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共产党的口号
1.要明白一点，有知识，有文化，思想觉醒高，在抗日期间，共在沦陷区开展敌后根据地宣传马克思思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宣传 民族自强，不做亡国奴的思想，使得广大老百姓能支持抗日（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当时的日本人开展 对中国的奴化教育，要从思想上彻底奴化中国老百姓，当时的中国百姓其实是很纯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那就是学生的作用来了。
2.就是为了国家建设，那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是少数群体，条件不好，培养起来不容易，中央电视台有个记录片《抗战-文化血脉》有2集说的很清楚，LZ可以去看看。
抗日战争时期抗大的学生要学什么
举世闻名的抗大，是国防大学的前身。
这面在抗日烽火中猎猎飘扬的光辉旗帜，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同志早在1941年就指出：“抗大成为建设抗日军队的火车头”。
今天，重温抗大的峥嵘岁月，弘扬抗大光荣传统，对于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的神圣使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大彰显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履行新使命的精神支柱 抗大擎起了抗日救亡的一面大旗。
在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以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大规模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
1936年6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
抗大的成立，春雷般唤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成为抗战烽火中凝聚抗战力量、鼓舞必胜信念的一面光辉旗帜，在全国人民心中升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胜利曙光。
随着形势的发展，1937年1月，中央军委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千里迢迢来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道路。
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无数爱国志士和青年男女，身背简易行装，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昼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走进抗大。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
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赞叹：“奇迹，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抗大成为锻造全民族抗日先锋的战斗堡垒。
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而“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
事实正是如此，抗大成立不长时间，就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培养成为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而英勇奋斗的抗日骨干。
抗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米勒、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世界学联代表团都慕名到抗大参观访问，许多人还要求抗大接受他们为名誉学员。
抗大在抗战烽火中彰显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是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强大精神支柱。
胡主席站在时代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给我军职能使命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涵。
面对新使命，我们要深入学习抗大坚定的爱国主义传统，永远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要深入学习抗大高举抗战旗帜、积极探索抗日救国真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始终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要深入学习抗大敏锐洞察国际形势变化、果断作出战略决策的前瞻思维和战略思维，善于着眼国际战略格局、国家利益全局和军事战略大局，统筹和谋划好军队的改革与建设，努力建设与我国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
抗大发挥的“大学校、大熔炉”作用是我们履行新使命的生动样板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为夺取抗战胜利，抗大担负起了为民族解放战争造就大批抗战骨干的光荣使命。
抗大第一期招收1065名学员，其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38人，罗荣桓、罗瑞卿等既是学员又是领导干部。
抗大第二期开学时，仅大学部就有14个队1300多名学员。
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开学，学员猛增到5500多人，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900多人。
此后，抗大学员不断增加，开设了10余所分校。
东至东海之滨，西至西北高原，到处飘扬着抗大的旗帜；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回荡着抗大的歌声。
抗大是名副其实的锻造战将的最高军政学府。
不仅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还经常为抗大授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不朽的名篇就出自他在抗大的讲义。
朱德总司令兼任抗大教员，并亲自为抗大授课。
抗大办学10年，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优秀军政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可靠的人才保证。
