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的电影
你说的是田壮壮的这部作品——《蓝风筝》英文名：Lan feng zheng （Blue Kite, The）出品年代：1992国家：中国、中国香港导演：田壮壮 Zhuangzhuang Tian演员：易天……铁头、张文瑶……铁头、陈小满……铁头、吕丽萍……妈妈、濮存昕……爸爸、李雪健……叔叔、郭宝昌……继夫、张丰毅、宋晓英、郭东临 本片荣获1992年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片中女主人公扮演者吕丽萍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故事梗概： 小学教师陈树娟（吕丽萍）与爱人林少龙（濮存昕）准备婚礼时，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结果令二人婚期推迟了十天。
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弄不明白时局为何如此动荡变化的林少龙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在一个寒冬里，单位开会商议如何分配划下来的“右派分子”名额，林少龙会议中途上厕所，回来后便被糊里糊涂地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于是他被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一次干活时被倒塌的大树砸死。
林少龙的好友李国栋（李雪健）不时来陈树娟家照顾她及其子铁头，原来他对树娟母子的关心照料是因为对好友林少龙之死心存愧疚——国栋在无意中检举揭发了林少龙导致其被错划为右派。
不久，国栋与树娟结婚，生产大跃进引起的饥荒总算熬过去了，国栋却因积劳成疾而死去。
为了儿子能安稳地生活下去，树娟只好下嫁老干部吴雷生（郭宝昌），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吴雷生被指为造反派而遭批斗，树娟也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在一次接受批斗过程中吴雷生因被革命小将殴打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忍无可忍的树娟母子与红卫兵们厮打起来，少年铁头嚎叫着将一块板砖拍在一个红小将的脑袋上......最后铁头被打得昏死过去，醒来时只见一具挂在树上的残破的蓝风筝。
（全剧完）《蓝风筝》属于禁片，被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影片拍摄完成后由于未能通过国家广电部门的审查，加之影片拍摄资金中有香港及日本电影公司的投资，遂以日本影片名义绕过审查部门直接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此行为可谓开后辈“第六代”导演瞒天过海得国际奖项之先河），并因此荣获日本第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
此举直接导致参加竞选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愤然退出东京电影节，从而使得该片与导演受到严厉的处罚，田壮壮归国之后便被禁止拍摄电影了，直到近两年才解冻。
二、影片对“反右”、“大跃进”以及十年动乱等敏感话题的直接书写，成为这部影片被禁的主要原因。
现举出影片中的几处事例加以说明：1.整风运动时，图书馆馆长说：“我们这么大个图书馆，不可能只有刘云蔚这一个右派吧
”这时“濮存昕”起身上厕所，回来时，他被选成右派，被送去劳改。
临回家前，被倒塌的大树砸死，一直没有正名。
2.漂亮的文工团演员因为不愿意陪领导跳舞，被选为右派，进了监狱，放出来之后又被打成了反革命，再次进了监狱。
很多年后才被放出。
她说她压根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抓进监狱。
3.对党衷心耿耿一片丹心的大姐却在文革期间被批斗了好几次。
4.“丁嘉丽”客串的校长，被一群小红卫兵架上台，野蛮地剪掉了头发。
5.郭宝昌饰演的继父因为怕连累妻子受罪，和“吕丽萍”离婚。
他患心脏病不能起床，于是被“抬”到了主席台上接受批斗，结果心脏病突发。
小铁头忍无可忍，用砖头拍红卫兵，结果被一群红卫兵边喊着“小走资派”边拳打脚踢。
6. 大姐说：“太感人了，小学生全部参加炼钢……”。
7.“ 我们把课桌都烧了， 可好玩了…”。
当然类似这样的场景和对话还有很多很多……希望这个回答能令你满意。
如何评价费穆及其代表作《小城之春》
城之春》通过夫妻、情人、朋友、之间的感情纠葛与矛盾冲突人的内心世界角度，通过世界与现实关系的矛盾，揭示人的道德意识。
影片充分肯定了人的精神、情感、人性需求的正当性。
