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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剧 暑热台词

时间:2015-10-25 02:14

什么叫四合院

四合院一般依东西向的胡同而坐北朝南,基本形制是分居四面的北房(正房)、南房(倒座房)和东、西厢房,四周再围以高墙形成四合,开一个门。

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

房间总数一般是北房3正2耳5间,东、西房各3间,南屋不算大门4间,连大门洞、垂花门共17间。

如以每间11-12平方米计算,全部面积约200平方米。

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庭院中植树栽花,备缸饲养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也是人们穿行、采光、通风、纳凉、休息、家务劳动的场所。

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

一个口字形。

经过数百年的营建,北京四合院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部装修都形成了京师 特有的京味风格。

四合院虽有一定的规制,但规模大小却有不等,大致可分为大四合、中四合、小四合三种:   小四合院一般是北房三间,一明两暗或者两明一暗,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三间。

卧砖到顶,起脊瓦房。

可居一家三辈,祖辈居正房,晚辈居厢房,南房用作书房或客厅。

院内铺砖墁甬道,连接各处房门,各屋前均有台阶。

大门两扇,黑漆油饰,门上有黄铜门钹一对,两则贴有对联。

  中四合院比小四合院宽敞,一般是北房5间,3正2耳,东、西厢房各3间,房前有廊以避风雨。

另以院墙隔为前院(外院)、后院(内院),院墙以月亮门相

通。

前院进深浅显,以一二间房屋以作门房,后院为居住房,建筑讲究,层内方砖

墁地,青石作阶。

  大四合院习惯上称作大宅门,房屋设置可为5南5北、7南7北,甚至还有9间或者11间大正房,一般是复式四合院,即由多个四合院向纵深相连而成。

院落极多,有前院、后院、东院、西院、正院、偏院、跨院、书房院、围房院、马号、一进、二进、三进……等等。

院内均有抄手游廊连接各处,占地面积极大。

  如果可供建筑的地面狭小,或者经济能力无法承受的话,四合院又可改盖为三合院,不建南房。

  中型和小型四合院一般是普通居民的住所,大四合则是府邸、官衙用房。

  北京四合院属砖木结构建筑,房架子檩、柱、梁(柁)、槛、椽以及门窗、隔

扇等等均为木制,木制房架子周围则以砖砌墙。

梁柱门窗及檐口椽头都要油漆彩画,虽然没有宫廷苑囿那样金碧辉煌,但也是色彩缤纷。

墙习惯用磨砖、碎砖垒墙,所谓北京城有三宝……烂砖头垒墙墙不倒。

屋瓦大多用青板瓦,正反互扣,檐前装滴水,或者不铺瓦,全用青灰抹顶,称灰棚。

  四合院的大门一般占一间房的面积,其零配件相当复杂,仅营造名称就有门楼、门洞、大门(门扇)、门框、腰枋、塞余板、走马板、门枕、连槛、门槛、门簪、大边、抹头、穿带、门心板、门钹、插关、兽面、门钉、门联等等,四合院的大门

就由这些零部件组成。

  大门一般是油黑大门,可加红油黑字的对联。

进了大门还有垂花门、月亮门等等。

垂花门是四合院内最华丽的装饰门,称垂花是因此门外檐用牌楼作法,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门外是客厅、门房、车房马号等外宅,门内是主要起居的卧室内宅。

  没有垂花门则可用月亮门分隔内外宅。

垂花门油漆得十分漂亮,檐口椽头椽子油成蓝绿色,望木油成红色,圆椽头油成蓝白黑相套如晕圈之宝珠图案,方椽头则是蓝底子金万字绞或菱花图案。

前檐正面中心锦纹、花

卉、博古等等,两边倒垂的垂莲柱头根据所雕花纹更是油漆得五彩缤纷。

  四合院的雕饰图案以各种吉祥图案为主,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福寿双全,以插月季的

花瓶寓意四季平安,还有子孙万代、岁寒三友、玉棠富贵、福禄寿喜等等,展示了老北京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窗户和槛墙都嵌在上槛(无下槛)及左右抱柱中间的大框子里,上扇都可支起,下扇一般固定。