同志曾经赞扬抗大：“几万个革命青年，经过抗大火炉的锻炼，一批一批地输送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大的威力，已经在全国每个角落里显示出来。
几万干部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
”抗大培养的优秀军政干部中，一大批成为共和国名将。
抗大这所“大学校、大熔炉”，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履行新使命的生动教材。
我们要学习抗大办学育将的经验和做法，牢固树立“用战斗力标准牵引人才培养工程、用新使命要求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学习抗大坚持“名将办校、名师治学”的优良传统，探索信息时代名师成长的特点规律，构建催生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名师方阵；学习抗大“打仗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办学目标和办学风格，按照胡主席提出的“四个本领”、“三种素质”的要求，充实人才素质模型。
要坚持把强化政治素质作为培养打赢人才的灵魂与核心，牢固树立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军魂意识，把学员锻造成让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放心，政治上永远合格的建军治军骨干。
坚持把强化战略素质作为培养打赢人才的重点，依据新使命对军队职能任务的新拓展，进一步搞好顶层设计，调整课程设置，加大包括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所需的新知识含量，大力加强相关新兴学科建设。
坚持把强化科技素质作为培养打赢人才的基础，深刻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趋势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特点，树立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掌握科学方法，站在新科技革命前沿，熟练掌握现代科技特别是军事高科技知识，不断改善和优化知识结构，全方位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通过锻造大批担当履行新使命重任的新一代战将，不断扩大国防大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抗大创立的正确教育方针和先进教学理念是我们履行新使命的珍贵资源 抗大开辟了现代军事教育的新路。
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抗大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气派的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形成了崭新的校风和学风。
抗大一扫千百年来旧的教育体系的流弊和陈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决废止党内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学风，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坚持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教学相长”等新的教学方法，在接受实战检验、锻造打赢战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些对我们今天办学治校都有很好的启示借鉴作用。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抗大办学治校的灵魂。
抗大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用马列主义武装学员的头脑，坚持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学员思想，使学员牢固树立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是抗大办学治校的特色。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抗大参观访问后，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抗大就是这样一所驰名中外的“窑洞大学”。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抗大办学治校的优势。
抗大坚持实战化教学，把典型战例充实到教学之中，使学员掌握人民战争思想特别是游击战战略战术。
直接参战是抗大最好的军事课。
抗大经常组织教员和学员直接上前线，在战火的洗礼中提高本领。
抗大的办学条件虽然极端艰苦，但因为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抗大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普通的百姓培养成能打仗的指挥员，把文弱的知识青年塑造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大学担负着培养能够担当履行新使命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任务，必须坚持和弘扬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办学风格，在继承抗大光荣传统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创新发展。
在教育模式上，要树立新的军事教育理念，进一步拓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超前教育和开放教育的新路子，提高教育的联合水平，实现高级军事教育的综合集成，进一步实现由“陆战型”合同教育为主，向陆、海、空、二炮，司、政、后、装，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联合型综合教育模式转变。
在育才模式上，要着力解决我军高中级干部高科技知识欠缺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不够的问题，大力充实科学技术底蕴，加重联合作战指挥教学，提高研究式教学质量，强化实验模拟的作用。
在课程模式上，要根据机械化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瞄准世界新军事变革前沿，突出特色，着眼发展，改进课程设计，调整课程结构，进一步实现由传统课程体系向与双重历史任务相适应的新型课程体系转变。
在组训模式上，要适应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人才和知识需求多样的趋势，满足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军队日益增长的培训需求，拓宽渠道，创新方式，缩短周期，增加班次，进一步实现由相对单一固定的培训、轮训模式向灵活多样的组训模式转变。