《小城之春》从人的内心世界角度，女主人公玉纹长年生活在那样一种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她对爱情的渴望、幸福的追求是完全正当的。
当昔日的恋人出现在面前时，情不自禁地发生了一场又一场感情波澜，这是合乎人性的真情火花。
但她毕竟是已成婚的妻子，负有应有的道德感与责任感。
况且，丈夫是被病魔所弦缠，他软弱却很善良，他也渴望爱情，却身不由己，他更懂得妻子为他所作的牺牲，他深感对不起妻子，他甚至真诚地设想，玉纹如果嫁给志忱该多好
为了妻子的幸福，他甚至试图自杀。
这些均表现了礼言是一个善良、正直、令人同情的好人。
他如果没有病，他会与妻子有良好的感情关系的。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抛弃他是残忍的、不人道的。
再说志忱，他一直爱着玉纹，但他与礼言有着深挚的友情。
他处在恋情与友情的交叉路口上，他珍惜这两种情，不愿伤害其中任何一种情，但这又不可能，在情与理的冲突中，他是最为难、最痛苦的人物。
无论是志忱、无论是玉纹，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知识人士，他们在感情上经受多大痛苦，最终总是服从礼仪的约束和道德的规范，这是符合中国文化人的作人准则的，因而也是最真实的，令人信服的。
尤其，几个人物经过一番情感纠葛，更理解了对方的真情与境遇，互相达到了沟通，原来的关系得到改善，从而夫妻感情趋于融洽。
因此，这部影片所揭示的夫妻之情、恋人之爱、朋友之义，这样复杂的情理矛盾纠葛，既是真实的，又是符合中国文化情义原则的。
影片在艺术表现上是细腻的、优美的，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完美的人性美。
《小城之春》是一部风格化比较强的影片。
影片中只出现了妻子、丈夫、朋友、妹妹、仆人5个人物，在小城中再未出现其他人影，这样的环境表现，表面看似不真实，然而它正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净化的造型风格。
这是为了更突出、更集中、更清晰地体现感情世界的人物关系，并利用女主人公的独白形式揭示了人物隐秘的内心感情。
影片中多次展现荒凉的小城城头，它既含蓄地隐喻当时的时代背景，也烘托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使人物的情感与环境浑然一体，产生了一种含蓄幽深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2000年人人都觉得应该是理想实现的时候了，所以在那一年人们把表面文章都做得很漂亮，但是心都挺沉的，有一种没来由的惶恐。
”这是田壮壮在谈到他重拍《小城之春》的动机的时候所要说的话。
田壮壮是第五代导演中经历最为坎坷的一个，他的《猎场札撒》、《盗马贼》、《蓝风筝》都在电影史上有着他应有的位置，可惜看到这些影片的中国观众并不多。
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给田壮壮带来极大荣誉的《蓝风筝》带给他的还有一纸禁拍令。
之后，当张艺谋和陈凯歌先后返身主流之后，田壮壮却是沉寂多年。
2001年，田壮壮重拍了《小城之春》。
这个时候的中国电影，面对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无力与美国大片竞争市场了。
也许是田壮壮自身的艺术气质与《小城之春相去甚远，我们在听不到周玉纹的喃喃自语之后，还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男性导演讲述的一个故事，无关风月，也无关家国情怀。
客观，冷漠，你无法为章志忱的激情感动，也无法为周玉纹的压抑痛苦，你要被说服的就是你要如何理解那个守着还不算破败的大宅院的戴礼言，他是值得同情的，田壮壮为此还改外形上要比辛柏青显得健康许多的吴军来演戴礼言(吴军原本是演章志忱的)，这也成为后来被众多费穆版《小城之春》的拥趸所诟病之处。
这个戴礼言面色红润，完全不像有顽症的人，而且台词里还出现了他曾经是学校里可以在吊环上做倒立动作的人。
这样强大的人，怎么没有办法将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搞定呢?回头再看看田壮壮合弃了周玉纹的画外音的做法，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给予戴礼言那么多笔触了。
究竟这还是一个戴礼言\\\/男人说了算的世界。
2002年的中国与 1948年的中国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存天理灭人欲”，在价值取向上，田壮壮发生了极大的偏移，这是否受到该片监制李少红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因为在李少红的电视剧《橘子红了》里边，我们也看到的是她对女性尊严毫无同情地伤害，一个大老婆为了完成为丈夫生孩子的愿望，而不惜用各种手段感化打动另一个原本要追爱情自由的少女，导演对此不作任何批判，而是极尽所能地予以美化和讴歌。
