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方先觉
1944年8月8日，中外瞩目的衡阳保卫战在坚持了47天之久后，因弹尽援绝而失败，守军主将、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残部投降日军，衡阳陷于敌手。
此后，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公案。
之所以成为公案，一是在他是否曾经投降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说法。
虽然日方的战史著作，以及中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上，都有言之确凿的记载，但方先觉本人始终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在写到这段历史时，也一直回避方先觉的投降问题，对此不置任何可否。
二是在如何看待他的投降问题上，不同意见各执一端。
大陆方面出版的主流派的历史著作中，认为方先觉投降日军是“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但也有人认为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不能全盘否定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
笔者写作本文，无意为方先觉的投降日军翻案，因为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
笔者甚至认为，方先觉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回避这一问题，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笔者也认为，在如何看待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问题上，我们的评价应该更慎重一点，更客观一点，更公正一点。
因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不能说好就是绝对的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
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以一种同情的了解，去全面地、客观地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
这样，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先觉其人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并以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他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第一，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的绝大部分时候，是有着比较高的抗战积极性的。
在投降之前，他已率部坚守衡阳47天之久，给予了日军重大打击。
他并非不战而降，也非战至中途而降，而是战至最后，在官兵伤亡殆尽、守城无望的情况下才降。
因此，要把方先觉同那些为了苟且偷安，或者为了高官厚禄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主动投降日军的汉奸区别开来。
此外，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不少将领，在与日军作战时往往不战而逃，或者一触即溃。
方先觉与这些将领相比，在抗战史上的地位是否应高一些
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第二，方先觉投降日军对战局并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他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
即使他不投降，衡阳城也不可能免于沦陷之命运。
此外，他率部坚守衡阳47天，早已完成了蒋介石令他坚守衡阳10天至半月的任务，并在相当大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基本上达到了作战的目的。
此外，在外围援军作战不力、不能倚赖的情况下，方先觉以不足二万人的兵力，事实上难以达到固守衡阳城的目的。
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杨森在战后检讨湘北作战时曾说：“衡阳现有兵力（六个团）固感不足，增加一倍，亦难达成固守之目的。
” 第三，方先觉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他率部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下坚守衡阳47天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放弃突围这一唯一的逃生之路，以及后来企图自杀的事实，亦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
我们过去说方先觉投降日军是因为贪生怕死，这一说法失之于得简单和片面化。
应该说，方先觉并没有投降日军的思想基础。
早在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曾率部先后参加过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会战，表现了较高的抗战积极性。
尤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当时任第10军预10师师长的方先觉率部死守长沙，与日军血战四昼夜，终保长沙不失，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方先觉亦于是役“以死守长沙而获猛将之名”。
应该说，方先觉不是一个天生的软骨头，投降胚子。
他的投降，在客观上有着下述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衡阳守军在城内浴血苦战时，外围援军救援不力，使方先觉极为不满。
方先觉曾说：“那一部友军先打进城来，我一定向委座叩头，请求颁给他一颗青天白日勋章。
”由于援军迟迟不至，7月下旬，方先觉在绝望中给蒋介石、薛岳等人发电报，呼吁：“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
”遗憾的是，不要说一团兵力，外围援军连一兵一卒都未能冲进衡阳城。
第二，为了避免日军屠城。
方先觉最后决定投降，应该说与此有着重要关系。
衡阳保卫战中，日军死伤累累。
日军破城后，为了报复，难免会对俘虏及受伤官兵进行大肆屠杀。
这一点，应该说是方先觉最不愿看到的。