通过办学模式创新，进一步突出国防大学的办学特色，使最高军事学府在培养打赢人才上进一步提高层次，拓展功能。
抗大培育的“抗大精神”是我们履行新使命的不竭动力 抗大书写了伟大民族精神的新篇章。
在浴血奋战的战斗岁月，抗大在培养造就数以万计优秀干部的同时，铸就了不朽的抗大精神，极大地鼓舞、激励着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抗战热情和昂扬斗志。
勇当民族先锋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抗大精神的核心。
抗大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先锋队，抗大始终坚定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沿。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抗大凝聚一切爱国力量，坚定抗战必胜信念，披荆斩棘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
正如朱德总司令为纪念抗大创办五周年题词所写：“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
抗大造就的抗日干部，都抱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即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着民族解放，反对投降、抗战到底的坚定爱国主义信念，是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伟大政治基础，也是抗大精神的魂之所在。
敢于夺取胜利的英勇战斗精神，这是抗大精神的精华。
英勇战斗、敢于胜利是抗大学员最显著的品质。
坚定的革命信念，再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抗大的学员成为“文武双全”的干部，既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中，抗大学员是最勇敢的作战骨干。
侵华日酋冈村宁次多次叫嚷：“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并多次进攻和偷袭抗大，但均以抗大的胜利而告终。
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是抗大精神的特色。
抗大没有教室、礼堂、桌椅，没有教学设备，更谈不上教学仪器，其困难程度在世界教育史是独一无二的，把大石洞改造成教室，在石壁上凿出大石板做黑板，桌椅讲台均用石头制作等。
风趣地说，抗大“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并挥笔题词：“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抗大物质条件虽然极其艰苦，但抗大师生保持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广泛开展文体活动，使抗大处处洋溢战斗歌声，处处呈现蓬勃活力。
勇于牺牲自己一切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是抗大精神的崇高风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党中央指示抗大第二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奔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
亲临抗大送行，并在毕业证书上题词，要求毕业学员“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抗大学员正是这样，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英勇奋斗。
这种伟大的牺牲奉献精神，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动力。
抗大所锻造的抗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战烽火中所放射的璀璨光芒。
历史将把抗大精神永远铭刻，抗大校歌将被人们永远传唱，抗大旗帜将在人民心中永远飘扬。
抗大的光荣传统，永远是激励我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动力。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大力弘扬抗大的优良传统，加速培养大批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优秀将才，更好地肩负起我军新的历史使命。
描写战争场面的片段，最好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
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沈阳，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易占领了我国。
1935 年5 月，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 , 把侵略魔爪伸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成胁，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肩，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下降为次要矛盾，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主张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日军占题东北、华北后，1955 年8 月l 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o ’营垒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影响下，的一些爱国将士，开始有了抗日的觉悟。
从广西来说，自“九一八事变”至1935 年，李宗仁和白崇禧迭向中央去电，请国民党中央早定大计，决心抗日。
1936 年6 月1 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发表通电，号召抗日，藉抗日之名，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
“两广事变”实质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但也含有要求抗日的因素。
同年12 月12 日，国民党东北军爱国将领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将仍顽固推行反共方针的、不主张抗日的及其随身文武官员拘禁起来。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和何应钦，主张派遣军队，进攻西安。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派周总理到西安调停，和平解决了，促进了的形成。
