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作者薄少君，赏析诗歌
女诗景兰，《东书堂合集》中著名的一首，是为以身殉国的丈夫写的《悼亡“君自垂千古犹恋一生。
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槛生前事， 遗碑死后名。
存亡随异路，贞白本相成。
”将爱国之情与爱夫之情融为一体。
商景兰，清初诗人，字媚生，明、清间会稽人。
明吏部尚书商祚长女，祁彪佳妻。
能书善画，德才兼备。
十六岁的商景兰嫁入了山阴祁家。
其夫祁彪佳是著名藏书家祁承之子，一位在仕途上少年早达、在学术上精通文墨的风雅之士。
这对少年夫妻在各方面都十分契合，自两人结合至乙酉（1645）彪佳自沉殉国，他们一共享受了25五年幸福的婚姻。
这种琴瑟和谐的情形令后世的文人们羡慕不已，将两人喻为“金童玉女”。
清军很快南下，明朝的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全。
身为女性的商景兰，对家庭的关心可谓与生俱来，所以当崇祯已自缢于北京，清兵对中原虎视眈眈，她屡次劝祁彪佳请辞，更倾向于夫妻俩归守家园，继续从前的美好生活。
但清人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为官，种种情势相逼之下，祁彪佳终于在1645年的闰六月初五日自沉于寓山住所梅花阁前的水池中。
而商景兰美满的婚姻生活也就因此变故而突然中止。
祁彪佳之死与明朝的灭亡而至，商景兰深刻体会到了故国的沦丧与伴侣的死别的悲痛，常将这些感情诉诸笔端。
像“千里河山一望中，无端烟霭幕长空”《苦雨》、“独倚栏杆何所怨，乾坤望处总悠悠”《中秋泛舟·其三》、“晓来无意整红妆，独倚危楼望故乡”《九曲寓中作》这样的诗句，所流露出的苍凉之感与故国情思令人动容。
她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诗：赞颂祁彪佳的坚贞不屈，是流芳百世的壮举。
在第二首《悼亡》的开头，表露出失偶的悲凄。
在商景兰三十多年的寡居生活中，遭受了多次沉重打击：康熙六年壬寅（1662），三女德琼亡故；同年次子班孙因涉浙中通海案远放宁古塔；长子理孙因此事郁郁而亡；班孙三年后逃归，却削发为僧，最终于康熙十二年癸丑去世。
惨剧与祸事接连发生，所以在1676年，晚年的商景兰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不由发出“未亡人不幸至此”《琴楼遗稿序》的感叹。
在生活中遭受了种种不幸，商景兰的文学创作活动却没有停止，在她的带动下，还形成盛极一时的女性家庭创作群体。
据《静志居诗话》所载：（祁）公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
教其二子理孙、班孙，三女德渊、德琼、德宦，及子妇张德蕙、朱德蓉。
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
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台焉。
可见祁氏门中女性文学活动之兴盛，商景兰也颇以为乐。
正是商景兰对于文学自觉的追求与引导，使得她和她的女媳们的文学才华得以提升，其声名也远播开来，为当时男性诗人所激赏，嘉兴“负诗名数十年”的黄媛介等闺秀才女也纷纷慕名造访，吟诗唱和，引为闺中知己。
她们一家的诗歌活动，开创了清代闺阁中聚会联吟的风气。
在商景兰留存于世的诗词作品中，最为世人关注和称赏的是她的《悼亡》诗。
这首诗屡屡被诗评家和史家们提及，成为商景兰诗歌的代表著作。
《悼亡》诗是商景兰悼念她为明王朝殉节的丈夫祁彪佳所写的诗歌，是两首五言律诗，这样写道：其一：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
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
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
其二：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
自古悲荀息，於今吊屈平。
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
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
在中国古代，悼亡文化由来已久。
但是“悼亡诗”自潘岳以来主要成为男性文人悼念亡妻的载体。
历为世人所称道的悼亡诗有西晋时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元稹的《遣悲怀》、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的《鹧鸪天》等等。
作品撼人心魄的力量来自细腻的情感，来自对往事缠绵的追怀，更来自封建时代男性对伴侣的难得的深沉忠贞。
所谓悼亡，古代专指纪念亡故的夫人或者如夫人而言，国在为古代妇女地位不如今日可与男子平等，且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在丈夫亡故之时，也多不过是哭上一回、撒几滴眼泪以示其悲情，少有用诗悼亡的。