田壮壮在无法进入周玉纹内心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客观的方式。
“画外音给人的感觉比较近，或者是一个比较主观的状态。
我觉得，已经过了50年了，我希望这个距离远一些，现在的人去看，应有一个观赏距离的不同。
我还是希望远远地看这件事，应该是更客观一些了。
因为我觉得重拍的方式不一样了，叙述的心情也不一样了，和那个时代的距离也不一样了，可能是为了统一吧。
”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的时候，田壮壮阐释了新作去掉画外音的原因。
可在我看来，改变视点还不是一个主客观与距离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此时的中国和彼时的中国有了什么不同，有了什么改变，在我看来，5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算不了什么，我们几乎还在原地踏步，有时候还让我感觉在某些方面倒退了许多。
鲁迅先生说的搬一张椅子都需要流血的一个民族，可能连搬椅子的冲动都没有了。
有一张椅子，还可以依靠，还可以让你躺在上面打个盹。
费穆将非常惨痛的故事放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可以看到他对人性的尊重和哀伤，每每看来，都让人溅泪和惊心。
而在田壮壮的影片中，我们看不到了。
甚至连小城也不再是抽象的，我们看到了火车，看到了药铺，还看到了城墙之外一排排隐隐的平房，在这样的环境里，周玉纹在城头的张望便显得是那样的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了。
废墟的意象自然也被取消了。
家中甚至还有茁壮成长的枫叶，爱情的不足在这里算得了什么呢?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妹妹戴秀的塑造，因为嫂子的“偶然失足”，她对男人以及外面世界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说过分点，要让一个年方二八的少女从此在小城里和她的嫂子—样做一个“温良俭恭让”的贤妻良母。
在费穆版里驾驭着两个男性的是欲走还留的周玉纹，而田壮壮版里的玉纹由于过于小巧和乏味，完全看不到裹在她旗袍里的蓬勃的情欲，灵肉的战争显得很轻飘，顶多只能看成是一出爱情的游戏。
在原来的影片中，戴礼言是迟钝的，而这个戴礼言却是警觉的。
章志忱和周玉纹的私情很快就被戴礼言明察秋毫。
当他得知玉纹跟他生活在一起不太愉快的原因之后，他所选择的就是通过自杀来挽留住玉纹。
因为他离不开玉纹。
戴礼言没有勇气放弃周玉纹，也没曾想过要放周玉纹一条生路。
感到惭愧的居然是救了戴礼言一命的章志忱。
影片的结尾，章志忱离开，充满悔恨的周玉纹决定留下继续照顾戴礼言。
田壮壮对这个实际上无力回天的男人充满了同情，他不忍心这个男人受到任何伤害。
这样的代价就是贬低周玉纹和章志忱的“婚外恋”。
甚至周玉纹的扮演者胡靖钒在后来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也是这样回答主持人的提问的：“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戴礼言。
”胡靖钒的回答让《半边天》的主持人李潘颇为意外。
而胡靖钒的理由也很充分，戴礼言踏实，章志忱无法让人得到安全感。
同样的故事，但是讲故事的人已经不是我——周玉纹，而是田壮壮本人或者说他后面的当下中国的主流话语。
所以说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绝对不是描红和临摹，话语说他，他并没有新鲜的话语。
这个《小城之春》根本性的变化是视点的变化。
费穆的小城是荒芜的，可是他还是有所期待的，田壮壮的小城是丰盈的，可是生活在里面的人却是无所指望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个小城所印证的时代都是准确的，看看今天泛滥成灾的“真情”节目，你都会不寒而栗。
没有爱情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这个家庭依然是稳定的，只要戴礼言还有雄心重振戴家的家业，牺牲一个周玉纹的爱情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费穆版的玉纹虽然留下了，可费穆对这样的牺牲是有锥心之痛的；而田壮壮版的玉纹留下了，她身边的这个男人已经恢复了健康，田壮壮要感激的是玉纹的无私与奉献。
剪掉出墙的红杏，将枝桠做一个标本，那也不照样是一种“美丽”?费穆讲述的是期待与张望，田壮壮讲述的是一个男人获得救助的故事。
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让我想起李安的《饮食男女》，最独立最要强的二女儿吴倩莲回到父亲身边，父亲恢复了味觉。