“”发生时，李、白再三研究发出通电，主张对、杨虎城的请求，中央应予接受，而张、杨亦应先行释放”① ，支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
1937 年7 月7 日，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向中国宛平城和芦沟桥武装进攻，当地守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全国的从此开始。
7 月8 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国共两党，团结一致，互相配合，筑成坚固的长城，共同抵抗日军的侵略，当时李宗仁支持了这个通电。
7 月17 日，蒋介石在芦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② 蒋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国民党准备抗战的方针。
由于形势所逼，蒋桂双方达成妥协，21 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联名电国府拥护蒋介石在芦山的谈话”。
③ 8 月4 日，白崇禧奉命调南京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并同蒋介石会悟；’商谈有羊呻、出兵抗日问题。
8 月13 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才下决心抗日，并于8 月15 日向所属部队下总动员令。
李、白在此期间，向广西各界反复进行动员，广西民众在桂系的鼓动下，爱国热情高昂，纷纷从戎投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新桂系就征集了将近十万的新兵，加上原桂系第四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十五军，以及广西各县所编训的儿万民团，扩编成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第十一集团军。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廖磊，下辖第七、四十八两个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品仙，下辖三十一、四十六两个军。
四个军中，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和三十一军开赴省外抗日前钱作战，四十六军留下防守广西。
8 月下旬，广西抗日大军，浩浩荡荡，分别由梧州、桂林出发，开往前线。
廖磊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打先锋，接着跟上的是李品仙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
9 月间，桂军先头部队到达徐州、海州集结待命。
10 月初桂军奉令调往上海大场至南翔一带防守，15 日桂军开始接受战斗任务，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
桂军加入上海会战以来，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浴血奋战，故伤亡惨重，“总计上海战役第七军伤亡过半，死亡旅长庞汉祯、夏国璋、秦霖等六七人，团长廖雄、谢鼎新等十多人”，④ 战斗力大为减弱，遂于11 月13 日从上海撤至第五战区，与李品仙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共同防守保卫津浦铁路南段。
1938 年3 月下旬，日军机谷师团，集中了四万多兵力，向台儿庄猛烈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奋起抵抗。
驻津浦南段的桂军，连续阻击由南京北上的日军，牵制了敌人的增援步伐，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战不久，蒋介石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军令部次长林蔚组织临时参谋团到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双方经过惨烈之战斗，歼灭日军两万多人，缴获军用物资一大批，取得了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胜利。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折后，旋即派遣四个师团兵力，向徐州进犯，包围徐州。
国民党军为避免不利形势下的决战，于5 月15 日突围转移。
在这次突围中，广西部队一七三师一O 三三团，由副师长周元率领，奉令调守徐州西南重镇蒙城，掩护突围，与敌崖战数天，全团官兵二千四百余人大部阵亡，副师长周元亦在炮火中壮烈牺牲。
6 月，日本政府决定调十四个师团兵力进攻武汉，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新调来的第四十八军，奉命调往大别山防守。
在此期间，守军不断地向皖西和鄂东袭击，截断敌军交通线，阻击敌军向武汉的增援部队，逼使敌寇进退维谷，一筹莫展。
驻守湖北黄梅、广济桂军第八十四军的一八九师和一八八师，与进犯武汉之敌展开阵地争夺战，战况惨烈，双方伤亡人数达数千人以上，广西部队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桂系除了派军队到前线抗日外，还在省内动员，组织学生军上前线协助部队抗战，1937 年11 月，广西第二届学生军成立，分别在西大、桂林、柳州、南宁和梧州等地招生，广西地下党也组织动员了一批党员和爱国青年，从戎投军，总共三百多人，在桂林李家村集训一个月后，12 月15 日即从桂林出发，途经湖南、湖北、河南，然后转入安徽，随同广西军队，辗转在抗日前线，深入城镇乡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1938 年冬，随着日军的侵略向南推移，广西时局顿形紧张，桂系当局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影响下，组织成立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各地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颇高，踊跃报名参加，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亦发出号召，动员各大中学校中的党员带头报名。
