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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主题
《水浒传》主题新探 (一)简略的回顾 胡适有言:“《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里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①鲁迅说:繁本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
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至于宋江服毒一层,乃明初加入的。
”②这两位《水浒》研究的先驱者,都指出《水浒》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一般认为,《水浒》的来源相当复杂,有:1、历史事实;2、传说故事;3、《大宋宣和遗事》;4、元杂剧水浒戏。
最后才由文人增删定稿。
至于《水浒》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
胡适和鲁迅都持这种观点。
③对这一点,后世研究者作了相当细致复杂的工作,出入并不大。
④至于版本问题,《水浒》最为复杂。
对《水浒》的祖本、简本、繁本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不予讨论。
总的说来,学术界一般认为,征辽、征田虎、征王庆都是明代人加进去的。
至于金圣叹的古本说,纯属伪托。
至于《水浒》的内容,袁世硕认为,《水浒传》写宋代故事,许多方面符合宋代社会的实际,杂用元代社会事语的情况不多,其基本语言则为元杂剧的语言。
⑤ 以上涉及版本诸问题,是为了说明《水浒》的成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下产生的,《水浒传》故事的流传及其成书的原因是什么。
这实际上涉及到《水浒》的主题,那就是,《水浒》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水浒》的主题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
到了20世纪20年代,更有阶级观点分析《水浒》的主题。
用阶级观点分析《水浒》,当然是西方理论分析《水浒》的开始。
这个中又有两派,表扬者认为《水浒》宣扬平民革命,反抗阶级压迫,⑥另一派则批评《水浒》口气凶险,滥杀无辜⑦,或认为《水浒传》反映的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
⑧这些观点最近又卷土重来,通过朱大可的杂论甚至某些大学生之口传播甚广。
⑨ 阶级观点的进一步运用就是“农民起义”的《水浒》主题说。
冯雪峰认为,梁山泊是一个初级性的农民政权,尽管各头领出身不一样,但都是和农民群众一起举行起义,而且城市平民也统一在农民的革命斗争之内。
⑩农民起义说成为建国后的主流学说,几乎所有教科书都把农民起义当成《水浒》的主题。
至于我本人,同意周克良的看法:《水浒》头领只是绿林豪侠,并非农民阶级的代表。
又有《水浒》主题的市民说和忠奸斗争说。
市民说实际上与农民起义说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代表的阶级不一样罢了。
我同意这样的评论:“把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艺术过程曲解为机械反映论的照相写真;把水泊梁山的各色人等跟近代欧洲的第三等级相提并论,看作从生产关系到伦理观念的变革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这不啻是用‘揠苗助长’的手法去改变历史进程。
” 其实对于农民起义说也是这样。
由来最久的是忠奸斗争说。
胡适说:“《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
”鲁迅持类似观点。
胡适的观点也有渊源。
明代的李贽便说过:“《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还说:“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
” 《水浒》的忠奸说建国后一度消失,近来赞同此说者日多。
也还有试图把这几种说法融合起来的, 兹不赘述。
以上说法,最接近《水浒》本义的还是忠奸斗争说。
道理很简单,忠奸斗争这一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尤其是民间固有的思维方式,作为一部经四百年流传而定型的作品,《水浒》沿袭了这一思维方式来演绎故事是很自然的事情,要说完全没有浸染这一思想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事实上,中国古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杨家将》等都是按这一线索来展开情节的。
但是,《水浒》毕竟不同于《三国演义》、《杨家将》,相比较而言,虽然同样可以看作历史小说,但《水浒》对历史的反思要更深刻一些,这也正是本文要论述的主题。
(二)民族情绪与《水浒》 在《水浒》有关主题研究的探讨中,我觉得孙述宇《〈忠义水浒传〉序》的说法很有启发性。
他认为,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华北,敌占区民众与宋军溃兵结合,从事保乡社的自卫活动,宋廷以忠义来称呼他们。
