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贾府衰落的原因
红楼梦中的为何从一个赫赫扬扬将近百年的望族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倒猢狲散的下场
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那是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社会的缩影，有着其从兴旺走向衰败的必然性，但从这样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又有着其特殊的主客观原因。
我把其原因归纳为十个方面。
一、大兴土木耗资过巨红楼梦中的宁国府和荣国府那气派可不一般：“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
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峥嵘轩峻….”建造这样的深宅大院可不是一般人家所能承受得了的。
特别是到了后来，贾政长女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为预备着元妃省亲又启动了一个浩大工程，那就是修建大观园。
大观园的规模有有多大，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三里半大。
园里亭台轩馆，朱楼画栋，假山暗水，应有尽有。
完工以后，贾政带了一帮人去看，转了半天才游了十之五六。
里面设计住人的有大家熟悉的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紫菱洲、稻香村等等，拿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建在一个大公园的一幢幢小别墅，还有那登高赏月的凸碧堂，依山傍水的凹晶馆等等不一而足。
修大观园到底花了多少银子，无法统计，但是我们看其中的一项花销，就可见一斑。
第十六回，修大观园的同时，安排贾墻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贾琏问到这一项银子动用那一处的，贾墻道：“赖爷爷说，不用从京里带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
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账幔的使费。
”我们可想而知修建整个大观园要耗费多少银两。
二、迎来送往强撑门面贾府化巨资修建大观园其实已经虚空了家底，但是在接待及礼尚往来方面又不能将就省俭，仍然出手大方强撑门面。
比如第七十二回，贾琏因为手头紧对鸳鸯说：“这两日因老太太的千秋，所有的几千银子都使了。
几处房租地税通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
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
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已。
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
…”当然，在接待方面开销最大的还是接待元妃省亲，那个场面极尽奢华，盛况空前。
为了接待元妃好看，在大观园里又是采购各种古董文玩来摆设，又是采办仙鹤、孔雀以及鹿、兔、鸡、鹅等类来饲养；又是彩排训练戏班准备唱戏。
园子里面的美化亮化工程那也是做到及至：道路两边石栏上，都装点上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花雪浪；园里的柳杏诸树均用通草绸绫纸绢作成假花假叶粘于枝上，而且每一株悬灯数盏；水池中也用螺蚌羽毛做成许多荷叶水草及凫鹭野鸭。
到了十五日，一担担的挑进蜡烛来，各处点灯。
诸灯上下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
可见接等元妃省亲一次要化多少银俩。
所以有贾府超嬷嬷说起当年贾府在姑苏扬州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
三、日用排场奢华糜费平时贾府的吃穿用度是非常讲究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贾府女人的穿着。
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风姐的闪亮登场“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
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拿现在的行情来说，这一身行头下来估计要以十万计。
吃的方面，既讲质量也讲排场。
比如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贾母款留刘姥姥吃饭时，要凤姐挟一些“茄鲞”给刘姥姥尝尝。
并经风姐的口介绍了它的做法：“先把茄子皮去了，切成碎丁，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
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贾府除了吃得精细以外也很有排场，贾母用餐的时候，外面很多丫头婆子下人伺候，旁边又有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
吃完饭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先漱口洗手，然后才换上喝的茶水。
另外，贾府的车辆轿马也不少，在第十四回，贾敬出葬时，女人们一路十来顶大轿，三四十小轿，连家下大小轿车辆，不下百余十乘。
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百耍，浩浩荡荡，一带摆三四里远。
这些吃穿用度方面的挥霍也是贾府官中银两不断亏空的原因之一。
四、人浮于事入不敷出在红楼梦中宁荣两府到底有多少人，难以准确统计。
但是我们来看几件人事安排就可有个大概的印象。
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可见贾府负责看门跑腿的就有十来个人。
第十四回，秦可卿死后王熙凤到宁国府协理丧事，按册点名分派工作，一口气就安排了134人，剩下的按房分开各司其职，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仅宁府家下人等就有两三百人。
第三回，贾母见林黛玉从南边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自幼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名叫雪雁。
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子气，王嬷嬷又极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将自已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
外亦如迎春等例：“第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
”可见当初贾府的气派，十几二十个人服侍一个人。
五、财务混乱制度缺失贾府的财务运行情况是这样的，以荣府为例，有一个集体财务，叫官中的钱，凡公共开支比如府中的工程建设、人员工资及以府上名义进行的礼尚往来等都是动用官中的钱。
但是在公共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弊病。
首先，财务主管挪用公款违规取利。
在荣府贾政是不理家务的，王夫人年龄大些以后也不管事，所以掌管贾府财务的实权人物就贾琏、王熙凤两夫妇，贾琏是个浪荡子弟，王熙凤又是个极喜贪财弄权的人物，谁要到贾府谋些工程事务都找王熙凤送钱送礼，特别是到了后来，王熙凤挪用官中的钱通过来旺私自到外面放高利贷，经常会拖欠下人的月例银子，搞得府中的人多有怨言。
后来，锦衣军查抄贾府时：在风姐住所抄出的现银不下七八万金，同时还抄出两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
