿。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广州的青年革命军》等十几篇文章。
1925年1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
从5月起，全力投入“五卅”惨案后的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发动沪、杭、甬、绍等地群众的声援斗争。
同年秋，任芜湖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和团地委负责人，领导当地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加快了当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6年3月，党组织调他去广州继、沈雁冰之后接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编辑，主编了8―13期。
他连续发表文章，分析、评论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鼓动人民进行革命，显示了杰出的宣传鼓动才能。
5月，任教于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不久，调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讲授各国革命史、国民革命概论和苏俄研究等课程。
和恽代英等人一起，以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国民党反动派重金通缉，离广州经武汉，于7月初秘密到达上海。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加强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力量，他遵照党中央决定，冒着极大的危险，于9月27日前往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到任后当天即召开在杭中共党员活动分子会议，改组了省委。
9月29日，在西湖刘庄附近遭国民党特务逮捕。
被捕前，他一面用英语嘱咐妻子赶快回旅馆转移党内文件；一面纵身跳入湖中，把藏在身边的党员名单踩入湖底泥中，保护了党的机密和组织的安全。
1928年初，他被当作“要犯”转押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
在狱中，他置生死于度外，每天坚持读书五、六小时，还向难友们讲述各国革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郑重勉励难友：“我们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为革命工作一天。
在监牢里既然不能为革命工作，就要认真学习，岂能坐以待毙
”直到牺牲前一天晚上，还讲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历史，给难友们上了最后一课。
1928年2月8日，敌人传唤他开庭，他明白已到了最后时刻，遂将衣物送给难友，从容诀别。
在狱中刑庭上，他趁敌人不备，抓起审判桌上一块砚石，猛力掷向法官，并掀翻了审判桌。
在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必然成功
”等口号，连中7弹，壮烈牺牲。
遗体由其兄迁葬回家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修葺了烈士墓，并列为省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叶天底，原名霖蔚，学名天瑞，又名天砥，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谢家桥的一户书香之家。
1915年毕业于上虞县第一高等小学。
同年秋到经亨颐创办的上虞驿亭敬修小学补习。
第二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长经亨颐提倡德、智、体、美四育全面发展，因材施教。
叶天底富有艺术才华，善绘画，能篆刻，尤其爱好西洋画。
他参加了由一代名师李叔同先生指导的“桐荫画会”和“乐石社”，是李先生的得意门生。
1920年2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杭州发生了著名的“一师风潮”，叶天底在这一斗争中表现突出。
风潮以后，经亨颐校长等被迫离职，叶天底愤而离开学校。
有的同学为他惋惜，劝他等毕业后再走。
他坚定地回答：“读书并不是专为文凭而读。
” 叶天底离开杭州去了上海，由陈望道推荐，在一家印刷所校对《新青年》文稿，结识了正在上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沈玄庐。
一天，沈玄庐赠给叶天底一幅《竹石画》，画意是一块大石头下，一支竹笋顽强地破土而出。
陈望道在这幅画上题词：“石压笋，笋斜出，搬开大石头，新竹根根笔头直。
”叶天底非常赞赏这种精神，他把此画作为座右铭，挂在书房，勉励自己应该像竹笋那样不屈不挠地与反动势力斗争。
因校对《新青年》文稿的关系，叶天底与陈独秀、邵力子、杨明斋等交往频繁，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在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叶天底参加了陈独秀召集的在新渔阳里6号密商组织的筹备会议。
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叶天底和俞秀松、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和第一批团员。
翌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培养革命干部，在新渔阳里6号开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任秘书，叶天底和施存统等主持团务。
叶天底在此攻读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认识大大提高。
他认为中俄两国情况尽管有差异，然而中国的问题，也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解决，俄国人走过的革命道路是值得学习的。
1921年春，叶天底获准赴苏学习，但因其猝发伤寒，未能成行。
后来团组织因种种原因奉命临时解散，他趁此回家养病。
叶天底在病中终日思考的仍是革命事业。
这年夏天，他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说：“‘堕落便是心死’，我身不死，我心决不先死……我昨天已有信给望道先生和别的友人了。
问几个共产党机关中有否缺少办事，倘若接到他们的信，说缺人办事，我立刻要带着药罐去。
” 同年秋，叶天底病情稍有好转，即到上虞第一小学任教。
他利用教师这个有利条件，积极推行新国语运动，提倡白话文，在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
1922年9月上虞春晖中学正式开学，叶天底应聘到该校教务处工作。
在冬季农闲时节，利用工作之余，他和同事们在校外办起农人夜校，组织附近农民学习文化，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
叶天底撰写了《白马湖上伴农民读书半年》一文，记述了这一段经历。
这期间，叶天底还坚持研究文学艺术，经常作画或写文章，寄到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并把自己的作品辑成《处女》一书。
他运用文学作品的形式，通过典型塑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行，唤醒民众，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