田壮壮版《小城之春》里，所有的人重新回到原有的生活秩序里，“不道德的婚姻”在温情脉脉地叙述下继续进行，在肯定所有人伦价值的情况下，惟一被否定的就是爱情。
人性的解放在1948年在《小城之春》中被费穆提出来，而到了2002年，却成为田壮壮依然不敢正视的东西，相隔半个世纪的中国电影的对话，以当下的失语和倒退为结果，情何以堪?1948年，费穆和他的《小城之春》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出现是寂静无声的，那是一个正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一个守着没有爱情的病丈夫的少妇周玉纹的幽怨在银幕上迂迂回回地宣泄着，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
费穆先生没有想到他留给后人的会是一部登峰造极之作，犹如《红楼梦》是中国小说无法超越的集大成者，《小城之眷》也成了一部时代越久远，光芒越为耀眼的中国电影。
说不完的《小城之春》，事隔50年之后，我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到《小城之春》的时候，它带给我的震撼是先前中国电影所绝无仅有的。
50年过去了，费穆的《小城之春》似乎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象征，而它在电影叙事上的超前性，在同时代的世界电影之中都绝无仅有，在1948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通过个人情绪来表达时代症候的影片一度缺失。
直到1995年《巫山云雨》的出现，我们才在这部影片里感受到了《小城之春》里所蕴涵的的东西，相隔着一条大江的男女主人公对彼此的漫长期待在最后一个镜头才得以完成。
后来，吕乐在他导演的影片《赵先生》里穿插了《小城之春》的若干片断，向《小城之春》表达丁自己的敬意。
而贾樟柯的史诗电影《站台》的宣传册上更是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句子“死气沉沉的小城春心荡漾的人们”。
难以忘却的80年代，春心荡漾的人们走出了禁锢周玉纹，包括戴礼言的“小城”。
2001年，蛰伏多年的田壮壮以更彻底的一种方式向费穆致敬，重拍了《小城之春》。
新《小城之春》片头字幕上写着“献给中国电影的先驱者”的字样。
重拍或许是有话要说，说得如何不论，我们依然应该感谢田壮壮，他至少让我们再度对费穆先生的《小城之春》投去更多的关注。
电影《车票》的经典台词
车票：妈妈，我该怎么再爱你一次
（自己压缩文字）说起车票给我的第一感觉，应当是亲切。
很奇怪的字眼——我既没有片中故事所述经历，也和幕后主创哪一个都不认识，这种亲切，只是来自于这部片子所掠过的风光。
很巧，车票涉及到的几处风景绝美之处，我都去过。
影片刚开始说的是大理、中甸，之后深入梅里雪山脚下，不少飞来寺的戏，而女主角寻母所经过的怒江一带，也主要是茶马古道上的丙中洛和如今滇藏线上的盐井。
有人肯定会惊奇，藏地应该主持佛教，张之亮怎么会选择了一处教堂作为故事的载体
片子里对此并没有特别说明，但滇西一带，因为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法国传教士从东南亚翻山入境，那里的各民族（包括其实是居少数的藏族）从原始宗教一下子跨入的，确实是基督教和天主教。
今天，怒江两岸还随处可见教堂，怒族、僳僳族等在当地占多数的少数民族，也都笃信基督教或天主教。
车票里的教堂圣歌，自然不是编剧强加于那里的想象。
如果运气好，碰上周末做礼拜，那么在怒江两岸大大小小的教堂，都会响起悠扬的圣歌，当然，是用怒族或僳僳族的语言谱成的词。
当地的无伴奏合唱是如天籁一般纯洁优雅的文化遗产，随着交通迅速发展，怒江州的道路极大改善，年轻人外出打工越来越多，它已渐渐变成旅游开发的重要揽客之道。
同样可担视觉奇观的还有溜索、盐井，后者竟引得身边的观众们纷纷低语，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说来有趣，车票给我最大的感动，竟不是它的核心主题母爱，而是云南如诗如画的风景。
当镜头在十三座白塔处眺望天边的卡瓦格博，以及脚下的飞来寺，我忍不住回忆起在云南自由游荡的时光，看见大神那一刻，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不过大概这种看法，导演不会喜欢的，他借助了云南这里的景色，却绝不愿意它变成一部让人只记得空镜头的风光片。
毕竟车票不是另一部德拉姆，港岛文艺片大拿张之亮也不是人类学爱好者田壮壮。
故事片拿风光和民俗说事一定得谨慎，一不小心就陷于猎奇的窠臼。
前不久看过的表坊意淫大作这儿是香格里拉，就气得我七窍生烟。
当年陆川拍可可西里，广被诟病的也在于此。
在我格外关心的这一点上，车票控制得比较好，起码在风光抓人的段落，不会让观众意识到有冒犯或猎奇之嫌疑，画面、音乐、故事，结合得相当诚恳诗意，既无自言自语的书呆子气，也没故作姿态的精英或城市视角。
