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快板是天津的，是山东的
山东是快书
谁有秦腔《拾黄金》全本的戏词
《拾》(全) （孙版） 孙存蝶《拾黄金》(全) (快板)说,说,说我穷,道我穷,人穷干下了穷营生, 昨晚我睡在个城隍庙,北风吹的浑身冷, 想那几年,我运气正,挣下的钱那就拿不动, 雇上个伙计往家里边送,说爹也是喜,妈也是喜, 我媳妇子一见哟,哟.就胡骚情,锅灶里边它烙的更嘣, 这几年,我运气瞎,掷骰子一掷个瞪拧八, 打牌不来扛头花,家财田财好产财,卖了个清静再没啥, 没办法,咋办冾,搂着个肩膀跑回家,爹也是打,妈也是骂, 我媳妇子一见呸,呸,不要脸的东西你死去吧, 你说叫我这可咋冾,死不死,不由咱,她能唾来这我能擦, 厚着脸皮将她气,没了想就气死了爹和妈, 媳妇子离婚回了娘家,丢下我,光棍汉, 大街乞讨渡生涯,哪一天,我运气好, 隔壁子二婶对我聊,隔门递给我一碗饭,只顾着吃,可没顾着看, 一个丫环好捣蛋,隔墙撇来了一块砖,不偏不正打了个端, 打了碗,倒了饭,大狗吃,小狗看,把我就气的个翻白眼, 没奈何,回庙转,搂着个肚子把觉眠,鼓打一更一点半, 冻的我,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啪啦啦啦战, 鼓打二更二点半,冻的我,清鼻流成长丝线, 鼓打三更三点半,冻的我,好像孙猴子吃辣蒜, 鼓打四更四点半,冻的我,滚成一个圆蛋蛋, 鼓打五更天明了,拉了个棍子可又走,东走走,西走要, 要到何日才能了,才能了,才能了,你说何日才能了, 才能了,才能了,一定是个不得了, (白)哎!只因我不把正事干,流落在大街来讨饭,昨晚睡在城隍庙,西北风吹的我浑身战姆,我的爷呀,啊...啊,昨天晚上我睡在城隍庙内,睡在了半夜前后,似睡不似睡六睡不六睡,似六不睡的时侯,城隍老爷与我拖了一个好梦,是他老人家言道,胡来呀胡来,观见你十分样可怜,我今天大发慈悲善念,赐与你黄金一锭,你不必沿街讨饭,是我上前把黄金这么一接,哎呀我的家家,虽然未曾上称,足有半两轻重,我不再大街讨要,置下了良田万倾,盖下了高楼大厦,嗨嗨,真有享不尽的荣华,哎,说啥呢,是我真在高兴,翻身一觉睡醒,冻的我浑身僵硬,原来是一个好梦,哎,好梦归好梦,是啥也不顶用,此间不想梦中的事, 大街讨饭,哎, 唱)我叫叫一声呀爹娘呀爹娘,哎,我今生今世实在舍不得的爸爸妈妈啊, 哎.....哎,哎,自从把你二位老人家糟蹋以后,哎也就是说, 把你二位老人家气死以后,换一句话来说,把你二位老人家牺牲以后, 哎总的来说,把你二位老人家完了蛋以后,丢下了你娃胡来无人管教, 是我不务正业胡做乱为,将家产踢尽,流落在大街乞讨, (白)乞讨不上常叫狗咬,这样下去,何日得了, (唱)我自想起讨饭之事,我好不哎,哎,羞惭了,在大街哎,好不丢呀脸, 想起了呀啊,二爹娘,我好不心酸,提起来讨饭事我好不羞惭, 倒不如做农民自耕自穿,倒不如铁匠铺去称煤粉, 倒不如学唱戏快乐无边,倒不如学卖挡胡谝闲传, 倒不如学旋头去转圈圈,此间莫把苍天怨,只怨我懒病把身缠. (白)哎,你看把他家的,人正走的欢着呢,可碰见这么高的个坡把我挡着了,哎,说啥呢,肚子饿的要紧,强打着精神上坡,走,呸,哎呀,噢..,噢..,哎呀,哎呀,哎呀我的爷呀,哎,这真是山羊把尾巴掉了,瞬的(倒霉的意思)就说不成了,哎,这人正走的欢着呢,这放了个啥把我拌了这一下,哎,哎呀,观见的大路旁边谁给放了个这么大的个红纸包,这是个啥啥, (唱山歌)哎哟嗨哟,上到嘛高山这就望平川哎, 哎呀就这个花哎,平川里呀就长的是牡丹呕失, 哎呀,这是个啥啥,大红大红的诸红纸包着,嗯,捏起还硬硬的,嗨呀,掂起还重重的,哎这是个啥啥,哎这,这这这这..哈,哈,想必是苍天开眼,我的世来运转,应了昨天晚上的好梦,城隍老爷赐与我黄金一锭,哎呀怎不叫我高兴那,哈哈啊,嗨嗨哎........耶,咱可不可轻狂的过火了,常言道,人狂莫好事,狗狂挨砖头,小心我这个福薄命浅,看守不住家产,我还是闲传少谝,莫叫别人看了蹭眼,金子装在怀里,不言不传的走远,走,走.