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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台词性

时间:2014-06-23 04:07

我如何阅读中国人的“潜台词”(上)

“兴趣是成才的起点,是最好的老师。

”能否培养和提高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就是能否成功地进行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颖奇特的东西最能激起学生的兴奋和愉悦,引起他们定向探究的兴趣。

这不仅表现在英语教法上要不断更新变化,而且在于缩短英语教学内容与师生间的距离,让他们体验到由于认识了未知的东西而感到高兴和满足,使学生对教学内容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

为了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在教会学生学习的前提下,让学生通过自己查阅字典、记例句、造句,编对话和短剧等引导学生学习英语的深度,教师引导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阅读, 自己找出漂亮的句式,并摘记下来,进行英语知识的积累。

如本学期学习Windy weather这一课,Reading:typhoon,在阅读前让学生通过scan猜测课文内容,然后再阅读课文。

不难看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让学生熟悉课文大意,接触课文的句型和词语,最后再让他们逐段复述课文,消化课文。

并通过各小组分别扮演角色,创设语境,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达到轻轻松松学英语的目的。

同时注意让水平稍弱的学生也参与简单的表演、分角色朗读。

为提高学生英语阅读学习的兴趣,教师尽力创造各种参加实践活动的机会,使他们在活动中发展兴趣。

如丰富多彩的英语课堂活动 :设置英语角、做游戏、猜谜、学唱英语歌、编短剧、角色扮演等,是英语课堂教学延伸的重要部分。

特别是在本学期伊始,要求每个学生按学号每天轮流上台为大家读自己事先准备的一篇英语文章,学生们听完后接受朗读对文章内容的提问,回答正确,发给他一份小礼物,完全给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学生之间配合融洽,积极呼应,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也能乐此不疲,逐步养成每天自我阅读的习惯。

在课文教学中也可以让学生来扮演角色,创设情景,使学生置身于比较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展示其学习成果。

由于是学生,在理解力、思维方式等多方面比老师更接近他们的同学,学生的表演一般更利于学生掌握课文内容,调动其学习热情,了解跨国的气候,文化及风土人情,真好像一幕幕栩栩如生的戏剧。

还可通过Brainstorm, Spiderman 等形式和方法,确实做到以点盖面、 以旧带新,使学生兴趣盎然。

轻松又有竞争性的课外活动必然会使每个学生全身心地投入,挖掘自身潜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旧知识。

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想象、交际和创新能力,这些能力只有在英语知识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得以运用。

为了更好地使学生将已学知识学以致用,提高交际应用能力和阅读写作能力。

如课本剧的表演,学生亲力亲为,从台词,道具等想尽一切办法,那怕是一句台词,学生也毫不马虎,因为觉得做的事很有意义。

努力后并获得奖励对于学生来说更是鼓励。

奖励优胜者、鼓励中间生、帮助学困生,使每一位学生都学有所获,让人人永远有一个“跳一跳,可摘到”的欲望和要求,变“苦学”为“乐学”,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提高学习积极性,建立良好的心理定势。

定方向是一个人力求自我实现的有目标的意向,它是学习中的一个动力因素。

学生对英语学习有了兴趣和方向,就会表现出为实现自己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从而积极地、持之以恒地学习,获得良好的成绩和进步。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帮助他们订立每一个阶段的方向。

如采用“五步法”来阅读分析文章:第一步,采用先易后难,容易理解的先做好,难理解的先放一下;第二步,阅读题的选择一定要尊重原文;第三步,再一次快速阅读;第四步,带着未解决的问题重新阅读;第五步,收尾、核查。

老师的不断启发,引导与点拨学生阅读的过程,使每一位同学的心里都形成一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监督、互相启发,你追我赶的良好学习风气,才能不断坚定学生学习英语的意志和学习英语的质量。

通过学生充满激情的学习,使兴趣转化志趣,进而形成更大的学习动力,使学生学会学习、终生受益,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有效目的。

总之,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拓展多元化的阅读渠道,灌输学生阅读对思维的重要性和学习能力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此,教师应充分重视学生自主性阅读和表达能力的培养,,将之融于整个英语教育教学之中,使更多的人喜爱英语,让每位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英语。

读书未必有益的辩论会台词有哪些

1. “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潜台词,关键看那个忠告本身有没有什么潜台词。

是说的很直白还是比喻性的说理,如果是比喻性说理才需要理解分析。

2. 永远是鞋匠的儿子”我觉得:一是表达对父亲的追忆敬重和为父亲感到骄傲的情感;二是表示自己不忘根本,即使成为总统心中也永远铭记自己是普通人的儿子,永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应该可以体现出林肯是一个谦逊的人吧。

