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有才但他为何变成一名暴君了
面子工程要了隋炀帝的命 （电视学术评书节目推荐话题之二） 隋炀帝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留意的历史人物。
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但在他即皇帝位之前，其口碑却非常好，他的文章也写得漂亮。
当他知道太子因为迷恋声色而失去父亲隋文帝的欢心，就故意在自己的府第里将琴瑟弄得弦断尘满，有意让老皇帝看到。
老皇帝果然中招，以为他不好享乐，从而对他产生好感，并转而将他立为皇太子。
这说明他的智商并不低，与晋惠帝司马衷之类的白痴型皇帝不一样。
客观地说，在隋炀帝即位之初，他也曾试图有所作为。
他曾经下诏免除了妇女的奴婢、部曲课役，结束了从北魏以来就实行的妇人授田服役制度；也曾经将男子成丁的年龄从21岁调整到22岁，缩短服役时间。
他还在其父隋文帝科举改革的基础上，设立了进士科，以便限制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更广泛地选拔人才。
他的这一举措完善了科举制度，对后代中国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
从《隋书·炀帝纪》中可以发现，他对老百姓给以“给复”（免除徭役）优待的记载屡屡见于史籍。
隋炀帝还曾经下诏，对老年人进行特别优待：年满九十的，“版授”（“授予”之意）太守名衔；年满八十的，“版授”县令名衔，等等。
用授予官爵来敬老，这的确极具创意。
这说明隋炀帝从一开始并不是“唾骂任由他去，享乐我自为之”的丧失起码道德感的大坏蛋，反而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非常希望博得一个好名声，成为一个受人称赞的英明君主。
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成就了他作为一个残暴、昏庸、遭受千古唾骂的暴君典型，被载入史册。
他在位十五年不到，就把他父亲二十年苦心经营的欣欣向荣的江山，彻底搞垮整烂，在人民遭受无尽痛苦的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隋炀帝死于兵变，是被用绳索勒死的，很惨。
但掩卷长思，我们发现，真正要了他性命的，是他一直醉心的面子工程。
隋炀帝的面子工程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要明确什么是面子工程。
面子工程是形象工程的一种。
但凡重表不重里，不顾客观条件许可和实际效果，只管在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漂漂亮亮的大事情，均可以称之为形象工程。
其中，做给上司看，为的是求得上司肯定，从而争取提拔的，属政绩工程；而做给外人看，以求别人称赞艳羡，从而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为面子工程。
隋炀帝贵为天子，是普天之下的“NO1”，他做的大事情当然不存在政绩工程的问题，所以叫做面子工程。
隋炀帝这个人，极好面子，而且从登大宝之前“琴瑟弦断尘满”的面子操作中获得过巨大的好处，所以，很可能那种夸饰、浮华、皮相的运作原则已经深深植入他的潜意识，而最终导致他走火入魔。
《大腕》里有句台词：“不求最好，只求最贵”，隋炀帝就具备这种心态。
那么，隋炀帝的面子工程有些什么内容
其危害又如何呢
隋炀帝的面子工程，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规模、耗费等问题上为了面子而做得十分过份；一类是基本上没有积极意义，却又做得非常过分。
但不管哪一类，后果都极为惨烈。
隋朝时期，中国呈现政治重心在北方、经济重心在南方的格局。
隋炀帝于是考虑开凿大运河，以沟通南北。
此举一来可以加强对南方的政治控制，二来可以把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三来可以便利地巡游江都，到他发迹的地方找感觉，在繁华的江南去寻求享乐。
如果只看前两项工程目标，这项工程倒也可以成为功在当代、泽遗后世的利国利民好项目。
但隋炀帝却不顾客观条件许可，猛发天子雄威，把这个项目的运行过程搞成了祸国殃民的大折腾。
隋炀帝于公元604年7月登上皇帝宝座，于次年开始了全面开凿大运河的工程。
从公元605年动工，到公元610年完成，一共挖掘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河等运河，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的大运河。
这条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4000余里，仅仅5年就完工。
即便是在拥有现代工程机械的今天，这样规模的工程也是非常浩大的，这样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隋炀帝通过对国力和民力掠夺性的使用，实现了目标。
开挖通济渠，征发河南诸郡民众百余万；凿邗沟，发淮南民众十余万；修永济渠，征调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类似记载，不绝于史书。
对国力和民力的滥用还不仅于此。
先于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即位之初，就启动了扩建洛阳的工程。
对于扩建洛阳的目的，隋炀帝有一番自我表白：“周代姬姓君主拥有两个首都，这正是周武王的本意；商代首都先后搬迁五次，这成就了商代君主的霸业。
……所以汉高祖说‘我到过天下许多地方，只有洛阳看得上眼’。
自古以来的帝王何尝不关注这个地方，之所以不在这里建都，是有其原因的。
要么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要么由于国库捉襟见肘。
所以修建洛阳为都城的计划，没机会提上日程。
”（“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
……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雒阳。
’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
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
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
”——《隋书·炀帝纪》）隋炀帝豪气冲天，成竹在胸。
他认为隋朝目前已经具备了前人不具备的条件，所以要与前代帝王比魄力、拼实力。
于是下令扩建洛阳为东都。
这既为了满足虚荣心，更为了今后到南方游玩能够方便地在靠近大运河的地方上船。
公元604年，隋炀帝匆匆来到洛阳，立即征发数十万民工，挖掘了一条绵延几千里的壕沟，作为洛阳的关防屏障。
仅仅十多天后，又马不停蹄地正式下诏扩建洛阳。
整个扩建工程十分浩大，为了寻求顶级感觉，从全国各地征集奇材异石、佳草良木、珍禽异兽，送往洛阳供工程使用。
从豫章（江西南昌）砍伐树木运到洛阳造宫殿，从砍伐到运输，往往一根木料需要耗费数十万人工（“造乾阳殿，伐木于豫章，一材之费，已数十万工。
”——洪迈《容斋续笔·秦隋之恶》）。
这一工程不但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仅人力一项，每月就动用200万青壮男丁。
在民力非常吃紧的情况下，隋炀帝又同时下令修筑从榆林到紫河（内蒙古和林格尔）的长城，征发民工百余万。
隋炀帝虚荣心极重，而想象力又极为丰富。
用今天的话来形容，这个人点子多、策划能力强。
他策划过一些令古今人士都为之瞠目的名堂。
公元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朝见隋炀帝，为摆排场，隋炀帝下令在西苑积翠池畔大演百戏，以后形成惯例，年年正月都要搞百戏汇演。
演出期间，戏场连绵8里，演员超过3万，表演服饰极尽华丽，为置办演出服装，导致东都、西都储存高档丝织品的库存告罄。
公元610年上元日，由于诸国首领、使节和商贾云集东都，隋炀帝再次提高百戏汇演档次，命令在端门外大街设下规模空前的百戏场，演出百戏，演奏各国音乐。
其中，仅奏乐者就达到1万8千人，乐声响彻云霄，传到几十里之外。
为营造氛围，他还命人遍街安排明亮火炬，用彩帛将行道树逐一包裹。
所有商人都按规定，事先囤积各类珍奇货物在这期间集中售卖，以壮声势。
