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律己原文和翻译
包拯仁,是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当县知县.有个割了别人家耕牛的,牛主人来到(县衙)告状.包拯说:(你)只管回家去,杀了牛卖了它.不久又有一人来到(县衙)告别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说:(你)为什么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又来告他的状 这个盗贼感到很震惊,也很服气. (包拯)转到端州当知府,升为殿中丞.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当政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命令典客对包拯说:(你们国家的)雄州城最近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 包拯说:(你们国家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 那个人便无言以对了. (包拯被朝廷)召令暂时代理开封府尹,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 包拯性情严峻刚直,憎恶办事小吏苛杂刻薄,务求忠诚厚道,虽然非常憎恨厌恶,但从来没有不施行忠恕之道的.(他)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也断绝往来.虽然地位高贵,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他)曾经说: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回老家,死了不得葬人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
中国十大神秘家族
第一名 荣氏家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的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也逐步为他们在政治上赢得了较高的话语权。
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从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到1993出任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的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
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第二名 李嘉诚家族：房地产业的神话 比起一个没有信用、懒散、乱花钱、不求上进的人，自必有更多机会。
”这是李嘉诚给年轻人的忠告，同时也是他的座右铭。
一九四○年日军侵华，李嘉诚随父母从家乡潮州逃难到香港，当时他才十四岁。
李嘉诚的父亲本为教师，到香港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举家投靠家境颇为富裕的舅父庄静庵。
可是不久父亲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临终时，他没有交代什么遗言，反而问李嘉诚有什么愿望。
李嘉诚当即承诺：“日后一定会令家人有好日子过。
第三名 刘氏家族：希望集团美国《福布斯》杂志察觉到刘氏兄弟间的实力变化。
刘永行成为刘氏兄弟的代表，在世界500名巨富中刘氏兄弟的财富位于第219名。
然而，在前两年的排行榜中，刘永好一直是刘氏兄弟的代表人物，榜上列名。
就在《福布斯》选中刘永行为代表人物的同时，老二刘永行取代老四刘永好成为希望集团的法定代表人。
实际上，早在1996年6月，希望集团董事会就决定更换法定代表人。
第四名 王永庆家族：“经营之神”1917年1月18日,台北县新店的一个贫苦农家喜添新丁,这就是后来被尊为经营之神的王永庆。
当时,祖籍在福建省安溪县的王家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几代人都以种茶为生,只能勉强糊口。
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整日照看茶园,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撑着一个家庭的正常开销。
9岁那年,王长庚不幸患病只得卧床休养,王永庆开始用自己瘦小的肩膀帮助母亲分担生活的重担。
第五名 包玉刚家族：“船王”之梦1918 年出生的包玉刚，算起来还是宋代包公的第二十九代孙。
他是浙江宁波人，父亲包兆龙是一位经营造纸业的商人。
包玉刚小时候在上海求学，他上大学时，正遇上日寇侵略中国，书是没法读下去了。
他先是到衡阳一家银行当职员，后去重庆中央信托局工作。
他以宁波人的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作风，使自已经手的业务蒸蒸日上，所以到抗战胜利，他已是重庆矿业银行的经理了。
以后，他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立银行的业务部经理。
许多人都认为，凭包玉刚的业绩和才干，再奋斗几年，行长的交椅一定会是他的了
第六名 蔡万霖家族：台湾首富1993年3月，台湾《卓越》杂志排出台湾富豪榜，蔡万霖以1400亿元(新台币)的财富名列第一。
自1988年以来，蔡万霖的名字多次出现在世界各种杂志的富豪榜上，总是名列前茅。
美国《富比士》杂志和《财富》杂志，都认为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华人，名列世界富豪的前10名。
但是，这位华人首富一直行踪神秘，没有一位记者能够采访到他。
关于他的一切，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与遐想……第七名 张荣发家族：从海洋到天空或是南非的开普敦，甚至是中国的上海，都可见到漆有“Evergreen” (长荣海运)的绿色集装箱车在街上飞驰。
经过多年的努力，长荣海运已拥有世界第一大集装箱船队，更成为台湾业绩卓著的跨国企业，集团创始人张荣发在世界上更是享有“船王”的美誉。
长荣集团创办人兼总裁-张荣发先生，这个仅有职校夜间部学历的雨港人，究竟有何天赋异秉或特殊之处，如何一手创立世界第一的长荣海运公司，更建立台湾第一家国际民营航空公司飞出台湾的一片天空呢
第八名 南存辉家族：35元的第一桶金南存辉，从昔日温州城内辛苦操劳的小小修鞋匠，几经奋斗终成资产超过亿万美元的年轻富豪，连续三度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其中的跨度之大，变迁之巨，其实就是一部传奇。
在这民营企业家群雄纷起的年代，外表儒雅的南存辉，骨子里流淌着古代将士的骁勇和不屈，正如他最爱唱的一首歌---《爱拼才会赢》。
他始终认为：人的一生，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企业，最难的是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第九名 梁庆德家族：格兰仕人这位老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着传奇的故事。
1978年，他就是在顺德桂洲镇细河边的荒滩上，搭了几个窝棚，开始了白手创业。
领着十几个人，从农村收购鸡鸭毛做成鸡毛掸子，拿到城里卖，后来成立了桂洲羽绒厂，以手工洗涤鹅鸭羽毛供外贸单位出口。
此后的梁庆德纵横捭阖，成为国内羽绒加工行业的翘楚。
如今，经历了60多年沧桑的梁庆德对人生的看法变得平和，他慢慢总结出一些规律：朋友是硬道理，感情是生产力。
第十名 茅理翔家族：“点火枪大王”自计划经济时代起，茅理翔就开始在企业工作，做了10年会计、10推销员。
之后，茅理翔开始承包慈溪无线电九厂，做了16年乡镇企业的厂长，后来给自己的企业起名叫“飞翔”。
企业从小到大，遍历艰辛，茅理翔称那时的自己为五子之族：跳上火车像公子，跳下火车像兔子，到了对方单位像孙子，回来路上像驼子，报起账来像呆子。
那时的火车跟闷罐子差不多，每节车厢里都挤得满满当当，一上火车就得脱掉外套，只留一件衬衫，这样还热得不行，还得使劲摇扇子，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公子哥儿。
看到有人说中国八大家族，谁知道哪八家
广东的叶 陕北的王胡子 霍比特人（矮子） 南京的许 其他不知道了都是所谓开国功臣，可以搜得到，但是后来堕落了
为何要善于说点糊涂话
包拯 （包青天）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
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於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
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
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
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
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
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
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
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
他将唐朝魏徵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
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於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馀。
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
敢於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於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於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
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
开封府广泛流传著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
」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於世。
包公无私 流芳百世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
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
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
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
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
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
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
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
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
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
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
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
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
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
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
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
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
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
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
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
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
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
所以宋朝官员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
加上军队数量大，军费开支多。
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贫、弱，所以宋朝和辽、西夏、金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
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
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四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
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北京市的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
在这个位置上，包公为了表示对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坐着，所以，后来的戏词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
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名声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虚岁，中国古代及现在民间的习惯）。
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
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
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
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包公的声名流传极远，在世时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
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
顺即归顺。
以民为贵 开仓放粮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
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
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
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
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
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
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
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
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
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
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