3. ”永远无法像父亲做鞋匠做的那么好”我觉得还是表达为父亲而感到骄傲,以父亲为榜样。

一句话在文章中起多少种作用(结构和作用这两种)

秋兴八首(其一)杜甫玉露①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注】此诗是诗人55岁时,于安史之乱后大历元年(766)旅居夔州时的作品。

①玉露:秋天的霜露,因其白,故以玉喻之。

②兼天涌:波浪滔天。

③接地阴:风云盖地。

④催刀尺:指赶裁冬衣。

⑤急暮砧:黄昏时急促的捣衣声。

砧,捣衣石。

前人曾说这首诗是情景“和谐统一的典范”,你是否同意此说

请结合诗中的某一句来鉴赏。

答案: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天上地下、江间关塞,到处惊风骇浪,动荡不安,萧条阴晦,不见天日。

形象地表现了诗人翻腾起伏的忧思和胸中郁郁不平,也象征了国家局势的变异无常和臬兀不安的前途。

1.有人评价此诗“意境恢弘,气势磅礴”,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

答:俯视江中波涛连天涌动,仰观塞上风云接地而来,一片阴沉。

上天下地,跟前江水,跟外边塞,意境阔大,气势非凡。

2.本诗抒发了什么样的感情

在抒情方法的运用上有什么特点

答案:本诗抒发了悲秋之情及对故乡的思念。

在抒情方法上采用了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相结合的方式。

(意对即可)3.这首诗写了哪些秋天的景物

(2分)玉露、枫树、丛菊(答对两点即可得全分)4.赏析“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两句的妙处。

(2分)答案: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或对偶)(1分),营造了孤寂萧瑟的情景,表现了作者忧国思家的感情(1分)。

5、首联叙写了怎样的景物特点

有什么作用

(4分) 答:用“凋伤”、“萧森”给意境笼罩着败落景象,气氛阴沉,定下全诗落寞、郁闷的感情基调。

(划线处各1分,共4分,意思对即可)6、本诗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如首联的托物起兴、颔联的象征、尾联的烘托,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请你选取其中一种来简要地分析一下情景交融的效果。

(3分)答:示例一:首联的托物起兴:以枫叶凋零、秋气萧森,(1分)寄寓老大伤悲、凄苦落寞的情怀。

(2分)示例二:颔联的象征:以骇浪滔天,(1分)暗寓了国家时局动荡和作者心潮翻卷;(2分)示例三:颔联的象征:以阴云盖地,(1分)象征着国家命运的光景暗淡和作者心情的阴沉郁闷。

(2分)示例四:尾联的烘托:以秋风、捣衣声(1分),烘托含辛茹苦的游子无家可归的惆怅和凄凉。

(2分)(意思对即可。

划线处为关键得分点,共3分)二:(1)诗中描写的景象有何特点?请简要分析。

(3分)答: (1)已被秋天“凋伤”的枫树林,萧瑟阴森的巫山巫峡,波涛汹涌的大江,浓云密布的塞上,开了又开的菊花,心系故园的孤舟,暮色里急促的捣衣声。

(分析景象2分)写出了深秋的衰败和阴沉的景象。

(3分)(概括特点1分)(2)这首诗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怀?(2分)答:这首诗表现了作者因战乱而常年流落他乡、不能回到家乡的悲凉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2分)【附:诗歌意译】枫树在深秋露水的侵蚀下逐渐凋零、残伤,巫山和巫峡也笼罩在萧瑟阴森的迷雾中。

巫峡里面波浪滔天,上空的乌云则像是要压到地面上来似的,天地一片阴沉。

花开花落已两载,看着盛开的花,想到两年未曾回家,就不免伤心落泪。

小船还系在岸边,虽然我不能东归,飘零在外的我,心却长系故园。

又在赶制冬天御寒的衣服了,白帝城上捣制寒衣的砧声一阵紧似一阵。

看来又一年过去了,我对故乡的思念也愈加凝重,愈加深沉……赏析:秋兴者,遇秋而遣兴也,感秋生情之意。

《秋兴八首》是杜甫晚年为逃避战乱而寄居夔州时的代表作品,作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时诗人56岁。

全诗八首蝉联,前呼后应,脉络贯通,组织严密,既是一组完美的组诗,而又各篇各有所侧重。

每篇都是可以独立的七言律诗。

王船山在《唐诗评选·卷四》中说:“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一章,或为割裂,则神态尽失矣。

”八首之中,第一首总起,统帅后面七篇。

前三首写夔州秋景,感慨不得志的平生,第四首为前后过渡之枢纽,后四首写所思之长安,抒发“处江湖远则忧其君”的情愫。

声身居巫峡而心系长安就是这组诗的主要内容和线索。

全诗以“秋”作为统帅,写暮年飘泊、老病交加、羁旅江湖,面对满目萧瑟的秋景而引起的国家兴衰、身世蹉跎的感慨;写长安盛世的回忆昔对比所引起的哀伤;写关注国家的命运、目睹国家残破而不能有所为、只能遥忆京华的忧愁抑郁。

