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侯爵夫人怎么样
三岛由纪夫和萨德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三岛由纪夫来写有关萨德的故事本身这件事就很让人兴奋，所以不能不来把这本书看看。
说来也惭愧，这是我看的首本剧本类的书籍，还要这个先河开的很好。
现在正在看《萨德大传》，由于书很厚，且又比较学术化，拉拉撒撒的看了一半，搁置了。
看《鹅毛笔》才有点感觉萨德夫人真不容易，但是她也有幸，嫁得这样的一位郎君，自己也是名垂千古。
但她真正是如何的一个人，我还不太清楚，剧本夸大的成分很大，所以只能说是一窥萨德夫人的原貌。
再没有神马比用高贵的语言来写低下，猥亵的言语了。
想想就让人觉得刺激。
所以萨德的《淑女的眼泪》，就让人有这种刺激，贞淑遭到践踏，信仰得到背叛，这可是世人也许敢想也不敢书写的情节。
萨德只能说是生活得太超前了。
所以这也既是伟大之处。
大陆还没有他的《闺房哲学》这本书，实在是遗憾。
莫非还要去买台版
萨德侯爵夫人的剧情简介
萨德系统就是一个防弹装置，可以预防导弹发射，还是一个监控器，只有哪里导弹要发射，就能通过他它知道.
萨德侯爵夫人怎么样
没有字幕好蛋疼。
而且我不爱看话剧和舞台剧。
要焚毁萨德吗
先干掉法官吧
我想，这不应该是一种融合，而就是两种存在。
同时，每个时代比萨德变态的人不计其数，我们为什么要去毁灭一个萨德呢
事实上，这是一种夸大的，含有戏剧化的读解，比如，我们会把一个人的某一个侧面，作为前提，来过分的读解，这样自然会导致一种不公。
大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人似乎习惯于将一个人的生活按照自己的幻想进行书写，他们总是喜欢夸大某一段经历，来否定他其他的贡献以及那些灵魂闪光之处。
萨德正是具备这种闪光之处的人，当然，我们不得不想一个前提，面对萨德的这些斑斑劣迹，他的小说和回忆录（日记）都不足为据，那他这些极富革命性的语言到底有多大的程度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呢
这似乎又给出了一个疑惑，我们在面对一个行迹可疑的家伙时，突然听到他对这个社会制度、法律或统治者的不满，是不是就应该重新审视或理解这个人呢
假设，一个屡犯罪行的家伙，突然宣称这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对抗一个独裁政权，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判定呢
事实上，这两种疑惑，都可以界定为片面。
萨德的人生过于丰富，这势必导致，任何的读解都难免误入片面之地。
无论是从萨德母亲对他的影响来看，还是他后期投身法国大革命的举动，甚至是如三岛由纪夫写上一出戏，伯格曼拍一部电影，都难免让人觉得狭隘，缺乏包容性。
尤其是，我们在书写萨德的时候，也难免利用萨德的行为来替自己开脱，伯格曼的《萨德侯爵夫人》几乎可以被判定为伯格曼对前妻的报复。
帕索里尼的《所多玛120天》的神话重塑，也存在极大的可疑。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态，波伏瓦显然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以邪恶对抗美德，首要的任务是要塑造美德的形象，这一点在《朱斯蒂娜》里被灵活运用，以一种反常规的对比构架故事，而茨威格在《相同又不同的姐妹》中进行了一次改写，足以证明萨德在重新塑造人物关系上的影响力。
这是萨德一贯的做法，也一直支撑着他的思维，毫无疑问这来自于他的出身和继承的侯爵身份所带来的逆反，也可能是这样的思维，帮助他俘获了大量女性的心，包括他一生中的杰作，侯爵夫人蒙特瑞尔，他们之间的关系奇妙而复杂，却在出逃之际产生决裂。
如果我们把蒙特瑞尔的母亲也假设成萨德厌恶的母亲形象，足以证明萨德对美德的对抗，最初是来自于对母性的抵抗。
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喜爱被肛交，而并非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施虐者。
萨德成为革命者，看似荒谬却也成为必然，他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使自己免遭旧时代的惩罚，其次，他也希望他所参与创造的新的集体可以承认个体的趣味，他希望这会是一个令自己的趣味免受惩罚，得到尊重和自由发展的社会。