岳飞与忠义人合作,规模很大,结果被高宗处死。
这段历史以及这个悲剧,便是宋江与弟兄们许多故事的背景。
《水浒传》的产生,是由于宋金战争与宋人的民族情绪。
这种说法有其精辟之处。
虽然《水浒传》未必与岳飞的事情有绝对的联系,但说《水浒传》是出于宋人的民族情绪,却是十分有道理的。
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水浒》里的民族情绪。
除了上文所引鲁迅所说,其他如余嘉锡、王利器等人都有提及。
更早当然就是李贽了。
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
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
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 这其实是十分精辟的说法。
关于这一点,侯会《〈水浒〉源流新证》论述尤为详细。
他在“今本中的抗金遗迹”一节中,综合前人的成果,对《水浒》取材于抗金斗争之处论述甚详。
比如认为双鞭呼延灼的原型是南宋抗金英雄呼延通,船火儿张横也来自抗金战场。
而梁山女将扈三娘也实有其人。
还有,杨雄、王英、张青、宋万、李忠、燕青等均出自抗金真实人物。
而在侯会反复提及的吴从先《读〈水浒传〉》中更有一段有趣的记述:“江且南向让者三,誓众曰:‘宋江(按:当为宋室)流离,金人相扼,苟能我用,当听其指挥,立大功名。
此寄命之乡,非长久之计也。
’” 显然,在明代有一个我们没有见到的《水浒传》版本,而这个版本有直接的抗金描写。
不仅如此,《水浒》与宋元斗争也有关系。
事实上,《水浒》故事不仅在南宋初年流传之初取材于抗金斗争,在《水浒》故事成型的宋未元初也一直在添加抗金的故事。
到了明代成书时,可能又有增删(见前面所述),但并没有改变《水浒》成书过程中形成的主题思想。
那么《水浒》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是李贽说得对,既有忠奸主题,也有民族斗争主题,而以民族斗争主题为主。
不过李贽的说法还没有说到点子上,那就是《水浒》并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愤”,而是对北宋灭亡甚至有宋一代积贫积弱的情况痛心疾首并有深刻的思考。
《水浒》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者痛定思痛的反思,既有自我想象的夸张,也不乏对历史的理性思索。
这就涉及到对两宋的历史情况的分析。
(三)两宋的历史情况 据《中国通史》介绍,宋代的兵制迥异于前。
请看下面: “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官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
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
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后周将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出为地方节度使。
经过兵制的改革,地方兵权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
九六三年,宋太祖开始用文臣管州事。
当时,后周拥州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
宋太祖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
或在他们死亡时不再使子孙袭职,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代替旧的武将。
宋太祖对赵善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
’宋太祖从消灭藩镇割据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
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实行这个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
以挟制将帅。
九八七年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
’文臣换充武将,武将调离军职从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邓广铭指出,宋代的兵制是宋代“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邓广铭说,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以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
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
委派在与辽、夏为邻的沿边诸路,经常肩负着战守重任的封疆大吏,也照例都是以不能带领兵马的文臣任正职(例如安抚使),以真能带领兵马的武将任副职(例如安抚副使)。
这样就使军人气焰无法高涨,也不能不受制于文职官员了。
” 这样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宋人与辽、夏交战的结果是胜少败多。