原拟定只收一千二百人，组织一个学生军团，后报名之人数激增至一万九千多人，经过筛选仍有四千多之众，于是扩编为三个团，1939 年1 月集中桂林训结；, 2 月初集训结束，即从桂林出发，分另，月干乐、桂平、犷定阳等地，深入乡镇，在街头小巷出墙报，张贴抗口标语，或边过报告会、座谈会、文艺演唱和办文化学佼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广西学生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动下，走遍了桂尔、桂南、桂西广大地区，) ' ‘西境内1 沟十二个行政区，到过的就达十一个，全广西的九十九个县中，有五十五个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在前线或敌后，大力开展抗日立传活动，后桂南会战发生，还上前线参加作战，牺牲了十几个学生，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1938 年10 月，日军浸占武汉后，接着便向华南地区挺进，根据形势的变化，11 月28 日，国民党政府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设夭水、桂林两个行营，程潜、白崇禧分别为天水、桂林两个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南北战场。
12 月2 ．日“李宗仁、白学祛两司令为侵粤日军图犯桂省事，发表了‘告民众书’, 要求全省人民沉着应战，对日军侵略作最后之抵抗”，⑤ 力求阻止日军南侵。
1939 年11 月15 日，日本政府为了切断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达到威胁英、法，封锁重庆的目的，派造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等部队共三万多人，在海空军的掩护下，从北部湾企沙、龙门强行登陆，当时国民党桂系在桂南的守军只有四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守防企沙的十九师五十六团第一营和守防龙门的十九师五十六团第二营，分别与敌激战一个多小时，官兵伤亡惨重，沿海阵地大部为敌炮摧毁，被迫向后撤退，企沙、龙门失陷。
16 日敌攻占防城，17 日占钦州，接着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冲破十九师在小董的防线，沿琶钦公路向南宁进犯。
23 日下午，敌一部窜至良庆，守军一七O 师补充团与之展开阻击战。
24 日上午，敌向蒲庙进犯，与守军一七0 师主力发生激战。
与此同时，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军，用飞机和大炮，向南宁城区猛烈袭击，守军一三五师伤亡较大，又无其它增援，被迫沿岂武公路撤退至高峰，南宁陷落。
11 月25 日，国民党军队第五军第二百师第六百团在南宁城郊二塘，与敌相遇，激战两天，予敌重伤，团长邵一之和团附呆其升中弹牺牲，副团长文模负伤，士兵伤亡过半，遂撤网宾阳思陇整编。
26 日，占南宁之日军进犯高峰，双方经过激烈的战斗，’高峰阵地，在敌讥轮番轰炸下，大部被摧毁，守军一三五师和一七0 师，退至武鸣县北马安圩、陆榆圩一线，12月1 日，高峰陷落，4 日，日军以第五师团为主力进占昆仑关。
日军在钦州湾登陆时，正在重床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白崇禧，于11 月19 日飞返桂林，商讨应付战局。
次日，“白崇禧特电广西省政府，召集全省村街民大会，动员民众，配合军事力量，破坏公路，实行空室清野，痛击进犯桂南之日军”。
⑥ 当时，广西部队较单薄，驻地分散，“难于防守。
日军占领南宁、昆仑关后，切断了中国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路线，‘严重地威胁了重庆的国民党统治，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组织反攻，从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抽调约十五万兵力到桂南，抵御日军北上。
白崇禧一面将指挥部搬设迁江前线，一面抽调汽车将杜幸吸第五军及其它部队急速向宾阳俞线阵地输老。
12 月15 日，各部队调整基本完毕，白祟禧发布反攻命令。
18 日，国民党部队约十五万人，依照白崇禧部署开始反攻，南宁东非面险要的昆仑关，’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J 当时占领关隘的是日军自称‘钢军万的第五师团，反攻昆仑关正面主攻部队是蒋介石嫡系杜幸明第五军，桂系的部队主要布置在誉钦、琶龙、琶武三条路线上，随击与牵制日军的增援部队。
开战后，昆仑关之战斗最为激烈，双方经过残酷的枪炮战，反复的争夺，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持续进行了将近半个月，国民党军队终于在12 月31 日克复了昆仑关，击毙日军四千余人，生俘一百O 三人，缴获军用物资一大批，取得了昆仑关的胜利，戮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4 年4 月，日本为了打通北京到广州和南宁的大陆交通线，防止美国利用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袭击日本，拯救入侵南洋的日军，发动了像、湘、桂战役。
同年8 月衡阳陷落后，日军第十一军以四个师团的兵力沿湘桂铁路向桂林进犯，另外，日本由广东抽调第二十三军二个师团沿西江由梧州入侵，对桂林、’柳州构成夹攻的态势。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命冷柳州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进行防守，白崇禧亦以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到桂林指挥这次会战，将桂系的第十六集团军主力调往桂林防守，并组织成立桂林防守司令部，由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松任防守司令。
同时将粤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一部调到柳州防守。
9 月初，日军前锋抵达湘桂边境黄沙河，守全州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师，一触即馈。
在大敌当前，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把他的摘系军安置于贵州省内，不愿调进广西参加会战。
白崇禧为了保存桂系实力，避免自己的部队受到过大的削弱，亦在临战前将桂系一个主力师和一个团的兵力调离桂林，使守城兵力更为单薄，仅有一万多人。
10 月9 日，敌军向桂林发起进攻，月底敌推进至桂林外围。
11 月初，敌对桂林城区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桂系守军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城防司令韦云松带领部下弃城突围，留守部队一三一师师长阔维雍在此生死关键时刻，写下遗书，誓与桂林共存亡，率领将士，与敌进行了激烈的赓战，官兵大部壮烈牺牲，粮绝弹尽，外援无望，迫敌军已逼近北门东镇路师指挥所时，阔愤慨自杀殉国。
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旋蒙、三九二团团长吴村均在战斗中壮烈捐躯。
10 日，守军一部突出重围，桂林陷落。
11 日，日军未经什么战斗就占了柳州。
日军占柳州后，继续向南推进，24 日，南宁陷落。
日本侵略者从9 月初踏入广西边境后，国民党新桂系作了一些布防应战工作，将桂系主力调集桂林，准备与之决战。
驻守桂林的广大官兵大都是爱国的，他们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临危不惧，顽强抵抗敌人的入侵，不少将士为国捐躯，这是值得人们缅怀和赞扬的。