虽然古代才女也不少，用《悼亡》作诗题的，也只有明末才女商景兰追悼丈夫祁彪的《悼亡》诗作，可说是唯一的例外。
《诗经·唐风》中的《葛生》便是一位女子为悼念亡夫而作，为后世悼亡诗的源头。
之后，曹魏时丁妻有《寡妇赋》，唐代裴羽仙有《哭夫二首》，明代女诗人薄少君有《悼亡诗》百首、商景兰有《悼亡》，均表现了对亡夫深切的思念和沉痛的哀悼之情。
词作者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况。
宋代女词人孙道绚30岁丧夫守寡，40岁时写悼亡词《醉思仙》，表达对亡夫的沉痛追怀和对自我华容渐衰的哀怜。
“叹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可谓一片至情。
李清照中年丧夫，她后期的大量词作如“吹萧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
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孤雁儿》等，莫不弥漫着孀居的孤苦和对丈夫的思念。
更有甚者，是为亡夫自残和殉情的女子。
梁卫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夫亡，父母公婆劝其再嫁，她执意不从，截耳置盘中为誓，并写下《连理诗》、《孤燕诗》表达对丈夫矢志不渝的爱情。
唐代名妓关盼盼受尚书张建封宠爱并纳为妾，尚书殁，盼盼独居并作《燕子楼三首》哀悼和自伤，白居易赠诗讥其不死，乃不食而卒。
在她们的深悲里，不仅有真情的涌流，还有其在传统文化浸染中生成的对男性主人坚贞专一、至死不渝的节操。
在对男性的绝对尊从和依附下，古代妇女没有独立自我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她们的文学活动多因婚恋爱情和家庭生活的不圆满而引起，所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相比男性创作，她们不重诗歌艺术的刻意经营，只求内心情感的真诚诉说和宣泄。
市井钗鬟、才媛淑女、仕宦闺阁、娼妓道姑、嫔妃宫娥，虽然身份和处境不同，但同是作为男权统治下的女性，对主宰自己人生命运的男性的“思”与“怨”是她们共同的情感。
它贯穿于各种文体、各种身份的女性创作，成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最为普泛的存在形态。
学会用诗文寄托情感的女性文人也开始写作悼亡诗。
由扫叶山房刊印的《闺秀词话》就指出“悼亡诗多名作，而妇人悼亡诗绝少”。
自女性手笔，沿袭的却是和男性文人悼亡诗一路的手法，蕴伤感哀痛于别后的凄凉景况和往日生活的追惜中。
可商景兰却不这样写。
在组诗《其一》中，八句句句都铿锵有力，四联对对都是斩钉截铁的相反。
没有凄怆、没有缠绵，没有对往日生活的细腻回忆，没有对失去爱人后景况和心境的描摹，有的只是一个女性自我对存亡、对“君臣大义”、对“儿女人情”的体认和选择。
在《其二》中，尽管作者用了凄美的意象，诸如失散的“凤凰”、断咽的“琴声”，更多的却是传统中正，带者历史气息的“青简、碧血”，以及“荀息和屈平”，感情依然是沉郁的、含而不露的。
悼亡诗一向走的是婉约的脉路，那么，商景兰就是一反常规的“豪放派”。
而这种反叛不是有意为之，是作为封建社会上流知识女性心曲的直接表达。
可以想象，作为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商景兰在和其夫《遗言》诗时焉能没有激潮澎湃的感情在胸中涌荡，只是这种情感在诉诸笔端时经过了自身知识修养和理性的过滤，显得更为淡定罢了。
想要真正理解商夫人景兰的悼亡诗，须与祁公彪佳的遗言原诗联系起来，不妨赘录于此：遗言1：时世至此，论臣子大义，自应一死。
凡较量于缓急轻重者，未免杂以私意耳。
试观今日是谁家天下，尚可贪浪余生，况死生旦暮耳。
贪旦暮之生，致名节扫地，何见之不广也。
虽然，一死于十五年前，一死于十五年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
深心远识者，不在于沟渎自经。
若余斫斫小儒，唯知守节而已。
临终有暇，书此数言，系以一诗，质之有道。
运会厄阳九，君迁国破碎。
颦鼓杂江涛，干戈遍海内。
我生何不辰，聘书遒迫至。
委质为人臣，之死谊无二。
光复或有时，图功审机势。
图功为其难，殉节为其易。
我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
难者待后贤，忠义应不异。
余家世簪缨，臣节皆罔替。
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
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
作为明王朝的臣子，在面临王朝大厦即将崩塌，祁公毅然决然选择了自沉于自家后花园的湖底，赢得了身后不朽的赞誉。
由他士大夫的身份决定的，“余家世簪缨，臣节皆罔替。
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