冬季糊窗多用高丽纸或者玻璃纸,自内视外则明,自外视内则暗,既防止寒气内侵,又能保持室内光线充足。

夏季糊窗用纱或冷布,这是京南各县用木同织出的窗纱,似布而又非布,可透风透气,解除室内暑热。

冷布外面加幅纸,白天卷起,夜晚放下,因此又称卷窗。

有的人家则采用 上支下摘的窗户。

  北京冬季和春季风沙较多,居民住宅多用门帘。

一般人家,冬季要挂有夹板的棉门帘,春、秋要挂有夹板的夹门帘,夏季要挂有夹板的竹门帘。

贫苦人家则可用稻草帘或破毡帘。

门帘可吊起,上、中、下三部分装夹板的目的是为增加重量,以免得被风掀起。

后来,门帘被风门所取代,但夏天仍然用竹帘,凉快透亮而实用。

  四合院的顶棚都是用高梁杆作架子,外面糊纸。

北京糊顶棚是一门技术,四合院内,由顶棚到墙壁、窗帘、窗户全部用白纸裱糊,称之四白到底。

普通人家几年裱一次,有钱人家则是一年四易。

  北京冬季非常寒冷,四合院内的居民均睡火炕,炕前一个陷入地下的煤炉,炉中生火。

土炕内空,火进入炕洞,炕床便被烤热,人睡热炕上,顿觉暖融融的。

烧炕用煤多产自北京西山,有生煤和煤末的区别,煤末与黄土摇与煤球,供烧炕或做饭使用。

  室内取暖多用火炉,火炉以质地可分为泥、铁、铜三种,泥炉以北京出产的锅盔木制造,透热力极强,轻而易搬,富贵之家常常备有几个炉子。

一般人家常用炕

前炉火做饭煮菜,不另烧火灶,所谓锅台连着炉,生活起居很难分开。

炉子可将火封住,因此常常是经年不熄,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熄灭,则以干柴、木炭燃之,家庭主妇每天早晨起床就将炉子提至屋外(为防煤气中毒)生火,成为北京一景。

  四合院内生活用水的排泄多采用渗坑的形式,俗称渗井、渗沟。

四合院内一般不设厕所,厕所多设于胡同之中,称官茅房。

  北京四合院讲究绿化,院内种树种花,确是花木扶疏,幽雅宜人。

老北京爱种的花有丁香、海棠、榆叶梅、山桃花等等,树多是枣树、槐树。

花草除栽种外,还可盆栽、水养。

  盆栽花木最常见的是石榴树、夹竹桃、金桂、银桂、杜鹃、栀子等等,种石榴取石榴多子之兆。

至于阶前花圃中的草茉莉、凤仙花、牵牛花、扁豆花,更是四合院的家常美景了。

  清代有句俗语形容四合院内的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可以说是四合院生活比较典型的写照。

  四合院一般是一户一住,但也有多户合住一座四合院的情况,多为贫困人家,称为大杂院。

大杂院的温馨是许多老北京居民无法忘记的。

古代是怎么制冰的

最早冰制冷饮起源于,那时帝王们为暑,让们在冬天把冰取来,贮存在地窖里,到了再拿出来享用。

大约到了唐朝末期,人们在生产火药时开采出大量硝石,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可使水降温到结冰,从此人们可以在夏天制冰了。

以后逐渐出现了做买卖的人,他们把糖加到冰里吸引顾客。

到了宋代,市场上冷食的花样就多起来了,商人们还在里面加上水果或果汁。

元代的商人甚至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这和现代的冰淇淋已是十分相似了。

窖冰 旧时传统岁时风俗。

亦称“藏冰”。

我国北方夏日暑热,冬日结冰,故有于冬季藏纳冰块于冰窖以供来夏使用的风习。

此俗起源甚早,《诗经》中即有记载,且多行于宫廷、官府。

在民国以前,采冰储冰是皇室贵族特权,只有皇室可以建造冰窖,这些冰窖就是官办冰窖,简称官窖,它们多是砖石建造的内部为拱形的地下冰窖,又可分为直 接为皇宫服务的御用冰窖和为王府官衙服务的吏用冰窖两种。