1921年五一节他创作了一幅版画《世风》，晓风（即陈塑道）为之题词：劳工们组织起来
团结起来
去维护社会正义，去救护受饥饿的人们
《世风》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1923年秋，叶天底到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学习，他刻苦学习和研究“绘画学问”，绘画水平提高很快，艺术视野大大开阔。
后来，他担任了该会《艺术评论》编辑，撰写了不少艺术评论，如《中国画再没有发展的余地》，《画室里十分钟间的冥想》等等，从艺术的角度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与此同时，他还常去上海大学听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并与陈独秀、瞿秋白、罗亦农、恽代英等著名的共产党人频繁交往，深受他们思想的熏陶，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日益提高。
同年底，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叶天底去苏州乐益女中任教，授国文、图画两科，他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翌年9月，直属上海区委领导的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乐益女中秘密建立，叶天底担任支部书记。
在他的领导下，支部发挥了极强的战斗力，使乐益女中一度成了苏州人民革命斗争的中心和据点。
1926年春，叶天底患病从上海回到了家乡。
临行时党组织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养好病；二是在家乡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
叶天底回到家乡后，遵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了革命活动。
他结交了县教育会的会长刘介安，并应该会聘请主编《教育月刊》。
他做活了主编这篇大文章，以教育为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号召革命青年“勇敢地坚决地去指导农民团结起来，做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工作”。
同时，他利用手中的笔在当地报纸《上虞声》上发表了《团结》一文，深刻地揭露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反动行径，号召劳动大众起来推翻黑暗的社会。
他拖着病体奔走呼号，又竭尽所能举办了上虞县平民习艺所，收容流浪儿童，组织他们学习手艺，生产自救。
通过这些活动，叶天底在上虞各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并为上虞县的建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7月16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上虞县直属支部的成立大会。
这次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建立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开展农运，组织农民赤卫军；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争取国民党左派，发展共产党员。
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在叶天底领导的中共上虞县直属支部的发动下，中共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同时国民党党员的发展工作也颇见成效。
当年底，全县即建立了11个国民党区分部，发展党员100多人。
他抓住时机，召开了全县党员大会，成立了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行委员会。
在会上，叶天底被选为执行委员并兼农工部部长。
他组织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反封建打土豪和“二五”减租等革命斗争。
叶天底的舅舅俞恒山是个恶贯满盈的土豪，当地老百姓都叫他“东门老虎”。
在革命与亲情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
在县城，他主持了斗争俞恒山的大会，为老百姓伸了冤，出了气，他大义灭亲的正义之举大大激发了农民兄弟投身于打土豪反恶霸斗争的热情，推动了上虞农运的发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虞的局势急剧逆转，国民党右派势力乘机反扑。
叶天底召开党支部紧急会议，决定埋藏武器，分散隐蔽。
当时叶天底正患重病，农友们不避风险，连夜用轿子把他抬到一个叫十八折的山区隐蔽起来。
国民党右派势力几次派兵搜捕他，都扑了空。
5月初，大捕杀的局势稍稍缓和，叶天底就秘密前往杭州。
他通过统战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省党部新委任的上虞党务指导员郑师泉（国民党左派）的同情和支持，又和钱念先等4人回到上虞，秘密重建中共支部，并公开成立进步组织“石榴社”，还出版了一份《石榴报》。
接着，他又秘密组织农会，取出埋藏的武器，成立小型的农民武装队伍，上虞的革命活动又逐步活跃起来了。
8月间，叶天底到绍兴参加了九县联席会议。
会议号召各地积极开展“二五”减租，恢复农民武装，准备秋收暴动。
叶天底回到上虞后，积极贯彻会议精神，训练农民自卫队，成立渔民友谊社，创办《星期周刊》。
10月下旬，全县2700多农民集合在县城运动场，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实行“二五”减租。
经过坚决抗争，于当日下午，迫使县长方赞修签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1月，中共浙江省委遵照八七会议精神，决定进行浙东大暴动，以上虞、象山港为暴动的中心区，叶天底负责组织和指挥工农武装占据上虞城，消灭反动武装。
叶天底抱病与党支部几位同志研究了行动方案，决定分头发动农民，组织人员，调配武装力量，制定行动路线，待命行动。
不料，行动尚未开始，省委机关却被敌人破坏，《浙东暴动计划》被搜去，叶天底等各地暴动领导人也成了敌人重点搜捕的对象。
11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派人到上虞逮捕了卧病在床的叶天底，把他用轿子抬到县政府。
县长亲自审问他：“叶先生，只要你告诉我上虞共产党组织的情况，我可以替你求个情，让你留在家里治病。
”叶天底冷冷地答道：“上虞入共产党的只有我一人，我替劳苦大众做工作
”县长见问不出什么来，第二天就把他押送省党部，关入浙江陆军监狱。
叶天底入狱后，病情日愈加重，但他仍不忘团结难友，与逞凶称霸的狱吏进行斗争。
他常对难友们说：“一个人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作，那是最幸福的。
世上没有一件事业比这更高尚更伟大”，以此鼓励难友在监狱里坚持斗争。
敌人多次提审，叶天底守口如瓶。
敌人见提审达不到目的，又企图从政治上“软化”他，要他自首，说：“只要你在自首书上签一个字，就可以释放。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要我签一个字，我宁可死。
”敌人又降低要求说：“只要你讲一句――‘我以前走错路了’，就可以放你。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天底走的是光明正大的道路
