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乔传46集，楚乔和元嵩告别时的背景bgm是啥
元嵩与元淳乔装成士兵，悄悄跟随杀出长安的燕北军，在半路上与燕询打了起来。
被燕询砍断了手臂。
至于第几集我不清楚，应该快了，反正在杀出长安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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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
1926年春，匪首刘振华在吴佩孚，张作霖的支持下，纠集10万人进攻西安，刘振华围城8个月之久，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率全城军民坚守，后冯玉祥将军率军入陕，西安之围被解，时称“二虎守长安”。
1925年l0月，吴佩孚东山再起，自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刘镇华经阎锡山与吴佩孚取得联系，被任命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于是刘镇华便在豫西招集散在各地的镇嵩军旧部、土匪、红枪会、大刀会，并以阎锡山供给的枪支炸弹，把这些乌合之众武装起来。
1926年初，因受到鄂军寇英杰师的围攻，国民第二军军长岳维峻率领他的部队败退到豫西、准备回陕西，但在陕州、灵宝地方遭到刘镇华部的截击，被打垮。
岳维峻只身逃往山西，成为阎锡山的俘虏。
当时的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虎臣)和国民第二军第三师师长田玉洁，因到河南援应岳维峻，也被刘镇华打败，只身由灵宝过河经山西，化装逃回陕西。
经此一役，刘镇华很快编组成一支号称十万人的部队，计张治公一军、王振一军、梅发魁一军、柴云升一军、张得胜一军，此外还有一些直属部队和特种兵。
接着刘镇华指挥这—支十万人的部队西向潼关进发，演出了一场历史上少有的围攻西安八个月的残酷战争。
由于陕军精锐部队随岳维峻在河南作战，被消灭殆尽，关中地区守军成份复杂，兵力分散，驻同州的麻老九、驻蒲城的缑章保等部趁机迎刘入陕。
所以镇嵩军轻易地占据潼关，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直扑西安。
镇嵩军原本是豫西的一个惯匪集团，这次纠集的10万人马，也是仓促之间组成的乌合之众。
当时吴佩孚并没有能力满足这10万人的开支，镇嵩军只得“就地征发”饷糈。
他们出发时，即以“打到陕西去升官发财”相号召。
所以镇嵩军所过之处，庐舍为墟，陕西东路各县人民惨遭劫掠。
1926年4月初，刘镇华的镇嵩军兵临西安城下。
当时，西安城内只有督办李云龙所属第十师的一个旅、四个独立团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共计还不到5000人。
李云龙刚由关外归来，一部分人建议暂时放弃西安，徐图整理反攻。
就在这样举棋不定的时候，西安一批过去受刘镇华豢养的地方大绅就组织了一个什么“和平期成会”，派出代表去见他们当年的“刘兼座”表示欢迎。
为了使刘镇华更体面一些，他们请刘镇华稍停一下，等西安原来的李、卫部队全部撤走之后，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刘雪帅”(刘镇华号雪亚，当时一部分人乃至吴佩孚给刘的电报都这样称呼)进城。
刘镇华从这些所谓地方大绅方面已了解到西安城内的情况，满以为西安已在掌握之中，自乐于在盛大欢迎之下，来一个入城式，那确实体面多了，也就同意了这样的办法。
在镇嵩军兵临城下、谣诼繁兴、部分地方大绅筹备欢迎刘镇华入城、当局者撤守未定这样危疑紧急情况之下，原在西路与直军吴新田第七、第八师作战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召集他的高级将领李子高、姬汇百、孙蔚如、冯钦哉、魏野畴等人在三原开会，分析局势，研究对策，决定对刘镇华给以迎头痛击，固守西安。
在渭北进步力量热情支持与西安各进步团体欢迎之下，杨虎城率领了他的一部分军队很快地进入西安，稳定了战局。
杨虎城的先头部队是4月16日从西安北门进城的。
正在等候西安绅士欢迎入城的刘镇华，发现杨虎城的部队(这一部队自从1917年参加靖国军起，部队的军帽是红圈，一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特殊标志还保存着；刘镇华原来率领的镇嵩军一到陕西，就和戴这样军帽的部队作战，继续不断地互相对垒达七八年之久，因之极容易识别)从三原向西安移动，大为惊讶，立即命令他在城东北郊三辅洼一带的前线部队向西安东部进攻。