即使到了南宋国破家亡的境地,小朝廷也不放弃对武将的疑忌。
“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
将权益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
一一三0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使中丞赵鼎奏说:‘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与赵善讲明厉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
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
’‘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
’高宗会意,下诏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
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
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
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
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
偏于太专。
’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与谋划,议论政事;‘自古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
他建议‘渐消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
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
” 其实,岳飞的成功和失败都直接取决于南宋的武将政策。
在允许“便宜从事”的初期,是岳飞等抗金将领崛起的时期,等到高宗发现将领功高权大时,将领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
而岳飞又一心为国,不知忌讳, 终于成了重文轻武的宋朝国策的牺牲品。
这正是《水浒》产生的历史背景。
(四)水浒的主题 《水浒》的故事正是在对宋朝沦亡于异族的痛彻心脾的回忆中产生的,《水浒》故事正是在对宋代积贫积弱的现实的反思中产生的。
《水浒》与宋代现实相反,反其道而行之,宣扬重武轻文。
在《水浒》中,一方面极力渲染武力打斗的场面,还通过刀、酒的意象,把武力及与武力相关的品质提到中国文化中罕见的地位。
在《水浒》中,以命相搏的比武很多,其中最好看的当数第十二回“青面兽北京斗武”。
比如写杨志与周瑾比箭,“周瑾见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里越慌。
杨志的马,早跑到教场尽头,霍地把马一兜,那马便转身望正厅上走回来。
周瑾也把马一勒,那马也跑回,就势里赶将来。
去那绿茸茸芳草地上,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勃喇喇地风团儿也似般走。
” 后面杨志与索超比武,“两个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
月台上梁中书看得呆了。
两边众军官看了,喝采不迭;阵面上军士们递相厮觑道:‘我们做了许多年军,也曾出了几遭征,何曾见这等一对好汉厮杀!’李成、闻达在将台上,不住声叫道:‘好斗!’”金圣叹对这种通过观众来描写比武十分赞赏。
第三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一篇奇文,在这里,酒肉成了生命力的象征,是豪爽、奔放、洒脱的载体,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饮食的含义。
鲁智深“正想酒呢,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付酒桶……唱着上来,唱道:‘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金评:“不唱酒诗,妙哉。
却又偏唱战场二字,挑逗鲁达,妙不可当。
第一句风云变色,第二句冰消瓦解,闻此二言,真使酒怀如涌。
第三句如何比出第四句来,不通之极,然正妙于如此。
盖如此方恰好也。
……第四句隐隐直吊动史进,对此茫茫,哪得不饮。
”金圣叹这里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其描写的诗性特点。
这些描写甚至颇有唐代边塞诗的豪放与苍茫。
另外,第四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鲁智深说:“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力气。
”这一句话,到了武松哪儿,渲染到了极致。
第二十二回“景阳冈武松打虎”,关于武松打虎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就是用酒来渲染的。
先是喝了三碗酒,酒家说这是三碗不过冈,又叫出门倒,“初入口时,醇?好吃,少刻时便倒。
”在武松的一再要求下,又筛了三碗。
后来一直筛到十八碗。
于是便有了后来武松打虎。
其余,第二十六回“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武松与张青、孙二娘相识也是通过酒。
