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历史观问题
王充 王充--博学奇儒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
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符（公元85—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年 —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
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理，石破天惊。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
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一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
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
”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
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
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
近代经学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
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一、孤门细族 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上虞县）人。
生于汉光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汉平帝永元中（学者拟定在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
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
《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
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
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
以农桑为业。
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
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
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
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
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
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
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
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
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
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
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
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
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
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
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
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
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贾贩经商为业。
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
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
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
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
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
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
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
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 “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二、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众队伍中的家庭。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
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
《后汉书》本传说： “充少孤，乡里称孝。
”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
这并不符合实际。
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
”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
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
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
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
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
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 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
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
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
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三、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
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
”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
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
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 ‘此儿必记汉事。
’”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
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
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
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
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
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腊；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
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
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
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称大儒。
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历史学家，史称“通儒上材”。
曾续司马迁《史记》，作《史记后传》。
他为人的特点是：“仕不为禄，所如（往）不合”；治学的特点是： “学不为人，博而不俗”；写作的特点是：“言不为华，述而不作。
”（《汉书· 自纪》）其子班因，宇孟坚，即《汉书》的作者，亦博学多通。
史书说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
”（《后汉书·班彪列传》）当时亦在太学肄业。
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续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
于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里（小国）也，乃夫周召鲁卫（大国）之谓也。
”将班氏父子视为超人奇士，比作文华秀美的泱泱大国（《超奇》）。
王充以班彪为师，以班因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其影响。
本传说王充“后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不守章句。
” 班彪并未任职太学，王充师之，乃私淑。
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家学风格。
后来王允“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著书“形露易观”，“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这些都与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言不为华”的为人处事方法和文章风格绝相类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
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
“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
著有《新论》一书。
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
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
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
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
”（《定贤》）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 （《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
”（《赵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
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
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
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
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
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
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
”（《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
”（《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
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
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
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
《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
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
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
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
”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
训我嘉务，诲我博学。
”遂以大义文采为务，斐然成章。
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
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
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
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
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集，明帝下诏儒学士各献《神雀赋》。
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
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集，孝明诏上《神雀颂》。
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
”（《侠文》）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
一再赞美说： “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
”（《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四、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书。
《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肆，阅所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
”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
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
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
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
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
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 “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儒者， “各以私意，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
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
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
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
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王充认为： “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
”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
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
末失事实，本得道质”。
可见诸子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
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
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
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
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
” 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
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 “入道浅深，其犹此也。
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
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
”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就是因为“多奇观也”。
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也。
”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
”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
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
”（《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