但从整个战役看，除桂林守军作一些抵抗外，其它战线都不曾经过什么战斗，一触即演，节节败退，致使日军从侵入全州到占领南宁，前后仅用二个多月的时间，广西将近八十个市县的广大地区就陷敌手，基本完成打通了南北大陆交通线，这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结果。
二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基本上是推行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笨。
“七七事变”以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政策。
新桂系在此阶段则不然，' “九一八事变”后，1933 年李宗仁写了一篇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 ，⑦ 表明了要抗战到底的决心，认为“抗战则存，屈服则亡，除坚决抗战外，更不容有徘徊余地”，⑧ “如果中央不起来对日抗战，我们广西民众，也要起来首先发动民族革命斗争，广西政府，是与民众共存亡的，我们就要动员了，希望大众一心，誓死抗日，以图国家民众之生存”。
⑨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新桂系大声呼唤抗日，说明他们开始转变，有了抗日的要求，反映他们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他们的言论，对唤起民众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新桂系的“抗日”亦含有与蒋争权夺利的因素，反映了李、白同蒋介石之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七七事变”到1938 年10 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⑩ 从新桂系来说，自抗战全面爆发后，李、白即在全省进行动员，抽调了“抗日军二十万开赴前方” 作战，是全国各省派出军队最多的省份之一。
这支军队，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和武汉大会战等战役，与敌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打得相当顽强，给日军以巨大的杀伤和消耗，其‘本身亦牺牲一大半，为保家卫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些应给予充分肯定。
1938 年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重新调整了对华侵略政策，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把主要兵力指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减轻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正面进攻。
这个方针的改变，促使国民党政府亦将其政策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国民党营垒中的亲日派汪精卫还于12 月底公开发表通电，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
新桂系在此期间，亦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趋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推动和影响，使桂系没有完全和共产党破裂，还能坚持抗战。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1939 年1 月5 日，李宗仁、白崇禧立刻通电全国，“拥护开除汪精卫，要求国民政府将汪通缉归案”。
＠到桂南会战时，桂系当局除了派军队参加会战外，还在全省进行动员，组织人力物力，保证前线军需供应，为杜幸明第五军正面攻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新桂系是代表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抗战不可能完全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也包含有巩固本集团统治的利益，因此，他们要抗日，也要反共。
李宗仁在1932 年7 月11 日西南执行部联合纪念周会上说：“我们数月来，所希望努力的两大工作，就是剿共和抗日。
… … 我盼望除剿共外，抗日的工作还要加紧进行”。
⑧ 可见桂系的抗日和反共都是相提并论的。
1939 年至1943 年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为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
新桂系同蒋介石一唱一和，连续制造了桂林的“七九”、玉林的“一一三”和南宁的“一一五”反革命事件，大量逮捕和屠杀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给广西的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 双十协定》 ，后蒋介石片面编毁《 协定》 ，发动内战，新桂系的主要头目白崇禧旋于1946 年3 月，“给蒋介石写了万言书，主要内容是拥蒋反共，并建议开发新疆及西北各省，建立长期反共根据地”。
⑧ 表明了其与人民为敌到底，投靠蒋介石，招致最后和蒋介石一起覆灭。
求论文一篇，内容是身边的一些事，比如盲目抗日什么的，能反应一些社会问题的。
谢谢
帮帮学生党吧。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那么敌人杀死了我们，还要用刺刀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哪，这是奴隶。
——题记首先声明的是，我并非想加入莫明而无休止的争辩中，只是感觉这位兄台的观点和对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要用自己盲目的眼光来指责别人的盲目呢
也曾与几位仁兄提及此事，他们也认为现在的者太偏激。
偏激固然有错，但这是我们现在能宣泄爱国情绪的唯一方式。
你以为喊着中日友好，他们就不会再参拜甲级战犯
你以为谴责日本篡改教科书，他们就会罢手
你以为高举两国国旗，就能让日本收回对中国仇视的目光
答案还是否定的，除非能保证历史不会再重演，但是你不能，谁也提不起这样的历史。
不可否认，72年建交后日本曾贷款给中国，但仁兄可想过，与这些臭钱相比，马关条约赔出去的二万万两白银价值几许
八年抗战，中国六万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价值几许
永难重生的文物古迹价值几许
无数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军民的灵魂价值几许
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民族尊严又价值几许
……记得介绍苏军攻打柏林的一幕：“巨大的仇恨使苏军进攻柏林里没有丝毫怜悯，他们动用了所有可以拉到柏林的重武器，而根本不考虑平民伤亡。
”苏军也曾经拒绝一支曾屠杀平民的德军投降，而把他们全部消灭。
这才是大国之魂，而我们呢
作为战胜国却并未有一兵一卒踏上日本。