所有商人按规定一律穿着华美衣服，连摆摊卖菜的小贩都必须用贵重的龙须席铺地摆菜。
外国商人从酒店饭馆门前经过，老板必须争相邀请入坐，酒食款待，并且不收分文。
他们按照官府颁布的统一口径告诉外国人，隋朝太富饶，酒食照例都不要钱，令这些外国人惊骇不已。
中国古代有“兵凶战危”一说，战争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得用之。
实在要采取军事行动，也必须严格按军事规律办事。
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杰出的军事著作。
但在隋炀帝那里，可以因面子的原因发动战争，可以遵循照顾面子的原则去行军打仗。
征伐高丽的战争是隋炀帝在位期间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对外战争，前后进行了三次，第四次进行了策划，但因隋炀帝身死国灭而作罢。
战争的起因是这样的：公元607年，隋炀帝向北巡游到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无意中见到高丽王国派到突厥汗国的使节，于是，隋炀帝对那位使节说，他将于611年巡游涿郡（北京），命高丽国王高元亲自到涿郡朝见。
公元611年，隋炀帝果然巡游到涿郡，而高丽王国仅仅派遣特使朝见，高元本人没有到场。
这下隋炀帝认为大大扫了他的面子。
于是决定讨伐高丽。
隋炀帝下达战争动员令，命令全国的士兵往涿郡集结，军械粮草等后勤物质则集中于辽西郡（河北义县），并责令火速打造战船。
一时间，全国卷入疯狂状态。
开拔的军队和运送作战物质的百姓，每天至少有十多万人奔波于道。
到第二年即公元612年，集中在涿郡的军队已经达到113万，号称200万，运送粮草的民工则超过200万，一共动用全国的青壮年劳动力达300万至400万。
队伍向战区开拔，尘土飞扬，旌旗猎猎，绵延千里，炫耀招摇。
从前锋队伍出发，到殿后的军队动身，一共走了40多天才开拔完毕。
（ “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
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 《隋书·炀帝纪》） 隋炀帝沉醉在这辉煌的场景之中，更无视军事行动的规律，发布诏令，要求下属不得搞奇兵突袭等小动作，所有作战行动都要光明磊落，并必须向他报告获批准后才能执行，不得自行其是。
隋炀帝沉浸在绝对统帅的良好感觉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但战争自有它铁的规律，这规律给了隋炀帝当头一棒。
在攻打辽东（辽宁辽阳）的过程中，军士勇猛攻城，摧毁一段城墙，守军抵挡不住，乞求投降。
但攻城指挥官不敢接受，只得休战派人到后方请示隋炀帝，等得到指示，对方已经堵住缺口，恢复抵抗。
如此居然一连三次，辽东城依然攻取不下。
最后，第一次对高丽的征伐以隋军大败告终。
这一次隋朝军队直接损失30万人。
第二次对高丽的征伐因杨玄感的叛变而草草收场。
第三次征伐于614年启动，这一次高丽被迫求和，但当隋炀帝回到东都之后，征召高元入朝，高元还是不到。
隋炀帝大怒，准备筹备第四次东征，但这时已经天下大乱，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古代中国帝王把江山看作是自己家族的私有财产，所以，拼命追求享受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对于一些较为清醒的君主，他们能够较好地把握个人享乐与江山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为了自己的江山长治久安，他们能够一定程度地主动约束自己的欲望，使自己追求享乐的短期目标与皇图永固的长远目标较好地结合起来。
作为隋炀帝可以借鉴的榜样，远的不说，就是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隋文帝在位20年，深知江山来之不易，深知奢靡对巩固政权的危害。
所以，他一直提倡节俭的生活。
据记载，在他称帝之后，除宴会之外，他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他禁止后宫嫔妃服饰过分华丽，自己也保留了一些当年的衣物，时时观看“以自警戒”。
但皇位传到隋炀帝这里，他却完全颠覆了父亲的传统，他对享乐的追求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他陷入疯狂享乐和最大限度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泥淖不能自拔，留下千古骂名。
隋炀帝在位15年，真正在京师留驻的时间不到1年，其余时间都在巡游中度过。
隋炀帝的巡游，与顶级享受、顶级排场之类的概念紧密相联。
为了从运河走水路到江都（江苏扬州），隋炀帝下令在江南造数万艘船舶。
其中，供皇室成员乘坐的大船就有几千艘。
隋炀帝本人乘坐的龙舟，高达四层；另有高三层的“浮景水殿”9艘；其余大船数千艘。
每次出巡，这几千艘大船不用桨橹，用八万人拉纤。
另有几千艘战船随行护航。
岸上两边还有为数不少的骑兵护卫。
上万艘船舶首尾相接，长达100多公里，伴着猎猎旌旗，万马奔腾，排场惊天动地。
隋炀帝陶醉在这样的感觉里。
公元607年，隋炀帝又开始了向北方的巡游。
这一次无船可乘，于是改为乘车。
这车很特别，跟船一般大，却不安轮子，而用人肩扛着走。
供巡游的御道当然也是特地修建的。
这一次出巡，与巡游江都时一样，皇家人员和文武百官全体随行。
护驾的士兵有步兵50万，骑兵10万，共60万人。
整个出巡队伍望不到头，前后蜿蜒500多公里。
每一次巡游，隋炀帝都要准备大量的仪仗器物，仅在江都就有10余万人专门负责制作仪仗、舆服之类，耗费“金银钱帛巨亿计”。
制作仪仗需要大量鸟羽，于是，官员向民间大肆摊派，捕鸟的罗网遍布各处，凡有羽毛者几乎捕杀殆尽。
（“太尉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于是课州县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毦之用者，殆无遗类”。
——《隋书·炀帝纪》） 隋炀帝酷好女色。
每次巡游，随行美女有1000多人；而分布在东都、江都等各处行宫的美女，数以万计。
据统计，全国各处行宫供隋炀帝一人享用的美女总数在15万以上。
每一次巡游，随行的上十万人马的饮食供应，全部由沿途250公里之内的地方官供奉，极尽精美，吃不完临行前一概抛弃。
在扩建东都的时候，隋炀帝曾下令建造显仁宫和西苑花园供自己享用。
其中，西苑花园面积有300平方公里，内有人工湖，周长10里。
又挖凿龙鳞渠将人工湖与洛水相通，渠畔设皇宫16所，称为“16院”；每院住美女200人至300人；各院殿堂楼观穷极华丽。
例如，当秋冬之际，树木凋落，便派人剪彩绫为花叶，挂满枝头，颜色稍有败坏，随时更换，以保证环境四季如春。
隋炀帝喜欢这种顶级感觉，谁要是败了他的兴，他就觉得没有面子，从而对败其兴者施以严厉的惩罚（“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
”——《隋书·炀帝纪》）；而对于顺从他，对他的面子顶礼膜拜的官员，他便给以大大的好处。
他曾经直言不讳地对大臣们说：“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
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公元614年，隋炀帝召集百官商量再次征伐高丽一事，一连几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发表意见。
（“诏百寮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
——《隋书·炀帝纪》）公元616年，此时已经是天下大乱，官员崔民象、王爱仁因报告了“盗贼”蜂起的真实情况，建议不要再继续巡游，而被杀掉。
（“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
……车驾次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
”——《隋书·炀帝纪》）开国老臣高颕、贺若弼私下议论朝廷过分奢侈，隋炀帝听人告密而获悉，将二人扣上诽谤朝政的帽子后处死。
公元607年，隋炀帝向北方巡游，所过之处大都是西北贫瘠之地，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路过雁门时，太守丘和搜刮百姓，准备了大量精美的食物敬献；而抵达马邑时，太守杨廓无法筹集精美食物因而没有献食。