全诗于凄清哀怨中,具沉雄博丽的意境。

格律精工,词彩华茂,沉郁顿挫,悲壮凄凉意境深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最典型地表现了杜律的特有风格,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首章对秋而伤羁旅,是全诗的序曲,总写巫山巫峡的秋声秋色。

用阴沉萧瑟、动荡不安的景物环境衬托诗人焦虑抑郁、伤国伤民的心情。

亮出了“身在夔州,心系长安”的主题。

起笔开门见山叙写景物之中点明地点时间。

“玉露”即白露,秋天,草木摇落,白露为霜。

“巫山巫峡”,诗人所在。

二句下字密重,用“凋伤”、“萧森”给意境笼罩着败落景象,气氛阴沉,定下全诗感情基调。

接着用对偶句展开“气萧森”的悲壮景象。

“江间”承“巫峡”,“塞上”承“巫山”,波浪在地而兼天涌,风云在天而接地阴,可见整个天地之间风云波浪,极言阴晦萧森之状。

万里长江滚滚而来,波涛汹涌,天翻地覆,是眼前的实景;“塞上风云”既写景物也寓时事。

当时土蕃入侵,边关吃紧,处处是阴暗的战云,虚实兼之。

此联景物描绘之中,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和时局那种动荡不安、前途未卜的处境和作者胸中翻腾起伏的忧思与郁勃不平之气。

把峡谷深秋、个人身世、国家沦丧囊括其中,波澜壮阔,哀感深沉。

颈联由继续描写景物转入直接抒情,即由秋天景物触动羁旅情思。

与上二句交叉承接,“丛菊”承“塞上”句,“孤舟”承“江间”句。

“他日”即往日,去年秋天在云安,今年此日在夔州,均对丛菊,故云“两开”,“丛菊两开他日泪”,表明去年对丛菊掉泪,今年又对丛菊掉泪;两开而字,实乃双关,既指菊开两度,又指泪流两回,见丛菊而流泪,去年如此,今年又如此,足见羁留夔州心情的凄伤。

“故园心”,实即思念长安之心。

“系”字亦双关词语:孤舟停泊,舟系于岸;心念长安,系于故园。

从云安到夔州苦苦挣扎了两年,孤舟不发,见丛菊再开,不禁再度流泪,心总牵挂着故园。

诗人《客社》一诗亦云:“南菊再逢人病卧”,《九日》又云:“系舟身万里”,均可参读。

此处写得深沉含蓄,耐人寻味。

身在夔州,心系故园,为下七首张目。

尾联在时序推移中叙写秋声。

西风凛冽,傍晚时分天气更是萧瑟寒冷,意味冬日即将来临,人们在加紧赶制寒衣,白帝城高高的城楼上,晚风中传来急促的砧声。

白帝城在东,夔州府在西,诗人身在夔州,听到白帝城传来的砧杵之声。

砧杵声是妇女制裁棉衣时,槌捣衣服的声音。

砧即捣衣之石。

此诗末二句,关合全诗,回到景物,时序由白天推到日暮,客子羁旅之情更见艰难,故能结上生下,下面接着写夔州孤城,一气蝉联。

钱注杜诗称:“以节则杪秋,以地则高城,以时则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别,末句标举兴会,略有五重,所谓嵯峨萧瑟,真不可言。

十万火急,谈谈你对用喜剧性情节表达悲剧性内涵手法的理解,结合例子?谢谢

宁宗一--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儒林外史》的实践 在中外文艺史上,每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认识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独特角度,也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独特方式,总有他特别敏感和注意的人物,并由此形成他自己独特的形象体系。

因此对一个作家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必须抓住他的创作独特性,就是这个独特性成为其在文艺史上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

那么,什么是《儒林外史》的独创性呢?笔者认为,应该在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之中去寻找。

正是伟大作家从社会悲剧出发,创造了自己的喜剧体系。

正是在他的杰作《儒林外史》中把悲与喜、美与丑、崇高与滑稽融合无间,构成了一个浑然一体、别具一格的艺术世界。

本文就是想就《儒林外史》中喜剧性和悲剧性两种因素融合的审美特色,进行一些肤浅的探索,就正于朋友们。

(一) 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在《儒林外史》中的实现,一方面是吴敬梓才能最突出最鲜明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小说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成果。

好恶染乎世情,美丑因时而变。

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衍化、凝炼和质变,因时代、环境和民族特性而殊异。

作为一种审美理想,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是在人类审美意识史进入全面综合阶段的时代背景中兴起的。