原在东部的守军，受到压迫，纷纷向城内撤退，情况极其危急。
杨部入城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息吃饭，就出东门应战，才把战局暂时稳定下来。
至此，刘镇华对于被欢迎入城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命令他的部队开始向西安城的南北两方面移动，准备包围西安。
杨虎城率领他的幕僚和卫队等于4月18日由三原到达西安，稳定了西安的人心。
根据当时敌我的力量估计，决定作长期固守计划，开始在城外各要隘和城墙上构筑工事，分别派兵固守。
到了5月15日，镇嵩军占领咸阳、西安间的三桥，西安遂陷入四面包围之中。
镇嵩军绕城一周挖了宽深各6公尺的外壕，并加筑围墙一道。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11月28日止，西安和外界完全失掉了联系，不只人的进出断绝了，而且因当时部队设备很差，城内守军没有无线电设备，于是连通讯联络也完全断绝了。
在这一长时间内，为了对外打通一条交通线借以了解情况，虽曾组织过几次突击，终以受到镇嵩军的强大阻击而没有成功。
西安是主要战场，镇嵩军的绝大部分兵力就放在这里，约计7万余人；而城内的守军，根据兵站的统计，还不足1万人，镇嵩军在吴佩孚补给之下，加上阎锡山大批重火器的供给，装备远较守军为优。
就在这样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杨虎城主动团结陕西军务善后督办李云龙、卫定一，提出将城内军队改编为陕军，取消国民第二军、第三军称号，以李云龙为陕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以田玉洁为第二师师长，自己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以卫定一为第四师师长，统一了军事指挥；利用国民党、共产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支持西安守卫战，同时对在城内搞投降活动的“和平期成会”予以坚决镇压；尽量设法解决军粮与民食问题。
这些措施在坚守西安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得守军能坚持8个月之久，终于取得最后胜利。
在8个月中，有下列几次重要战斗： 一、东关的地道战。
东关战场，因地形关系，从战争开始一直到胜利为止，始终是镇嵩军进攻的重点，镇嵩军设在韩森壕的炮兵群，就专以东关陕军阵地为轰击目标，并在城外掘地道多处，企图轰炸城墙。
杨虎城部的卫队营奉命担任东关防务，在城下挖掘堑壕，专门防御镇嵩军的地道轰炸，镇嵩军几次挖掘地道，都被陕军发觉，予敌以重大打击。
二、东北城角之战。
7月22日，镇嵩军在炮兵掩护之下，以敢死队1000余人由东北城角架云梯登城，梯上悬白布赏牌，编有号数，由柴云升署名盖章，并加盖关防，第X号云梯第一名赏洋1000元，第二名赏洋800元，第三名赏洋500元，以鼓励进攻，同时在护城河下掘地道涵洞输送援兵，直薄城下的少数镇嵩军且已上城。
城上守军仓卒应战，短兵相接，战况极其惨烈。
杨部补充第一旅旅长姬汇百、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蔚如都带着自己的卫队加入战斗。
战斗从上午6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下午5时，才把镇嵩军打退。
镇嵩军伤亡甚众，守军亦牺牲极大。
孙蔚如司令在这一战役中受了伤。
三、小雁塔的争夺战。
小雁塔为陕军固守南城重要据点，由李云龙部刘文伯旅防守，镇嵩军先后集中重兵攻击占领过两次，均经守军组织反攻克复。
这是南面的主要战斗。
四、西北城外大白杨、潘家村的突围战役。
守军为了打通一条交通线，与三原的李旅长子高、泾阳的田师长玉洁、咸阳的姜旅长宏模取得联系，曾几次组织突击部队进行突围。
最主要的是9月20日的一次，先由各部队挑选精锐近1000人，由李、杨总副司令移往西北城角的广仁寺亲自指挥，向城北大白杨、城西的潘家村分途进攻。
激战3日，占领了大白杨、潘家村等处。
终以镇嵩军集中重兵反攻，守军在惨重牺牲之后，不能不尽弃前功，仍退回城内。
除以上主要战斗外，吴佩孚在汀泗桥、羊楼司、汉阳、汉口连续失败之后，把他的空军转移到北方战场。
9月26日其空军曾到西安上空低飞示威，投掷炸弹，发散传单，对李云龙、杨虎城的首级悬赏10万元，以诱惑恐吓。
三原为陕西渭河以北重镇，即杨虎城入省以前的司令部所在地。
杨率队入省后，即以三原防务交给他的第五旅旅长李子高和陕军第二师师长田玉洁。