其次，中层管理人员敲诈勒索。
银库房的总领吴新登、仓头上的头目戴良等人，常常借着别人支领钱物的机会敲诈勒索。
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里说得很清楚。
因为凤姐生病，探春出来帮着理家，探春就和宝钗商议着要承包经营大观园，在果林菜地等分派好以后，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
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了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账，他们还不捉弄你们等什么…”所以探春她们就商定大观园里的出息就留在园子里分了，免得被那些管钱管账的人又克扣一笔。
还有第六十二回，厨房里管事的柳嫂因为宝玉房里的丫头芳官送了些玫瑰露给她女儿五儿，引起别人的误会以为是她们偷的，于是林之孝家的立即见缝插针，安排一个叫秦显家的接替柳嫂，这秦显家的一来就着手清查旧账，“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五百斤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账房的礼；又预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可见贾府层层克扣的现象比较严重。
再次，下层的买办损公肥私。
那些买办们也是个个抓住采购的机会捞取好处。
比如府里的女人们每人每月有二两购买头油脂粉的定例开支，但是那些买办们常常是买的不是正经货，弄些使不得的东西来搪塞，所以，姑娘小姐们只得另托自己信得过的人到外面重买。
可见在这样一个管理体系当中，个个都想着自己发财，又缺少监督，如何不会亏空垮台。
六、贪图享乐家风日下在贾府上下，特别是在宁府，吃喝玩乐之风日盛。
贾珍父子不但自己天天沉溺于喝酒赌博，而且常常借着练习谢箭为名呼朋唤友聚众赌博。
而且贾珍父子生活作风不检点，两父子与两个小姨子（姨娘）关系暧昧。
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贾敬修仙慕道吞丹死了，贾蓉跟着贾珍等在铁槛寺办丧事，一有机会回来就和两姨娘调情。
众丫头看不过，都笑说：“热孝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
回来告诉爷，你吃不了兜着走。
”其实他父亲贾珍也是一样回来了就和两个小姨子鬼混。
所以有一次，宁府的一位老家人焦大喝了酒不听调遣，并乱嚷乱叫：“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
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
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我什么不知道
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在荣府贾母也是最会享受找乐子的，那些个婆子下人赌博之风也很严重，王夫也命人认真的查过几回，总是屡禁不止。
合府上下隔三差五的吃酒听戏，那也是家常便饭。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贾家子弟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
大家都知道追求享乐，早把勤俭持家的祖训丢到九霄云外。
七、外祟勒索雪上加霜贾府虽然有钱有势，但是也常会遭到一些外人的“惦记”和“索要”。
例如，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贾蓉到礼部关领恩赏春祭银两，回来后贾珍问怎么去了这一日，贾蓉就笑回说：“今儿不在礼部关领，又分在光禄寺库上，因到了光禄寺才领了来。
光禄寺的官儿们都说问父亲好，多日不见，都着实想念。
”贾珍笑道：“他们哪里是想我。
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酒了。
”还有第七十二回《王熙凤恃强羞说病来旺妇倚势霸成亲》贾琏和凤姐正在商量着怎样筹集银子应付好几笔送礼的钱，这个时候夏太府打发一个小内监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
”小太监进来说：“夏爷爷因今儿偶见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过一两日就送过来。
”凤姐儿听了，笑道：“什么送过来，有的是银子，只管先兑了去。
改日等我们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样。
”小太监说:“夏爷爷还说了，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等今年年底，自然一齐都送过来。
”凤姐笑道：“你们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得提在心上。
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样记清了还我们，不知还了多少了。
只怕没有；若有，只管拿去。
”把这个小太监支走以后，贾琏出来笑着说：“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
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
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
将来得罪人处不少。
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
”对贾府来说，朝庭的各部衙门，经常要通过他们探听消息，经他们之口说好话，另外贾妃娘娘在宫中，更要依仗那些太监们的关照保护，所以不得不常常打点这些人。
八、得罪小人树敌过多贾府仗着权势，平日里常常恃强凌弱。
小说中受过贾府欺侮的小人物很多，比较明显的有三个：一个是叫石呆子的。
贾敬看上了别人的几把古扇，出多少钱别人也不卖，于是通过贾雨村，捏造一个罪名把他抓了，最后把扇子霸占到手；一个叫张华。
这个张华与尤二姐原是小时有婚约的，因为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家产，也就娶不起了媳妇。
贾琏为了把尤二姐娶到手，就逼他与二姐退婚，张华心中虽不愿意，无奈惧怕贾府的势焰，不敢不依，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但是心中始终是不服的。
还有一个是醉金刚倪二，有一天因为喝多了酒睡在大街上，又刚好碰到贾雨村路过，不让路还说：“我喝酒是自己的钱，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人老爷也管不得。
”于是贾雨村着人把他抓了起来，倪二的家人就托倪二曾经帮过忙的一个朋友叫贾芸的去贾府说情，但是去了几次没办成。
倪二出来后很生气，对他老婆说，他在监里的时候认得了几个朋友，知道好些贾府的事，若说贾二这小子他忘恩负义，便和几个朋友说他家怎样仗势欺人，怎样盘剥小民，怎样强娶有男妇女，说了一大堆。
贾府因为得罪了不少这样的小人物，他们就经常有意无意的到外面传播一些对贾府不好的消息，有的也可能会直接到御史那儿去告状。
在第一百零六回，贾府抄家以后，许多亲友来看候，有的就说：“人家闹的也多，也没见御史参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
”有的说：“也不怪御史，我们听见说府上的家人同几个泥腿在外头哄嚷出来的。
”九、政治斗争引火上身贾府的衰败是各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但是直接加速这幢大厦轰然倒塌的原因就是皇上下令抄家。
为什么皇上会下决心对贾府动手，表面的原因是贾家平日的作派有风声传到御史那儿，御史诓了贾府的家人去问实了才派人来抄家查办的。
实际上我们上面说的那一点小事不会引起皇上动怒并下决心对贾府下杀手的。
有的红学家就分析实际上曹雪芹的原著本意是说贾元妃参与了皇宫里的权力斗争，引起皇上震怒，所以要对贾府进行打压。
