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朝第一批留学生有多厉害?是怎么选拔的?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已从书本和口头上变为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行动。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了维新派的保皇立场，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把从西方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并用这个理论指导了辛亥革命。
科学技术的成果 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洋务运动中相继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和广学会，不断翻译和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那时候，还出现了一批中国近代的科学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和化学家徐寿。
在翻译外国文献的机构中，京师同文馆以外国史地知识为主，广学会侧重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书籍。
翻译出版科学技术书籍最多的是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
江南制造总局集中了不少外国和中国的科技人员。
徐李善兰外，还包括华蘅芳和徐寿。
李善兰撰写了一些很有成就的数学专著。
在《方圆阐幽》一书中，他较早地阐发了微积分的初步理论。
在《垛积比类》一书中，他说明了高阶等差数列的理论，书中的“李善兰恒等式”，为当时数学界所瞩目。
李善兰自幼喜好算学，成名后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总教习。
他除了自己著述外，还与外国人合作，翻译了许多自然科学书籍，有《代数学》、《植物学》、《谈天》等。
通过这些书，他不仅向国内介绍了西方近代数学理论，还引进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欧洲植物学最新成果细胞学说。
华蘅芳以译书出名。
他翻译的书很多，其中以数学方面的为主，如《代数术》等。
这些书介绍了近代西方代数学、三角函数、微积分的知识。
他翻译的数学著作中，还介绍了当时欧洲刚刚出现的概率论。
徐寿与英国人傅兰雅创办了格致书院，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徐寿翻译了大量外国科技资料,以化学方面为主。
他的译著《化学鉴源》等，介绍了19世纪中后期欧洲化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华蘅芳和徐寿曾在江南制造总局合作，制造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木壳轮船。
清朝末年，我国的交通事业也有所发展，涌现了成绩卓越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和飞行家冯如。
清朝修筑铁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
但是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只修筑了天津至山海关一段及台湾新竹附近一小段铁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扩充铁路。
到清朝灭亡之前，共完成铁路线4300多公里。
其中，除詹天佑指挥修建的京张铁路外，其余几乎都是由外国人出资和设计修筑的。
詹天佑是中国近代杰出的铁路工程技术专家。
1905年，他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经过四年奋战，终于使京张铁路提前通车他著有《京线铁路工程纪略》等书。
詹天佑是我国近代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学堂任职。
中法战争期间，他参加了马尾海战，在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十分英勇。
进入20世纪，詹天佑致力于我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冯如早年留学美国。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研制成功世界第一架飞机。
冯如决心努力钻研飞机的设计制造和驾驶技术，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作出贡献。
1910年，冯如研制的飞机试飞成功，飞行高度、飞行距离和速度均创当时世界纪录。
冯如（1883-1912年），广东恩平人 ,冯如和他研制的飞机。
新式学堂的兴办和教育的变革 19世纪60年以后，洋务派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学习外语、科学技术、军事等内容，还组织了留学教育。
在新式学堂中，成立最早的是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
最初，同文馆主要开设外语，后来逐渐增加天文、算学等课程。
此后，各地纷纷建立新式学堂。
新式学堂的建立，改变了过去以学为主的教学内容，而是以“格致之学”为主；培养方向，不再是封建官吏，而是一些从事实际业务的有用人材。
洋务派兴办的留学教育，取得一定成果。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促成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深造。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先后选派100多名幼童赴美国留学。
他们有的考入大学，有的考入工业专科学校，分别学习机械、造船、采矿。
他们学习用功，成绩优良，品行端正，深得美国人好评。
回国以后，留学生大多数成为各界栋梁。
他们当中，有中国近代著名工程技术专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后来，福建船政学堂派学员到英法两国学习舰艇驾驶和制造。
其中有近代著名思想想家严复，北洋水师将领刘步蟾、林永升等。
留学教育对封建传统教育是一个突破，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卓越人材。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