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
”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
”（《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
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
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
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 “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
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
（《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
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
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 充幼聪朗。
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
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
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
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
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
”《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
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
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侯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尊老养贤之礼。
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
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
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
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
接着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
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
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
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
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
洋洋乎
盛于永平矣。
” 五、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
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
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
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
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
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
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
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 “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
材小任大，’职在刺割。
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
”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
”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
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
《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
”辟字正作征辟讲。
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
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
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
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
”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和论述。
《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
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
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
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
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
进在遇，退在不遇。
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
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
这在缺乏健全的竟争机制时更是如此。
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
《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
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 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
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
何谓三累三害
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
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
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低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渐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低毁他，三害也。
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鲁迅作品是否应该淡出语文教材--反方辩论（不应淡出）一辩稿
今秋起，湖北省高一新生全部使用新课改教材。
其中，语文新教材在篇目上出现了不少新变化。
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戴望舒的《雨巷》、霍金的《宇宙的未来》等作品选入，鲁迅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一时引起不少争论：鲁迅的作品真的过时了
删除鲁迅作品对语文教学是喜是忧
是福是祸
鲁迅作品该去还是该留
请进来谈谈>>>>推荐阅读2011年搞笑版新闻联播：Q币潘币实现自由兑换(图) A股转机尚需一两年[时政] 也谈“新冷战” [经济] 中国股市十年与国足十年 [社会] 90后人文素养最高
[热帖] 明星获奖感言背后的故事 [文史] 杨钰莹复出 当年为何被封杀 [文史] 1972年朝鲜黄金时代(图) 水皮：郭树清救市说法只能当故事 进来讨论处境尴尬是去是留
中学语文教材减少鲁迅作品引争议 正方：生涩难懂，该请下神坛 [小双]： 上中学时最不喜欢的就是鲁迅的文章，半文言半白话，又拗口，还经常要背下来，很痛苦。
[倩影kd]：鲁迅的文章确实是比较生涩难懂，给很多学生在学习上造成一定的困扰，有的学生即使能背也很难真正理解其深刻含义，适量减少鲁迅作品或许是件好事。
[林玉思]： 鲁迅的批判很“愤青”，而且有语法上的硬伤，绕口，不好读，还时有骂人的语句，给老师教学也带来一些困扰。
[争鸣]：以前鲁迅作品大量入选中学教材，客观来讲，多有政治因素方面的考虑。
虽然其作品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但选太多也没必要，适当减量，合理保留才是可取之道。
[汉唐]：有人认为课本里减少点鲁迅作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做人的骨气，这种想法顾虑太多。
精神是种无形的、靠言传身教的东西，我们通过可以很多方式来学习，不一定非得通过课本来学习。
