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篇关于陈独秀的讲座的策划稿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
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陈独秀。
二十多年后,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称号，陈独秀当之无愧： 其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起，就高举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走社会主义救国之道四面旗帜，号召以民主与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前后七年。
其时，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
而陈独秀所高举的四面旗帜，正是联合团结、启迪教育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基础。
曾告诉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
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周恩来到日本后，在朋友严智开那里借到了《新青年》第三卷全份。
读后颇受启发。
他在日记中记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
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
”又记：“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以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日记中又记：“我觉得我这次领悟，将以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潮，求新学问，做新事情。
”看过《新青年》，周恩来还用这句诗来表达他这次的思想变化：“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恽代英当年写信给《新青年》杂志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有了《新青年》渐渐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曙光一样。
”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受到运动影响振奋起来的人，无例外地都受到了《新青年》的启迪和鼓舞，先进的知识分子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樊篱，开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观点来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
陈独秀的功绩，就是把这一新的思潮，直接引导到推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
” 其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中冲锋在前的勇士。
他认为“五四”运动和以往的爱国运动均不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并把斗争矛头指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统治中国的北洋政府。
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直接参加到运动的第一线，组织带领青年学生与军阀们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关心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他气愤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他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从5月4日至6月上旬，用全部版面报道“五四”运动发展情况，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专号，提出“不复青岛宁死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等口号，介绍青岛问题历史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报道北京学生被捕经过及遭受迫害的情况。
一个月内陈独秀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他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应出来反对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陈独秀是言行一致的人，“不能袖手旁观”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他除了参加策划学生的一些集会外，6月9日，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胡适译成英文，10日连夜印好有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11日下午亲自到北京闹区“新世界”楼上散发。
因此，被捕入狱，关押了98天。
陈独秀被捕，舆论大震，国内外大的报纸和通讯社纷纷报道。
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来营救陈独秀。
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在上海约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时，质问许，你们逮捕了陈独秀，“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李大钊不分日夜到处奔波，为营救陈独秀竭尽全力。
陈独秀出狱时，李大钊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三首诗，其中写道：“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坐牢的日子里，全国学界、教育界、政界、军界、工商界营救的洪流汇集成宣传陈独秀、宣传“五四”精神的波涛。
真理战胜了暴政，爱国主义战胜了卖国主义。
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其三、陈独秀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悟，特别表现在一批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寻找探索中国之出路。
各种流派和学说兴起。
中国社会的前进，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学苏俄“十月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争论焦点。
改良主义和冒牌的“社会主义”力争把中国引向邪路。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坚决站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向社会宣战。
第一个回合就是对胡适篡改《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办刊宗旨的论战。
胡适在陈独秀被捕期间接办《每周评论》，他在第二十六、二十七号中把《杜威讲演录》编辑成专号，散布实验主义，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中发表“实验主义”的文章，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带头反对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反对中国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出狱后甚为不满。
10月5日，《新青年》改组，陈独秀收回了编辑权，改轮流编辑为仲甫一人编辑。
接着第二个回合，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论调。
陈独秀把这次论战的双方文章集中起来刊于《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并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
陈独秀在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后，在上海立即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深入社会，深入工厂做社会调查。