著名的有康有为在广东创办的万木草堂，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等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等。
1898年，在变法过程中，作为新政之一，光绪帝诏准建立了京师大学堂。
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体制完备的高等学府。
戊戌变法以后，京师大学堂没有被废除，仍旧保留下来。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戊戌变法期间创办的新式大学还有：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
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高等学府。
20世纪初，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赴日留学高潮。
到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8000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骨干，如近代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广州黄花岗起义列士喻培民、林觉民，云南护国运动的领导人蔡锷等。
20世纪初，由于国内形势的巨变，中国的科举制度再也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
清政府被迫制订了新学制，并于1905年宣布废止科举制。
科举制自隋唐设立以后，历经1000多年，终于走到了尽头。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教育部，由蔡元培任教育总攻。
蔡元培认为，共和时代的教育，不能再以封建时代的忠君、尊孔为主要内容，而应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他把这五种教育概括为体育、智育、美育和德育。
由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民国初年的教育得到了发展。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以后，大搞尊孔活动，推行复古教育。
直至1915年兴起新文化运动，情况才有了改变。
西方列强还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
最初设立的都是一些初级、中级的学校，如鸦片战争前在澳门设立的马礼逊学校，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
20世纪初，外国教会着手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如法国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震旦大学，英美两国在北京合办的协和医学校，美国教会在北京海淀设立燕京大学。
教会学校的建立，为外国侵略者培养了一些信徒，同时，对中国近代教育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于北洋水师的问题
在当时的海军中，洋务派海军学堂出国留学生都在各个船队中充当重要角色。
如在北洋舰队中，原船政学堂学生、后留欧回国的刘步蟾担任了右翼总兵，全面负责舰队的业务技术；船政学堂学生、后留欧回国的林泰雷担任了左翼总兵，船政学堂留学生叶祖圭任海军副将，萨镇兵任海军帮统；船政学堂留学生林永升、方泊谦、黄建勋等分别担任了经运号、靖远号、济远号、超勇号管带。
船政学堂毕业的刘世昌、丘宝仁、李和、林履中等分别担任致远、来远、平远、扬威舰管带。
据统计，在中日黄海大战的12艘北洋水师船管带中，首届船政学堂留学生占一半以上。
他们为反击外来侵略作出了积极贡献。
评价邓世昌和林则徐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带头起来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是言行一致的爱国者。
他领导的禁烟斗争，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对鸦片烟毒的深恶痛绝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表明中国人民是一个酷爱自由、不畏强暴的民族，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
1858年，马克思在所著鸦片贸易专论里就肯定了林则徐的这一禁烟壮举。
林则徐是一位不避风险、以身许国的政治家，不但在侵略者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勇地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且在遭受国内政敌陷害打击的时候，仍然始终坚持爱国理念，从不动摇。
他一生清廉自好，恪尽职守，兴利除弊，锐意改革，发展经济、关注民生。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著名诗句，抒发了他决心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崇高思想感情。
这种不顾个人得失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正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难终能生生不已的精神源泉，至今仍为人们广泛传颂。
林则徐用心谋求兴国之道，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者。
他十分注意了解和研究外部世界，最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评价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近代中国始终面临两大主题：一是抵御列强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二是推翻封建统治，寻求符合世界潮流的富强之道。
林则徐享有崇高地位，得到后人的尊敬和普遍赞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在认识和处理中国近代这两大历史主题上，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
今天我们纪念林则徐，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林则徐的爱国主义精神、改革进取精神和勤政为民的思想。