隋炀帝对前者满意而对后者非常不满。
作为奖励，隋炀帝把丘和从贫瘠的边郡调往内地的博陵任太守，同时命令杨廓到博陵学习丘和的先进经验，对杨廓进行羞辱。
公元613年，隋炀帝在巡游过程中，车驾在上谷停留，因为饮食等物质供应不丰富，一怒之下将太守虞何等人免官。
（“车驾次上谷，以供费不给，上大怒，免太守虞何等官。
”——《隋书·炀帝纪》） 公元616年，此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隋炀帝却继续沉浸在他的享乐之中。
这年五月，他忽发奇想，再做大事：在景华宫收集了大量萤火虫，晚上游山时放出，让漫山遍野都闪烁着荧光。
（“上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
——《隋书·炀帝纪》）这一年隋炀帝最后一次到江都，此时局面已经不可收拾。
可隋炀帝并不考虑如何挽救危局，见到官员后，仍然只关心他们所献珠宝美食多少。
献得多的就升官，献得少的就降级。
借助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所有官员都看清楚了，在隋炀帝手下的官场应该怎样混。
于是，官员们竞相攀比，刀口向下，残害万民以满足皇帝的疯狂欲望，从而保住自己的帽子，求得升官发财。
人民在这样的官僚系统压榨之下，生活在极其悲惨的境地。
每一次大的工程，官员们完全无视百姓的生理极限，为了完成上司极为苛酷的工期和工程规模要求，残酷地役使民工，造成大量伤亡。
在扩建东都的时候，由于工程监督严苛峻急，役丁死亡率高达十分之四、五。
东至城皋、北至河阳，东西百余里、南北近百里，运载民工尸体的车辆相望于道。
为了从江南向东都运送修建宫殿的大木，征发大量江南男丁，每2000人拽拉一根木料，沿途不断有人丧命。
公元607年修筑长城，百万民工中，十天之内死亡十分之五、六。
在开挖运河的过程中，死亡人数也相当惊人。
唐朝《开河记》记载，在挖凿通济渠和邗沟的过程中，征发民工360万人，等到运河挖到徐州附近的时候，已经少了150万人。
沿河工地上“死尸满野”。
到开挖永济渠的时候，竟出现了男丁不足、征发妇女服役的严重局面。
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除了死于战场的几十万人之外，准备期间也大量出现因劳役而死亡的情况。
据《隋书·元弘嗣传》记载，为了打造战船，大小官吏威逼民工昼夜浸泡在海水中施工，一刻也不让休息，民工们腰部以下生满蛆虫，死亡者占十分之三、四。
全国运送军需物质的民工，自备干粮、自备牛车或手推车，在严急的军令督责之下，千里迢迢，拼命赶往辽西。
一路上病死饿死大半。
无人收尸，数百公里路途尸体随处可见。
隋炀帝启动大的项目，动辄役使上百万民工，而据记载，隋朝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过4000余万。
由于男性青壮年被大量征用和死亡，农业生产停顿，经济陷于崩溃。
再加之官员无穷无尽的搜刮，百姓一贫如洗，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隋炀帝后期，短短十二、三年的工夫，就耗光了隋文帝20年奠定的基础，社会一片凋敝。
在富庶的长江、淮河流域，百姓生计断绝，大面积出现民众采树皮、草根、泥土为食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人相食”。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只能选择铤而走险，聚众造反。
隋炀帝时代首次大规模民众造反发生在公元611年。
这一年隋炀帝下令进行征伐高丽的战争准备。
邹平（山东邹平）人王簿在长白山（山东章丘）聚众造反。
接着，清河郡人孙祖安因全家被大水淹没，妻子饿死，仍被征召入伍。
他被县官指责报到误期而遭受鞭打。
一怒之下，他杀掉县官，聚众造反。
从那时起，直到公元628年最后一起民变被唐朝镇压下去，18年中，各种民众造反、兵变和宫廷政变达136起；其中，集结兵力在15万以上者达50多起。
真正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对民变蜂起的原因，北宋司马光分析得非常透彻：隋炀帝自从去年筹划征伐高丽，诏令山东设置专门机构，下令养马作军用。
又征发民工运送粮食，囤积在泸河、怀远两地。
车辆和役牛往往有去无回。
士兵死亡超过半数，农业生产无法按时进行，农田大量荒芜。
又遭遇饥荒，粮食价格上涨厉害；东北边疆更为严重，一斗米值数百铜钱。
运送到目的地的粮米有的质量粗劣，就命令老百姓以好米换走劣米。
又征发手推车夫六十余万，两人推一辆车，载米三石。
路途险隘遥远，所运送的三石米还不够路途口粮之用。
到达目的地后，没有粮食交纳，于是民工纷纷惧怕治罪而逃亡。
加之官员贪虐残暴，以各种堂皇的借口和名义搭车搜刮盘剥。
百姓困窘贫穷，家财和力量都被榨干了。
老老实实做顺民则不免挨冻受饿，死亡近在眼前；打家劫舍或许还可以延长性命。
于是才开始聚集在一起成为“强盗”。
（原文见《资治通鉴·隋纪五》）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隋炀帝内心充满矛盾和胆怯，他不愿意也不敢面对现实。
但局势的恶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隋炀帝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最后的代价。
隋炀帝随驾军队中，有所谓骁果（骁勇果敢）者，也就是禁卫军，都是关中人。
隋炀帝自公元616年第三次巡游江都，因北方 “盗贼”遍地，不敢返回东都洛阳，便在江都长住下来。
随驾士兵思乡心切，于是密谋发动兵变后返乡。
骁果统帅司马德戡得到消息后，与另一位随驾武将元礼和直阁官裴虔通商量。
司马德戡说道：目前陛下的架势是不会回东都了。
我所率领的骁果，人人都想返乡，个个都在私下议论，谋划着叛变逃亡。
我本来想向陛下直言，但陛下忌讳听到这些不利消息，所以我担心事情还没发生我就成了刀下鬼。
但现在我了解到实情而不报告，其后真要出事，又会屠戮我九族。
进也是被杀，退也是被杀，怎么办呢
——司马德戡的担忧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骁果准备叛变的消息也被一位宫女得知，她把隋炀帝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报告他后，立刻遭到炀帝杀害。
——司马德戡与二人商量，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于是决定发动兵变。
并准备推举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主脑，共同举事。
（原文见《隋书· 宇文化及传》） 宇文化及秉性本来非常驽钝怯懦，几个人将密谋内容告诉他后，“初闻大惧，色动，流汗，久之乃定”。
公元618年，司马德戡率领士兵迎接宇文化及，随即进入宫中。
隋炀帝逃到一间小房间躲藏起来，被一位恨透了他的宫女将他指出。
士兵们将炀帝搜出。
死期临近，这个不可一世的暴君还一副无辜的样子，可怜巴巴地发问：“我有什么罪呀，对我如此
”叛变士兵没有理会，将他押往江都门外示众，随后押回宫中，命令令狐行达将其绞死。
隋炀帝时年五十岁，在位十五年。
从隋炀帝的作派可以看出，他的虚荣心和由此而来的面子观念象梦魇一样攫住了他的灵魂，帝国的任何措施，都可以作为满足虚荣心的要素而被纳入面子工程的范畴。
在他即位之前，他对自己的粉饰和包装成功骗取了父亲的信任，从而使他得登大宝。
这初试锋芒所得到的完全超值的回报令他着魔。
当他登上皇位，开始享受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作为自然人可能仅仅是性格弱点的虚荣心强和好面子，便成为真正的催生灾难的动力。
在他看来，只要他想做一件大事情，皇权赋予他的力量就使他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过程极为方便，如同现代人使用水龙头那样容易：逆时针拧一下，水就流出；反向一拧，水流停止。
于是，他便随心所欲地拧开一系列水龙头：扩建东都、挖凿运河、修筑长城、征伐高丽、大造龙舟、巡游无度、穷奢极欲，等等。
但国家治理显然不是拧水龙头，支撑极度奢靡的生活也不仅仅象拧水龙头那样容易。
国家的民力、财力、物力是有限度的，隋炀帝那被虚荣心和绝对权力冲昏了的头脑，却并不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
可以想见，隋炀帝的种种疯狂决定在实施过程中肯定阻力重重。
于是，他通过严刑峻法和树立“正反”两方面的榜样，来要求全体官员按他的要求行动。