他深感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思想武器。
因此，他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先后于1920年由《新青年》出版，寄送全国各地。
从此，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展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其四、陈独秀把“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骨干带进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五四”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成立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南陈北李”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永垂青史。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完成的。
“五四”运动期间，列宁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革命形势。
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1920年4月，列宁派俄共（布）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到中国来。
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在中国建党，从社会影响、个人名望首推陈独秀。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经与陈独秀交谈，又召开了座谈会，认为在上海创建中国的革命政党时机已经成熟。
1920年5月，陈独秀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成立一个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为了名称问题，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
李回信说，按共产国际的意思，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
”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推陈独秀任书记，接着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陈独秀又将上海建党情况告诉李大钊，要他负责北方京、津、唐山、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工作。
上海则负责苏、皖、浙等省。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终于在上海召开。
中国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篇章。
、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
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
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随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
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
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
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
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
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
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中旬进占福州。
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1927年3月，帝国主义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的南京惨案。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叛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
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
19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
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政变）。
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战争”, 系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等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同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此后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2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2月9日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建党伟业》观后感，1500字，可以抄袭，但段落要要符合逻辑。
此片最吸引我的，是剧本本身来源于真实历史之记录。
历史，我们需要正视它，无论对与错、是与非、曲与折。
毕竟，它是真真切切发生在距今仅仅百年左右的前人先辈们身上的。
值得称颂的是，无论是看完电视剧《中国1921》后，还是刚刚看完的电影《建党伟业》，都非常可观、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那些人、那些事。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一个青春、激-情、奋斗、献身的故事。
在那一代年轻人的身上，担负着救亡图存、改写历史的大任。
正是这批年轻人，用他们的青春与热血，描绘出了新生的中国，谱写了一曲瑰伟壮丽的文明之歌。
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他们当年的奋斗和努力息息相关，他们与我们，昨天和今天，血肉相连。
《建党伟业》以中国近代史为叙述主线，但影片的核心重心还是落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艰难历程。
从近代史上看，不是每一件大事都与建党有直接联系，所以《建党伟业》采取了多条线叙事的方法。
其中一条线是近代史上的大事记，从辛亥革命讲到五四运动;一条线是青年的人生轨迹，从参军新军直到参加中共一大;另外一条线是中共成立前的历史思潮，主要是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等人的事迹串联。
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是60年的和平发展环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教育推广和文化普及，是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工业文明时代。
而这一切，都发源于90年前，发源于1921年的7月，发源于那些已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的人们。
90年来，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代表着中国大多数人的愿景和诉求。
从1921年到1949年，甚至有超过370万中共-党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3名代表，五十多位党员，星星之火，终成燎原;90年艰苦辉煌，60余年国运昌隆，气壮山河，声震寰宇!90年前，中国共-产-党为黑暗的中国点起了一盏明灯，照亮了漫漫革命之路;90年后，《建党伟业》追本溯源，去寻找和讲述光明源头的故事。
2.这次，红心团队组织了一次集体活动，所有的红心成员一起观看《建党伟业》。
因为当天我们班去秋游而未能参加这次活动。
回来后，我就自己在私下看完了这部影片。
其实，早在《建党伟业》还在宣传期间时就已有所耳闻，但是，我已开始并没有对这部影片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认为它是一部政治性的商业大-片，而当我看完之后，却发现和我想象中的差别很大。