邓世昌是靠自己的业绩而不是留学成为北洋水师的重要将领，同赴英留学生们相比，他的年龄最大的，--留学生中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
同时，他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
在加入马尾学堂成为军人之前，邓世昌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港商，他的人情练达超过了他所有的同学。
他在北洋水师中，本来有着先天的不足。
邓世昌是北洋水师舰长中唯一的非闽籍汉族军官。
而福建人的排外，是连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
后来，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始终被冠为“闽系海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而邓世昌就能够和闽系军官们很好的相处，使他们能够对他较好的接纳。
因此，他在同辈中才能够脱颖而出，丁汝昌对他倚若心腹，这可以从邓世昌的头衔看出来。
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军官中，最高军官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林两海军少将-总兵，一般的舰长，都是海军上校（副将），比如济远的方伯谦，经远的林永升，军舰小的就更低些，比如超勇巡洋舰的舰长林履中，就是中校（参将），还有少校（守备）的，比如平远巡洋舰舰长李和。
而邓世昌则比一般舰长要高，他的职务应该是海军准将（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和杨用霖持平，地位仅次于李鸿章青眼关照的刘步蟾和林泰曾。
而邓的致远巡洋舰属于轻巡洋舰（快碰船），其实档次低于邱宝仁的来远和林永升的经远，它们都是重巡洋舰（炮塔舰），邓能够得到这样的头衔，显然不是由于统带军舰的重要，而是因为他作为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的职务和中枢更为接近。
如果他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署理这个位置是很难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林，邓，杨这四名优秀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军官，全部在甲午战争中以身殉国。
可见，在对军官的基本品质选择上，传统的教育和官僚体系，也自有它独到的地方。
真实的邓世昌同时又是一个勇敢而多少有些鲁莽的军官。
他练兵有方，勤奋过人，是唯一不在陆上购置房产的舰长，出海常在大洋上作演习而闻名，他带兵非常严格，甚至近乎苛刻。
在大东沟海战前，他正在受到审查，理由就是治军太严，而“鞭打士兵致死”。
他带船多年，事故率在北洋水师各舰长中最高，他担任镇字号炮舰舰长的时候，曾经在风浪中把军舰搁浅，担任扬威舰舰长的时候，一次煤带的不足，在海上漂流了许久，一次因为不熟悉水情，螺旋桨叶片刮底受损。
这些记录因为他另有敢做敢为的精神而没有影响他的升迁，但是作为舰长，邓大人也难辞其咎。
在水兵中因此称邓世昌为“邓半吊子”，意思大概是“太酷了”。
北洋水师的官兵起外号挺有水平的，比如称方伯谦为“黄鼠狼”，就惟妙惟肖。
对邓世昌最后牺牲的描述其实并不十分清楚，比如他“扼犬浩叹”“义不独生”等等，都只能是当时救援水兵的印象，是不可能派记者潜到水下找邓大人核实的。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两个重要的细节。
第一，邓世昌的致远舰为什么会身负重伤，舰身倾斜。
那是因为邓世昌下令突出阵前，独自抵抗 日军本队和第一游击队的几乎全部炮火。
他并不是疯狂，而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当时北洋水师摆成的队形类似一个八字，旗舰定远在最前面，因此顿成日军集火射击的目标，北洋舰队没有想到日军炮火如此准确和凶猛，顿时被打掉了指挥部，全军陷入混乱。
邓世昌的致远在定远左侧后方，他的职务是“中军副将”，现在说法，直属队的指挥官，他和其他舰长不同的责任就是救护和掩护旗舰，面对日军的狂攻，他毅然采用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做法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冲出队前，升旗吸引敌人火力。
关于邓升旗的目的还有一些争议，但基本结论是他并不是要接管指挥，而是升起类似将旗，或者日 本海军Z字旗那样的旗帜，表示挑战。
结果对致远舰是灾难性的，因为致远号属于英国制造的轻巡洋舰，装甲薄而机动灵活，拼防御力是它的弱点。
但是，它的牺牲换得定远镇远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重整旗鼓，如果不是丁汝昌这时已经负了重伤，此战胜负还很难料。
邓世昌是尽到自己的职责了。
第二，邓世昌为什么去撞击吉野 弹药垂尽应该是文人的杜撰。
真正的原因是邓世昌冷静的在采取里萨海战的撞击战术，这是甲午海战前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海战，也是最能参考的吧，那一战，意大利人就依靠撞击一举改变了战局--当然，邓世昌无从知道这也是海战史上最后一次成功的主力舰撞击作战。
这表现了邓世昌优秀的战术素养，他的致远舰速度是北洋舰队最快的，而且船首下暗藏冲角，他也了解对手，所以直扑日 本巡洋舰吉野，而不是比睿这种装甲舰，吉野是火炮射速快，但是装甲较薄的英国军舰，如果真的撞上吉野，他应该是比较有把握送它到海底的。
事实上十年以后，吉野号也的确是被撞沉的，它被日 本海军自己的战舰误撞，立即就沉没了，邓世昌选择目标相当的冷静。
至于吉野号比致远号快，那不是问题，因为日军当时是首尾鱼贯阵，吉野是在队列之中，面对撞击它不能随便改变位置和航速，否则就有会和前后的日舰相撞的危险。
这相当于一个死靶子
确切的说，致远对吉野，不是“追”，而是“截”，所以，吉野就算快，也无法发挥它的机动优势。
邓世昌不愧是一个优秀的职业海军军官
致远舰是功败垂成，传统认为它是被日军鱼雷击沉，而实际资料显示日军并没有在海战中发射鱼雷，当时的鱼雷水准很低，还不适合于攻击机动目标，中国福龙号雷击舰对西京丸的攻击也一样失败，此时的鱼雷，更适合攻击锚泊固定目标。
由于致远舰沉没太象典型的中雷沉没，现在的普遍看法是日军炮弹引爆了致远舰的鱼雷。
我个人认为，致远的沉没，邓世昌不够细致的性格和战斗作风或许也起了一定因素。
因为北洋舰队接战之前，曾经明令各舰把鱼雷投弃水中，以免殉爆，而致远舰由于某种故障，恰恰无法投放自己舷侧发射管中的鱼雷（致远水兵证实）。
而邓世昌对此的反应是：随它去吧。
没有积极采取措施排除故障，带着这个“危险品”就急切的投入了战斗，恰恰是这颗随它去吧的鱼雷，造成了致远舰的覆没。
也许真实的邓世昌，才是有血有肉的。
对他的评价，还是让光绪给他写的诗句来说吧：“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