历史我不想再提，但我又不得不提。
面对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不能还以颜色，反而要去和他们搞友好
就像一个壮汉被疯狗咬了一口，不一脚狠狠踹开它反而将它抱在怀里
纵使是一位旁观者也不会理解这种行为，更何况，在你的肩上同样背负着一份民族的使命。
日本确实是只“忠诚的狗”，他们深知弱肉强食的道理，他们不想被强食，所以和大唐搞友好，这也就不难理解现在的日本与美国所谓的“友好”了吧。
原因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向美国挑衅，所以他们很“忠诚”地跟着美国佬走。
看，这就是你所谓的大和民族的智慧。
会会说：“我们应该，振兴中华而不是用武力征服。
”直至现在，我仍相信确有那么几位大侠真的是为我“中华之崛起而”，而其他人呢
你们为了什么
养家糊口，光宗耀祖，还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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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生活十分美好。
可你，是否想过，现在的幸福生活来的
这可是战士用自己滚烫滚烫的鲜血换来的。
这个代价太大了
今天，让我们来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吧
在抗日战争史文章中，我看到了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的战场。
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八路军战士们。
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健儿到处逞英豪；雁翎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使骄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到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还看到了19路军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接受长官的指示。
接着，“一、二八”的战火首先在闸北燃烧。
一个个19路军沉着应战。
我还看到抗战1月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
最后，蔡延锴军长临前线指挥……“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血战台儿庄”的杀敌大刀，“武汉会战”中毙敌3000余人的万家岭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抗战初期，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正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美梦。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 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战的号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神圣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
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以往1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进行的仍是一次封建王朝战争，而日本则进行的是一次国民战。
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
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因为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
在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了解这段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无疑是责无旁贷，却又是一件难以承载的任务。
同学们，战士们就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
让我们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振兴中华
革命战士永垂不朽
当代大学生如何弘扬抗战精神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的锤炼和升华。
这种精神，来自中华儿女内心深处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
“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抗击日本吗
”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询问杨虎城将军时，杨虎城这样回答：“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
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
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定的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在抗日战场上表现出了这种“坚定的意志”，用热血和生命浇铸了千古不朽、熠熠生辉的抗战精神。
伟大的抗战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一场企图灭亡全中国的战争。
生存还是毁灭，独立还是亡国，要自由还是当奴隶，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面临的严峻问题。
“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
”“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
”中华民族岂能接受这样的命运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斗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团结起，赴国难，破难关，夺回我河山
”这不只是抗联将士的豪迈誓言，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民族患难的时代，这种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砥砺着人们“血战到底的气概”，坚定着人们“光复旧物的决心”。
1938年，在武汉的一场抗战献金运动中，两位断了腿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棍爬上台去，献出两块大洋，说：“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扛枪打鬼子，谨献两块大洋，买几粒子弹。