这样，所有不同的意见都被压制下去，他听到的只是他所希望的一片赞扬之声。
同时，他追求顶级享乐，他受畸形的虚荣心和面子观念支配，把是否满足他的享乐需求，作为忠诚与否的判别标准，并据此决定官员的提拔或贬黜。
这样，在整个帝国官僚系统中，就催生了上下一心残酷压榨、疯狂盘剥老百姓，一门心思迎合皇帝的政治游戏规则。
而盘踞在官场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又在执行各种荒唐的皇帝命令的同时，夹带私心，搭车盘剥老百姓，从而导致帝国政治生态系统的不断恶化，使各种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压在作为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民力、财力、物力被过度使用而突破极限，人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农业生产全面停顿、社会生活陷于凋敝，等等，恶果接踵而至，加上天灾频仍，促使各种矛盾总爆发，最终导致王朝彻底崩溃。
（作者：冉光泽，成都电视台高级编辑）
面试摄影师助理，需要准备哪些方面的知识
1：首先软件是你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实践可以在工作中获得）2：你的摄影作品3:如果得过奖，还有证书什么的，比较好4：面试注意你的衣着谈吐啊，自己想几个面试官可能问你的问题（不一定和摄影有关的，要天马行空，我又一次面试文案，那主管问我啥星座的，我晕）自己偷偷练习一下哈。
5：你的证书（写在简历上的，自己提前准备好啊）6：准备一两只笔，也许可能用到（我又一次答的卷子0不要紧张，加油哈
很简单的，过程比你想的快。
这首诗是谁写的
题目是
“这一轮”2006年12月10日 星期日 下午 04:09“这一轮” 作者：郭大鹏\\\/杜亮 ——喜、惑、悲、思：宏观调控商界“四幕剧” 本期封面文章要为读者展现的是政界、企业界和各种经济人物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的活动。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试图以商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刚刚发生的新一轮经济“失意”周期，同时我们也收集了中国商界的“周期感悟”。
20多年来，这种周期至今已经发生过5次。
经济膨胀与宏观紧缩在中国如影随形，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式周期”。
上一轮，是在10年前 本期封面文章要为读者展现的是政界、企业界和各种经济人物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的活动。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试图以商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刚刚发生的新一轮经济“失意”周期，同时我们也收集了中国商界的“周期感悟”。
20多年来，这种周期至今已经发生过5次。
经济膨胀与宏观紧缩在中国如影随形，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式周期”。
上一轮，是在10年前。
我们描述“这一轮”并非仅仅提供一些“戏剧性”的场面。
在与上一轮不自觉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所记录的乃是一个“中国商业生态环境”的变迁。
这种变迁在冲突的状态下得以充分体现。
首先，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帷幕拉开之后，“重型化”民企和“整合者”登场了。
他们是推动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显著力量，当然也无形中成了调控的主要对象。
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失意者”中，或如德隆、三九、复星等是销售上百亿的企业，或如铁本、东方希望等是计划进行数十、上百亿元投资的企业。
10年之间，商业力量的壮大让人感慨，而百亿级企业在周期中的应变能力及抗风险能力更令人扼腕。
其二，我们看到了商业力量与非商业力量的“博弈”，比之在上一轮“治理整顿”中商业力量“尸横遍野”，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
在“博弈”的“天平”上，一边是中央政府，一边是与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商业势力，特别是“嗅觉灵敏”的民营企业。
尽管一度是政府势力占了压倒优势，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谈判与妥协。
允许博弈，乃是中国向真正的商业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
其三，我们看到了大民企对大国企在这一轮周期中的挑战、妥协以及合作。
这种挑战与妥协在10年前不可能存在。
我们注意到，中国以大型国企为依托的国家战略已逐渐成型，而成长起来的民企正在杀入这些大型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的传统领地。
这种高傲的挑战事实上成为某些民企在“这一轮”中铩羽的重要诱因，他们的投资往往被指责为“重复建设”、污染项目。
而对抗进行到最后，民企又不得不选择妥协。
在进军大国企传统优势领域的过程中，选择合作还是挑战是一个值得民企深思的问题。
其四，“这一轮”，正是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国策转型期。
而民营企业家们往往对此“浑然不觉”，以致其中一些人遭到了惩罚。
一个企业家，不看大势，是极其危险的。
最后，还有商界对于“这一轮”的广泛自省。
从惑到思，再到建立起可以应对“中国式周期”的生存法则，将使中国的企业界走向更加成熟。
诗曰：“冬去春花次第开，莺飞燕舞各徘徊。
疾风骤雨旦夕至，高唱低吟有去来。
” 诗表的是自然界生杀消长、生生不息的规律，以此对照近两年中国商界在“这一轮”的际遇，又何尝不是如此 序幕 6年前，中国商界第一次集中讨论“低谷时期的企业自处之道” 1999年的一个春夜。
7点刚过，一辆加长奔驰停在了北京南城一家狭仄的宾馆门前，从车里走出的是目光冷峻的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和他的保镖们。
随后海信集团公司总裁周厚健、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等6位企业家陆续到达。
他们是为了一次座谈会而来。
这7位都是当时国内声名赫赫的企业家。
他们另外的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
主办者《中国企业家》杂志给他们出的题目是“经济低谷时期企业家的自处之道”——那时正值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袭过。
那时的荣海意气风发。
他认为，在低谷时期，也有一些企业会使用逆向思维进行低成本扩张，以迎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到来。
他的海星集团当然是在扩张者之列。
而习惯以“资本家”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周厚健则恰恰相反，他强调稳健。
他每天最关心的是企业财务状况和现金流，这令与会者吃惊。
他笑言：低谷时期，“不能把面子看得太重，要先把肚子看重。
” 张宏伟则说：如果我们不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光靠自身的原始积累，发展肯定快不了。
那时离中国入世还有两年多呢，他已经开始瞩目国际资本市场：“国内市场、香港市场萎缩了，美国市场上还可以获益。
”当然，这时的他还没想到带头抵抗零售业对外资的“过度开放”。
那个春天里，其他许多已经或将要显赫或遇挫的企业家也在低谷中各寻出路。
