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考零分作文看法
近年来高考后不久，网上的各地“零文”就开始流至于这些形异的文章是否真的是高考零分作文，我们不得而知，甚至有足够的理由去质疑，然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大多数人仍然是用一种“审丑”的眼光去去对它们津津乐道，零分作文就像娱乐新闻，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
传统意义上而言，“满分作文”才应该被大量阅读、传诵，因为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所在、是高考作文的风向标、是学生的学习榜样。
然而现实之中，除了一本本装订精致的《高考满分作文汇编》之类的作文参考书，以及课堂上老师所剖析的一些例子之外，满分作文的唯一价值就是帮助了它之前的主人——某位高考考生——得到了更高的分数。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零分作文转变了其角色：由之前告诫学生的的“反面教材”变成了抨击教育制度的“历史罪证”，从人人嘲讽的“垃圾”变成了人人传阅的“经典”。
把零分作文完全归于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之流，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项。
事实上许多真的或者假的高考零分作文中，不乏许多优秀的文章，甚至还有第一遍被阅卷老师判为零分随后又改为满分之作，或幽默诙谐，或针砭时弊，或形式诡异，或想象奇特，这些作品为什么被判为零分，一部分是由于主题离题，另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思想不端正”。
由于零分作文与满分作文如此暧昧不清的关系，注定了零分作文“考场失意，言场得意”的风景。
观众的好奇心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满分作文与零分作文同是极端，在我们宣扬了很久的“真、善、美”过后，大众的眼光开始出现了“审美疲劳”，于是猎奇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另一种极端——零分作文。
为什么一篇作文会被判为零分作为
是因为道出了不为人知的秘密，还是因为荒诞滑稽的语言
犹如我们永远无法满足的窥视心理一样，零分作文的诱惑力远远大于满分作文单一的模式。
既然是零分作文，那么思想上肯定与当下的主流有些偏差，于是这就引来了第二群“粉丝”——批判者。
批判者应该分为两类：正面批判者与反面批判者。
正面批判者当然就是直接批判诸如此类作文，以及完成它们的考生，其言论主要集中于荒废学业与不学无术上，与阅卷老师的“审美光”基本一致。
反面批判者则是以此为例，要么批判当下教育制度的弊病，要么就是学生思维的单一，这种批判对零分作为是一种肯定的态度，可谓忧患意识很浓。
零分作文还有一类最为广泛的读者——同龄学生。
对于中学生与大学生而言，高考只不过与自己相隔一两年的事情，而其印象之深刻可谓刻骨铭心。
传看零分作文，既是了解同龄人的一个渠道，也是扩大自己视野的一种方式。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同样一种教育模式下走出的人，思想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在一个独立思考的年龄里，我们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受到周围同龄人的影响，以他们为参照去发现自己，“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尤以同龄人为镜明显。
满分作文进入“审美疲劳”的状态之后，零分作文的“大行其道”也只是关于教育风波的一个小插曲。
零分作文的“功过是非”当如武则天的那句“自有后人评说”，而那些作者的得失也只是历史的一个玩笑，“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
作者：姜子健
呜呜呜。
老师叫写以遗憾为话题的作文 怎么办啊没遗憾啊我
很遗憾没有生长在农村，分不出稻子还是稗子，分不出麦苗和青草，一年365天呼吸不到乡间的新鲜空气。
没有睡过温暖的火炕，没有吃过大灶大锅煮出的香气四溢的饭，没有挨过饿，不知道糠菜团子也是很香甜的。
很遗憾我从没有早晨翻过一座山去学校上学，没有见过老师把五星红旗插在树上，没有在口琴的伴凑下唱歌，没有在清澈的河水里摸过鱼虾，没有机会在泥塘里采过莲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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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看宋词中的豪放派和婉约派为主题写篇作文给点材料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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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放派词的代表作:苏轼苏轼辛弃疾 辛弃疾辛弃疾张孝祥 《六州歌头》陈亮 《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婉约派百科名片婉约派为中国宋词流派。
婉约，即婉转含蓄。
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有李煜、柳永、晏殊、欧阳修、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宋代最著名的女词人）等。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闺语”：李清照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别恨”：晏殊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情长”：柳永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愁宗”：李煜 踏莎行 欧阳修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鹊桥仙 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清平乐 黄庭坚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
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雨霖铃 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声声慢 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婉约派宋词风格流派之一。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
清人王士□《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
”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
稍晚于张□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
”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相近。
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
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
”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
”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
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
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
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
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
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
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
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
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清平乐村居诗人为什么着力于小儿子的描绘?最喜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感情
寄托了诗人渴望天下，和谐，孩子都能开乐的成长，过一个幸福的的强烈期盼。
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无赖，有思想却不能传达，想要告诉天下人该怎么生活，但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只能寄自己的思想于诗歌之中，希望有一天自己的思想得到传承。
从他描述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做农活碌碌一生，而小儿子天真的玩耍强烈的对比可以看出来
但是当时社会正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一样，一直是那样的残酷，现实……而诗人不被重用，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当时的社会，所以最终也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赖的生活…… 从前的诗人大多是怀才不遇，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的阶级制度，堕落的，落后的思想，使诗人没有一个展示的舞台，不像现如今我们有电视，有舞台，有很多可以展示自我，传递自己思想的平台，有网络……所以我们现在生活是比较幸福的，也同样是很残酷和现实的，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只能在沉默中死亡
有关辛弃疾的《鹧鸪天送人》的写作背景，逐字逐句分析，主要思想
是一首送人离别之作，但其中颇有世路艰难之感，反映了作者当时已历经仕途挫折，心中深有感慨。
词的大意为：唱完了曲泪却未干，视功名为馀事（志不在功名）而劝加餐。
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乌云挟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掩埋了一半。
古往今来使人愤恨的事情，何止千件万般，难道只有离别使人悲伤，聚会才使人欢颜
江头风高浪急，还不是十分险恶，而人间行路却是更艰难。
辛弃疾 （1140－1207）南宋著名爱国词人。
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
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
一生坚决主张抗金。
在、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