”道出了他心中的最强音。
恰恰这两句成为商夫人回应的指向。
在商夫人看来，“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作为女性，在以殉“节”而死的“贞节烈女”大量涌现的封建末期，商景兰以成熟的人生见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她看来，无论是君臣大节，还是儿女人情；无论是丈夫的死还是自己的生，都是一种“贞节”。
到此，恩爱夫妻的价值观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同一，而商景兰诗歌开阖的语意结构也在收尾处得到了归并。
在祁公离世后，他作了一首《和祁世培<绝命词>》，后半截写道：“余曾细细想，一死诚不易。
太上不辱身，其次不降志。
十五年后死，迟早应不异。
愿为田子春，臣节亦罔替。
但得留发肤，家国总勿计。
牵犊入徐无，别自有天地。
”商景兰选择不死，实在是因为不能为无益之死；她要完成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赋予她的使命与职责，完成祁公对她“区处家事，训诲子孙，不堕祁氏一门”的嘱托。
在她看来，“儿女人情”是支撑她活下来的理由，在晚年所写的《琴楼遗稿序》中，她也强调了这一点：“乙酉岁，中丞公殉节，余不敢从死，以儿女子皆幼也”。
事实证明，商夫人确实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使命——在她的支持下，儿子为反清复明抛头颅洒热血；在她的率领下，女儿儿媳以诗歌吟咏人生、寄托家国之痛······其实正如祁公所说“殉节为其易”。
千磨万难，备受熟尝。
商景兰在夫亡子难的境况中苦寒守节、吟咏人生；都向世人诉说死比生更加艰难，更加忍辱负重。
无论是死是生；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上天降下的试金石”面前显示了“真情与真面”，显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
选择生、以隐忍却坚强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一切苦难，或许更是宇宙间的大刚强与大智慧。
总之，商景兰的《悼亡》诗是对其夫祁彪佳《遗言》的回应，是一个贵族妇女对贞节的理解、对生命的承诺。
《悼亡其一》中是一个独立、睿智的商景兰，《悼亡其二》里是一个含蓄、深情的商景兰——商景兰在其悼亡诗中向世人显示了她最真实也最傲人的风姿，她就象她最钟情的那轮天上的皓月，终夜皎洁，洒向人间都是情。
《悼亡》诗是商景兰生命和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从这首诗创作后，她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歌内容和风格也有了转变。
从精神价值和文学价值两个层面，我们看到了《悼亡》诗的意义所在。
中国为什么在末期总是小人当道?
因为任何朝代都是从产生开始，逐渐走向强盛，由盛而衰，这是自然规律，当进入末期后，奸臣小人应运而生，充斥在皇帝周围，使皇帝接近不了忠臣，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在这种环境下，朝代必然会小人当道，必然走向衰败的。
经典物理大厦已经建成，但物理学真的已经大功告成了吗
没有，随后的量子物理学诞生了19世纪的最后一天，欧洲著名的科学家欢聚一堂。
会上，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生（即开尔文男爵）发表了新年祝词。
他在回顾物理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说，物理大厦已经落成，所剩只是一些修饰工作。
同时，他在展望20世纪物理学前景时，却若有所思地讲道：“动力理论肯定了热和光是运动的两种方式，现在，它的美丽而晴朗的天空却被两朵乌云笼罩了，”“第一朵乌云出现在光的波动理论上，”“第二朵乌云出现在关于能量均分的麦克斯韦-玻尔兹曼理论上。
威廉.汤姆生在1900年4月曾发表过题为《19世纪热和光的动力学理论上空的乌云》的文章。
他所说的第一朵乌云，主要是指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结果和以太漂移说相矛盾；他所说的第二朵乌云，主要是指热学中的能量均分定则在气体比热以及热辐射能谱的理论解释中得出与实验不等的结果，其中尤以黑体辐射理论出现的“紫外灾难”最为突出。
开尔文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学家，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物理学权威，他的说法道出了物理学发展到19世纪末期的基本状况，反映了当时物理学界的主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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