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将门神”,武松又重复了鲁智深的理论:“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力气不知从何而来!” 刀也是《水浒》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象。
古乐府《琅王歌》:“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水浒》中的刀正和诗中的刀一样,和人物不可分割。
第六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就有一段关于买刀的精彩描写:“再说林冲每日和鲁智深喝酒,把这件事不记心了。
那一日,两个同行到阅武行巷口,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个草标儿,立在街上……林冲听得说,回过头来,那汉飕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明晃晃的夺人眼目。
”金批:“淋漓突兀。
”后面,“林冲合当有事,猛可地道:‘将来看。
’那汉递将过来。
林冲接在手里内,同智深看了,吃了一惊。
”金批:“四字写出英雄神气。
” 买回刀以后,“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
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
’”金批:“自言自语,自疼自惜,自惊自诧,曲曲折折,妙不可言。
”于是,”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金批:“写得龙腾虎跳。
” 《水浒》的尚武的倾向不仅通过对武力的推崇,更通过对文人的贬抑表达出来。
《水浒》中的人物分为两类:文人与武士。
而其间褒贬分明,凡文人基本上卑劣委琐,而武士则往往光明磊落、豪爽开阔。
高俅虽不是文人,但却是大文官,大奸臣:蔡京、童贯更不用说;白衣秀士王伦;清风寨文知寨刘高;吴用算是文人,然而却是“无用”(谐音)。
王伦心胸狭隘自是不用说的,第十八回“林冲水寨大火并”,林冲拿住王伦说:“你是一个村野穷儒,亏了杜迁来到这里。
柴大官人这等资助你,赐给盘缠与你相交,举荐我来,尚且许多推却。
今日众豪杰特来相聚,又要发付他下山去。
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你也无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金圣叹对这段话非常激赏,两次夹批:“天下人听者!”至于清风寨知寨刘高更是出尔反尔,恩将仇报。
但刘高是文官,是正知寨,花荣武艺高强,却是副知寨。
花荣与刘高的矛盾形象地揭示了宋代文人与武将的矛盾,也反映了宋代武将地位低下的现实。
于是,《水浒》在这里用各种方式贬斥文人。
第三十一回“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
”第三十二回“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
”还有“花荣不知是计,只想黄信是一般武官,必无歹意。
”第三十三回“这黄信是个武官,终有些胆量。
”褒贬分明,一看便知。
《水浒》对这些绝世才华的中下层军官怀着深厚的同情,它在满怀赞赏地描写他们的真才实学的同时,又对这个埋灭人才的制度给予愤怒的抨击。
《水浒》将领大都出身军官,真正农民出身或市民出身的只是少数,即使农民出身或市民出身,也习拳弄棒,与武人无二。
而高俅可谓制度的化身,也是文人欺压武人的代表。
先是林冲,被高俅逼的走投无路,“有国难投,有家难奔”。
然后杨志,不愿落草,一心一意,“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是被高俅赶出,报国无门。
后来投靠梁中书,也仅仅当作家奴使唤。
鲁达东奔西窜,武松差点死于非命,归根结底,还在于武人地位低下,甚至于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在国家多事之秋,这些人本应该成为宝贵的人才,却啸聚梁山与官府作对,到底是谁造成的?不是高俅,不是梁中书,也不是童贯、蔡京,而是整个制度,对武将猜忌压抑的制度。
(五)结语 《水浒》提倡的尚武精神,不仅对历史做出严肃的反思,而且是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突破。
“卫灵公问阵于孔子。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
”(《论语·卫灵公》)《水浒》针对宋时积贫积弱的现实,重文轻武的国策,武将地位的低下,以至宋人文弱的风气,大力渲染尚武的精神,塑造了一大批刚强豪放的好汉,其意义是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分的。
《水浒》对武力的推崇,有时也会有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
比如李逵不管对象,排头砍去;比如十字坡的人肉馒头等。
但是与其他批评者相反,我并不认为这给人以残暴、恐怖的印象。
《水浒》的这些描写,是有针对性的。
那就是针对宋代文弱的风气的一种过激描写,同时《水浒》人物的天真、豪爽,以及叙述的幽默,表明作者的描写是带有夸张戏谑成分的。
我想,我们再也不应说这样那样的外行话了。