这已为中外文艺实践和文艺思想的演变所证实。

为了充分认识《儒林外史》悲喜融合的意义,有必要把它放置在世界文艺发展历史中进行考察。

古希腊文艺中,悲剧和喜剧有严格的界限,各自作为一种独立样式而存在和发展。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强调普通人的价值,在艺术上也要求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于是提出要打破悲剧和喜剧的界限。

意大利戏剧家瓜里尼(1538-1612年)首先发难,创造了悲喜混杂剧这一新剧体,并写了《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1601年),提出“悲剧的和喜剧的两种快感糅合在一起,不至于使听众落入过分的悲剧的忧伤和过分的喜剧的放肆。

”与此同时,莎士比亚和很多造型艺术家都曾大胆地把悲与喜、现实与幻想、崇高与卑下、英勇与滑稽糅合在一起,并在这种糅合中塑造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格。

18世纪德国伪古典主义重新拣起了悲剧和喜剧不可逾越的僵死教条,从而严重束缚了文艺的发展。

狄德罗起而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认为把戏剧分割为悲剧和喜剧两种截然不同的剧体不合客观现实。

他主张把悲剧和喜剧统一起来成为悲喜剧,即严肃的喜剧,并且自己身体力行,此后,雨果和别林斯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美丑对照”和“悲喜交织”的美学原则。

雨果在他那篇被视为“浪漫主义宣言”“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的《克伦威尔·序》(1827)中提出: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一切都伟大、一切都崇高优美,世界万物是复杂、多面的,一切事物有正面也有背面,再伟大的人也有其渺小可笑的一面,“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西方美学家论美与美感》,商务印务馆1980年版,第75页。

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

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大大开拓了文学题材范围和表现手法,使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现实人生得以进入文学领域。

别林斯基是在评论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时阐述了他的悲喜交融的美学理想的。

他认为塔拉斯·布尔巴“充满着喜剧性,正像他充满着悲剧的壮伟性一样;这两种矛盾的因素在他身上,不可分割地、完整地融合成一个统一的、锁闭在自身里面的个性;你对他又是惊奇,又是害怕又是好笑。

”他还赞扬果戈里的《旧式的地主》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含泪的喜剧”。

但不久,法国戏剧评论权威弗朗西斯科·萨赛(1827-1899)在他的《戏剧美学初探》中针对雨果的《克伦威尔》的序言进行了驳难,提出“笑与泪的任何混合”都有破坏审美感受的危险,因此提出“喜剧与悲剧、滑稽与崇高之间绝对区别,再合理不过”的倒退理论。

到了20世纪卓别林的悲喜剧的出现,特别是以后的综合美学的崛起,悲喜融合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到这里达到了一个经历了正反合总体全程的最高度。

在我国,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衍化和质变,与西方同中有异。

我们民族美学中没有严格的截然对立的悲剧和喜剧的范畴。

如同我国很多优秀的作品很难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来归类一样,我国很多作品的情调也很难用悲剧和喜剧来归类。

笔者见闻有限,所知最早提出悲喜观念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

他在《淮南鸿烈》中提出:“夫载哀者闻歌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

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

”这是提出人们主观感情上的差异对悲喜有不同的审美感受。

关于中国传统的喜剧理论,似乎着重于批判的功能。

梁·刘勰《文心雕龙》强调“会义适时,颇益讽诫。

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至于柳宗元提出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算得上是传统中对于喜剧的美学理解了;而“长歌之哀,过于恸哭”,也算得上是传统中对悲剧的美学理解了。

但是悲喜交融的审美理想和悲喜对照的艺术手法却大量地存在于我们各时代的文艺创作中。

《诗经》名篇《东山》诗,悲喜形成了鲜明对照,它给欢乐注入了辛酸,又在哀愁和痛楚中插进了乐观的想象,从而达到感人肺腑的力量。

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含泪的笑和含笑的泪水乳交融。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这种达到“狂”的极度欢乐情绪是以“涕泪满衣裳”的形式表现的。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诗学名著中把这些概括成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审美经验,即“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与西方早期戏剧中悲剧和喜剧壁垒森严不同,我国传统戏曲,悲喜从来是混杂的,讲究“庄谐并写”“苦乐相错”,纯粹的悲剧和喜剧较为少见。

即使像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典型的大悲剧《窦娥冤》也有丑的插入,梼杌太守的打诨不仅没有破坏悲剧气氛,而是让观众在鄙笑中建立不妙的预感和批判的态度。

无名氏的公案世态喜剧《陈州粜米》用了一整折写了张■古被打死的惨剧。

王实甫的爱情剧《西厢记》交织着多种因素,有悲剧的,有喜剧的,有庄严的,也有轻松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消长。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不乏悲喜剧式的人物和情节。