没有错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找来叶天底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的一个同学对他进行劝降，结果被他怒斥一顿，羞愧而走。
一计不成，敌人仍不甘心，又装作关心叶天底的病情，让他“监外就医”。
表面上让他出狱到杭州亲戚家里养病，暗中却派特务严密监视。
叶天底识破敌人的诡计，在“监外就医”期间，谢绝一切熟人前往探望。
他对亲友说：“我天底相信共产党，加入共产党。
现在因患病被敌人抓住，我遗憾的只是我替党做事太少了。
我既然被抓，就不免一死，我早就预备好，天为棺材盖，地为棺材底，为共产主义而死是光荣的。
我要郑重告诉各位，谁要在我面前说一声‘自首’，那就是对我的污辱
”敌人的阴谋又破产了，无计可施，不久又把他关进了监狱。
叶天底估计敌人会很快对自己下毒手，遂于1928年2月3日，给哥哥写了一封绝命书，其中写道：“我决无生路，不死于病，而死于敌人之手。
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
……我决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
”2月8日拂晓，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抬到狱中刑场上。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叶天底撑着几乎瘫痪了的病体，挺起胸膛，昂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叶天底牺牲时年仅30岁。
叶天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革命文艺战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革命事迹陈列于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传播马列在沪苏，躬亲实践于家乡”这是对叶天底革命生涯最精辟的概括。
聂荣臻的详细资料
聂荣臻像聂荣臻（1899-1992），字福骈，四川江津（现重庆市江津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为我国人民解放和日后国防军事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终年93岁。
中文名： 聂荣臻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四川江津(现重庆市江津区)人 出生日期： 1899年12月29日 逝世日期： 1992年5月14日 职业： 元帅 信仰： 共产主义 代表作品： 《聂荣臻回忆录》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四年后正式进学堂读书。
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
当时，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堪称四川第一流，聂荣臻十分珍惜在这里的学习机会，他在自己课桌的右下角庄重地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的名句作为座右铭。
他每天一丝不苟，发愤求索，学习成绩优秀，成为同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作文有时被抄录张贴，让其他同学观摩阅读。
聂荣臻不仅勤奋好学，且见义勇为，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逢善不欺，逢恶不惧，遇同学有纠纷，总是善于排解，遇恃强凌弱者，则打抱不平，挺身相助。
平时，他注意节俭，经常布衣草履，从不浪费挥霍，但对同学朋友，则慷慨赠予，毫不吝啬。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五年多时间。
五年里，聂荣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革命论者，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
在黄埔期间，聂荣臻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
“中山舰事件”以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
但他仍利用各种机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员等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二、土地革命（1927—1937） 1927年7月中旬，聂荣臻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
8月1日，他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
潮汕战斗失败后，他转赴香港。
同年12月，他潜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聂荣臻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从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
1928年，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其间，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他看到了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指出：“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
”显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远见卓识。
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
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
像聂荣臻这样与顾顺章共过事的我党骨干人物，已不便继续留在上海。
当时，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正需要聂荣臻这样的军事人才。
1931年12月，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
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3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聂荣臻支持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
同年4月，聂荣臻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
聂荣臻在指挥战斗中表现出的沉稳和勇敢给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同时，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领导才能，使聂荣臻由衷地钦佩。
聂荣臻从那里学到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策略思想，对其以后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增益很大。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聂荣臻与军团长林彪率红1军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