这是车票最让我满意之处。
自飞跃黄昏、笼民以来，张之亮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对敦厚温和的知识分子情怀，车票也延续了这种风格，恍然间又回到飞跃黄昏时代的温暖和挥洒。
锋芒不露于外，也就大大降低了犯下文化禁忌的风险，滇西的特殊文化背景，在故事中成了赏心悦目的背景，即便有所利用，也小心克制不加大肆渲染。
张之亮想必清楚，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正面表现和深入这种遥远的文化，而实际上，整个故事并不直接与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相关。
同时，他最聪明的一点在于，选择了相对不为人知的基督教来作为宗教背景切入。
这种选择不论对增强影片的表现力，还是对减少踏进文化或风光片陷阱的风险，都是有着极大好处的。
第一，他来自香港，新浪潮主将，中西文化熏陶，基督教比起常见的藏传佛教命题来，他更容易也更善于把握。
第二，佛教的要义和本片的关键词母爱，偏离得相对较远，而基督教里不论是圣经故事本身，还是牺牲和救赎的要义，这都与故事主体——寻母记息息相关，简直到了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步。
所以，车票的西方宗教取向，让它脱俗，而又无涉猎奇。
做好了这种文化和风景上的铺垫，可以说，车票的云南部分至少观感上是舒适愉悦的。
而有了金雅琴、午马等老演员时不时的插科打诨，车票又增添了不少幽默——这种趣味横生的细节，在多年前的飞跃黄昏中曾是吴耀汉与冯宝宝征服观众的法宝。
从故事上看，车票也并无大纰漏，最后亲生母亲秘密的揭开，使得整体叙事的悬念得到了提升和加强，也补上了一个戏味十足的结尾。
然而，张之亮多年以来在港产导演里的“中上姿色”，令车票的弱点也暴露无遗——此前已提到他一以贯之的温和敦厚，也成了他不少作品，包括这部车票在内，最终没能成为一流佳作、总在中上徘徊的根源所在。
故事尚可，表演尚可，综合起来整部影片本身质量也只能说“尚可”。
他的绵软无力，是温厚文人气的一个致命副产品。
在车票里，面对陌生文化环境，他已显露出需要借力的不自信。
笼民拍得真好，但那样的锐气，在后来的张之亮身上不复再有，到了抢钱夫妻，讽刺路线走对了，却感觉有些过于老道不肯发力。
车票的剧本其实写得也算缜密，医院病婴、智障家庭是两条指向核心命题的有力支撑腿，但手法纯熟之余不见创新和锐气，母爱主题虽温馨，但导演气质和野心也温和得到谨慎小心近乎不思进取的地步——时代在变，过去了二十年，他似原地踏步。
比如病婴生死问题，是以主线外的支线开戏，但一开始即将严肃的伦理问题推给观众，实有生硬说教感，而冗长不加节制的手术室内外，差一点令人失去耐心。
此后的寻母过程，节奏上调配得不错，注意了悬念的延续，间隔出现的风光和诙谐小段，削弱了影片时间流逝的痕迹，但作为一个需要最后解开重大悬念的故事，剧力又有所略欠，观众可以跟着走，但情绪上波澜就显不足。
说起来，这么些年，论社会问题剧，拍不过许鞍华，论女性题材，拍不过关锦鹏（自梳还好，慌心假期到了后半段诡异得离谱，令人有种火车脱轨的感觉），有机会尝试古装大制作，但要说视觉冲击力和人物塑造，我倒是更喜欢后生李仁港的见龙卸甲这种口味较重之作。
张之亮与徐克、许鞍华、关锦鹏差不多出道，成就却拉开距离，在作品上的差距，恐怕也正是导演本身在内心世界上的缺憾。
第一代导演到第六代导演
第一代导演 第一代导演活动的时间大体上是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他们是中国电影的先驱，在拍摄条件非常简陋、艰苦，又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创作了中国第一批故事片。
郑正秋、·任彭年、侯曜、沈浮、史东山、何非光、袁牧之、蔡楚生、洪深 第二代导演 “第二代导演”主要活动时间是在三、四十年代，部分导演一直到五、六十年，甚至八十年代，仍工作在电影岗位上。
“第二代导演”最大的成就是，由他们开始，中国电影就思想内容而言，开始真正从单纯的娱乐——“玩耍”中解放出来，开始比较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从娱乐中发挥社会功能。
在艺术上，这代导演最大的特点是写实主义，同时，他们注意把“写实”和电影化结合起来，开始逐渐掌握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
尽管这代导演的“戏剧意识”还比较强烈，但他们已从对戏剧的摹仿从形式转向内涵，即逐渐摆脱舞台的局限，充分发挥电影艺术之所长，只是在故事情节上强烈地追求戏剧悬念、戏剧冲突、戏剧程式。
可以这样说，中国电影从这一代导演开始，才显出自己独立的价值。
这个时期，中国的电影表演艺术也属于由萌芽到起步阶段。
·陈怀皑、桑弧、崔嵬 第三代导演 第三代导演的活跃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也是中国电影的曲折发展时期。