东方希望的刘永行、鄂尔多斯的王林祥，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考察，希望找到饲料、羊绒之外的第二主业；德隆的唐万里已经开始酝酿他的产业帝国，当然，他也没忘了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刚刚把旗下的复星实业送进股票市场不久，他的产业整合梦想才开始起步，和媒体交流时总是显得谦虚谨慎；戴国芳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成立3年了，建一个800多万吨的大钢厂，他可能还不敢想像；地产“狂人”孙宏斌的天津顺驰已经5岁，但他还只是偏居一隅，还没有招惹得王石等地产大腕们不悦；此时，做着中医药产业整合大梦的赵新先，还沉浸在如火如荼的“多元化”扩张中，再过一年，三九医药就要上市了。
在那个春天，没有人抱怨政府，因为政府那时侯是想企业之所想，要极力刺激疲软的经济。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拿出的武器是“积极财政政策”，用专业的术语讲叫“扩张性财政政策”。
这一幕可能是中国商界人士第一次集体讨论周期与低谷对策。
此时，距离3年后的“这一轮”调控周期还很遥远。
第一幕：共赴盛宴 2001年底的入世给中国的商界带来了恐惧和不安， 也激发了他们大步迈向“全球化” 转眼已是2002年1月，政府部门的领导和经济学家们手捧上一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依旧忧心忡忡：1-4季度的GDP增幅依次下滑，分别是：8.1%、7.9%、7.6%、7.3%，CPI指数依然在“水面”下徘徊。
这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一年多以后会发生让经济学家们争得面红耳赤的“经济过热”。
毕竟，上一次过热相隔已近10年，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已“知冷不知热”久矣。
民营企业家们好像在和政府较劲：任国家政策怎么积极，也不轻易拿出“银子”搞投资。
当然，上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件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大事可能会让许多志向远大的中国企业家怦然心动：2001年底，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在这入世过渡期的头一年，乐观者认为，“以开放带动改革”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重新崛起的发动机；悲观者指出，在外资的冲击下，民族工业将面临灭顶之灾。
在对“全球化”的恐惧与不安中，国内的企业家开始发力了。
这一年，张宏伟和他的同行张文中开始酝酿一个“关于零售业过度开放的报告”——这份报告在2003年“两会”以提案的形式面世。
是年1月28日，在偏僻的山东聊城市荏平县，东方希望的刘永行与当地的信发热电集团签署了一份合资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成立“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共同建设16万吨电解铝、31万千瓦自备电厂的电铝厂，总投资15亿人民币。
在搞了20年饲料之后，刘永行找到了他的第二主业，他不知不觉拉开了中国民营企业进军重化工领域的序幕，同时也成为即将开始的中国“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的试水者。
头几年，东方希望先后在民生银行、民生保险、光明乳业等公司中做了大量投资，不过这些并不是东方希望的主业。
他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解释：选择行业有个匹配的问题，我们这样的企业家，就适合做这样的行业，做金融不太匹配。
刘永行签下协议的第二天，千里之外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大笔一挥，批准了一份报告：宁波建龙钢铁公司投资3000万美元、建设年产150万吨宽厚板的开工报告。
间接控股建龙公司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开始为他的钢铁王国做准备。
批准这份报告的管委会领导此时哪能想到，这为日后埋下一个祸根。
大约到5月的时候，戴国芳，这个不嗜烟酒不好色，一心想干大事业的企业家，开始酝酿在常州市新北区魏村镇、扬中市西来桥镇的铁本项目，这时他的规划还没有那么庞大。
山东项目对刘永行来说似乎只是小试牛刀。
8月27日，刘永行来到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的希望饲料厂，这个消息立即被招商局获悉，管委会主任、包头市政府副秘书长苏文清和招商局的人一起把刘永行请到了管委会。
9月2日，包头市委书记邢云和苏文清又专程飞赴上海，随身就带着一份包头发展铝电一体化的可行性报告。
9月12日，刘永行再赴包头，3天后，双方签订了开发协议。
10月28日，在双方洽谈仅两个月后，项目正式奠基开工。
其后，“包头速度”被内蒙古上上下下尊为学习的“典范”。
刘永行的“东方稀铝”项目计划建设电解铝生产能力达100万吨，总投资达100亿。
还是在2001年的时候，三九集团挪用了旗下上市公司三九医药的25亿元巨款，招来证监会的严厉处罚。
2002年里，赵新先把“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列为集团发展纲要，他要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了。
但日后等着他的麻烦还多着。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20年战略机遇期”的预言让很多企业家心潮澎湃。
这时候，很多人已经感觉到，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工业机器的轰鸣声很快充斥了中国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企业家们开始分食这场新型工业化的盛宴。
第二幕：山雨欲来 商界巨头对转型升级跃跃欲试，全然忽略了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自2003年下半年悄然发端 告别平静的2002，2003年以一个令人兴奋而又不安的数字打动着官员和学者们：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9.9%，比上年高出2.3个百分点，这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155亿元，增长27.8%，比上年同期加快8.2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还没有走出通缩，一丝过热的迹象已经开始被经济学家察觉。
不过，突然公布的非典疫情打乱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第二季度，GDP增速降为6.7%。
非典，营造了一个非正常的小周期。
不过，非典阴云尚未散去，信贷投放、固定资产投资的激增就轻松辗过了这道坎儿。
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人民币信贷规模达1.78万亿元，已经接近于2002年全年的水平，与2003年全年1.8万亿元的调控目标近在咫尺。
投资增速亦高达31.1%，比2002年同期加快了近10个百分点。
在这些投资里面，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总金额只有1848亿元，同比下降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总金额却高达13224亿元，同比增长41.5%。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还是在这一年的两会期间，继1999年之后，《中国企业家》杂志组织了主题为“新政企关系：新政府与企业家”的沙龙。
此时，非典疫情尚在“地下蔓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换届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沙龙上的“两会”代表、委员们大多在谈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期望。