他率部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并在危急形势下，力排众议，率部抢占九峰山，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从而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
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在领导下，与林彪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
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1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2师4团飞夺泸定桥的战斗。
6月中旬，他率红1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8月下旬，聂荣臻率红1师、红军大学等部为先遣队，历经艰辛，越过大草地，9月上旬到达俄界，接应了中央及红3军等部队。
9月中旬，他与左权指挥红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并乘胜占领哈达铺，再次为红军打开了北上通道。
在哈达铺，聂荣臻偶然从国民党《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一个根据地，并把这一天大的喜讯急告。
决定挺进陕北。
10月，聂荣臻与林彪率先遣队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此结束了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11月下旬，在指挥下，聂荣臻与林彪率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说，直罗镇这一仗的胜利，体现了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国民党军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三、威震中日（1937—1945）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在忻口会战中，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
日军占领太原后，战局发生极大变化。
为避免第115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被敌隔断，1937年11月，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七十二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
赞誉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并号召八路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学习。
1939年秋，日军兵分十二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
聂荣臻周密部署，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同日军进行激战，歼敌第2混成旅团1500余人，并在黄土岭战斗中与杨成武指挥部队击毙日“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阿部规秀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被消灭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此举震惊了日军，也震动了全中国。
致电聂荣臻，要他嘉奖有功人员。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
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
全国抗战热情更加高涨。
四、华北三年（1946—1949）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晋察冀分局改称晋察冀中央局。
随后，聂荣臻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聂荣臻回到晋察冀，遵照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先后组织冀东、冀中军区十一个主力团和大批干部进军东北。
同时，面对晋察冀的态势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聂荣臻还采取了几项步骤：第一，10月2日在张家口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
第二，在军队部署上，因接收和占领大城市已不可能，聂荣臻遂将力量转向解放中小城镇。
8至10月份，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解放60多座中小城镇，歼灭伪军3万多人。
第三，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批示，集中整编部队。
在很短的时间内，聂荣臻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两个纵队，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
并对一野和二野的作战任务作了部署。
同时，聂荣臻还花大力气加强武器装备，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消除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取得了很大成效。
1945年10月，聂荣臻与贺龙为贯彻中央军委“收复绥远”的指示，共同指挥晋察冀野战军3.3万人、晋绥军区2万人反击国民党部队的进犯，两个月歼敌1.2万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
在随后的两年里，为了支援东北战略区作战，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先后把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冀东地区划归东北，这对东北解放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为钳制华北敌人使其不能出关增援东北，1947年4月，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击敌薄弱环节，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铁路沿线七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
同年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聂荣臻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城敌军2.4万余人，此役被朱德誉为“夺取大城市之范例”。
1948年，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他组成第2兵团楔入热西、冀东地区，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
随后在平汉路北段发动进攻，吸引敌华北主力。