同时,《水浒》的人物描写也带有相当的刻画的痕迹,比如清教徒式的行为,对女色的绝对态度,这些都和《水浒》的尚武主题分不开。
《水浒》正是由于对宋代文人的飞扬跋扈不满,才塑造出这些处处与文人不同的形象来:你学富五车,我偏不识字;你骄奢淫逸,我偏刻苦自束;你厚貌深情,我偏直率豪爽。
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也许我们就会对《水浒》多一分了解与同情。
青蛇 话剧 怎么做人
话剧《青蛇》，根据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
编导田沁鑫自称：“我想尽我所能，做一部具有东方禅意精神的戏剧。
”所以此剧终于为“闭目佛前坐，骂从戏中来”的法海禅师平反了一把，田自己讲：“这部戏是想从一个出家人的坚守和出家人的信仰的坚持上来塑造这个法海，等于是给法海的形象扳正”，可见为法海禅师翻案是有意而为之的。
多几个学佛修行、皈依三宝的大编导还真不是坏事情，至少该给编导们普及点佛学知识，减少些自害害他的妄言愚行，影视文艺的传播力量非同小可，普罗大众对佛教的认识，多是来自于此。
话剧毕竟是话剧，摆脱了以往影视剧演绎情欲追逐的滥俗剧情，对人类的生命困境与自相矛盾进行了反思，对生命价值提升的追求作了演绎。
因而这出戏今年搬演以来既不甚叫座又不甚叫好的命运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当今不是“妖想做人，人想成佛”的时代，而是一个“人想做妖”的时代。
先圣有言：富贵学道难。
心意顺遂之人，难得审视存在的荒谬性。
对于动辄上千的剧场门票，观剧者恐不富即贵，莫说学道，恐怕“他们只知道无止境地追逐欲乐”，尚未“失望地发现，为快乐所作的种种努力总是徒劳，人的快乐，不被确保”。
（剧中法海言）《非诚勿扰2》都看不大懂，《青蛇》就更看不懂了。
说到它的主题，表层上的可以一个“爱”字总结，妖的爱，人的爱与佛菩萨的爱。
当然佛菩萨那就叫慈悲了，说爱就还是有染的，但对于大众，只能姑且冠之以“爱”的名，“永不止息、亿万斯年”的爱。
往深层的意蕴说，确实就是缘起无生的“禅”。
这一点，田沁鑫多少还是做到了些，尽管尝到这禅意的观众可能寥寥无几，但对于具备佛学修养的观众来说，编导的这一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大宋朝，修炼了一千年的白蛇素贞已经“太像一个人”，向往人间烟火，对人间的伦理道德恪守不渝，有着人的颠倒执着与人的高贵龌蹉，因而也备尝了做人的痛苦辛酸。
作为妖，她把人想象的过于美好，以为人人都会恪守伦理道德，天下太平，痴痴地“只想梦里则喜，不想梦醒则悲”。
她忽视了人本具的兽性，没看清人以逃避现实的方式求取虚幻的幸福，不知道做“人的规矩就是分了你的我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更不懂得世事无常的真理。
她空怀努力做好人的理想，没看到人类的愚痴颠倒，自相矛盾。
而且素贞自身也未能免俗，与许仙一见钟情，陷入情网，一个是知书达理的书生，一个是满怀崇高做人理想的天真女子，于是二人说不尽的三从四德、夫唱妇随、一生一世、海誓山盟的大道理，任凭船外几多山野俗人高唱古今多情总被无情恼的苦命女子的辛酸故事，怎奈深陷热恋的青年男女，哪里听得进世事无常的道理。
然而下下人有上上智，智慧与知识一点都不沾边。
山野莽夫比书生美娇娘更懂得一生一世的轻诺不可当真，别说他人的心无法掌控，自己的心也是难以自主。
许仙与小青的苟合激起了素贞满腔的嫉妒、愤怒、怨恨，自言：“一种紫色的邪气，恶灵般进入我的身体……我本想做人高贵，却被你逼得如此庸俗不堪。
”素贞为了维持幸福的假象，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与小青蛇妖的身份，真相一旦大白，不得不哀叹：“我看到了我的生活逐渐死去。
”以掩盖现实的方式求取幸福，注定人类的命运是无一例外的悲剧。
红尘扰攘、悲欢离合，世人本自如此，法海亦无意干预人间俗事。
怎奈得道高僧济着，该是晓了许仙白蛇的得度因缘，不怕背负破坏自由恋爱的骂名，揭穿了素贞小青的蛇妖身份。
于是不顾素贞身怀六甲，许仙——一个真实的凡人，兼具人性与兽性，一见钟情、山盟海誓、谈婚论嫁、苟合偷情、有情有义、贪生怕死、始乱终弃、薄情寡性、不知廉耻、背信弃义、左右为难——一溜烟跑进了金山寺躲避蛇妖，还担心不出家是否不能长时间呆在寺庙的问题，可见从未亲近过三宝，毫无丛林知识。
于是青白二蛇追到金山寺上演水漫金山。
法海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令许仙先行照料素贞产子。
许仙勉为其难地履行完这一义务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素贞。
素贞固可以背弃“一生一世”的诺言指责许仙，但许仙也有他背信弃义的理由：“那是跟人说的，不是跟蛇说的。
”爱是多么的盲目和无常。
素贞三问许仙：“我与你一生一世的誓言，是否就此作罢
”在许仙的含糊其辞的应对中，绝望的素贞转向法海：“求师父（拜托，不是“师傅”，出家人是人天师，不干技术活儿）点化，度我出离红尘……”然后走进雷峰塔自修去了，修的是下士道人天乘。
后转生为大宋朝千千万万良家妇女，“含辛茹苦、相夫教子、忍辱负重、吃糠咽菜、不分昼夜、孝敬公婆、哭天抹泪、起早贪黑”……看来素贞当初跟小青说的那句“我知道人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完美，但作为人妻，我只想一力承担”还真不是说着玩的，可见修行揠苗助长还真行不通，大概要再等多少个百年千年，等她彻底看清世俗凡人的荒谬颠倒苦逼窝囊才会拿起道次第，进求中士道、上士道吧。
到那时，她想起小青在金山寺心疼地对受尽委屈伤痛的她所说的那句话——“往后，你跟人得学点儿好”——一定还会感慨万千：跟谁学好