反方：精神意义不能否，不可轻易淡化 [寒之]：难懂就删除
相比之下，对学生们来说，那些古文、古典诗词无疑比鲁迅的文章更难懂，难道也都删除不成
[无双]： 读鲁迅文章品其文学韵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学鲁迅才能知道如何当一个真正的有骨气、有理想的“中国人”
[李吉明]：鲁迅文章是语文教材中的重头戏，是语文教学中最出彩的核心篇目，大量删除鲁迅作品势必会淡化鲁迅的影响力，是语文教学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一大损失。
[琵琶语]： 鲁迅乃一代文学宗师，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绝非他人可比，他身上那种不屈不挠的人文精神，更不能为现代人所丢。
[小猪]：鲁迅的作品具有凝练、简洁、顿挫而又富有回味的语言风格，是中国文学的精品，有很强的人文价值。
也许对很多中学生来说鲁迅的作品不好理解，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老师的挖掘和引导，认为鲁迅文章难教把它当教学鸡肋，其实是教师的失职。
观点一：新时代不能淡化鲁迅精神 学习鲁迅，更重要的是学做人 [李吉明]：我们学习鲁迅先生，不光是要学习文学，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做人。
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骨气都没有了，还算是人吗
真正的鲁迅，是严厉的也是宽容的，是刻薄的也是慈悲的，是伟大的也是通俗的。
作为一个老师，首先应该理解鲁迅，才能使学生爱上鲁迅作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某些教课老师对鲁迅的“理解不透”，这才是当前语文教育的悲哀所在
详细 治愈愚昧、麻木的《药》不能扔掉 [舒升]：由于目前社会体制尚不完善，机制还不健全，贪腐现象依然存在，人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
而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思想，麻木愚昧的“臣民”思想仍然严重，公民思想欠缺，维权意识不强，甚至关系民族兴衰的反腐败斗争也认为是别人的事。
像《药》里描写的“华老栓”，我们身边不知还有多少
所以，鲁迅治愈“愚昧、麻木”的“药”，在今天来看仍不过时。
社会不能讳疾忌医，人们需要吃鲁迅这付“药”壮身健体，觉醒公民意识。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鲁迅的《药》当作常用“药”，相信也就不会出现“开胸验肺”的悲怆之举了。
详细 新时代不能淡化鲁迅精神 [都是天涯人]：虽然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语文教材需要有更多的新内容来充实和丰富，像梁实秋的作品入选中学教材，体现了中小学教材选文标准淡化阶级色彩，突出人文情怀的理念，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但是鲁迅作品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和医世治弊之“良药”，还是不能太过淡化。
观点二：淡化政治色彩，回归人文情怀 淡化政治色彩的理性回归 [花少林]：一直以来，语文课本的象征意义不仅仅在文学范畴之内，这也是备受争论的一点。
鲁迅作品之所以大量入选语文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某种政治因素，所以应该适当淡化。
名家在教材中也需“百家争鸣” [初见小苹]：从文学意义上讲，梁实秋、胡适、林语堂等人的作品并不比鲁迅的作品差，梁实秋作品的入选，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教育改革的一个新动向”，是“对时代禁忌的告别”。
[iambug]：文学作品，名家名篇，贵在文质兼美和其永恒的艺术魅力。
广选名家作品，让其在教材中“百家争鸣”，对中学生扩大文学视野、增长历史知识大有裨益。
教材就该“让语文回到语文” [小白在哭]：作为一本语文教材，特别是一本基础语文教材，其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识字、语言运用、文章阅读和文学审美。
中学语文教材选文标准应该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审美情趣和未来意识出发，增加选文的文化内涵、文学含量和时代气息，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思想政治课。
推荐阅读：新华社区 本期责任编辑：吴文娟 点击查看更多专题>>> 本文中观点来源于新华社区网友，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网友贴图，新华网不负责其真实性（来源：发展论坛)
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
首先，中国功夫确实在没落，这与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有关，也跟中国人的风俗有关。
中国人总是喜欢搞些虚的、花梢的东西，很多人都重名重利不重实际，爱面子，导致自吹自擂的多，实际能交手的少，有真功夫的更是难见。
其次，在没落中，还是有高手有真功夫的。
只不过太少了，散落在民间，尤如大海捞针，又因为中国文化崇尚不能随便显露，以及秘术不可示人的传统，造成他们的隐藏。
再加上高手少，所以互相之间交流切磋的机会也少了，中国功夫的整体水平必然会下降。
你问在实战中哪个厉害，应该说功夫都是一样的，不论什么种类的武术，因为人体的结构规律已经限定了，要克敌制胜其运动的根本规律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各门各类的练法不同、侧重点不同。
因为中国人多、地域广大，古代战争频繁，又有深厚的哲学文化底蕴来支撑，因此中国武术相比较而言更具有全面性，包涵较广。
真正在实战中，还要看规则如何，以及双方功夫练得如何。
如果是彻底的无限制的实战的话，我认为中国功夫的赢面较大，因为技术比较全面，可以出奇制胜。
不过，因为真正的高手交手不会超过三秒即分胜败，所以真正达到高手程度的两个人，谁能取胜往往难说得很。
至于中国功夫与泰拳的比赛，那篇贴子写的基本都是事实，但只是一个方面，因为那些比赛主要还是在泰拳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规则进行过一些修订，但仍然有利于泰拳。
再说，去的那些人也并非都是真正的中国的功夫高手，只是些有些名气的人而已。
中国就是这样，有名气的不一定有功夫，有功夫的不一定有名气，这是中国武术界的特有现象，当今更加变本加厉了。
我觉得，我们大可不必天天哭着喊着去跟人家比，更没必要为中国功夫的没落和外国功夫的入侵而痛心疾首。
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是如何挽回中国功夫整体衰落的局面，把它发扬光大，振兴我们自己的国术。
我们也没必要抱残守缺，与外国功夫的交流只会促进我们自己武术的进步和完善。
想当年日本人学了中国的功夫，现在发展成了空手道、剑道、合气道、忍术等等，名气反而盖过了中国功夫，学了中国的太极拳没几年，就敢口出狂言，说二十年后太极的真功夫在日本。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人家拿来主义的精神，学人家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使中国功夫焕发出新的光彩呢从个人来说，少说多练，认真学习，承担责任，勇往直前吧~
试论赵孟俯的书法艺术与矛盾人格表现?
赵孟頫，中国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之间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其诗书画皆冠绝有元一代。
然而，人们对赵孟頫却有着太多的争议，只是因为他以赵宋王孙的身份出而仕元，而这一事实给他的人格涂上了永远洗刷不净的“污点”，其书法亦因此而成“奴书”、“俗书”、“软媚无骨”。
这一“污点”给赵孟頫这位落魄王孙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永恒的悲剧色彩，成为他永生解不开的愁结，亦是数百年来人们争议的焦点。
今天，我们试图透过漫长时空的重重烟雾，给赵孟頫出仕找到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答案，透视其出仕后的特殊心态，以洗去其清白纯正人格上的尘垢，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其人格。
关键词:赵孟頫 仕元 人格 在元代文人群体中，赵孟頫是人们公认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
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书画大师，柯思九曾语：“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
”同时，他也是元初诗坛一大泰斗，集诗、词、乐、律、书、画、考古于一身的“一代宗师”。
80年代，世界天文组织以赵孟頫之名字为水星上的环形山命名，更令他成为一位世界知晓的文化名人。
关于他的诗文，元《赵孟頫集》就收录了474首，还不包括他散见在地方史志、书画著录和文集笔记中的那些诗词文斌，他的诗历来有“清新俊丽，奔放自由”、“流转圆润，直抒胸臆”、“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之誉。
在当时南方的文人士大夫中，他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即使与北方文人士大夫相比，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因其以宋室之亲仕元之举，许多人对他的人格颇多微词。