然后又西进绥远，进攻平绥路两侧，解放了绥远、冀北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革命转入了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治军建国的新节奏中，聂荣臻处在一生中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
北平解放后，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随后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他迅速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剿灭土匪，完成和平改编傅作义20万起义部队的任务，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条件。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
聂荣臻和叶剑英组织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
他们陪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检阅了部队。
随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了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6月，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
五、鞠躬尽瘁（1949—1992） 10月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
10月下旬军委会议决定，聂荣臻协助中央和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陆军单一军种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建军道路。
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聂荣臻就军事机关及学校等问题给写报告：继续加强海军、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总参谋部应增设通讯、军训、军校部；总后勤部应设立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加强航空、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军医大学等院校建设；筹建炮兵、工兵学校；筹建陆军大学（即军事学院），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培训中心，培养高级军事干部。
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准，并被陆续组织实施。
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聂荣臻还狠抓了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文化、扫盲工作，使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编制上杂乱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部队战士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达到了高小以上水平，有些达到中学或更高的程度，为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间，聂荣臻还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压缩兵员定额，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向地方输送了大批骨干，为三十三年后的百万大裁军起了借鉴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日夜忙碌，有时几天睡不了觉。
1952年秋，聂荣臻终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被送进医院。
病情稍好，他就急着出院工作。
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
1954年，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的装备工作。
1955年，聂荣臻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这以后，佩戴元帅军衔的聂荣臻壮心不已，日日夜夜操劳在祖国的科学技术战线上。
50年代中期，聂荣臻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负责人，1956年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他以战略家的雄才大略，首先抓制定科技方针与科技规划工作，亲自参与领导国内外700多位专家制定了长达600多万字的十二年规划纲要（草案），对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明确了近期和长远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实际的步骤。
他还签发了新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
与此同时，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方案，建议研制少量的导弹、核武器，掌握必要的自卫手段，以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核讹诈；使常规武器配套，不断加强陆、海、空军的现代化装备。
该方案在中央军委立即获通过。
不久，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任务。
第二年，他又受命领导研制人造卫星工作。
他积极组建导弹研究院和核武器、飞机、舰船、电子设备、人造卫星以及其他兵器的研究机构、试验基地和国防科技高等院校。
同时，他还采取“将全国的科技力量相对集中、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战略措施，使科技战线获得一次次突破性成就。
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聂荣臻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写报告，明确提出“两弹一星”必须坚持“攻关”，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为辅”的方针。
这一远见卓识的方针，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和支持，并得以实施。
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6月，我国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又连续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氢弹，并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东方红》乐曲响彻全宇宙。