举目皆是不知好歹的无明众生。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方是至好
学好须进雷峰塔，唯有法海最懂爱
相对于素贞，只修了五百年的小青对人性看得更为清晰，所以在小青看来，素贞“太像一个人了”，像人一般自私、脆弱、虚伪、“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可能是因为小青还尚未像素贞有那么重的贪爱执着。
小青在成人的态度上有些无心插柳，保持着过多的兽性，直到了五百年后的民国年间才“有了人的眼泪，人的悲伤”。
她开始只是跟着素贞东施效颦，就在许仙素贞于船内“摇荡纠缠”之际，就以车轮战术与五六个“男的”纠缠了数番，终于“浑身散漫，欲壑已填”。
纠缠了之后才晓得“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最好的，睡了就是一生一世”的道理，于是她去找法海商量“同吃同睡，一生一世”的事情了。
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小青被轰出庙门，因为法海说“我要成佛”。
做人的道理小青尚且不懂，莫说成佛。
作为妖精，想要控制法海，夺取精血的努力失败了，她懵懂叹曰：“我也想有人的眼泪，可是没有。
但我从踏上人间的第一步就知道，做人，要快活。
”这是她当时对做人的理解。
除了快活外，有太多的规矩小青无法理解，比如“人讲究一心一意，从一而终”，比如“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小青也不理解人的虚伪、脆弱、自欺欺人：幸福要靠小心翼翼维持假象，一旦戳破假象就“骄傲没了，爱情没了，人吓死了”。
小青终于知道，除了睡，还有情、爱。
还听说“真正的爱，那得是走上三路的，这个就高深了，爱到永不止息，亿万斯年”。
于是，她又找法海谈情说爱去了，从此在法海的房梁上盘了五百年，始终想“我身畔有你，你身畔有我”，时不时追问法海：“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一点点，有没有
”众生的执着有多么坚固可怕
法海对所有人“叨逼叨”式的“授业解惑”总是以失败告终，对小青也不例外，五百年了，小青才有了人的眼泪，人的悲伤，才妖寿将尽，要去投胎做人，要再过几千几万几亿年，她才能读懂法海那种“永不止息，亿万斯年”的爱。
到底是谁不懂爱
叶圣陶和肖复兴是什么关系
一、他们两个不但是很要好的文友，也是关系亲密的忘年交； 二、叶老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肖复兴是著名当代作家，两个人有很多的交集，两个人具体交往的相关事件如下： 叶圣陶逐字逐句为他批改作文 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肖复兴说小时候对艺术很好奇，也喜爱。
解放前，肖复兴的父亲从老家沧州来到北京，1947年，长子肖复兴出生，一家人在北京城南的打磨厂街居住。
对于老家，肖复兴没有儿时的记忆，“虽然小的时候曾回过老家，但印象不深”。
直到他的母亲去世后，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老家，这才是肖复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回老家。
肖复兴还记得，姐姐l5岁那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北京城南西河沿里的六联证章厂里描绘各种徽章。
用一种叫做烧蓝的东西，类似亮晶晶的碎玻璃碴子，贴在徽章的模子里，用酒精喷灯把它烧化在徽章上面。
姐姐做的就是这样的活儿，计件算钱，一天头也不抬，能做200多枚徽章，一个月能拿上几十元工资，算起来，做一枚徽章只是能够赚几分钱。
那时，父亲每月也就70元工资。
姐姐的钱对于当时生活拮据的肖家．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那时，肖复兴一家6口人，日子过得紧巴。
听来证章厂定做铁路徽章的一位铁路部门的主任说，正在修的京包线铁路需要人，挣钱多，姐姐不听全家人的劝阻，飞快地从六联证章厂辞了职。
肖复兴幼小时的这些印象到如今仍然铭记在心，但那时期家庭的困顿并没有抹杀肖复兴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
走上文学道路后，他创作的散文常常以音乐为内容，源于他小时候对音乐的喜爱，“那时候家里比较穷，没有走上这条路，现在也不可能再去搞音乐了，所以写一些与音乐有关的散文也是这个童年的梦想的延续”。
“我们小时候住的院子里有一位街坊，母亲是医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姐夫是印尼华侨，从国外带来一台立式录音机。
”这台当时被当作“稀罕物”的录音机，给肖复兴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
那个邻居男孩比肖复兴大几岁，很喜爱朗诵，“当时广播剧《林海雪原》正在热播，他就对着录音机朗诵，录完后放给我们小孩听。
”其时，肖复兴正在上小学，从录音机里听到邻居小朋友的声音，他感到惊奇又兴奋。
复兴对文学的喜爱也许出于父亲的熏陶。
他的父亲是个税务局职员，喜欢看书。
肖复兴回忆，小的时候，父亲曾给他讲过许多在书上看到的故事，如古典的包公案、水浒传等。
“我的家乡离纪晓岚的故乡很近，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些纪晓岚的轶事。