这一代导演在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表现生活的本质，在影片努力反映时代，深入地展现矛盾冲突，以及在民族风格、地方特色、艺术意蕴等方面的追求上，都有十分有益的探索，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谢晋、谢铁骊、谢添、沙蒙、水华、林农、李前宽、肖桂云、凌子风 第四代导演 第四代电影人大多是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构成的创作全体，他们一毕业就遇到文化大革命，以至于他们的创作生命是从1978年以后才开始的。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导演在学习时期没能接触到苏联以外的电影，这直接影响到*导演电影语言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但他们提出电影不应该受僵化的舞台限制，应该选择自然、真切和简单的形式挖掘普通生活的诗意和哲理，同时也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
整个*的创作高潮正是伴随着这次反思而爆发的，*的创作带动了中国电影的复兴。
农村渐渐成为*作品的中心题材，他们以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缩影的表现手法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第五代导演。
·黄蜀芹、黄健中、郑洞天、谢飞、王启民、滕文骥、吴贻弓、丁荫楠 第五代导演 “第五代导演”是指一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导演。
他们的作品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特别强烈，给中国影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吴子牛 第六代导演 “第六代”不仅是一个时空意义上的聚合体，更重要的是由一个文化姿态、创作风格相对一致而形成的在1990年代带有先锋性、前卫性、青春性的创作群体(或群落)。
他们在当代中国影坛形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电影趋势或电影现象。
“六十年代生人”的“第六代”成长于80年代，浮出海面却是在1990年代初，这是一个中国人内心世界产生极大转变的年代。
也许是创作历程的艰苦，也许是自身艺术生活的独特性，也许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第六代”的电影从一开始就体现着一种灰色调，他们的视角与以往有很大的变化，摇滚人、艺术家、同性恋、小偷、妓女——一群不被关注的边缘人进入他们的视野，在混乱的情感纠葛、迷茫的追求、琐碎的细节描写和俚语脏话式的台词包装下讲述当代城市青年成长的故事。
·路学长、贾樟柯、王小帅、李少红、孙周、姜文、叶大鹰、冯小宁、冯小刚
孙子从美国来的观后感
《孙子从美国来》是以皮影戏的传承保护为生活原型的电影，由著名导演田壮壮监制，电影编导曲江涛导演，罗京民和刘天佐主演。
电影剧情 主人公华县皮影戏老艺人——老杨头，崇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孙悟空人物,另一主人公是美国的小男孩——布鲁克斯，则崇拜西洋文化中的蜘蛛侠。
其中一条主线是，布鲁克斯父母当作为志愿者赴西藏可可西里参加藏羚羊保护行动时，委托老杨头照顾小洋人布鲁克斯，期间老杨头和布鲁克斯在生活习惯、语言形式、行为思维以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的相互排斥、对立，经过曲折的碰撞和相互之间的包容、接纳以及关爱；另一条主线是，镇文化站站长请缨老杨头出阵，以师带徒传承保护华县皮影戏，因老杨头曾在“文革”中受过冲击，回避担当此任，经过站长的苦口婆心努力和生动的典型说教，老杨头最终接受了任务，办起了皮影戏和皮影雕刻艺术短训班。
我最我感动的是布鲁克斯问爷爷的一句话“孙悟空真的能打赢蜘蛛侠吗”，而爷爷的回答是“他们为什么要打架呢，他们可以做好朋友啊”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合璧，爷爷与布鲁克斯的友谊。
布鲁克斯还问过爷爷春节是什么，爷爷说春节就是大团圆，要大家一家人坐下来吃团圆饭。
布鲁斯也说要和爷爷吃团圆饭。
皮影也是这部电影的另一个重点，因为老杨头曾在“文革”中受过冲击，回避担当任以师带徒传承保护华县皮影戏的重任，经过站长的苦口婆心努力和生动的典型说教，老杨头最终接受了任务，办起了皮影戏和皮影雕刻艺术短训班。
让皮影有了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