在组织实施许多重大科技项目过程中，聂荣臻多次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聂荣臻的大量心血，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戎马一生的聂荣臻元帅也没有能够幸免受到冲击，“炮轰聂荣臻”、批判“华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等等莫须有的帽子把聂荣臻压得难以抬头。
然而，接近70高龄的聂荣臻髫发励志，白首不衰，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并依旧眷恋祖国的科技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仍然心系党，心系国家大事，并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为彻底粉碎“四人帮”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7年8月，聂荣臻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重新投身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之中。
1978年8月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
1979年他提出，武器装备现代化要依靠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的思想，同时主张精简整编，走精兵强国之路。
1987年，聂荣臻因病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在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建设，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期望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完全统一。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参与缔造新中国的最后一颗帅星陨落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聂荣臻说出了自己的遗愿： “我已经93岁了，入党70年，从没脱离过党的岗位，为党奋斗终生。
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正确，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分正确。
我很想多看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衷心地希望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地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衷心地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更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
” [编辑本段]聂荣臻年表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
曾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并组织制定军事条令、条例等。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中央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1983～1988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聂荣臻元帅为我国的航天基地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最后骨灰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风航天城烈士陵园。
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聂力为了回忆她的父亲，特著作《山高路远》——描绘了父亲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
以女儿独特的视角,叙述父亲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
[编辑本段]聂荣臻元帅小故事 抗日战争初期，聂荣臻深入日本侵略军后方创建根据地，更显示出独挡一面的统帅之才。
1937年秋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主力转往晋西南。
聂荣臻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带一部分兵力与主力分手，从五台山区向周围广阔的地域发展，创建了敌后第一块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当时，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些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1938年3月，曾对准备前往晋察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风趣地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里面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 新中国成立之初，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为抗美援朝事务日夜繁忙，一次竟累昏倒地，被迫休养。
1956年10月，当时的总书记来到聂荣臻家中，征求意见说：“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已决定调陈毅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市长，因为你以前当过北京市市长，现在算是官复原职；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装备工作。
三个方案由你选择。
”聂荣臻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
” 经报中央批准，聂荣臻上任后首先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
1959年7月，中央决定用八年的时间制造出原子弹，接着又提出国防工业应以抓尖端为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
当时戏称，造原子弹是造一个“大炮仗”。
在苏联撤走专家，国内又遇经济上的天灾人祸时，原子弹研制工作是“上马”还是“下马”也出现了争执。
聂荣臻坚决主张“两弹”也继续搞下去。
他操劳过度住院，陈毅来看望他时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 1940年，八路军发动了有105个团参战的大规模对日作战，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百团大战。
当晋察冀军区正向井陉矿区进攻时，救起了两位日本小姑娘，她们的父母是井陉矿站的工作人员，日军投炸弹时把她们的父母炸死了，这会儿两姐妹正在哭呢。
战士们立刻把两姐妹抱起来，放到两只大箩筐了，抬回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哦
我们这里来了两个日本朋友啊