可实际上，他依旧保留着贵族形象给自己的影响，换一个角度来讲，萨德对革命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这在此后他预见性的结论中可窥一二：“法制低于无政府制度，对我提出的观点的最大证明就是任何政府在想要重新制定宪法的时候都必须自动陷入无政府状态。
为了废止老的法律，必须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的革命政权：从这一政权中最终诞生出一些新法律，但这后一种状态却不如前一种状态纯净，因为它是从中派生出来的。
”而正是对大革命行径的怀疑，使得他们双方最终彼此决裂。
如果我们抛开萨德借助法国大革命，重塑反对契约的形象不谈，萨德的这一观点，似乎有效的预言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
它们总是要经历无政府的状态，然后进入一个更加低劣的时期。
萨德第二个具备闪光灵魂的地方，在于其对死刑的看法，当然，一个被判过死刑而又缺席法庭判决出逃意大利的人，真的很难让人从他反对死刑的观点感受到一种“公正”， “人们企图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来为之辩解，但这仍旧是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根基的一种幻想；首先，在主体本身之间相互性并不存在，主体的存在是没有共同标准衡量的；再者，在一桩出于激情或者需求冲动地完成的杀人行为和由法官们预谋的冷静的谋杀之间没有任何相似；那么后者如何能够以任何方式来补偿前者呢
远没有减轻自然的残酷，社会只懂得通过竖立新断头台来加剧这残酷。
”我们再次抛开“前提”，单独看这一段论述，不得不赞同这种具备进步思维的想法。
这让我再次想起，我挚爱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杀诫》，死刑是一种惩罚暴力行为的暴力，可我们又该如何约束这样一种暴力的行为呢，电影给出的是一个冷静的呈现，谋杀与死刑的残酷在影像中表露得很彻底，萨德所提出的补偿前者，与电影中所给出的制约后者的疑惑，精准的契合。
我们可以认为，是这样几种思想，引发了萨德的邪恶行径，无论这两者孰前孰后，这对传统社会来说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们要消除这种可怕的影响，无论使用死刑这种直接的暴力手段，还是对作品的焚毁实现间接的毁灭，都无法解决这种思想的源头问题，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状况恰似他另一个说法，“要么就消灭穷人，要么就消灭穷困，但是不要通过一些权宜之计来延续不公正和压迫。
”无可争议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下的政府，都在进行调剂，进行这种毫无用处的权宜之计，我们始终无法呈现一个平等的，平均的状态。
萨德是一个隐性的共产主义者，而正是这种思维行径，影响了后来的两位导演，他们在影像上的呈现，多少都与萨德的行为、思想和其文学作品产生共同性。
一位是前文所提及的帕索里尼，另一位则是马卡维耶夫。
帕索里尼除了直接复制了萨德诡异的城堡所多玛，更是在《定理》中实现了萨德的这种反对契约的精神，从头至尾灌注在作品之中。
这种对契约进行颠覆的做法，得到了弗朗索瓦·欧容和三池崇史的拙劣效法。
我们无法界定这两个人的政治倾向，但可以肯定，萨德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我们销毁不了萨德。
准确的说，我们之所以焚毁不了萨德，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解决矛盾的源头，正是萨德所提出来的两个观点，两个他一生之中最具探讨意义的闪光之处（这意义要远大于他小说中对人物关系的塑造，他对社会的质疑要远比文学的颠覆更具价值），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完全焚毁萨德和他的作品，这导致其后不断的用权宜之计来衡量两种矛盾，到此时，萨德已经变成无法焚毁的一种形态，我们无法摒除人们对于萨德的需要，无论你是否赞同这种邪恶的行径，始终要承认，内心中多少也存在这样的隐忧。
我们在怒骂或者嘲讽此类行为的时候（比如，我们敏感而又不得不需要的邻国日本），恰好也得知，这些事物的存在，证明了萨德是无法被焚毁的。
就像萨德和孟德斯鸠对于法律的质疑，就像萨德对于死刑和革命（世上不存在任何彻底的革命）的嘲讽，我们如果真的想焚毁萨德，那就先干掉法官吧
可一如我们无法干掉法官一样，这种邪恶却对社会整体无害的行为，也一样会继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