刘镇华以梅发魁为北路总指挥，并加上陕军叛军麻老九部，拼凑成1个师又6个混战旅，由渭南渡河，向杨部冯华堂、王玉柱部及丑彦俊、甄寿山、张祥生等部在相桥、田市、栎阳、小石等地的部队进攻。
后来，刘镇华以久攻西安不利，转欲先取泾阳、三原，以绝西安的外援，遂再加派王老五(振)所部，加入渭北战场。
至此，三原以东地区的陕军被迫撤退。
刘部于6月26日兵薄三原城下。
8月 5日以后，三原亦陷于刘部四面包围之中。
刘部在战地的奸淫烧杀情况，和西安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时间稍短而已。
10月初，冯玉祥部孙良诚的援军到达陕境以后，刘镇华为了准备和援军作战并巩固后路，lO月12日才被迫撤了三原之围。
在刘镇华部包围西安的期间，驻咸阳的李云龙部姜宏模旅，驻兴平、凤翔、醴泉一带的卫定一部的党玉良、党海楼、王宝发、陈发荣等部，在4月和8月曾经联合起来，组织过两次援应西安的战斗，终以力量分散，指挥不统一，而且装备极差，结果都被阻击退回，最后只能在咸阳和刘部隔河炮战而已。
在进入冬季后，西安城内军民面临着粮食极度缺乏的境地，所有可以吃的动物、皮革制品、中药铺的某些药材都被吃光。
城内居民曾试图出城就食，却被刘镇华部机枪封锁了道路。
在饥寒交迫之下，城内每天都有大批居民死亡。
在围城期间，城内死亡军民共达5万多人。
刘镇华对陕西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1926年9月17日五原誓师以后，冯玉祥的部队经过宁夏入甘，派出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领马鸿逵、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合计4个师、6个混成旅，经固原、平凉东下，到了10月初旬，前锋到达陕西兴平。
于右任且随同先头部队在10月12日三原刘镇华部溃退后不久就到了三原，组织了国民军第一、二、三联军总司令部。
在西安以外的所有陕军有了领导中心，也有了消灭刘镇华部的勇气。
到了lO月15日，孙良诚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领导下的陕军开始向咸阳地区的刘镇华部进行总攻，西安军民已能听见西北方面的隆隆炮声，其欢欣鼓舞的情况，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有非文字所能形容者。
孙良诚部援军进抵西安外围之初，受到刘镇华部的顽强抵抗。
经过猴儿寨、三桥40余天的几度激战，刘部仍然继续顽抗。
最后，因正面攻击无效，孙良诚派出奇兵一支沿终南山北麓向东迂回，抄袭刘镇华的大本营十里铺，加上城内守军的出击，到11月27日，刘镇华才率其军队开始撤退，西安解围。
刘镇华的败军狼奔豕突地沿西安潼关大道向东溃退，互相践踏，途为之塞。
陕西东路各县的人民纷纷起来，向刘镇华部进行袭击，讨还了他们的血债。
刘镇华一直跑到河南陕州，才开始收容败退下来的残部，分别驻在灵宝、陕州一带，从事整顿。
1927年1月，冯玉祥到达西安，以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军总司令，着手整顿部队，准备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就在这个时候，刘镇华获得了喘息机会。
当时他看到吴佩孚已经从武胜关以南垮了下来，而奉军的部队已到郑州，就派人和奉军联系，希望向奉军投效。
奉军方面并且派当年请刘镇华到陕西作省长的陈树藩(垮台后一直住在大连、天津)到刘镇华处，作奉军的代表。
于是，刘镇华又离开直系，投降了奉军。
结局 “二虎守长安”的李虎臣面对白骨垒垒、疮痍满目的惨状和“和平期待会”分子的攻击，心灰意懒，决心从此离开军界。
自己曾悄然微服出走，隐居于三原。
冯玉祥到西安后执掌了陕西军政大权，任命以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为副司令（二人随冯绥远五原誓师出征）。
冯严厉寡恩，培养亲信，陕军原来与冯玉祥就有旧仇，为了对付镇嵩军才组成国民联军。
后来冯玉祥又接受了镇嵩军刘镇华的投降，陕军感情受创，矛盾扩大。
驻守西安的冯军宋哲元逼迫陕军接受改编，李虎臣被任命军长，辖三师六旅，师长为何经伟、赤亚武、刘文伯。
命令其退出西安、出关东征。
陕军虽不愿放弃家乡地盘，但是为报答解围之恩出关东征。
接着，冯玉祥在徐州会议上公开拥蒋，冯作为第二集团军取得了对鲁、豫、陕、甘、青、宁六省的统管之权。
中国古代皇帝全部的名字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