我来看看。
”聂司令笑着走出来，望着那两位日本小姑娘无助的眼神，他的心被深深震动了。
他从工作人员手中拿过一只梨子，亲手削好递到那位稍微大点的姑娘手中，温和地说：“这梨子洗干净了，吃吧。
”看着眼前这位高大威武的叔叔那么和蔼，那名叫美穗子的姑娘“放心”地接过梨子吃了起来，聂司令笑了。
这时，前线摄影记者沙飞拿着照相机拍下了聂司令给美穗子梨子的瞬间，聂司令说：“要照就照张正面的，来。
”说着把美穗子抱出箩筐，拉着她的小手，面对着镜头留下了珍贵的瞬间……，一会儿，秘书问他：“怎么安置她们啊
”聂荣臻司令想了想：“送回日本。
”他转身走进“办公室”，在桌前坐了下来，拿出一张便笺，写了几笔。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
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
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
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
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
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
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
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
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
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
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
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
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写好后他把信装进信封，放到箩筐里，不久，前方的负责同志把美穗子姐妹安全送达日本。
这件事似乎已经结束了，但…… 《美穗子姐妹，中国元帅聂荣臻想念你们》立刻吸引了日本人民的目光，当然也吸引了已经结婚的美穗子姐妹的注意，她们决定：到中国去，面谢救命恩人
7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人民大会堂大厅里聚满了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是来采访一次特别的会晤。
美穗子全家早早地站在大厅中央等着救命恩人的到来。
不一会儿，正门打开，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元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美穗子面前，美穗子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对元帅的感激，“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元帅面前，聂元帅连忙扶起她，此时她已经泪流满面，她捧出一幅字画，上面写的是中日友好万古长青，在聂荣臻的帮助下展开在他面前，聂元帅高兴地点点头，连说：“好啊……”此情此景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元帅战火救孤，已成历史佳话。
1980年，正是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开始升温的阶段。
将军救孤女，这样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是任何一个新闻媒体都不会放过的。
毫无例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记录美穗子访华的电影《美穗子探亲》。
在12册苏教版的语文书上名为《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
关于聂荣臻的资料
聂荣臻同志以博大怀拯日本阵亡人员的，感动了侵华日军，更感动了日本人民，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中日民间友好的真谛。
回顾上世纪历史，翻开尘封的往事，在65年前的华北大地上，发生过一段“将军救孤”的动人故事。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寇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百团大战”。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聂荣臻所率领部队的两名战士从炮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姑娘。
聂将军得知后，亲临看望，并指示一定要将两位小姑娘送回日军驻地。
时光荏苒，时代巨变。
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两国进入了新时期。
1980年5月29日，《日报》刊登了一位抗日老战士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
》，将这段故事公之于众，引起了热烈反响。
日本媒体对聂将军在40年后还记挂着日本小姐妹十分感动，很快就找到当年的姐姐，就是住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的美穗子。
随后，中日友协盛情邀请美穗子一家访华，年过八旬的聂帅于1980年7月14日在北京接见了美穗子一家。
此事成为中日友好的又一段美谈。
风霜催人，又是25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生活得好吗
她与中国还有交往吗
记者近日专程前往都城市采访。
将军唤起少年记忆 都城市地处九州岛南端。
今年1月，它与周边4个町合并后，成为一个拥有17万人口的城市。
年仅35岁的长峰诚市长热情地谈起聂将军救助日本小女孩的佳话，以及都城市与中国的交流。
记者在都城市国际交流促进室河野室长和日中友协都城支部长来住新平先生的陪伴下，走进了美穗子的家。
美穗子家住梅北町，靠近马路，独门独院，外面是她家经营的小五金店。
这是一栋典型的日式家居，房前长着数株修剪齐整的松树和南方特有的铁树，院子里铺着碎石子，质朴清洁的院落显示着主人的勤劳。
美穗子和丈夫昭男笑着出来迎接，把我们引进客厅。
房内摆满了中国朋友送的诗画和纪念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聂帅接见美穗子全家时的照片，以及写给美穗子夫妇的“为中日友谊贡献力量”的斗方，聂帅送的两扇山水屏风装饰在客厅间隔的拉门上。
《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
》的作者姚远方赠送的诗作挂轴也放置在客厅里。
美穗子原姓加藤，婚后随了夫姓改姓“栫”。
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穿一件普通花衬衫，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
美穗子笑着说，“我1936年7月10日出生在中国，现在都快69岁了。
”她丈夫昭男在一旁说，“不知为什么，她到中国时经常被人说长得很年轻。
” 宾主入坐后，大家自然谈起了往事。
美穗子说，她们姐妹获救后，被送到石家庄的石门医院。
不满周岁的妹妹瑠美子因消化不良不幸死去。
她本人于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
美穗子在穷困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饱尝了人间苦难。
