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诗歌的代表作是什么
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
这些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
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
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
”（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
”（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
”（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
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
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
《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
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
”（《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
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
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
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
《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
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
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
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
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
《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
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
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
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
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
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
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
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
阮籍有一句很有名的诗是什么
阮籍(210～263) 三国魏诗人。
字嗣宗。
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
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的儿子。
生平 阮籍 4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当时明帝曹□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
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
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
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
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
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
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
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
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
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
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
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
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赋、文创作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
他的赋都是短篇小赋,或咏物，或述志，内容不一。
《清思赋》中说清虚廖廓,则神物来集;飘□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则泰志适情，写出了超凡绝尘的清思境界。
《首阳山赋》颂赞了伯夷、叔齐重视名节、清虚自守的精神，赋末说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显示了作者与古人冥合的意思。
《鸩赋》以鸩被犬所害为题材，寄寓了作者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惧祸心情。
《猕猴赋》则以猕猴作为鹄的,批判了社会上的势利小人,此赋明显带有讽刺礼法之士的意味。
以上两篇咏物赋，篇帙短小，语言简洁明练，而且全篇用托喻写法,意象生动,现实针对性又强，是阮籍赋中的佳作。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
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
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
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
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
据《晋书·阮籍传》载，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
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
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
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阮籍著作中仅见的。
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
特别是虱处□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
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
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咏怀诗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
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
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
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
《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
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
《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
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
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
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 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
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
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
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阮籍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
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
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
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
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
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阮籍父亲阮□也好作这一类诗。
不过到阮籍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阮籍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
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
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
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军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
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岂非百世殷鉴哉
（《诗比兴笺》）其说近是。
不过诗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还应包括整个魏末时期。