” 还在上小学时，肖复兴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是《上海文艺》。
“我在街上买的书，看完后感到很神奇，原来在文学的世界里可以天马行空。
那时我还抄一些文学作品，如《干家诗》。
”小学三年级时，肖复兴开始接触作文课。
“教这门课的是新班主任老师张文彬，40多岁的样子，有着浓厚的、我听不出来究竟是哪里的外地口音。
”张老师很严厉，那时的肖复兴对张老师相当畏惧，他还能清楚想起张老师站在讲台桌前的模样．“挺直的腰板，头发乌亮蓬松，一根根直戳戳地立着，总使人想起‘怒发冲冠’这个成语”。
但是，这个令人相当畏惧的老师在教学上却有独特的一套方式，令肖复兴如今忆起也倍感钦佩。
在张老师的带领下，肖复兴和同学们的第一次作文课之前的工作是去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看电影。
到现在，肖复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场电影看的是《上甘岭》。
多年以后，他曾用清新语言回忆起那个快乐的儿时片断：“那时，儿童电影院刚刚建好，内外一新。
我的票的位子在楼上，一层层椅子由低而高，像布在梯田上的小苗苗。
电影一开演，身后放映室的小方洞射出一道白光，从我的肩头射过，像一道银色无声的瀑布。
我真想伸手抓一把，也想调皮地站起来，在银幕上能露出个怪样的影子来。
尤其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在每一排座椅下面都安着一个小灯，散发着柔和而有些幽暗的光，可以使迟到的小观众不必担心找不到位子。
” 看完电影后，张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作文是写这次看电影，他说：“你们怎么看，怎么想的，就怎么写。
”肖复兴把自己看电影时所感受到的一切娓娓道来。
没有想到，第二周作文课讲评时，张老师给全班同学朗读了肖复兴的这篇作文，并对这篇作文提出表扬及意见。
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肖复兴如今已经忘记了，但他那浓重的外地口音，令肖复兴如今回想起来仍觉得那么亲切。
这次成功的尝试，使少年肖复兴第一次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这以后，肖复兴迷上了作文，作文课成了他最盼望上的一门课。
而作文讲评时，张老师常常要念肖复兴的作文。
张老师对他也格外器重起来，常在课下对他说：“多读些课外书!”在肖复兴眼里，张老师变得亲切了，尤其他那一头硬发也不再“怒发冲冠”了，变得柔和了许多。
在北京汇文中学上初中的阶段，肖复兴开始动笔写小小说、散文。
当时，学校里有两块乒乓球台那么大的墙报“百花”，老师、同学都可以投稿。
上初二时，肖复兴突发奇想，他对同学说，“咱自己也办一个墙报吧!”说办就办，他们照葫芦画瓢，办了一个“小百花”墙报，肖复兴被选为主编，每期在一块小黑板上贴出400字的稿子．放在教室里。
后来，小黑板被摆在了楼道里，受到学校师生的好评。
真正印成铅字的文章是《一幅画像》。
那是肖复兴上初三时，他的作文《一幅画像》被推荐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本新华字典”。
令肖复兴终身难忘的是，这篇作文让他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有了一段珍贵的“忘年文缘”。
那年暑假，老师把一份油印的《一幅画像》拿给肖复兴，并告诉肖复兴，叶圣陶先生已在作文上面逐字逐句修改过了。
原来，叶圣陶非常重视这次征文比赛，评改了全部获奖作品，在每篇文章后边还写了一段评语。
后来，这些获奖作品连同叶圣陶的评语被编成了一本文集《我和姐姐争冠军》。
令肖复兴兴奋的是，叶圣陶还邀请获奖学生去他那儿做客，“那时，叶圣陶先生60岁上下，平易近人，他给了我们不少鼓励。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大作家的指点，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大作家”。
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同样是肖复兴初涉文学道路时伸手相扶的一个“贵人”。
1971年冬，已插队到北大荒七星农场的肖复兴被发配到离农场场部l8里远的猪号喂猪。
猪号里有200来头猪，班长加一个当地农民连肖复兴，还有一个从山东过来的盲流就这么几个人，没有什么事，也见不到什么人，孤独与凄凉像结了张网紧紧裹着肖复兴的心。
在这种境遇中，肖复兴写散文，写自己的插队生活。
他想把散文寄给叶圣陶，请他指点指点。
但那时叶圣陶被列在打倒之列，肖复兴不敢与他联系，就把信寄给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
叶至善很快就给肖复兴回了信，说写得挺好可以发表，并就肖复兴的散文逐字逐句修改，并提出评点意见，有的文章改动大，怕肖复兴看不清，就重新抄一遍，再寄回来。
叶至善当时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赋闲”在家。
他同他父亲一样，对肖复兴这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予以关怀和帮助，给困顿申的肖复兴极大鼓励和自信。
现在回忆起叶圣陶父子对自己的鼓励与关怀，肖复兴的语间感激之情自然流露，“正是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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