这个依据就是第五回宝玉梦中看到金陵十二钗的对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其中虎兕相逢就是指两派势力恶斗，预示着后来元妃卷入两派势力的政治斗争。
十、管教不严后继乏人贾府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在教育管理上是抓得不到位的。
虽然有个私塾，但后辈中肯读书上进的没几个，宁府从贾敬到贾珍再到贾蓉没一个志于经济仕途的。
荣府这边贾政对宝玉管得严一点，时时逼勒着他看书上进，无奈贾母王夫人等人又对宝玉溺爱有加。
只有贾兰一个还行，只是年纪尚小，所以贾府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富不过三代”这个规律。
另外，贾府对家人也是管教不严。
比如贾政放任江西粮道的时候，自己不敢收礼也协调不好关系，那些跟去的下人得不到好处，所以办事处处设阻碍，贾政没法，后来只好任由那些人去胡来。
终究因为对下人管教不严被节度使参奏：“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被着降三级，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
因存在着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贾府这幢大厦的倒塌是早晚的事。
《三国演义》诸葛亮骂死王朗台词。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
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
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
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
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
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
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衰落过程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
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
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
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
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
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
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
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
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
”（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
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
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
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
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
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
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
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
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
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
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
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
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
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
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
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
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
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
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
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
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
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
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
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
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
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
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
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
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
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
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
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
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
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
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
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
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
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
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
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
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
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