《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通过喜与悲的交替发展构成了对比和反衬。

根据我国戏曲中悲喜交织以及喜剧性的行动中隐藏着深刻的悲剧因素的现象,明代的祁彪佳在《远山堂剧品》中提出了“于歌笑中见哭泣”的说法。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则提出了“寓哭于笑”的观点,认为这是和道学家们的“板腐”、“板实”、“道学气”相悖的“机趣”。

他所说的“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科诨妙境,就是指悲剧和正剧中插入喜剧人物和喜剧情节,构成了戏剧情境的丰富多彩。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说部里,有许多杰出的单纯悲剧小说和喜剧小说。

但是同戏曲一样,属于悲喜剧性的小说则显得格外出色。

那些描写广阔生活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当然同时存在着悲、喜剧人物和悲、喜剧的情节,就是那些精致的短篇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完全可以说是人生悲喜剧的真实写照。

它们都是把悲与喜、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粗俗相对照,从而展示出一幅幅社会风俗画。

通过上面的粗略考察,不难看出,由于时代不同,民族生活和文化传统不同,文艺思潮的流变和审美活动也不同。

但是他们却不谋而合地把悲喜融合看作是艺术美的极致,是他们竭精殚虑地企望奔赴的美的高峰。

他们当中的杰出人物似乎都发现了一条规律:悲和喜的对比映衬,相反相成,能激发出比单纯的悲和喜更深刻更丰富的审美感情,更能真实完美地反映充满矛盾的复杂生活。

吴敬梓在他生活的时代,当然还不可能借鉴西方小说创作的经验。

形成他创作的特色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艺的影响。

他的思想和作品无不浸润着中国民族的长久的优秀的战斗传统和人民的审美理想。

我国传统的诗歌、戏曲、小说等艺术样式中悲喜因素往往是混杂的。

但是它们的基本构成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悲喜映照和衬托;一种是一悲一喜交递发展,各自向自己的方向伸展;第三种则是前悲后喜,或前喜后悲。

悲剧性和喜剧性两种美学元素还没有完全达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吴敬梓不满足于悲与喜的并存,而是探索如何把二者融合在一起。

《儒林外史》终于取得了艺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它不仅把可悲的、滑稽的、抒情的、哀怨的互相穿插,而且把喜剧的、悲剧的、正剧的、闹剧的各种审美元素糅合在一起,把人们看来似乎对立的艺术因素兼收并蓄,不仅没有带来风格上的杂乱,而是给他的小说带来了艺术上的绚丽多彩,带来了更大的生活真实,带来了哲学的概括和诗意的潜流。

《儒林外史》是继17世纪诞生的《堂·吉诃德》之后,19世纪诞生的果戈里、契诃夫作品之前,将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得最好的艺术品。

这些辉煌的不朽的巨著虽然走过的是不同的美的历程,但最后都攀登上了悲喜融合的美的峰巅。

(二) 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来描绘封建主义世界那幅变形的图画的。

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有敏锐的社会观察的眼光,因此,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

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这是《儒林外史》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的重要特点之一。

讽刺效果最揪动人的心灵的是那些原本出身下层,然而在挣扎着向上爬的人物的悲喜剧。

这里的几个人物,堪称吴敬梓讽刺典型的精品。

周进和范进都是在八股制艺取士的舞台上扮演着悲喜剧的角色。

一个是考了几十年,连最低的功名也混不到,感到绝望,因而痛不欲生;一个是几十年的梦想突然实现,结果喜出望外,疯狂失态。

他们并不是天生怀有变态心理,而恰恰是功名富贵把他们诱骗到科举道路上,弄得终日发疯发痴、神魂颠倒,最后走向堕落的道路。

吴敬梓在这里送给读者的不是轻率的戏谑和廉价的笑剧,而是那喜剧中的庄严的涵义。

当周进刚一出考场,作者就点染了那个世风日下恶俗浇漓的社会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这个考到胡子花白还是童生的主人翁的内心感受应该怎样?梅玖的凌辱,王举人的气势压人,最后连一个每年十二两银子束修的馆也丢了。

从这些描写里,无不深切入微地揭示了他积压在内心的辛酸、屈辱和绝望之情。

因此一旦进了号,看见两块号板,“不觉眼睛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上去,昏厥于地,就成为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了。

范进中举发疯,这是因为时时热切盼望这一日,但又从来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天,这猛然的大惊喜,使他长久郁结之情顿时大开,神经不能承受。

那发疯的状态和过程,无不使人发笑,又无不令人惨然。

始而怜悯,继而大笑,最后是深深的悲愤。

读者的这种心理过程,正是对周进、范进的悲喜剧的艺术感受的过程。

正因为吴敬梓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因而更能撩人心绪,发人深省,这喜剧中的悲剧因素,包含着深邃的社会批判性。