影片《建党伟业》是向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献礼的一部重要影片，主要以、李大钊、周恩来、陈独秀、蔡和森、向警予、张国焘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他们为国家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
我本来以为《建党伟业》是一大批明星演员堆砌起来的一部政治性的商业大-片，然而看完之后我发现，除了演员明星阵容的强大给我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之外，更重要的是影片对人心灵的冲击。
当我看完这部影片的时候，不得不说这部影片拍的很好。
对于这样一部大-片，里面并没有很多政治术语，反而导演采取了多线叙事的方式将整部影片联系起来，从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运动中的大事说得非常清楚，使得电影虽然很长但是却不杂乱。
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很多场景都让我感到热血沸腾，由此也不得不佩服这些演员将历史人物演绎得如此有声有色。
周润发饰演的袁世凯在痛骂日本人时霸气十足，而被日本人说中心事时的表情，为了当皇帝，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周润发将一个枭雄的形象演活了：刘德华饰演的蔡锷将军，袁世凯称帝时的忍辱负重，火车站与小凤仙挥泪相别，与孙中山相谈时的吐血，抱病上战场的沉着冷静，很好地再现了一代儒将以身献国的悲壮情怀：冯远征饰演的陈独秀、张嘉译饰演的李大钊、刘烨饰演的······每一位演员的演技都值得我们称赞，是他们将这些历史演活了，向我们展示了第一代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
在这部影片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冯远征饰演的陈独秀先生。
冯远征演出了陈独秀特有的领袖魅力，陈独秀在影片中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在这一个历史时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对新文化运动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他是个有理想、有信仰的先进的斗士，他为共-产主义早期的革命和进步起到了很好的领导作用。
张勋复辟后，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公开演讲，他怒斥道：“在共和国里当皇帝，这是对共和天大的讽刺!”，他公开与反动当局作斗争，结果被捕入狱：他在工人阶级面前慷慨激昂的演讲···一幕幕场景总在电影结束后回荡在我脑海里面。
《建党伟业》与以往不同的一点就是尊重历史。
在很多人看来，陈独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影片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
历史学者罗志田曾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
陈独秀反泰戈尔
不矛盾吧，泰戈尔的诗有宗教色彩，陈独秀反对的应该是应该是这个吧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演讲稿
我第一次看到是在最右
关于自由的演讲稿
胡适：不自由，勿宁死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胡适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做选择题，连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鲁迅还是胡适，一看这样的文字，我就异常郁闷，就如非让我选择是吃萝卜还是白菜一样。
在鲁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后》，鲁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后所要面对的各种尴尬与耻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着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后所不能控制的，生前尚且有申辩的可能，死后是断无申辩的机会了。
作为一定要钉在历史上示众的人，我常常以为他们是很悲剧的，如胡适，如鲁迅，尽管内心是多么的不情愿，他们丝毫不能阻挠死后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彻底，如此纯粹。
有时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被无限上纲上线，就可以作为养活别人的工具，杀死对手的利器。
因鲁迅和胡适而成就了文化政治上敌我相向的两大阵营，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另一个，这样的一种文化选择，是人的悲哀还是他们二人的悲哀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一直嘴里喊着的头上举着的至理名言，却在实践的时候抛到了九霄云外。
胡适在《梦与诗》中有一句：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别人做一样的诗歌，甚至做一样的梦呢
做不成鲁迅，也做不成胡适，是不是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以为离他们很近的时候，实则是我们远离他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失去了他们两个人最基本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精神。
失去独立自由的灵魂，不过是依附于他人的奴隶，无论所依附的人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崇高，都改变不了奴才的本性。
所以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终其一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不过是在一些残迹中搜索到可以赖以生存的残羹冷饭。
于是文抄公遍地走，考证癖成通病。
假如胡适先生跌碎了一副眼镜，我一点都不惊讶会有人去考证他眼镜的来历，跌碎的原因，当时他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那眼镜就从鼻梁上掉到了地下，那地方是在他家里，还是在外面，在哪个角落都必须有特定的意义。
放在显微镜下的人，是无隐私可言的，所以胡适的婚姻成了饭后茶余的点心，想怎么掰就怎么掰，想怎么揉就怎么揉，也不管胡适自己是不是幸福的，胡适夫人是不是满意的，就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下结论，殊不知，幸福的结论是胡适与他夫人一起写的，是与旁人毫无关系的。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这自由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也是对别人。
1925年，在《晨报》被烧事件之后，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到：“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因此在晚年的时候，他能说实则他与鲁迅是一个阵营里的，而这个阵营就是自由之营。
鲁迅与胡适无论曾经多针锋相对，有过多少公案，多少过节，都在自由的旗帜下站在了中国文化的顶峰，而通往自由的路上，跌倒的是大批的行尸走肉，多的是人云亦云的奴才与走狗。
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命运发生矛盾的时候，胡适勇敢的放弃了个人自由而选择了与国家共进退，这绝对不是有些人单纯意义上所说的向政治靠拢，向政权妥协，胡适从一个政府的批判者而转成政府的建言者，这种角色的错位实则是对自由更大意义上的一种诠释。
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胡适报效之国，绝非所谓的某个政府掌控之国，而是中华民众之国，当这个国家遭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个人的政治观点与哲学理念是要和国家当时的环境相靠近或者暂时妥协的，因此，不难理解一个一向坚持自由之灵魂的胡适何以能在1938年接受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之职，当时他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这样的悲壮，该是怎样的一颗爱国之心，无论是否对他的政治主张或者哲学思想赞同，我都为这样的一颗心而感动。
在美任职期间，给他的夫人江秀冬女士的信中这样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
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我想这话已经充分诠释了胡适关于国家与自由的关系。