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
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
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
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
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清代晋商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
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
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为什么会衰落
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滞胀”。
原因：①西欧、日本的崛起；②美国推行扩张政策；③1973年经济危机；（直接原因：中东国家提高石油价格）④的影响。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中的“开夜宴异兆发悲音”到底是谁以叹息
上次已经说到了，全书从五十五回开始转，整个繁华胜景的基调开始走下坡路。
全书行文至七十几回，可以说整个转折全部完成，从开始的清冷色到凄冷直至凄厉的地步。
七十四回大观园被抄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回，就如所说：“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
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
咱们也渐渐的来了。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从这一回开始，大观园内部的结构就已经开始瓦解了。
那么第七十五回，就承接了上一回的意义，在夜宴上发出异兆悲音，又接下一回品笛感凄清，是基调从凄冷到凄厉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
这是从大的背景上来讲。
全书的发展到了这里，作者就开始写到最为深层次的衰落了，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白茫茫真干净”的这种大结局。
因此在七十五回中，作者的在书中精心布置了这个情节。
既然上回已经说到像贾氏这样的大族的衰落，也用自家抄自家来开启了整个宗族的衰落，那么这个异兆悲音的地点自然就选在了祠堂，这个寓意是非常明确的，这是整个宗族的衰落，是贾家几代人建立起来的极盛繁华的终点，贾府的自杀自灭的行为就是最根本的没落。
贾家的基业是建立在祖宗的功业上面的，祠堂代表了祖宗，从那里发出的叹息，无异于是作者给与的一个强烈而明确的信息：贾家已经病入膏肓，没落将是必然而彻底的。
说到这里，这个叹息的人是谁，其实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个人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具体人物的指向，而是一个寓意的指向，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贾氏祖宗在叹息，叹息贾家的这种自杀自灭的行为（抄自己家）将必然导致的衰落（承接上一回），叹息几代繁华的即将终结。
或者，基于红楼梦中也有僧道鬼神的东西，理解为这些僧道鬼神的叹息也未不可。
其实我感觉主要还是在一个寓意和暗示上。
A
香港电影为什么衰落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电影进入颠峰时期。
这个时期的香港电影无论从影片的数量、类型还是质量上都达到较高水准。
这时的香港电影界更是能人辈出、实力当道香港电影此时到达颠峰，享有“东方好莱坞”之美誉。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香港电影一落千丈，不仅影片数量年年递减，佳片更是屈指可数。
究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急剧滑落
原因在哪里，有人说是经济问题，也有人说是后继无人的问题，还有人说是好莱坞的冲击的问题等。
故设此题目，大家共同探讨。
1.脑残电影导演的增多 2.老导演不思转型 3.由于香港的回归 幕前幕后的电影工作者被才大气粗又xx不堪的大陆电影制片厂的挖掘 4.韩国电影的崛起 ,其实不算崛起，只是这年头观众也开始脑残了。
其实正是香港电影制作的明星制造成的不光是电影明星 也包括导演明星一直注重用明星大导演来吸引人 不注重培养新人 结果 明星会老的,导演的才华也会尽头的于是 终于衰败了...............这还用说吗 回归了 创作 环境 不自由了 并不是说香港 采取 了什么 具体 措施 限制 创作 而是 整个 潜意识 的影响其实香港不光是电影衰落,电视、音乐全面下滑。
貌似香港娱乐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风光不再了。
跟风太多 没有内涵 粗制烂做 经济萧条别的不说，喜剧片都成儿童片了，那些弱智的玩笑，根本不能让我笑，只能让我觉的看这样的电影很丢人，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敢拍出来
很久不碰香港喜剧片了，太傻了，低级趣味。
如果片子的成败是由少数人掌握而不是所有观众的话，那么，衰落就是必然的。
香港电影就是因为那种权力太集中了，电影就不是电影了，它是权力的工具，是骗钱的工具。
观众不重要了，导演，演员也不用打拼——只要收拾好某有权的人就行了。
于是香港电影就这样了。
香港电影的市场在哪
当然是内地。
九十年代内地互联网刚起步，我们啥也不懂。
为回归和讨好香港，政府加大两地交流，免费引进港剧港片，这样才给香港电影大力发展空间，我们由于视野狭小，疯狂地爱上他们的“时尚”，更促使港片的发展。
所以他们允许“良莠不齐”可以大胆创新。
而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了，政府就不需要额外“照顾”了，自然没了优惠政策，且网络的发展，我们可以接触到更时尚的好莱坞，也没有必要死磕港片。
(以前很喜欢香港武侠剧里的配乐，现在才知道全是国外的） 当然，内地这几年发展快也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这些土老冒憋足了气，奋力顶内地票房。
呵呵，不过从最近几部叫座不叫好的电影看我们，大家看的是热闹而不是按需所求的看电影。
总之，现在除了大导演拍港片，想发展就要依靠内地的金钱，也就受限制，不是纯粹的了。
没有人发现香港似乎到陈可辛之后几乎就没有新的成功导演诞生了吗
当然现在可能游乃海等出来了。
我认为本来香港电影就是一个东方的奇迹，一个弹丸之地的香港理论上也不应该有如此发达的电影工业，他自己根本支持不来。
中国的崛起开放，让外国人能直接地了解中国不用通过香港这座桥梁，香港面对的市场已经改变了，再上90年代的香港经济开始走下坡，投资商锐减。
烂透的商业电影工业又阻碍电影的转型，这么一折腾，把一大批不成熟的年轻的新锐力量都淘汰了，只剩下那帮老家伙。
越是老一套固步自封，电影的寒冬就越寒冷，不停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香港电影的衰落。
我认为是香港的回归，使一大部分有才华的演员导演通通移民了 新一代的演员很多都是我们不怎么接受的，这样就给电影造成了一种真空状态，加上内地市场的挤压，很多香港演员把目标描上了内地这块黄金地。
在内地政府的统治下，很多人也不敢说话 跟拍现实的片子了，于是大家就失去了兴趣，繁华下流着的是跟我们一样的沉寂，还有香港一直在沿用90的年代的思路拍片，无法取悦现在观众的口味，我相信只要香港电影可以重新进行定位以及转型的话，内地电影是是没有多大竞争力的。
1、盗版VCD、互联网BT摧毁了香港电影工业最关键的外销市场（台湾、东南亚）。
2、电影人才流失，好莱坞、大陆挖走了许多电影香港电影专才（成龙、李连杰、周润发、吴宇森、袁和平、程小东、关锦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