“出仕胡元”、“不隐江南，念恋大都的繁荣和名位”等许多帽子扣到了赵孟頫的头上，甚至“薄其书画”，认为其书法为“奴书”、“俗书”、“软媚无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书说家傅山贬斥赵无骨气无品行的一段议论，则使人们对赵人格印象愈加牢固。
傅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
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欲乱真。
此无它，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孤棱难近，降而匪人游，而无尔我者然也。
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
”此后，书论家为论证人格即书格，不加分析，不厌其烦地屡屡以赵为例，从而使一代大家赵孟頫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扭曲。
更有甚者，今存明初瞿佑《归田诗话》里之无名和尚题赵孟頫所书《归去来辞》更为快捷，诗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
翰林学士赵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
”又元人虞堪《题赵子昂苕溪图》亦批评道：“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
回首青山红树下，那无十亩种瓜田。
”[1]显然也是说赵孟頫未能像东陵候召平那样宁愿种瓜为生也不愿意出仕新朝的气节。
但当我们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赵孟頫仕元并非是“失节”这样一个词语的含义就能够解释得清楚的，多种纷繁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赵孟頫仕元这一行为。
其一是谋求起码的生存条件。
赵孟頫仕元之前，蒙古族骠悍的铁蹄如汹涌的钱塘江水闯进了南宋都城杭州。
于1279年恭帝降元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
吴兴的赵也从贵族论为平民，他幼年丧父，由其母邱氏拉扯长大。
邱氏系偏房，母子在赵家的地位可想而知。
作为一名家境并不富裕的封建知识分子，其生活来源除官俸外，难以有足以支撑家庭开支的其它经济收入。
因而家境日益败落，生活举步维艰。
“何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
[2]我相信，这是赵氏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仕元经济上的客观原因。
其二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
赵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
年十四，因父荫补官”。
[3]应该说在初涉人生的赵孟頫面前铺展着一条风正帆悬般的坦途。
然而好景不长，蒙古铁蹄终于踏碎了大宋的山河，随即亦轰毁了赵一切美好的理想。
自幼从名儒学习中国典籍的赵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侵染，不难想象，儒家积极入世企图兴邦治国以建功立业的思想是赵孟頫思想的主流。
宋亡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家居，益自力于学”。
[4]闲居吴兴以读书画乐自娱毕竟是暂时的、无可奈何的退路，赵孟頫并不欣赏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时时萦绕在年轻赵孟頫心中的仍然是寻找人生的出路。
作为元一代“经济文章冠一时”的赵孟頫，不仅仅是穿衣吃饭的常人，而且更是一个胸怀大志，且又有济苍生权天下的大本领的国家栋梁。
可是出路在哪里呢
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转；[5]“念此每不乐，天路何由寻”，[6]方舟难渡，天路无寻，前途如渺渺烟波，在这种进退维古的境地中赵内心的苦闷惆怅在其诗作中一再流露出来：“顾瞻靡所骋，忧心 如捣”；[7]“如何当秋夕，怆 令人悲；”[8]“他年风雨夜，来听龙吟愁”，[9]秋思悲心，化不开，驱不散，这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通情绪。
“美人在何许，忽若阻山啊。
攀条弄白日，常恐岁蹉跎”，《春思》[10]这正是赵孟頫的愁结所在——赵不是浑浑噩噩之徒，他欲有所作为，唯恐蹉跎岁月，空掷光阴。
只有珍惜青春，热爱生命，积极进取的年轻士夫才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如此真切的忧患意识
机会终于来了，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待御史程钜夫奉诏受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成了受圣宠眷顾的二十四名士人之第一人。
应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机遇面前，我相信，很少人会无动于衷。
对于赵，或继续赋闲，或接受召唤，这当然是两难选择。
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出仕。
之所以作如此选择，赵氏在《送吴幼清南还序》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
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菜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
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有用耶
无用耶
可行耶
不可行耶
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既然“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岂有用者，”那么赵的出仕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何况，此时科举考试已废数十年，而汉人尤其是南方人的地位极端低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欲施展抱负者，出仕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对赵孟頫这位“贰臣”求全责备。
当然，他可以仿效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四世纪的田元诗人陶潜，也可象当时的郑思肖、龚开、钱选等画家隐而不仕。
然而，一个在闲居的苦闷与忧愁中挣扎了多年、心怀鸿鹄之志，欲有作为的青年，难道应该抱残守缺，为那个悲剧的时代殉葬吗
正如黄时鉴先生在其《元朝史话》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青年赵孟頫另有想法。
”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赵孟頫认为，求志与达道相比，达道才是读书人的目的。
’因此，在精明强干、知人善任、礼贤下土可以有一代英王之称的元世祖忽必烈再三派人到江南求贤之时，他才决心出任。
在《赠别夹谷公》一诗中，他按照传统文人借物喻怀的做法，十分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志向：“青春蕙兰花，含英在中林。
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
”对此，黄时鉴先生曾很中肯地评价道：“这似乎符合了程颐的一个思想：‘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观其乱而不救
’ 其三是对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可。
对于南宋的灭亡，赵孟頫内心是悲伤的。
他有一首《岳鄂王墓》诗，其中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莫向西湖歌比曲，水先山色不胜”胜等句。
在这首诗里赵孟頫对“南渡君臣轻社稷”的谴责，对“中原父老望旌旗”的同情，对“英雄已死”的嗟叹，最后归结为“莫向西湖比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的确，当时的南宋王朝是一个彻尾的卖国政府。
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即与权相秦桧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金人称臣纳贡，打击主战派。
并居然应金要求，杀害抗金岳飞等爱国将领。
南宋灭亡后，亡国皇帝赵显和状元宰相留梦炎居然奉元朝统治者之命，先后去劝降身陷囹圄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1]即便从儒家正统观念来看，南宋王朝这样一个根本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卖国政府，其灭亡是注定的，同时，也是理应为人民所抛弃的。
与此相反，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在他执政期间，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展文化交流，曾接待和结交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侨居中国十六年，数度奉世社祖之命巡视各地，还在扬州做过官。
