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闻一多的独白
【《最后一次演讲》】 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李先生（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
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
有事实拿出来说啊
（声音激动）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鼓掌）这成什么话
（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
你站出来
是好汉的站出来
你出来讲
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厉声。
热烈地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
无耻啊
（热烈地鼓掌）这是某集团〔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
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
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热烈地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
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
（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
在害怕啊
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
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
你们完了，快完了
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
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
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
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
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
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
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吗
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
你们完了，快完了
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
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
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热烈地鼓掌）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中国教育。
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
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
“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轻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
（热烈地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
（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
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①(指护国战争)。
1915年10月，北洋军阀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同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以蔡锷等人为领导，组织护国军讨袁。
，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
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
（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西南联合大学的简称)。
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4月，西南联大宣布解散。
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
特务们
你们错了
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
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长时间热烈地鼓掌）
谁能写一篇《建国大业观后感》，八九百字，快
今年是公元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六十个生日，昨天，公司组织学员分部全体学员在##影城观看了《建国大业》这部电影，把我们这些八零后在幸福中成长的孩子带回到了六十年多年前, 看到了建国前的重重困难,也再现英雄烈士们舍生忘死，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 深深的体会到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是老一辈的革命家用鲜血换来的，不禁涌动起对建立共和国的无数先辈的敬仰情怀。
故事是从1945年，中共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的，对如何建国，如何安抚深受战争创伤的百姓采取了不一样的政策，双方利益分歧巨大，导致了内战的全面爆发。
共产党人重视各民主党派的力量，选择了民主建国，成立联合政府，并以分田地的方式关注了劳苦大众的利益。
而已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却置和平不顾，选择了一党治国，漠视共产党人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存在，漠视劳苦大众的利益，结果谈判失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内战爆发了。
影片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率部围剿延安的时候，讲了一句至今都叫人较好的名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会以一个延安换回整个中国。
这正是当年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以人为本的真实写照。
死守延安，无疑会伤亡惨重，代价太大，不能做到对人的关爱胜过对地的关爱。
优先选择了对人的关爱，他的决策无疑是高明的。
最让人难忘的是，影片中，淮海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我们敬爱的元首，听到战役结束我军大获全胜，那一刻，四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男人，四个改变了中国命运的男人，一起喝酒，喝醉了一起唱歌的那一番情景，让人十分的感动。
那一刻，毛主席说，长江以北，再无大战。
那一刻，他们几十年经历的苦难，一幕幕的回想，把心中的感情迸发。
五次围剿，突破封锁线，茫茫大雪山，漫漫草地。
无数人的生命，换来了这革命转折的这一刻。
让他们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唱起来，喝起来，哭起来，笑起来，跳起来。
我的眼睛也在这一刻湿润，心中澎湃。
片中结尾处斯大林对中-共的代表慷慨陈词：只要中-共一宣布建国，就第一个与中国建交，显得很丈义。
但是片中也提到过一幕，起初共-产党攻陷南京，苏联的驻华使节并没有留下，而是和蒋介石一同退往广州，事实上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一直是暧昧的。
对中国是否划江而治也提出过意见。
但是还是毛-主席有远见，有魄力，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词就点明了事物的主要矛盾，中国人的事还得中国人自己作主
任何国家的政策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并没有无私的援助
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万众沸腾。
中国人民从此翻身做主人，踏向了越来越美好的明天。
转眼间新中国已经迎来了自己六十岁的生日，国家日益富强，然而就象片中对国歌的讨论一段所说的，我们永远要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
用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智慧组建成新的万里长城，永远前进，再前进，在世界上找到我们应有的位置
建国大业的观后感
强则无惧，韧则无悔因为强韧，黑暗的深海有了寄生鱼生命的气息；因为强韧，广袤的沙漠有了骆驼刺倔强的身影；因为强韧，寒冷的南极有了帝企鹅高亢的鸣叫。
强则无惧，韧则无悔，拥有强韧之心，命运便在自己手中。
“棱角先生”张奚若猛烈批判了蒋介石的独裁专治，是刚强给了他当着蒋的面拂袖而去的勇气，西方现代音乐教父昆西•琼斯创造了黑人在音乐史上不朽的传奇，是坚毅给了他以肤色为傲的勇气，博尔特在短跑赛场上一展雄风，是不屈给了他称霸短跑界的勇气，没有刚强，张奚若也许已与蒋介石集团同流合污，没有坚毅，琼斯也许还在为肤色自卑，没有不屈，博尔特也许打破不了美国在百米赛跑上的蝉联冠军神话。
“强”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
纵使前路荆棘遍地，纵使四周黯然无光，拥有“强”的精神，便能无畏于风雨，无畏于黑暗，因为阳光自在内心，梦想相伴随行。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生命中最亮的光芒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能再度升起。
“韧”或许说的就是这种境界吧。
李连杰在拍完《少林寺》后，左腿严重骨折，但对未来的渴望让他重返电影灾幕；司徒雷登创了燕京大学后，经费一度短缺，但对教育的执着让燕大最终得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韧”象征的是一种生命的韧度，就像弹簧一样，也许头上百斤重，但心中的信念只有一个：我必然会再度弹起。
正是有了生命的韧度，李连杰才得以成为世界巨星，正是有了生命的韧度，司徒雷登才因治学有方而成了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
韧则无悔，有了“韧”的态度，便会风雨兼程，便会奋力拼搏。
任凭栉风沐雨，能为梦想而战便无悔于心，任凭世事变迁，能在跌倒后爬起便无悔于己。
汶川大地震中，全国人民强韧的精神让世界感动，三鹿奶粉事件后，国务院强硬的措施让百姓深感安慰，奥运会成功后，张艺媒团队坚韧的品格让黑夜为之闪耀。
强韧之心，就能在困境中勇往直前，强韧之心，就能让社会更加和谐多彩。
鲁迅先生常常以象自喻，因为他欣赏的那种强韧的精神，强则无惧，韧则无悔。
做一只强韧的小白象吧，一步一步踏在厚实的土地上，慢慢地，向着前方坚定前行。
学习一只象先辈仁人赞象者甚多，当年多尔衮就曾以象之忠于主人讽刺过叛明降清的臣子，而文学大家鲁迅先生更是以象自喻，欣赏其宽厚坚韧。
思往者，追来者，吾愿学象以善己身。
学习一只象，学习宽厚，学习昂然以面对挑战。
鲁迅先生说：“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也不要紧。
”信然。
纪伯伦有言：伟大的人都有两颗心，一颗在滴血，一颗在宽容。
这说的就是面对挫折仍宽厚心安的道理，可见宽厚之美德是东西哲人所共同推崇的大智慧。
史铁生年轻时即遭不幸而无法行走，却依然坚强地写作，启人智慧，发人深思。
他用病痛的身体说出了生活的明朗与欢乐，用积极睿智的语言照亮了健全者日益幽暗的内心。
“这世上眼泪太多，你不会懂得”，叶芝的话在不断回响。
用眼泪只能祭奠曾经的哀伤，唯有学习象的宽厚包容才能使人获得战胜挫折的勇气。
学习一只象，学习强韧，学习坚强以乐观前行。
象是永远强韧地慢慢行走的，人也莫不应如此。
你不习惯黑夜，但黑夜每天适时而来，你慢慢行走，白昼也就到了；你害怕冬天的寒冷，但冬天仍会延续，你慢慢行走，春天还会远吗
带着强韧生活，暂时的不快算不了什么，世界氤氲迷茫，可终会有曙光。
战胜了韩国传奇棋手李昌镐，获得中国首个“三冠王”称号的古力赛后发表感言，说他永远记得父亲曾鼓励过他的一句话：无论身上的包袱有多重，摇摇晃晃也要站起来，继续赶路
人生就是这样。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学习象一样强韧地慢慢行走，终有一天会到达梦想的终点。
“你不要离开，真的勇士是永不言弃的
”这是《功夫熊猫》里一句深深打动过我的台词。
高三的生活只剩下计时牌上跳动的两位数，此时此刻，让我们学习一只象，昂然面对挑战，坚强前行，今年的六月，定会收获属于我们的辉煌。
学习一只象，在时光流淌的长河里，带着宽厚与强韧一路放歌前行，乘着不系之舟的我们，终会迎来最后的月朗风清，花好月圆。
学习一只象，前行
向上官云珠的经历有研究的大侠请教
上官云珠之死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在2006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我的母亲上官云珠：不尽往事红尘里。
配了一些照片，转贴如下：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
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
但谁又知道，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平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平反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
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
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上官云珠（1920—1968）口述◎韦然 记者◎李菁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
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
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
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
此时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
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
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
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与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
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
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
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
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
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
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
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
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
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
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
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
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
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
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
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
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
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
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
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
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
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
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
因为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曾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
”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
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
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
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
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
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
客观而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艺道路都有帮助。
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
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
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
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
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
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
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
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
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剧”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
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活跃分子”。
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
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
于是之后来在话剧《雷雨》里演周萍，有一个情节要跳窗而去，我听爸爸说过，于是之跑到灯市口附近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地练习。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
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
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
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
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
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
”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
那个时候，电影圈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四分五裂，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
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
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
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
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
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
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
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
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
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
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到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平时是贺路向母亲交“饭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这个家里，他与母亲周围的朋友也格格不入。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
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
一次体检时他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
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
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
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其实父亲那时在“兰心”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
但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公。
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
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
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
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
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
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
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
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
我从小到大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好，但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
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
后来赵丹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
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
孙道临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
为此，孙道临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
10岁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六在母亲家住，周日去父亲家。
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是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烧毁了。
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
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
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与继父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
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
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
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
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
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
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
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
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
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
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
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
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
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
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
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
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
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
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
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
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
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
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
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
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
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
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
”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
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
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下。
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
但第二天他告诉我，那位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
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
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才仅仅活了3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