”这种浩然之气概，不屈之节操，激励着中华儿女赴汤蹈火，殊死奋战，使救亡图存成为可歌可泣、英勇卓绝的斗争。
伟大的抗战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历史的经验；“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这是历史的警训。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并屡屡得逞，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地广不足以为大，人多不足以为众，给外敌以可乘之机。
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亡国的危险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
即使过去有着怎样的深仇积怨，便算是杀父之仇罢，在这大难当前的日子，也不应再记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下和衷共济，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才是出路。
”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实行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中华民族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了一座侵略者不可逾越的新的长城。
身处海外的1000多万侨胞，慷慨解囊，踊跃捐输，支援祖国抗战，数万侨胞返回祖国，直接奔赴抗日战场。
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不仅在岛内开展了艰苦悲壮的抗日斗争，还有5万多人渡海翻山，回到祖国大陆参战。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焕发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燃起了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促成了规模空前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改变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前途和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
伟大的抗战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然而，中国人民一旦明白，面对野心勃勃、欲壑难填的侵略者，无论怎样善良地忍让都不能求得和平的时候，一旦他们明白，需要付出自我牺牲以求得民族的生存和荣光的时候，他们的胸中理所当然地激起气节之魂、豪迈之气，愤然而战，视死如归。
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杀戮面前，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无所畏惧，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枪炮，保卫神圣的家园。
他们以气吞山河的气概、沧海同深的志量，在中华民族史册上谱写了辉煌璀璨的一页：或沥血孤营，或横刀敌阵，或裂身银汉，或碎首沙场，或毁家纾难，或宁死不屈。
死事的惨烈，慑匪寇而泣鬼神；人格的崇高，动苍穹而震寰宇。
正是他们的英勇战斗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亡我之心，赢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他们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永放光彩，他们的英名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
让我们世世代代永远铭记这些伟大的抗日英烈：左权、彭雪枫、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马本斋、李林、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郝梦龄、冯安邦、李家钰、武士敏、高志航……狼牙山五壮士、马石山十勇士、刘老庄八十二烈士、四行八百壮士、宝山姚子青营，以及所有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的抗日将士们。
伟大的抗战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弱国，没有力量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取得速胜，但她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韧性同侵略者战斗到底，直至将他们逐出国土。
这个过程是那样的曲折，那样的漫长，那样的艰苦，超乎常人的想象。
没有枪炮，就用大刀；没有粮食，就吃草根；没有衣服，就赤膊上阵……阵地，得而复失；战斗，往来拉锯；战局，时好时坏……但无论怎样的艰难凶险，无论怎样的艰苦卓绝，都不能动摇抗战军民的战斗意志。
他们知道，在一个凶残野蛮的侵略者面前，除了战斗，别无选择；他们深信，只要坚持战斗，百折不挠，“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与那些民族失败论者和投降主义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爱国军民和有识之士不但对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而且深刻地认识到，抗战不但能够胜利，而且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复兴的机运。
哲学家冯友兰乐观地说：“现在中国与日本打仗，是中国在近代处境最危的时候，但不是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的时候。
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的时候，已经在二十年前过去了。
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中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亡的时代。
”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
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
全中国人民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
”正是这种必胜的信念和坚韧的精神，鼓舞着抗战军民在枪林弹雨中一步步迈向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