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
晚年韩侂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
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
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有 。
今人辑有。
[ 【赏析一】 这首词见于四卷本的甲集，是作者中年时的作品。
那时候，作者在仕途上已经历了不少挫折，因此词虽为送人而作，但是所表达的多是世路艰难之感。
上阕头二句：“唱彻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
上句言送别。
是唐人上阕送别歌曲，加上“唱彻”、“泪未干”五字，更觉无限伤感。
从作者的性格看，送别绝不会带给他这样的伤感。
他平日对仕途、世事的感慨一直，郁积胸中，恰巧，遇上送别之事的触动，便一涌而发，故有此情状。
下句忽然宕开说到“功名”之事，便觉来路分明。
作者和陆游一样，都重视为国家的恢复事业建立功名的。
他的词说：“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认为建立功名是分内的事；词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
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
”认为对功名应该执着追求，并且要有远大的目标。
这首词中却把功名看成身外“馀事”，乃是不满朝廷对金屈膝求和，自己的报国壮志难酬，而被迫退隐、消极的愤激之辞：“且加餐”，运用“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之句，也是愤激之语。
“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写送别时翘首遥望之景，景显得生动，用笔也很浑厚，而且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色，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
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
下阕起三句：“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
”这里的“离合”和“悲欢”是偏义复词。
由于题目“送人”与下阕头句“今古恨”，的情景的规定，所以“离合”，就只取“离”字义，“悲欢”就只取“悲”字义。
上阕写送别，下阕抒情本应该是以“别恨”为主调的，但是作者笔锋拗转，说今古恨事有几千般，岂只离别一事才是堪悲的
用反问语气，比正面的判断语气更含激情。
作词送人而居然说离别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显示出词的思想感情将有进一步的开拓。
紧接着下文便又似呼喊又似吞咽地道出他的心声：“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行人踏上旅途，“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杜甫《梦李白》），但作者认为此去的遭遇比它更险恶。
那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存在于人事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刘禹锡《竹枝词》）其中的滋味，古人已先言之。
作者在此并非简单地借用前人的诗意，而有他切身的体会。
他一生志在恢复事业，做官时喜欢筹款练兵，并且执法严厉，多得罪投降派，和豪强富家，所以几次被劾去官。
如在湖南安抚使任内，筹建“飞虎军”，后来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内，即因此事实被劾为“奸贪凶暴”、“厉害田里”而被罢官。
这正是人事上的“风波恶”的明显例证。
作者写出词的最后两句，包含了更多的伤心经历，展示了更广阔、更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境界，情已淋漓，语仍含蓄。
李白《行路难》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同此悲愤；白居易《太行路》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正可说明悲愤个原因和实质。
这首小令，篇幅虽短，但是包含了广阔深厚的思想感情，它的笔调深浑含蓄，举重若轻，不见用之迹而力透纸背，显示辛词的大家气度。
[4] 【赏析二】 送别词是词里一个大家族。
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
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
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惋之音，往往笼罩全篇。
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多立意不俗，又总是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代表。
词开篇即述离情。
唐代诗人王维有七绝《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后入乐府，以为送别。
李东阳《麓堂诗话》曰：“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
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
通称《阳关三叠》，又名《渭城曲》。
这里把送别场面凝缩成“唱彻”（唱毕）而“泪未干”，展示出形象的凄苦情状。
一接却正话反说：“功名馀事且加餐”。
“功名”，指官爵。
张华《答何劭》诗：“自予及有识，志不在功名”。
视功名为“馀事”，或者说“志不在功名”，在封建社会真如凤毛麟角。
辛弃疾“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的《鹧鸪天》词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簇拥千军万马，突破重围渡江投奔大宋朝廷，固是爱国壮举，又何尝不是为了功名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
在封建社会里，是互相联系的。
换言之，只有“达”，才能“兼善天下”。
所以视功名为余事而劝加餐，处于“国仇未报壮士老”（陆游诗句）的具体历史情况下，这里旷达的成分不多，更多的是激愤，是反语，是色荏内厉的。
前结“浮天”二句，以景映情，烘托点染。
先写江中之水：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后写空中之云：乌云挟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埯埋了一半。
正是“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下引宋征壁语）。
而“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
这样，把行色的凄凉况味，推上一个高层次。
“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蕴含了作者离别时的凄凉伤感之情以及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
作者借景抒情，先写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后写空中之云，乌云挟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埯埋了一半，而情感蕴含其中，真是含蓄不露，富有余韵。
下片宕开，从久远的历史长河来作论述：“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
”古往今来使人愤恨的事情，何止千件万般，难道只有离别使人悲哀
聚会才使人欢乐吗
无论“离”，无论“合”毕竟都是个人间的事，它们只是“今古恨”的一种，言外之意是国家的分裂，人民的苦难，较之个人的悲欢离合，是更值得关注的事
用“只应”诘问句更力重千钧。
后结仍扣紧送人题意：“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江头风高浪急，十分险恶，但哪有人间行路难呢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引《乐府解题》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
”今不存。
南朝宋鲍照有《拟行路难》十八首（一作十九首），多述个人不为世用，或针砭社会现实。
这两句托意深刻，正应辛弃疾的身世遭遇并包容如今带湖闲居种种生活的体验在内。
一首五十六个字的《送人》小词，写得这样内蕴丰富，寄情高远，绝少“黯然销魂”情绪，“英雄感怆，有在长情之外”（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由此词正可悟出。
下阙表达了这样两层新意：一是古往今来使人愤恨的事情千件万般，不止是只有生离死别，还有国家大事；二是作者以江头风波险恶突显人间行路之难，世事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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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的坎坷的一生作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家庭富有文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
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
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
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
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
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
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
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
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
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
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
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
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
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
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
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
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
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
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
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
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
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
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
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
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
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
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
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
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
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
”扣盘而得其声。
他日闻钟，以为日也。
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
”扪烛而得其形。
他日揣龠，以为日也。
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
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
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
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
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
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
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伸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
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
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
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
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
《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
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
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
憔悴非人，章狂失志。
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
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
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
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
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
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
”（《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
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NextPage]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
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
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
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璧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骞驴嘶。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
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
“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
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
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
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
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
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
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
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
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
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
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
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
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
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
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
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
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
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
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
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
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
”（《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
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
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
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
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
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
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
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
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
“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
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
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
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
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
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
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
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
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
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
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
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
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
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颇为壮观也。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
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
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
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
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
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
“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
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 （《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
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
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