但是,对于吴敬梓这种直接的现实写照背后,具有的那股深深的悲剧性的潜流,并不是容易一目了然的。

有的研究者就曾认为范进只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可悲的人物,把可悲和可笑截然分开。

《“美”的探索》的作者就持此观点,书中指出:“范进和孔乙己可以说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但前者是喜剧的,后者却具有悲剧的成分和因素。

因为范进仅仅是一个封建功名利禄的狂热追求者,甚至因中举而喜得发疯了的人物,在性格上没有正面因素的成分。

所以我们说,如果范进是一个十足可笑的喜剧人物,那末孔乙己虽然也是可笑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为人所同情的可悲的人物。

”这里我们且不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周进和范进一类人物典型的延长,他们同属于一个“家族”(这关系到人物形象的历史积累和典型人物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诸问题)。

仅就范进这一典型来说,他完全不同于吴敬梓笔下的彻底否定的反面典型严监生兄弟和牛浦郎等,这样的人物确无悲剧性可言。

然而范进和周进一类讽刺人物却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在本质上是悲剧性的。

著名剧作家李健吾先生有个高论:喜剧往深里挖就是悲剧。

信然。

在喜剧性和悲剧性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果施昌东:《“美”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91-392页。

我们把原来社会地位卑下,生活无着以及精神上的空虚、颟顸和绝望看作是范进的悲剧性,那未免是皮相之谈。

在我看来,范进的悲剧性不是命运和性格的原因,也不是有没有“正面素质的成分”的问题,而是罪恶的科举制度,是举业至上主义把一个原本忠厚老实的人、生活中的可怜虫的精神彻底戕害了。

因此,他后来中举时痰迷心窍,发狂失态的带有闹剧色彩的场面是接近于悲剧的。

在这里悲剧不是浮在喜剧之上,而是两者熔为一炉,浑然一体,最惹人发笑的疯狂的片断恰恰是内在的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当吴敬梓在揭示范进形象的内容时,他像一位高级艺术摄影师那样,他“拍”下了形象的喜剧脸谱,“观众”在脸谱后面看到的,不是被笑所扭歪的人的脸,而是被痛苦所扭歪的脸。

是的,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中那样浓烈、哀恸欲绝、慷慨悲歌,而是一种辛酸的、悲怆的哀怨之情。

鲁迅先生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就近似这样的意思,所谓“含泪的喜剧”正是这种色调。

悲剧的因素常常蕴藏在生活的深处,在作品情节构思的背后,就如上文分析的那些悲剧契机,常常是不能够一目了然,一语道破的。

这一点在《儒林外史》的其他人物活动中同样表现出来,比如马二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个青春被科举制度所牺牲,思想被八股教条所僵化的老学究的典型。

他不同于周进、范进之处就在于他最终也没爬入官场。

在《儒林外史》的讽刺人物画廊里,马二先生不失为一个善良的读书人。

他虽然迂阔,可是对人诚恳,做人朴实,又慷慨好义。

然而他的可笑和可悲却在于他丧失了现实感。

二十多年科场失利,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举业至上主义的信徒;为宣传时文奔走一生,最终仍一无所得。

他既看不清周围的现实,又丝毫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内心中始终燃烧着炽热的功名欲望,弥久不衰。

马二先生的全部喜剧性就在于这个人物性格中的主观逻辑和生活的客观逻辑发生了矛盾。

正是这个社会性的矛盾才构成了马二先生喜剧性形象的基础。

但是马二先生又是一个具有双重悲剧的人物,他的悲剧正是通过喜剧性格的发展而构成的。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艺的受害者,这已是够可悲的了,然而在屡屡碰壁之后,仍无一星半点的觉醒,这是更大的悲剧。

最可悲的是,他是那么真诚地执着地引导别人去走自己已由实践证明了走不通的老路,于是他变成了一个用“好心”帮助他人演出悲剧的悲剧人物了。

匡超人的堕落是一明证,而且匡超人后来对他的忘恩负义,何尝不是对他的“好心”的一种惩罚呢?吴敬梓对马二先生并没有采取抨击性的和愤怒的讥笑,而是采取了无伤大雅的戏谑和幽默,作者好像和我们读者一道在一种感情默契中共同陷入对人生哲理的深长思索。

在《儒林外史》中,我们从吴敬梓所写的众多人物的每一个富有喜剧性的行动中,几乎都可以挖掘出隐藏在深处的悲剧性潜流。

即使着墨不多的范进的老娘、严监生的妾赵氏都有值得品味的社会性的内涵。

范老娘演出的是一场大欢喜的悲剧,而赵氏演出的则是一场空欢喜的悲剧。

至于那位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更是畸形社会的特殊产儿。

在鲁编修熏陶下,她在晚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八股文,“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

