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于敏颁奖词
爱·科学 两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被评为同一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这在“感动中国”长达13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其一是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材料科学先驱师昌绪。
在“感动中国”颁奖典礼现场，属于他的那尊奖杯被放在烛光和白玫瑰花前--于2014年11月10日仙逝、享年96岁的他，将在天堂里接过这份荣誉。
“这让我觉得很欣慰。
”师昌绪的夫人通过短片替老伴儿发来获奖感言，“我们每个人，能够一心为国，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将来都可以感动中国。
” “一心为国，兢兢业业”，这是师昌绪一生的写照。
2011年1月12日，本报记者曾来到他的居所，记录下这位耄耋老人的音容笑貌。
坐在一幅“九旬创得千秋业，百岁更庆万世功”的书法对联前面，他目光如炬，中气十足：“哪里需要发展，怎么发展对中国有利，我就敢干
” 正是这样的赤子情怀，他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不畏艰辛，从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归国，于60年代立下军令状研制出航空发动机最关键的空心涡轮叶片，成为中国高温合金的开拓者。
他于2000年组织两院论证，将制造大飞机列入中长期规划。
九十多岁了，他还天天去自然科学基金委上班，编辑《材料大词典》，并为国家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献计献策。
那天，他好几次强调：“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生来就得为国家作贡献，这是我唯一的目的。
”他把最后的光和热全部奉献，不折不扣达成了他唯一的目的，尽管没有等来那副对联所说的“百岁更庆万世功”，但他的人生同样因为纯粹而没有遗憾。
中国国防科技的另一位功臣--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此次同样获评“感动中国”人物。
对于业界公认的“中国氢弹之父”这一美誉，于敏本人并不乐意承受：“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相比较，他更喜欢“国产土专家”的称谓，因为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
89高龄的他没来“感动中国”的舞台，儿子于辛代他接过了奖杯。
主持人白岩松问起老人家的近况，于辛回答：“父亲最大的爱好是看书。
”问起老人家获奖之后的感受，于辛说：“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更希望年轻人获这个奖。
” 于敏的低调正是其座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折射。
应国家需要，他于上个世纪60年代放下即将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从零开始投入氢弹的研制。
相比原子弹，氢弹性能更优越，为了粉碎核大国的武力威胁，中国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氢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空投氢弹爆炸成功。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成功的喜悦只能藏在心里，出于保密的需要，哪怕是对最亲近的家人，于敏也不能透露自己是做什么的。
30年隐姓埋名之后，直到1999年，于敏才第一次公开露面，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
又过了16年，2015年1月9日，他第二次公开露面，摘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桂冠。
他已经习惯隐匿在鲜花和掌声的背后。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
”这既是他的淡然，更是他的超然。
于敏为什么被称为国产土专家一号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
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的于敏，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也鲜见于报端。
创造世界纪录的“两弹元勋”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
”从事氢弹的研究，是于敏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
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34岁年轻有为的于敏，带领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在重大成果突破的关键时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一次次陷入困境又一次次突出重围，经历了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于敏带领的科研队伍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总结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
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开创历史的“国产一号土专家” 于敏在回忆自己的“转行”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
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
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
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
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以我国当时的条件，想要快速突破氢弹着实困难重重。
不过，“土专家”有他自己的办法。
此时，于敏“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质得以发挥，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
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制造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者” 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
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 于敏说，但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
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
我国核武器是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
“我国的核武器是威慑力量，主要防备他国干预我国内政。
” “我想，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
”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霸权主义没有实战余地的时候，和平与发展将真正成为现实。
爱国、爱历史、爱诗词的“于老爷子” “学术如山，性情如水。
”于敏不仅以其学术贡献令后辈们高山仰止，更以平和善良的性格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
一位昔日的老同事透露，由于极为平易近人，于敏私下里被同事和晚辈们亲切地称为“老于”、“于老爷子”。
和于敏一起工作过多年的郑绍唐研究员说，单位的晚辈们都很喜欢他，特别喜欢向他请教，因为他从来没有“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的苛责，有的只是悉心的指导，有时候，为了给后辈演示得更清楚，在病床上的他，一个推导过程就能写好几页。
曾经幽默地自嘲为“硬件老化了，软件也过期了”的于敏，在学生蓝可看来，“脑子永远只有20多岁。
” “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
” 学生蓝可对老师的治学风格几近崇拜，这从她描述老师时候的用词就可以看出：“锲而不舍”、“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透过现象看本质”、“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学识广博”、“勇于创新”……蓝可说，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国，“这一点从他的话里话外到处都能感受到”。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
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
他喜欢读的书有《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
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从小就爱看的京剧。
儿子于辛说，父亲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岳飞。
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他座右铭，也从小就教育子女“只有淡泊名利、潜心做事，才能有所成”。
而父亲教会他心爱的孙子的第一首诗，就是岳飞的《满江红》。
目前，88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
每每遇到难题或重大决策时，就会想到要请“于老爷子”出山，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这不科学，中国第一颗氢弹不是邓稼先还是钱学森研制的吗，我忘了
反正不是于敏，怎么回事
秋山莉奈，这里自己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