在7月下旬突围还有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他之所以反对突围，就是不愿把伤兵丢给日军。
因此，方先觉的确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企图以有条件的投降来换取日军对守军官兵的人道待遇。
在投降前，他向日军提出了七项条件，其中两项就是“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
这些条件最后虽然遭到了日军的拒绝，但方先觉率部投降后，第10军被俘官兵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屠杀。
应该说，方先觉的目的部分达到了。
第三，受了部下的影响。
如前所述，衡阳保卫战快要失败时，方先觉要自杀，遭到部下的谏阻。
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投降的主张后，除了第54师师长饶少伟不赞成外，其余的师长和幕僚人员都没表示反对。
他的部下的态度对他显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应付日军，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做汉奸。
而且他在投降日军后不久，就开始寻找机会逃跑，后来终于成功地逃回重庆。
这是我们在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时必须注意到的又一事实。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不久，日军将第10军的残部改编为所谓的“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字和伪和平军的“和”字），任命方先觉为军长。
“先和军”成立时，日军举行了一个仪式，日军记者给方先觉和他的四位师长与日军第68师团长、慕僚长等人照了一张合影。
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
”这句话很能反映方先觉的真实态度，它说明方先觉对日军只是应付而非真心投靠。
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特殊个案。
这一特殊个案反映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有多么的复杂。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稍有不慎，就难免失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而这对历史人物是不公正的。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
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
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
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
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
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
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
1944年10月初，第3师师长周庆祥和军参谋长孙鸣玉越窗而逃。
方先觉看到他们逃跑后，日军没有加强防范，于是也开始寻找机会逃跑。
他先派人与外界取得联系，然后在当地帮会势力、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的共同帮助下，于1944年11月底12月初，成功地逃回了重庆。
这样，方先觉从投降日军到逃跑成功，经历了4个多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
方先觉逃回重庆，进一步说明，他投降日军后的所作所为是策略性行为，是为了应付日军。
对于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表现，日军方面也认为是巧妙的伪装。
日本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写道：“这位投降的方先觉军长被俘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后来乘机逃脱，返回了重庆军。
”日方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抗日战争衡阳战役中为什么10万日军打不过方先觉的1万国军
第一方先觉的第十军是国军精锐部队军队士气很高。
第二方军长的军事防御工事做的非常不错。
轻重武器分配很合理。
第三方先觉军事素养很高，总能想出敌人想不到的东西。
第四日军有些轻敌，还有日军当时是多线作战，兵员质量不如抗战初期，但不可质疑一点那就是日军拥有绝对的武器装备，用飞机地毯式轰炸，毒气弹等等等等，可想战役多么残酷。
第四城内官兵方向一致那就是守住衡阳城，思想统一。
第五合理运用城内建筑，坚持打巷战。
第六 在一没弹药补给，二没兵员补充，三没粮食弹药，四在敌军人数装备以绝对优势下，坚守了47天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奇迹
虽然最后投降了，但是那完全是为了城内人民和官兵，他们的精神让我们敬佩
他们的顽强的斗争维护了中国军民的尊严，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军魂
愿在衡阳保卫战即整个抗日战争，为捍卫国家尊严，国家完整统一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以上全部是本人手打，全部是本人的肺腑之言，如有说错的地方敬请指出，多多包容
方先觉指挥的是什么战役
战长沙的编剧说了 顾清明这个角色是融合了那段时间的好几个人物 所以具体是哪一个是不清楚的 那个时代的中央大员的公子哥也有很多放弃家里清闲日子出来报效国家的 所以也算是那个时代的人物缩影吧~不过这个故事除了主人公是虚构的 其他的官员名字和长沙会战的实际情况都是真的。
比如说军长方先觉 比如说顾清明呆的部队预十师 比如说姐夫的上司徐权我也很喜欢这部剧~满意请采纳哟
军长方先觉该不该投降
在与日寇血战47天第已经弹尽粮绝，残存将士绝大多数都是伤员，第十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继续战斗下去，势必演变成日军对第十军残存将士单方面的大屠杀。
战斗进行到了这一步，，第十军投降与否对战役的结局已经没有影响了。
因此在衡阳战役的最后一刻，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它的的实质已经不是方先觉和十军将士该不该投降了，而是是否应该将方先觉和第十军残存将士的生命放到道德祭坛上牺牲掉，并以此来使我们这些活着的后来人获得道德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