当她发现自己的夫婿不长于此道时,在痛苦之余,又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女,每天拘着刚满四岁的儿子“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每晚“课子到三四更鼓”。

这简直是:八股之祸,被及幼童了。

这里作者虽然用的仍然是不动声色的幽默的笔调,但悲愤的感情已经冲破喜剧的外壳,溢出纸面,读后怎么能不使人长叹息啊! 鲁迅说:“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笑。

”吴敬梓一生饱尝了人间的艰辛困厄,因而对一切不幸的人总是怀着一颗纯真、仁爱、宽厚的同情心。

在他刻画非统治集团的讽刺人物时,似乎越来越笑不起来了,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更多的悲剧性,甚至讽刺形象的悲剧色彩,压倒了喜剧色彩,单纯的喜剧形象让位给大量的悲剧的性格。

在这些“失掉了笑”的讽刺形象中,关于王玉辉的一束精彩的速写,是令人欷歔不已的。

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的故事本来是一出人间惨剧。

王玉辉本质上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但作者却偏偏让他扮演喜剧角色。

吴敬梓对王玉辉身上那种腐朽的、野蛮的、荒唐的方面,给予酣畅淋漓的揭露和讽刺。

谁能忘怀王玉辉鼓励女儿自杀殉夫的那一番高论,谁又能忘怀当女儿真的绝食殉夫以后,他那“仰天大笑”的反常行动?然而这里的一“言”一“行”,实际上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借用卓别林《舞台生涯》的一句台词:“人硬是做出可笑的样子,该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来作为对王玉辉这个穷愁潦倒、被社会遗弃的灰色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是再合适不过了。

吴敬梓对于王玉辉这个喜剧典型是抱着深沉哀怜的。

他的笔锋所指,在于深入地剖析了造成这种乖谬可笑现象的社会根源。

在笑的后景上是严酷的、令人忧郁的现实。

《儒林外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吴敬梓的一部“心史”。

作者对于人物的挖苦、嘲笑,并非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相反却是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

作者好像坚决相信:人多是一些善良的,他们只是受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作弄,以致迷失了本性,陷入了这样堕落无耻、愚妄无知的不堪的地步。

因此,我们读《儒林外史》总是觉得作者“是用胆汁,而不是用稀薄的盐”写出他笔底的可悲又可笑的人物的。

匡超人是吴敬梓用最深沉的感情写出的一个血肉饱满的人物。

他用他那柄犀利、明快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挑开科举制度下一个丑陋、颤栗的灵魂,并发出冷峭的笑。

但是,吴敬梓要告诉人们的,却是一个人的精神生命的毁灭,一出真正人性沦丧的悲剧。

匡超人本来是一个多么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呵!他用自己的辛勤的汗水来养活父母。

这样的人,在正常的社会,理应具有正常的美好的人性。

可是在一切都颠倒了的世界里,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举业至上主义的毒菌,恶俗浇漓的世风,使他的正常的人性完全被扭曲了,学会了一套吹牛拍马、坑蒙拐骗的本领。

他可以任意诋毁曾经在危难时救济过他的马二先生,他无耻地伙同市井恶棍假刻印信、短截公文、代做枪手、选时文、充名士、攀高结贵、奔竞权门,最后竟然停妻再娶。

这已经不仅仅是劳动者美好人性的异化,而且是人性的泯灭。

匡超人的正常人性的质变和精神毁灭的悲剧,是“圣人”和圣人之徒戕害的结果。

吴敬梓以现实主义的清醒的目光,含着讽刺家的忧伤的嘲笑,通过匡超人的堕落历史,既把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又将那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嬉笑中带有严肃、深长的思索。

这种冷中有热,冷中含愤,笑中有悲,笑中有恨,正是《儒林外史》悲喜融合的独特色调。

吴敬梓是笑的大师。

他的喜剧激发着各种各样的笑,嘲讽的、戏谑的、幽默的、欢乐的。

同时,有爱的笑,也有恨的笑。

但是作为基调的笑声,则是浸透着泪水的、含泪的笑,是发人深省的笑,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笑。

正是在这悲喜融合中,包含着作者深邃的社会批判力。

笔者非常同意何其芳先生如下的论断:“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来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的标志。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显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吴敬梓并不仅把悲喜融合的美学原则用之于讽刺人物,而且还用之于肯定人物。

何其芳先生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说吴敬梓所批判的事物是很好理解的,他的理想和他根据这种理想而写出的一些肯定人物却就比较复杂,比较不易说明。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作者没有从“好人”的概念中去衍化人物的感情和性格行为。

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真实地写出人物的两重色彩,也就是说作者写这些人物时“爱而知其丑”。