又如第67首洪生资制度，是写洪生即鸿儒的，诗中说他们凭借着礼乐制度和次序纪纲，摆出道貌岸然姿态，但他们的言论行为，都是虚伪的，末二句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表示了诗人对这些礼法之士的批判态度。
《咏怀诗》在艺术上具有很大魅力。
它的风格浑朴、洒脱、含蓄。
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诗人在写作时不去刻意雕琢煅炼，而是凭着自己的感情所至，来驱遣才力，自然成文。
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
另外，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描写上的不拘执实事、多用比兴也有关系。
阮籍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几乎无篇不比兴。
比兴的素材很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典籍载记、神话传说,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如第2首二妃游江滨,通篇以郑交甫遇二妃的传说作譬，抒发诗人与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感慨。
第 6首昔闻东陵瓜，又以汉代召平行迹为喻，烘托出诗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胸臆。
第21首于心怀寸阴，又写冲天的玄鹤不与鹌鹑游于中庭，来表示诗人不屑与礼法之士为伍的决心。
诸如此类的比兴，使诗篇呈现出一种才藻艳逸的风貌。
又由于阮诗的比兴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较悠远、旷放，给读者以较为宽广的联想余地,这就增强了诗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的含蓄效果。
影响及作品流传 阮籍这样的文人，在封建时代里有一定代表性。
他的《咏怀诗》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的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
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都仿效作《咏怀诗》。
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优秀诗人，都从阮籍的诗歌作品中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他们的诗歌风格
请问：阮籍写作五言《咏怀诗》大致是什么时间
是在嵇康被害之后么
尽量详细些，谢谢哈
《咏怀八十二首》究竟是什么时候创作的，是原来就是以组诗的体制来写作，还是阮籍自己或后来的人总集其生平之作，形成这“八十二首”的组诗规模
这两个问题即《咏怀诗》的创作时间与是否组诗体制，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
明人冯惟讷编《古诗纪》认为：“非必一时之作，盖平生感时触事，悲喜怫郁之情感寄焉。
”⑧沈德潜《古诗源》亦云：“看来诸咏非一时之作。
”⑨清人吴汝纶编《古诗抄》也认为：“八十二首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生平所为诗，题为‘咏怀’耳。
”⑩“生平”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此说的核心意思，其实就是认为“八十二首”在创作的性质上并非组诗，而是生平陆续吟咏感怀的总集。
究竟这八十二首是作者生平很长的时间内随意咏怀之作，还是他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地写作出来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阮籍的诗学及咏怀诗的内容构成及艺术特点，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
也可以说是真正要正确地理解阮诗、研究阮诗的一个起点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
虽然是文献不足，可是我们还是要寻找最原始的文献记载中可能隐藏的信息。
我觉得，关于魏晋的事情，唐以前的文献，是最值得重视的原始资料。
臧荣绪《晋书》记载： 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沈酒日多。
善属文论，初不苦思，率尔便成，作五言《咏怀》八十余首，为世所重。
后来唐修《晋书》采用臧书此说，而表达更为简略，仅云：“籍能属文，初不留思。
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
”失去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按阮籍为东平相，是在正元二年司马昭执政之初，《晋书·阮籍传》：“及文帝辅政，籍常从容言于帝曰：‘籍生平曾游东平，乐其风土。
’帝大悦，即拜东平相。
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
法令清简，旬日而还。
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
”这一条与臧书的记载有所不同，臧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阮籍在东平做太守的时间是多长，但从“不以政事为务，沈酒日多”这样的记载来看，应该不会是太短的时间。
说“旬日而返”，似乎是后人的夸张之语。
阮籍作有《东平赋》，多批评其风土人情之语，与史书所载的他自己说的“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正好相反。
这也是一个有待解明的问题，或者他跟司马昭说的不是实话，但如果他认为东平风土并不好，那又为何要求为东平相呢
我认为《东平赋》很可能是阮籍赴任东平之后，遭遇到繁杂的政务，从而破坏了他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并且有感于乱政与恶俗的相滋关系，写作了这一篇批评东平风俗，阐述其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的赋作。
所谓“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
法令清简”，实在是不得已为之的一种方法。
但最后他还是靠着他那种玄学名士可以任性而行的便利，拔腿走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这篇《东平赋》中，有被历来的研究者忽略其重要性的材料，即下面这一段赋文： 虽黔首之不淑兮，傥山泽之足弥。
古哲人之攸贵兮，好政教之有仪；彼玄真之所宝兮，乐寂寞之无知。
咨闾阎之散感兮，因回风以扬声。
瞻荒榛之芜秽兮，顾东山之葱青。
甘邱里之旧言兮，发新诗以慰情。
信严霜之未滋兮，岂丹木之再荣。
《北门》悲于殷忧兮，《小弁》哀于独诚。
阮籍在东平遭遇恶俗，难以施政，就借老庄无为思想以自我安慰，并游山泽、“咨闾里以散感”。
这证明《东平赋》的确是在东平任上作的。
更重要的是“发新诗以慰情”这几句，实为阮籍作品中唯一的关于其做诗的自叙，虽然简单，但对于我们了解阮籍的创作状态仍十分重要。
又钟嵘以阮诗“其源出于《小雅》”，又称其“洋洋乎会于《风》《雅》”，阮籍自己也引《北门》、《小弁》这两个殷忧之作来自拟，正可为钟说之注脚。
而来历来注家，亦多未及此。
这条材料说明阮籍在东平任内的确作诗，并且是殷忧丛积时的慰情之作。
这样看来，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极有可能是在任东平太守前后开始创作的。
也就是说，是在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写作的。
到他五十四岁去世时还有八九年的时间。
采纳哦
关于阮籍的咏怀诗
关于这两句，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以为系指阮诗托旨遥深，也就是说，是指阮诗多用比兴手法而含意深远的特点而言。
恐亦不然。
钟嵘的意思，是说阮籍的《咏怀》诗虽然也抒写所见所闻，陈说人间之事，但诗人之情感、理想，乃在于天地之外，高远超迈。
钟嵘说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又说使得读者“忘其鄙近，自致远大”，亦指其超然脱俗而言。
阮籍生当乱世，内心痛苦，遂于幻想中超凡脱俗，追求自由解脱。
如《咏怀》四十五：“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又七十四：“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
”皆是其例。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云阮诗“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
阮籍的诗寄托深远，而其志气狂放、纵逸，幽微、深隐，蕴藉深厚，在痛苦无人可诉的时候，把零乱、悲苦的内心感情用诗文表现出来。
阮籍诗中的名句
1、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阮籍 2、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阮籍《晋书·阮籍传》 3、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阮籍 4、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阮籍 5、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阮籍 6、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阮籍 7、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阮籍《文选·阮籍》希望我的回答能帮你解决问题，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追问我。
阮籍 有没有一句大意为“才华与命运都是伤人的 ”的诗
没有。
“才华与命运都是伤人的”是后人形容阮籍一生——才华横溢却不能发挥，济世之志不能实现，命途多舛。
他只好保持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但是内心又不愿意就此罢休，最终落得“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的局面，十分伤人。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
字嗣宗。
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
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
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