据《大清会典》记载,当时北京城内共有十八座官窖,分列紫禁城内、德胜门外、景山西门、正阳门外 四处。

民办冰窖的出现则是在民国时期,它们几乎都是挖掘的土炕,置冰后以土掩埋。

如今,北京的冰窖只残存三处:故宫内冰窖数目不详,雪池胡同内两座,恭俭胡同内一座,皆为官窖,民办冰窖则早已无迹可寻。

在中国古代,也有一种用途和电冰箱、电冰柜相同的器物,名叫冰鉴。

《周礼·凌人》之职记载:“凌人,掌冰……春始冶鉴……祭祀供冰鉴。

”郑玄注:“鉴如(垂瓦)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

”贾公彦疏云:“冰有鉴,则冰不消释,食得停久。

”可见,古代这种用于食物冷藏保鲜的器物,是名副其实的冰箱或冰柜,因为它是真正用冰来保存食物的。

而现代的电冰箱、电冰柜则是用电力制冷的。

冰鉴这种器物虽然见于典籍记载,但实物流传于后世者并不多。

建安七子及曹子建的故事

安七子  魏晋,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人,也许是中国最识到文学家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

在此以前,像司马迁、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分,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分,压倒他们的文学家身分,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

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名义,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

至于职业、职务,只是形式或象征意义的事情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批文化中最负盛名的七位,叫作「建安七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活跃的诗人作家。

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刘表。

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刘备只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者,处于豕突狼奔的状态之中。

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

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历次毁灭性劫难,大半是乱局中造成的。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

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

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

他还让蔡文姬把他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了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

加之他手中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氏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招徕作用。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

」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

当时,到许都去吟诗献赋,作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其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虽然是个志大才疏的人物,但喜附庸风雅,当时也被列为「八及」之一。

时而舞文弄墨,谈诗论经;平素还要找几个文人妆点门面,这是中国官场的特产。

但由于中原战乱之余,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地盘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很负盛名的文化人。

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

其实,怎能望其项背,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被人(口永)唱了一千多年,当下看刘表,只不过是个以文博名的政客而已。

  处于中原战乱之外的荆州,是个暂时安稳的地方,许多人的来到,逃难避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明白人也看出虚名无实的刘表,前景不佳。

《世说新语》引《魏志》曰:「裴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

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

』遂南渡过长沙。

」可见有识之士,并不把他当成什么中心的。

后来荆州,实际上成了吴、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也就乱无宁日了。

曾经在荆州待过的,那位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也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送掉了命。

写《登楼赋》的王粲,命运比祢衡强得多了。

刘表死后,劝他的儿子刘琮依附曹操,也随之来到许都,跟着立了功。

这位被刘表以其「貌寝通脱,不甚重之」的王粲,颇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力。

  此时,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的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

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权威性的。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爸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

」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

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关系至大。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

加之曹操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了。

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

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

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

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

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

』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之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

」从这里,可以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

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神情,多了一点作家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

《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

尤其在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人人胆战心惊,唯恐连坐,精神委靡不振的状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为生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

鲁迅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

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然而,文学发展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代价。

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然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

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被视为离经叛道,越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

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

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手。

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世人认为,也有其不大肯安份而惹祸的缘由。

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

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以孔子后代的号召力,一时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

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俱乐部」。

这时就不管你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

曹操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写了封告密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

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一职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

所以杀他不像孔融那么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

《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敏悟,起了杀心。

其实,由于杨修不安份,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鲁迅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但尽管史说曹操确是个「治世的能臣」,但也留下了「乱世奸雄」的千古骂名。

  且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刘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

他把刘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也是不怎么安份,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

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

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刘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所亲爱。

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

座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

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

」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就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

武帝问曰:『石何如

』桢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嶷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

』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

可见,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

刘桢也可说是大墙文学的鼻祖了。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

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得以适可而止,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响应。

假如这反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太容易潇洒得起来的。

于是,不但不「通脱」,甚至拘谨过头了。

曹丕在刘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强劲)耳

」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不但为人、为文都收敛了不少,所以,魏文帝才有「未遒」之叹吧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来祭刀的,应该算是祢衡,公元一九八年就让黄祖杀了,二○八年孔融弃市,杨修是二一八年,被曹操以军法处死的。

在这前一年,也就是二一七年,许都流行一场瘟疫,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未能逃脱,相继去世。

王粲随曹操征吴,也在这一年死在路上。

二二○年曹操死,二二六年,曹丕死。

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二三二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学便画了句号。

  数千年过去了,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

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一般人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在人们的记忆中,占一席之地。

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

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作者:(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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