只有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发出的声音有些刺耳，他说：“要减少审批，特别是竞争行业，更不需要审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仅应该是朋友的关系，更应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
” 王林祥的话或许和他正在筹划的规模宏大的煤电联产和硅铁项目有关。
现在距离这个项目开工只剩下4个月了，而他还必须面临审批的关卡。
3月，江苏铁本在数千亩土地上开始拆迁平整房屋、耕地。
“以铁为本”的戴国芳大概此时还不知非典过后被中央反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为何物。
他也不会想到，在动迁补偿过程中埋下的隐患日后会成为令铁本项目“折戟沉沙”的一个“炸弹”。
非典让大多数国人不堪回首，不过在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个回环曲折、惊心动魄的商业故事，却让一个人在事后深感庆幸。
这个人是汇源集团的董事长朱新礼。
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轰然倒下的“整合者”德隆。
德隆精心构造多年的“产融帝国”曾经感染了不少的企业家，朱新礼曾经是其中陷得最深的一个。
2000年，在被德隆国际CEO唐万新请到新疆参观了他们的万亩番茄基地后，朱新礼被打动了。
次年3月，汇源和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合资组建“北京汇源”，屯河出资5.1亿元持股51%，汇源则以实物出资4.836亿元持股49%。
到2002年底的时候，朱新礼开始“感觉不对了”。
那时的朱新礼已经看到了德隆快要崩断的资金链。
用他的话，在“非典最非”的时候，他几次前往上海，要求德隆撤出。
这太难了，多年来被扯进德隆漩涡的企业，似乎还没有能全身而退的先例。
几经反复，几多意外，朱新礼靠“阴差阳错，很多说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天助，还有幸运”，终于摆脱了德隆。
“非典期间，记者都不敢出门采访我，如果太多的记者采访，我可能就忍不住了，一说就麻烦了。
”朱事后回忆说。
如果不是非典，朱新礼的爆料很可能令德隆大厦提前一年崩溃。
7月，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开工了，这个项目寄托着他的重型化梦想。
项目位于京包银兰经济带的工业重镇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主要生产高载能系列产品硅合金、金属硅、金属镁等。
“我们第一期投资就要达到37亿，最终实际投资要达100亿以上。
现在我们自筹20个亿，银行只配套17个亿，还有融资的空间，但我们第二步不想借贷融资了。
这个项目上来后，2006年就有6个亿的利润，它的价值至少是60个亿，我只要拿出30%的股份就可以融到18个亿。
现在我们的贷款都是银行找上门来。
”《中国企业家》2003年12月采访王林祥的时候，他的信心着实让听者动容。
而且他明言，就是国家发改委不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先上了再说，他认为自己从改革20多年来得到的启示是“政府开始不让干的事自己先搞，一放开就搞上去了”，所谓“胜者王侯”，而且最根本的是“有内蒙政府的支持”。
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迈出了更大的步子。
6月19日，东方希望集团与河南黄河铝电集团、美国杰德金属公司、先锋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四方共同签署合资合同，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共同建设年产105万吨氧化铝项目。
7月，学术界开始对“过热”问题给予关注。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是其中较早的一位。
2003年7月，樊纲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注意经济出现过热苗头。
9月，学者许小年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发表了《没有温度的高烧》一文，对“过热”提出警告。
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刚刚走出几年来的低谷，好不容易开始新一轮的增长，一些指标走高是完全正常的，根本谈不上过热。
中央政府对局部行业的投资热度开始有所警惕，但还沉得住气。
6月24日，国务院召集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学者和官员座谈，探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听取对下半年经济政策的意见。
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中国经济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并说“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
在此期间，房地产业却意外遭遇了调控的“逆流”。
6月13日，央行出台旨在给房地产降温的“121号”文件。
这个被潘石屹称为对地产业有“颠覆性影响”的文件甫出，业界便传出巨大的抵制声。
不顾非典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危险，京城的房地产大佬们开始频频现身于各种会议和论坛上，他们发言的“中心思想”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121号”文件。
这种抵制导致国务院在8月31日出台“18号”文件，变相地否定了央行的“121号”文件，这一变故使得率先意识到过热苗头的央行略显尴尬——现在回过头来看，央行当时的这个举措，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更像是一个“早产”的孤立事件。
权把它当成一个插曲，再往下看：早年被忽视的电力建设开始报复中国经济。
6月份，缺电省份已从上年的12个增加到16个。
7月的一个报道说，为应对拉闸限电窘境，杭州市通过节约有奖的办法，每天花费15万元鼓励企业省电。
电荒来了。
媒体上，对重复建设的指责多了起来。
7月16日，发改委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透露，国家相关部门将要对钢铁、汽车、建材等行业进行整顿。
大步走向重型化的民营企业们开始感受到压力。
银根也开始收紧，8月23日，央行宣布，从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7%。
同年7月，顺驰的孙宏斌召开蟒山会议，就进军全国形成一致意见。
是年9月到次年4月，顺驰先后从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城市拍得10余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顺驰也获得了“天价制造者”的恶名，并招致同行的一系列指责。
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很快遭遇了挑战。
9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开曝光10起典型环境违法案件，东方希望集团的包头电解铝项目赫然位列其中。
业内人士认为，当初为了该项目能尽快落地，包头市和东方希望集团显然对于环保审批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略过了这道程序。
此前，刘永行早已感受到了来自中铝集团搭就的行业壁垒。
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就发过文，要遏制“电解铝行业的无序投资”。
“有序投资”的当然是中铝——这家国企巨头完全垄断了国内的氧化铝生产，以及电解铝的大部分产能。
对刘永行的氧化铝项目，中铝董事长郭声锟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