他聘请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创建了元朝大帝国，把中国建成一个民族大家庭，实现了包括西藏、云南在内的中国的空前统一。
就在此时此刻，一批汉族知识分子顺应历史潮流以减轻常年的战争破坏，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他们以儒家“用夏变夷”[12]的理论为指导，毅然跨越民族轸域而为新兴的蒙古王朝服务。
正是在这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元世祖忽必烈改革旧俗，推行汉制。
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种细目，如帝号、官制、经理、农桑、赋税、钞法、课程、舆服、经筵进讲、郊祀太庙、社稷、谥法、旌表学校、贡举、五刑、王服、祭令等，几乎被元朝统治者陆续作为一代国制继承下来。
宋儒构建的理学也在元代得以继承发展。
孔子曾经指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13]赵孟頫仁元时间为1286年，距南宋灭亡为七载春秋。
这段时间，由宋朝到元朝的改朝换代早已完成。
在蒙古王朝灭亡南宋王朝的最后阶段，赵孟頫年方二十五岁，一直居住吴兴老家刻苦攻读。
以赵孟頫的眼力，不难看出，蒙古入主中原一统江山已大局既定，欲实现自己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大志，也只有通过仕元这个渠道了。
南宋的灭亡，作为一介书生的赵孟頫不可能负任何责任，赵孟頫不可能去为其殉葬和守节。
对于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于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同是赵孟頫出仕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其四是元朝统治者对赵的极度重视，三请赵孟頫。
随着元朝的统一，国势稳定，忽必烈在治理国家中，渐渐认识到团结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雇佣江南士人的重要性。
赵孟頫在吴兴“自力于学，时从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经明行修，声闻涌溢，达于朝廷。
”[14]逐渐成为学问才气出类拔萃的“吴兴八俊”之一。
因其声誉，便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夹谷之奇所激赏。
他出任吏部尚书后，力荐赵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宫，被赵拒绝，这是一请；至元十九年，程钜夫初下江南时，便遇到被蒙古人抓住而送交到他面前的赵孟頫，迫其入仕，赵表明稳居之意，程在感动之下释放了赵，这是二请；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即恭帝降元已经10年，元帝在全国的有效统治已是个事实，江南遗民的抵抗早已被镇压下去，时局相对稳定。
行台治书待御史程钜夫，受元世祖忽必烈的派遗，赴江南“搜放遗逸”，得二十四人，赵居首选 。
此次江南之行，《元史·程钜夫传》有载：初，书诏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汉字书之。
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钜夫临当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
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 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
从这段记载可见，忽必烈对这次行动十分重视，不光用汉字书写诏书，而且对被诏征人员皆许以官职。
后来元朝招聘隐居福建的谢枋得，谢再三不从而置强行押送大都，后终于被害便是例子。
如果赵也再三拒绝，其结果会如何呢
元朝如此尊重他，他没法不从也没有再拒绝这次出任机会。
次年春，入大都（现北京），忽必烈一见喜之，“以为神仙中人”，[15]不顾下属反对，使赵坐于右丞叶公之上。
其五是当时的大气候影响了赵孟頫。
与赵孟頫仕元同时或较之稍早或更早的一批儒生，如叶李、许衡、姚枢、窦默等许多人，都慨然以道首任。
叶李在南宋有大节，其率领八十三人伏阙上书力攻奸臣贾似道之事，曾震动天下。
然在忽必烈的再三征招之下，亦把向拜日：“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
”[16]而在许衡等一派儒生看来，只有积极地出来影响统治者，才可以使儒家的道继续流行，否则，在蒙古游牧贵族旧俗支配下，中原封建文明将会面临断绝的危机。
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唯一选择。
或许，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赵享尽“被遇王朝，官登一品，名满天下”[17]之殊荣，而忽略了这殊荣背后赵氏内心的隐痛与苦衷。
这一方面来自当时的压力，其侄与之绝交，其长辈友人著名画家钱选也对他深为不满；另一方面赵亦有感于自己背弃了家世之重托，因而在其诗作中屡屡流露出懊悔、愧疚和由此而引发的更为深沉浓烈的悲伤，最明显的莫过于其《罪出》。
美国学者李铸晋先生指出：“在他（赵孟頫）著作中，有不少的诗都表现出他既感懊悔，亦觉良心有愧。
最明显的一首诗，题为《罪出》”。
[18]中国文学史家指出：“由于他（赵孟頫）以宋王孙仕元为显官，颇为当时遗民所轻，他侄子也因这件事和他断绝了来往，蒙古贵族中也经常有一些人反对，因而心情比较矛盾，诗中常有自我谴责之意。
如《罪出》”[19] 赵孟頫所作《罪出》一诗全文如下：[20]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在，见事苦不早。
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堕尘网，宛转爱缠绕。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
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
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
愁深无一语，自断南支杳。
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不言而喻，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自悔和悲伤的泪。
过去没有出仕时，他被视作“远志”，是“飞来飞去有自由”的“水上鸥”；出仕新朝后被目为卑贱的“小草”，成为身心俱遭束缚的“笼中鸟”。
这些简单的道理古已有之，可为什么自己见识不早呢
面对苍天，赵孟頫不禁痛笑失声。
其晚年所作的《自警》一诗说得更加沉重：“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惭。
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此诗作于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正是大受优遇之时。
《元史》本传称：“三年，拜翰林学士水旨、荣禄大夫。
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
”“官居从一品，且帝眷之甚厚”，诗人此际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对一生行事作了深沉的忏悔。
赵的一生委实活得不轻松，平步青云、高官厚禄，这只是赵的生命形式的愉悦，而其生命内涵又是何等艰难，何等苦涩
在这里，我们实在有理由为赵孟頫感到困惑与不平——出仕，平是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激励年轻的赵孟頫所作的选择，而恰恰他的这一行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屡屡被人指责。
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寻求到的唯一的出路。
出仕后赵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一切。
但一旦出仕，在长期的官场体验中，赵孟頫发现了事实的真切，烦恼随之再生。
无论怎样，我们完全可以说赵氏的人格是清白的，以“操履纯正”来评价其人格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 [1] 都穆《南濠诗话》 [2]《罪出》 [3]《元史·赵孟頫传》 [4]《元史·赵孟頫传》 [5]《松雪斋文集》之《古诗十首》之四 [6]《松雪斋文集》之《古诗十首》之七 [7]《松雪斋文集》之《古诗十首》之九 [8]《松雪斋文集》之《咏怀六存》之一 [9]《松雪斋文》之《赠道隆上人》 [10]《松雪斋文集》之《春思》 [11]《孟子·尽心》 [12]《孟子·滕文公》 [13]《论语·泰伯》 [14]《松雪斋集·松公行状》 [15]《松雪斋集·赵公行状》 [16]《元史·叶李传》 [17]杨载《赵孟頫行状》 [18]李铸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19]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 [20]《松雪斋集·卷二》 [21]《元史·赵孟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