她说，因为是战争孤儿，小时候经常受欺侮。
由于贫穷，一直边上学边干活。
中学毕业时想进纺织厂干活，却因为没有双亲没被录取。
她说，与丈夫昭男是在农业协同会打工时认识的，那时昭男身体很弱，但为人可靠。
1956年，20岁的她结了婚，婚后两人共同经营起小五金店。
昭男插话说，美穗子为人朴实坚强，刚结婚时觉得她表情很忧郁。
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多亏了美穗子照料。
1990年，昭男得了脑梗塞，现在家调养，每天要服用11种药。
美穗子有3个女儿，都已出嫁。
她还有7个外孙，有一张全家福照片，是在参观聂帅展览时照的。
于劫后余生的经历，美穗子说，“小时候听祖母讲过父母都被卷入了战火，自己记忆不甚清楚。
因此直到1980年，她对自己的身世不愿多想，渐渐也都遗忘了，是中日两国的报道和事后的调查唤起了幼时的记忆。
”美穗子在1980年6月写给聂帅的信中说，“据伯父讲，我被八路军领走，后又送回来了……回国那阵子，我常常向祖母讲起‘吃梨’和‘坐挑筐’等事情。
” 故地重游一往情深 美穗子回忆说，是姚先生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
《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
》发表后，引起两国新闻界的关注。
最先找到美穗子下落的是日本《读卖新闻》。
该报记者通过一系列调查找到了与中国报道情节相似的加藤清利一家，但仍无法证实美穗子就是那位“小姑娘”。
该报记者拿着中国通讯社发的聂将军与幼女在一起的照片，找到已改姓的美穗子。
美穗子觉得照片中的小姑娘也许就是自己，当时前往中国认领美穗子的伯父也觉得“很像”，还说他当年听美穗子讲过“吃梨和高粮米，被放在篮子里”的故事。
这些与中方提供的情节完全一致，证实了美穗子就是当年的“日本小姑娘”。
将军救孤的美谈传开后，美穗子接到上百封来信，并连续接受记者采访，成了热门新闻人物。
随后中国使馆王公使寄来了中日友协邀请美穗子一家访华的请帖。
怀着激动与不安，美穗子全家在1980年7月10日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那天恰好是她44岁生日。
美穗子万万没有想到，她在北京机场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欢迎”。
聂帅的女儿聂力对她说，“见到你很高兴，我父亲一直等着你的来访。
送上我家里盛开的玫瑰和菖蒲”。
美穗子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她也没有料到，在北京饭店，人们已经为她摆上了漂亮的生日蛋糕…… 在中国的两周里，美穗子一家访问了北京、石家庄、杭州、上海等地，参观了天安门、长城、革命军事博物馆、井陉煤矿，受到热情的接待。
最令她终生难忘的还是与聂帅的见面。
7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聂帅与美穗子在40年后重逢，美穗子如同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激动得哭起来，并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
聂帅表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讲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友好。
”美穗子在手记中说，那次中国之行，一路上不知哭过多少次，她心中长存的隔阂也一扫而光。
聂帅曾回忆说，“我看到送过来的孩子时，马上叫来看护人员，让她们好好照看孩子，命令部下从村子里找来妇女，给小一点的孩子喂奶。
给大一点的孩子一个梨让她吃，可她怎么也不吃，用清水洗了之后再递给她时，吃得津津有味。
较大一点的孩子总是用小手拽着我的裤子，无论走到哪里都紧跟着。
我当时想要不要我自己来扶养她们。
”聂帅送交孤女时，让护送的战士带给日本官兵一封信，信中写道，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美穗子这样的孤儿是无辜的，所以中国人民不会与日本人民为敌。
那次会见后，美穗子觉得聂将军本人比照片上更和蔼慈祥，聂将军就是父亲，她很想叫声“父亲”。
1982年5月，美穗子得知聂帅生病，特地到北京看望，一声“父亲”，道出了美穗子对聂将军的感情。
再生之旅拜谢恩人 美穗子家客厅的壁柜里摆着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张报纸，那是宫崎县《日日新闻》报道聂力访问都城市的一期，上面有聂力与美穗子的合影，题目是“日中战争时成了孤儿，被中国将军救助，与救命恩人的女儿再会，请到家里欢谈，继续友好”。
美穗子专门请人将它做成了便于珍藏的金箔版。
1998年，聂力作为中国妇联代表团团长赴日本访问，在访问都城市时转达了聂帅希望他的故乡江津市与美穗子的家乡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愿望，这一建议受到日方积极响应。
第二年，该市市长率团出席了江津市为纪念聂帅诞辰百周年建立的聂帅陈列馆的揭幕仪式，签订了友好交流协定。
江津市与都城市因聂帅与美穗子结缘。
为纪念两市友好协议，中日合拍的反映日军侵华暴行的电影《陈宝的故事》在都城市上映，许多日本观众表示“应该向中国谢罪”，要求再次放映，给孩子们观看。
2001年7月都城市举办了聂帅与江津市的展览，观众留言说，“有幸了解这个动人故事，强忍眼泪看完了展览，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要把中国人民的善良告诉下一代”。
还有的说，“看后心中充满了对聂帅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之情。
期待日中两国永远友好”。
2002年，都城和江津联合举办了“聂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都城、江津市友好交流座谈会”，呼吁为创造和平的21世纪，发扬聂帅的人道主义精神。
来住新平先生是日中友好的实践者，也是研究美穗子故事的“权威”。
他在“以人道主义为起源发展的友好运动”中说，“能在残酷的战争中救出恨之入骨的敌军的孩子，还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并将她们送到敌人的阵地，这是人道主义精神最好的体现”。
劫后余生的美穗子怀着报恩之心与中国交往。
由于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她受到日中友协全国本部的表彰，还被选为都城友协的理事。
2002年8月，在获救62年后，美穗子再次回到再生之地，到井陉矿区、井陉县、平山县进行“谢恩之旅”，沿当年的被救路线一一拜谢恩人。
这次访问中，她参观了井陉矿区的万人坑纪念馆，祭奠死难的中国矿工；并去中古月村给照料过自己的八路军战士封奇书扫墓，还到曾给妹妹喂过奶的平山县陈文瑞老人、最初带着聂帅的信挑着姐妹俩送到日军驻地的李华堂老人的坟前烧香祭拜。
当她得知，人们找到了当年直接将她从战火中救出来的年仅17岁的战士杨仲山时，激动地立刻写信对他表示感谢，并说下次来中国，一定要安排时间，亲自拜访老人家。
美穗子所到之处都受到诚挚的接待，在井陉县洪河漕村，全村仅500人，结果来了上千人欢迎美穗子。
美穗子学习过的梅北小学与洪河漕村的小学结成友好小学，都城友协用募捐的钱为洪河漕村小学购买了电脑和课桌，还在辛庄中学建立了“纪念美穗子获救援助升学制度”，每年对10名优秀学生提供高中学习的全部费用。
美穗子一家都在实践日中友好。
长女真智子说她受聂将军人道主义精神的启发，自己也尝试为社会做些事。
她说最令她感动的是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聂将军时的情景。
2003年11月，她代表母亲再次访华，出席了洪河漕村“聂将军与美穗子雕像”和井陉矿区“美穗子获救纪念碑”的落成仪式。
为了纪念百团大战和美穗子的被救，中日双方共同出资的“井陉都城友好纪念馆”也将于今年8月在井陉县正式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