”东方希望没有明确回应三门峡项目是否被有关部门“叫停”，只是承认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
合作还是对抗，刘永行面对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2004年1月7日，郭声琨声称，正考虑参股东方希望集团在河南的氧化铝项目，但尚需进一步商谈。
在民企受到政策遏制的行业，企图“趁虚而入”的国有大企业还为数不少，以至于后来国资委还专门发文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此时的王林祥还不怎么着急。
8月，中科招商在鄂尔多斯开董事会。
沙漠里，中科招商总裁单祥双和他的股东王林祥骑在驼背上谈论起硅铁项目。
敏感的单祥双指出这个项目潜在的风险，王不以为然。
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主调依然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局部性、苗头性的问题，比如，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有所抬头，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信贷投放偏快等。
不过这一年，那些搞重型化和并购整合的企业家们对“热”与“不热”似乎并不十分在意。
在12月6日《中国企业家》杂志举行的“首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企业家们仍然在宣讲自己的“全球化”梦想。
刘永行说：“中国加入WTO，我们不应该局限在一个省，也不应该局限在一个中国，而应该是把眼光放在全世界，我们应该是世界前三名，能不能产生竞争力，能不能战胜他们
我想中国人一定能。
” 郭广昌则讲到：“作为中国企业，复星的选择是，在全球化竞争当中，成为产业整合的领头羊。
”这一年中，他的“复星系”还控股了国有企业南钢股份，创造了中国股市历史上的首起“要约收购”。
年底的时候，赵新先再次遇到了麻烦：有一篇报道说，截至2002年底，三九集团共欠银行贷款余额98亿元人民币。
报道引起轩然大波，赵十分愤慨，四处解释，说其实三九集团欠债没那么多，只有70亿元。
200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诸如王林祥这样抱怨“审批制”的民营企业家们大概会非常兴奋地目睹一个文件的“临产”。
这一天，酝酿了10年之久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获得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
方案的核心正是把“审批制”改为“核准制”甚至“备案制”。
3个月后，一个细心的媒体记者注意到了这个已经获得“原则通过”、意义重大的文件突然没有了“胎动”——这并不符合一般中央政府文件出台的常规流程。
他在一篇文章中质疑道，“改革是否需要服从宏观调控的大局，考虑时机问题。
”事实上，这份文件直到2004年7月份才正式“分娩”。
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中央政府使出的一连串“紧缩性”宏观调控手段几乎震撼了整个中国商界。
第三幕：寒流突降 “铁本”事件爆发，商人们如梦方醒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延续到了2004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回顾上一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官员和学者们不禁有些失色：第四季度GDP增长了9.9%。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了26.7%，而从1998年到2002年间，年均增长只有10.8%。
而CPI的变化似乎也加剧了“紧张局势”——2003年第四季度，这个数字连续两月涨幅超过3%。
刚刚走出通缩阴影的人们，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来。
在各地投资增幅排行榜上，内蒙古以16.3%的水平高居榜首。
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4省则在总量上分列前四名。
内蒙古、江苏和浙江成了日后宏观调控重点“照顾”的对象。
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上警告地方官员：2003年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严重。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由局部性问题演变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妨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这前后，广东省发改委主任在省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称，国家对一些过热行业有调整政策，但假如地方有好的发展条件，国家还是可以批。
听起来有点唱“反调”的味道。
在有些微妙的气氛下，3月，《中国企业家》2004年“两会”沙龙在北京长安街上的一座俱乐部开始了，而主题很自然地定为“通胀压力下的企业选择”。
这段时间，国家发改委一份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过度投资的文件正在网上流传。
或许正是这份文件，使得一个看似属于专家层面“坐而论道”的题目，竟然引起了与会企业家的强烈共鸣。
言辞最激烈的是两位投身“重型化”的企业家：来自内蒙古的王林祥和来自江浙的郭广昌。
在那次沙龙上，王林祥好像失去了昔日规划蓝图时的豪迈。
他反反复复诉说自己那个硅铁项目的优势，如何高效率，如何环保。
他说：“现在政府配置资源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太微观，那么大一个发改委管具体项目行不行
” 此时的王林祥大概又回想起了单祥双在沙漠里的那次建言。
“两会”期间，王给单打电话，约他到梅地亚中心聊聊。
王对单坦言，现在宏观环境不太好，发改委审批非常严，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政府要调控、银根紧缩，硅铁项目的资金链恐怕会出现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也参加了这次“企业家沙龙”。
会上，他言语间透露出中央此前已经下决心要治理“过热”了。
但魏的主张是采取“调节”而不是“控制”的手段。
话音刚落，学哲学出身的郭广昌已按耐不住心中的不平，拍着魏的肩膀说，“要是决策者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郭的“哲学”是：“如果真的能够一切计划好的话，那么计划经济就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经济，还要改革干什么
” 说这番话时，郭广昌已经被卷进了宏观调控的旋涡。
一个月前，由国家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9个政府部门组成的中央督查组就南下江苏、浙江等地，检查钢铁等“过热”行业的投资项目。
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项目赫然在列，当然还有戴国芳的铁本项目。
9部委的联合行动可能是宏观调控“暴风雨”的前奏，此前对“过热”的行政干预只是发改委在唱“独角戏”（央行的干预主要停留在货币政策手段上）。
这时，多数的企业还浑然不知。
4月4日，新华社南京分社刊发了一则消息：“常州一民企违法占地近6000亩、毁田拆房惹民怨”，报道所指的“常州一民企”正是“铁本”。
在揣磨这篇报道时，绝大部分网民可能不会注意到2003年12月30日在江苏常州高新区网站上刊发的另一篇“现代化钢城初露峥嵘”的报道。
这篇报道称，“铁本钢铁北区工程设计年产钢800万吨。
该集团已将2004年的发展目标锁定在了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