乔治·桑在同福楼拜讨论人物性格塑造时提出,真正的艺术大师笔下的典型人物应当“不是或好或坏,而是又好又坏。

”话说的既中肯又深刻。

关于杜少卿,这是向来被研究者看作是作者取他自己的影子而创作出来的一个肯定人物,在书中被称赞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傲然独立于儒林各色人等之外。

他重孝道,又慷慨重义,经常把大捧的银子拿出来帮助别人,结果田产荡尽,靠“卖文为活”,却依旧“心里淡然”。

可是这个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杜少卿却又远离人民,几乎不知身边还有另外的生活,因此他不可能看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和道路。

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只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诗酒与遨游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

他虽然蔑视功名富贵、鄙弃举业,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

他对社会有一定清醒的认识,但乏于实际的行动,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

但是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颇为淡雅清高的豪华公子,在家乡却又与市井恶棍张俊民和儒林败类臧荼结为知己。

一方面他可以嘲骂臧荼“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

”另一方面又拿出三百两银子为这个“匪类”买来一个廪生,而他又明明知道臧荼买廪生是为以后“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

杜少卿只顾自己的“慷慨好义”,实际上却是鼓励别人作恶。

难怪娄焕文临去时批评他“不会相与朋友”,“贤否不明”。

这种昧于知人和娄三娄四公子一类人物又有何不同呢?这种美丑不分、贤否不明简直是对“品行文章当今第一”的讽谕。

杜少卿行为引发人们的笑,是由于不协调产生的。

因为外表与内心,意图与效果,现象与本质,行为与环境。

之间的不协调都可以引起人们的笑。

杜少卿的悲喜剧都来源于这个“不协调”。

而这正是作者对小说反讽模式的一种探索。

《儒林外史》既不是莎士比亚式的穿插着喜剧因素的悲剧,也不是我国传统戏曲小说中那种悲喜混杂和对比映衬,而是悲和喜的融合,具有新的含义的新元素。

在艺术史中,当然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单纯的喜剧和单纯的悲剧,然而真正含泪的笑或含笑的泪,则往往是对生活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物心灵深入开掘才可能产生的美学效果。

悲和喜的相反相成和彼此渗透,能激发比单纯的悲和喜更深刻更丰富的审美感情,这是由《儒林外史》的艺术实践所证明了的。

(三) 悲剧性和喜剧性融合的美学原则,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更真实更完整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更真实更完整地揭示人物的“心灵的辩证法”的问题。

一般地说,传统的喜剧性格往往单纯突出性格的某一方面,如悭吝、贪婪、伪善、吹牛、拍马、好色等等,以此作为喜剧性的基础。

但是,忠实于生活的吴敬梓却看到了社会和心理因素的丰富意义产生了具有生活中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喜剧性格。

而且在喜剧性格中注入了辛酸的、哀怨的、痛苦的、愤激的悲剧因素,于是人物开始超越了固定的角色类型的框框。

因此,在吴敬梓笔下的那些成功的喜剧形象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两重色彩,这就是后来雨果提出来的“双重的动因”说。

关于读书的好词好句好段

1、宠辱不惊,闲看书卷奥秘,去留无意,漫随书卷人生。

阅书,读己,追随心灵的净土

世界读书日,我们一起翻开手中的书……2、多读书,行万里路。

好读书,开卷有益。

读好书,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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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多读快乐添,多读好运缠

6、与书为伴,清净恬淡;以书为友,不见忧愁;和书相牵,美名相传。

书乃圣洁之品,神秘之物,世界读书日到,望你好书把握在手,书写壮美人生

7、书是净化心灵、愉悦心性、陶冶情操、健全人格、了解政治、洞悉历史的宝典。

我读书,我快乐。

8、读一本好书,胜过万两黄金;赏一本好书,宛如鸿运缠身;品一本好书,恰似幸福重温。

世界读书日,愿你多读书

9、花儿需要阳光的陪伴,才显美娇艳;鱼儿需要流水的陪伴,才有戏水欢;人生需要阅读的习惯,才能辉煌现;23时间读书日,愿你掌握读

恰同学少年中有代表性的台词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我若相信崇高 崇高故与我同在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

多材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天欲其亡,必先欲其狂 人,之所以为人。

正是因为人有理想,有信念,懂得崇高与纯洁的意义。

假如眼中只有利益与私欲,那人和只会满足于物欲的动物,又有何分别呢

林文忠公有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我若相信崇高,崇高自与我同在

而区区人言冷暖,物欲得失,与之相比,又渺小得何值一题呢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傍, 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

金阙前开二峰长, 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

闲窥石镜清我心, 谢公行处苍苔没。

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 愿接卢敖游太清。

这是李白的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

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

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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