在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有一段话我以为今时今日之官员们该是羞愧汗颜的：“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
如此而作，实系为战时国家节省外汇。
”，在两个月没有领到薪俸的时候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
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为学与为官，不管身份的差异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适却让他们统一了起来。
梁实秋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
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
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这样坦荡的人格，做官与做学问，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如若为学只是误人子弟，为官只是为祸一方，那么官也好，学也罢，终究是要被唾弃的。
在自由面前，胡适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同，就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他摈弃这些存在的不同，而对于所谓的异己大加提拔和帮助。
这样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灵魂。
只虚有其表的自由，实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专制，是对自由的践踏。
在党派之中打转的人，是不会从桎梏中挣脱出来，获取真正的自由的。
只有超越了党派的隔阂，在坚持自己信仰和主张的同时，尊重别人的信仰和主张，并努力捍卫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人才是把自由实践的人，才是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人。
胡适对于这些有一段相当精辟的文字：“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
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
”党派也好，宗教也罢，都是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统一，保持一致，不容许有不同声音出现，于是自由成为了相当奢侈的华丽外衣，可以披着这样自由的外衣为自己的党派或者宗教争取到党徒和追随者，党外之人，便成为了异己，于是自由失去。
无论是沈从文，还是罗尔刚，这些没有学历的人是得到了胡适充分肯定的人，他从来不因为形式上的限制而忽略人本身具备的真才实学，因此他能在任何时候都提拔这样有才华的人，让他们不因自己的学历而失去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给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适对于自由的实践。
困守在一种陈规陋习中，自由失去，发展无从谈起，因此，胡适总是能打破旧有的规范，从《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坚冰的道路上艰难行走，从未曾动摇。
最能体现一个人对待自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对待那些所谓的异己态度。
在对待如鲁迅，陈独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适向来是能帮则帮，而且从来是仗义执言，不因与自己对敌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为对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
如历次对陈独秀的拯救，劝苏雪林放弃对鲁迅的攻击，并为鲁迅抄袭罪名进行洗清等，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格的高贵，而是对于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坚决捍卫。
在对待反对者的态度上，有一个事例很让人感动，林琴南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曾妄图借助北洋军阀的力量来铲除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因此有人作小说以影射林琴南，攻击他，编辑把小说转给胡适时，胡适的话就算是今天说来给人听，也是让很多人惭愧的，所谓君子坦荡荡，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鞋的事。
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与他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终是挚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当鲁迅在天国听见胡适对于他的维护并做的评价，该是怎样的心潮
当然，在鲁迅生前，除了观点的交锋，胡适几乎未对鲁迅人格有过微词，也并无恶言相向，始终保持着君子的风范。
有人说胡适之49年的哀号，是为了蒋介石政府的倒台而伤，实则是把一种政治观念上的肮脏俗套强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
他所哀伤的是他一贯提倡的自由不能实现，循序改良的主张中断。
这最多是他对于新政府没有抱希望，但绝对不能算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
有这样悲观的情绪并不难理解，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胡适还是鲁迅都把苏俄看作是中国未来之走向，而后又深深失望，因为一个专权的政府是和他们的独立自由民主之主张是尖锐抵触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适也好，鲁迅也罢都很快放弃了这一梦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去。
因此坚持苏俄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得不到胡适的青睐也是自然的，而且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看，我以为胡适之去美国，鲁迅之早逝，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最少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如一些人一样出现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们的人格独立完整和尊严，这该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抛开政治不谈，胡适的清醒不仅仅体现了其人格的高贵，更主要的是，他始终不曾放弃自由的追求和信念。
在上个世纪国内对胡适的清算中，胡适的态度再次让人钦佩：“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
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说的自由被剥夺已经很可悲了，连不说的自由也被剥夺，该是怎样扭曲的一个社会。
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时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时候，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一种大家风范，这些光有宽容与理解是不够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撑和散发。
从纯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说，鲁迅的一个都不放过和胡适的谁都放过，都是社会需要的，我们无须选择，批判与宽容在自由中得以释放和融合。
中国向来不缺乏热血，亢奋与激进的人，但是惟独缺乏冷静思考的人，中国人的血是热的，总在沸腾着，中国人的火是一点即着而且燎原之势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维上始终欠缺着，泼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册的，妄想翻身何其难哉。
胡适曾经抛出的自由主义之旗，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无情践踏于脚底，但正如所说的，二十一世纪给胡适平反。
那么这面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终将浮出水面，飘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