”“再过3个多月，部分炼铁高炉就要出铁了。
” 可三个月后，铁本迎来的不是第一炉铁水出炉，而是全面停工的“噩耗”。
有心人发现，新华社这篇报道不用“常州一企业”，而是用“常州一民企”，显然带有很强的“所有制歧视色彩”，这也给后来被舆论屡屡提及的“宏观调控是针对民企”的诟病埋下了伏笔。
当然，这是后话。
新华社这则消息是一个征兆。
4月13日，银监会发出通知，决定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自查和各银监局检查的基础上，由银监会组成5个检查组，对广东、浙江等七省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部分行业贷款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次日，“中国股市最后一个庄家”德隆旗下的老三股全线崩盘，拉开了唐氏兄弟德隆产业王国垮塌的序幕。
德隆的悲剧其实早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去年就从德隆脱身的朱新礼）的预料之中——即使没有宏观调控。
也是在这一天，有消息说，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贷款，三九集团所持有的三九医药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
三九集团陷入银行逼债的窘境，成为“这一轮”中罕见地被“重创”
世说新语中 谢安泛海的翻译 作品对谢安的人物是如何塑造的
原文：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
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
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
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
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
公徐云：“如此，将无归
”众人即承响而回。
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世说新语·雅量》 谢安为相，官儿最大，又军以会稽内史、孙绰以领著作郎止，官位小了好几级。
本来是开着游艇到海上去玩，却偏逢天色难看，还风起云涌。
孙王诸公叽叽歪歪要回家，谁知道这官大一级压死人，竹林名士又能奈何
上了贼船哪有那么好下去，都偏了脸去看那谢太傅，这老太爷却“神情方王（旺），吟啸不言”还在口沫横飞的高声吟诗呢，就是不开口说走。
那船工也是个能看脸色的，官儿大的不开口，丫就“犹去不止”，照直了往前开，反正丫的水性一定是最好的，淹死了谁也淹不了他，不怕
直到风浪更转急劲了，大家伙都又惊又怕的不敢坐下了，谢大爷这才徐徐云来：“既然是这样了，还是回家吧。
”靠
还徐徐云来勒。
明明就是大腕玩小腕嘛，不过这大腕玩了小腕们一道，还是自备了些处变不惊的量度给大家看的。
故老太爷能官至镇抚朝野的相位，而又军、孙兴公不能比矣。
谢安在风起云涌、惊涛骇浪之际，从容优雅，继续乘风破浪。
然后，当他见到风浪越来越大，也没有继续固执地一意孤行，而是乘兴而返，果断回航。
可以这么说，这既是一则普通泛舟出游的故事，也是谢安早期生涯的一个缩影。
杨幂演过那麽多戏 又被称作吸金女王 为何都没见她参加公益或慈善活动
自己不知道，就说人家没捐，幼稚，可笑
怎样个人理财
怎样进行个人理财 到底什么是个人理财呢
个人理财就是通过对财务资源的适当管理来实现个人生活目标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为实现整体理财目标设计的统一的互相协调的计划。
这个计划非常长，有三个核心意思：第一，财务资源，要清楚自己的财务资源有哪些；第二，生活目标，要对自己的生活目标有清醒的认识；第三，要有一系列统一协调的计划，要保证所有的计划不会冲突，协调起来都能够实现。
核心内容就包括保险计划、投资计划、教育计划、所得税计划、退休计划、房产计划。
用现金流的管理把所有的计划综合在一起，协调所有的计划，并让所有的计划都能够满足你的现金流，这就是个人理财的核心内容。
那么个人理财应该怎么做呢
主要分为五大步，第一，制定理财目标。
对此应有很多方面的考虑，首先这个理财目标要量化，比如说要买一个房子，这是不是一个理财目标
这不是。
要买一个价值多少钱的房子，要三年以后买房子，还是明年就要买房子，这才是一个理财目标，就是说要量化，要有一个时间的概念。
同时，你还可以想象一下，住在这个房子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样有助于实现你的理想目标。
真正的理财目标是一个量化、有期限的目标。
第二，回顾自己的资产状况。
什么叫回顾资产状况
就是看一看你到底有多少财可以理。
一个是你过去有多少资产，再一个你未来会有多少收入，这都属于有多少财可理的范畴的问题。
看一下你的资产是不是符合自身的需求，你的资产负债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还可以利用一些财务杠杆让自己的财务结构更加合理，这都是回顾资产状况。
第三，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
有人说自己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有人则会说自己是一个非常进取的人，你如何才能正确评价你的风险偏好呢
有三个方法，首先要考虑你的个人情况，有没有成家，有没有供养的人口，支出占收入的多少。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的投资行为还是非常进取非常高风险的，只能说明你没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要负担的家庭责任已经不一样了。
其次，考虑投资的趋向。
比如说你在股票方面非常在行，你在投资方面是非常进取的人等等。
最后，还要考虑个人性格的取向。
不同性格的人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性格也决定了人们在理财过程中会有哪些行为。
第四，进行合理的资产分配。
这个资产分配是战略性的，是在非常理性的状态下做出的资产分配，不能今天突然听朋友说一个股票非常好，就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在股票上。
应该首先把资产做一个很好的分配，比如说从战略的角度讲，只拿30%的资产做股票投资，不管别人怎么说，就固定在30%，20%的资产放在银行里，这就是一种战略性的资产分配。
第五，进行投资绩效的管理，根据市场的变化做调整。
■合理安排口袋里的钱 李颖认为，如果对于个人理财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就可能会产生三个层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个层面，对个人可能发生的各种灾难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也就是说，现在的生活理想是建立在收入能够维持正常情况下的，假如收入中断或者说发生任何意外，比如房子着火了，所有的规划就都白做了；第二个层面，生活中的财务目标难以达成。
比如说以后要送儿女出国去读书，这可能是每个父母的心愿，但一开始并没有做出很好的规划，等时间临近的时候就会发现难以达到这个目标，没有那么多钱，甚至你的目标并不是非常合理；第三个层面，资产结构不合理，不能创造最大的收益。
可能你的财务目标通过规划都实现了，可是你的资产结构不合理，钱都在银行里，不能分享市场中投资增长的机会，别人的钱在增值，你的钱却在睡大觉，这都缘于你没有对你的资产进行很好的增值管理。
李颖表示，目前，我们已经从短缺时代过渡到了投资时代，怎么进行投资理财，怎么把手里的钱做一个很好的安排，让生活理财和投资理财实现双赢，已经成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有发达国家的资料显示，没有经过专家理财的家庭，90%以上都存在问题，但是经过专家理财以后，95%以上都可以得到改善。
只要人们花心思去理财，相信自己的财务状况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变。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