走,呀,嗨,说什么不言不传的走远,常言道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横财不发,想我花子胡来,有这么一锭黄金,真是热锅上的起面发的噗吃噗吃的了,哎呀,哎,说啥呢,关键人家发了财的人,人家都给神还愿,想城隍老爷赐与我这么大的恩德,我何不与城隍老爷还愿一回,对,给城隍老爷还了愿方保我的黄金莫破散,闲传少谝,城隍庙里还愿走咧, (唱)拾到了黄金黄金心喜欢我哇哈哈, 城隍庙里把愿还,急促走来用目看不觉到了庙门前. (白)哎呀,说说笑笑来到了城隍大庙,观见四下无人,待我进了庙门呀,这是城隍老爷的宝座,把咱的家具放到这,待我好好的对城隍老爷奉承几句,哎城隍老爷, 是你老人家大发慈悲善念,赐与娃我黄金一锭,我心意过意不去,前来给你还愿,城隍老爷,招呼着噢,咋着呢,娃我先给你磕头,哎,娃我再给你磕头,哎,城隍老爷,娃磕的高兴了,再给你磕个响头,哎,哎,哎,把他家的,一下没小心咋翻了个跟头,哎,不要紧,这一下把心放下了,坐在这个无人之处,把我这个黄金给他看一下子, 哎,哎,哎,哎,哎呀,我给城隍老爷把头磕给了,这心应该放下,我这个心在肚子里边还提里突鲁,库里出里,镗镗镗镗的敲鼓呢,这是弄啥呢,这,这,这,啊,想起了,啊,哈想起来了,关键人家发了财的人,给神还愿的时候那都是唱戏呢,是我一个大街讨要之时,经常爱逛庙会,看那唱的那戏多的很,可是灯影子戏皮影子戏,大戏小戏木偶戏,那剧种也复杂的很,可是秦腔眉户碗碗腔,河南的曲剧加光光,京剧豫剧黄梅剧,湖南出的花鼓戏,四川出的是川剧,甘肃的特产是隆剧姆,嗨,这些戏都不错,我还学了几段莲花落的呢,你当啥的呢,对,让我把城隍老爷问一下,看城隍老爷想听啥就唱啥,城隍老爷,你看娃的这个心意还过意不去,还想给你唱几折子戏,但不知你老人家想听啥戏,想听啥你就点啥啊,不管一村雪二度梅三滴血,四进士五女拜寿六月雪七品芝麻官八件衣九连子十道本,你想听啥就点啥,保正唱的莫嘛达,哈哈,城隍老爷这个人老心还脆,还想听一个花亭会,啊把他家的,家,家,家,花亭会就花亭会,我娃我的拿手好戏,城隍老爷在上,娃的花亭会给你唱开了, (唱)前边走的高文举,后边紧随张梅英, 高文举作礼把妻看,张梅英后边观貌容, 高文举打坐花厅上,张梅英提衣泪盈盈, (白)下跪尔是宗保,是儿,这几天不见你奴才干什么去了,巡营嘹哨去了,你二位叔父言道,你奴才已在穆柯寨招亲,可曾此事,件件事实,走,好一奴才这就不是,圣上无旨，为父无令，奴才已在穆柯寨大胆招亲,只说父将儿啊，斩过了。
(唱)延景怒冲冠，骂一声奴才田玉川, 父命儿巡营去瞭哨，奴才大胆地游龟山, 王朝马汉你守望,将奴才活埋在苟家滩, (白)噢,校卫们,哎,你将奴才押上走,儿呀,你不怕死,我不怕死, (唱)啊,我把你不怕死的奴才,不怕死的话儿再莫讲, 儿的父未曾在朝廊,哎,哎,哎,哎,哎,刀斧手呀,押奴才金殿里上... (白)哎,算了,把人唱的上气不接下气,酸气的,唱啥呢,这一下我把心放宽,坐在这城隍庙里边,先拿起我的二分半,把我的黄金看一看, 噢,哎呀,不少,哈哈哈哈,哎呀不少不少, 有这么一锭黄金,从今往后,我不是给你吹牛,看我吃啥家喝啥家,穿啥家戴啥家,穿绸子,挂缎子,扯绫子做面子,不愁吃不愁喝,别的事情先不说,先给我办上一个漂漂亮亮,大大方方,新新堂堂,能能行行的个好老婆,哎,这是头等大事,哈哈,这我给他先拆黄金,黄金出来了啊,哎我的黄金出来,哎,哎,还包着,哎还包着, 嗨有这么一锭黄金,从今往后,穿的戴的不上算,把我吃的饭看一看,七个碟子八个碗,整个桌子都摆满,鸡丝盆子炸酱面,八宝藕粉甜稀饭,汤面干面 面,每天早起荷包蛋,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米面油盐钱,荣华富贵享不完,给我办上个老婆我还不孤单,还撩的很嘛,拆黄金拆黄金,黄金出来了啊,哎我的黄金出...哎,哎,哎,哎,还包着,哎还包着, 嗨,有这么一锭黄金,从今往后,吃的穿的不上算,把我吓的再看一看,菠菜韭菜蒜苗子,黄瓜葫芦粉条子,白菜箩卜黄花子,芹菜洋芋红辣子,猪肉割上几吊子,再买些羊肉炸臊子,粉条肚子汆丸子,还有那八宝甜盘子姆,美的很姆,拆黄金拆黄金,黄金出来了啊,哎我的...痍,痍,还包着,哈还包着,
荀慧生的资料
荀慧生(1900～1968) 男，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
原名词，又名秉彝、秉超，字慧生，号留香，艺名白牡丹。
出生于河北省东光县（现为阜成县）一个捻售线香的手工业之家。
幼年家贫无以生计。
1907年随父母到天津谋生，父亲将他与兄慧荣卖予小桃红梆子戏班学戏。
不久其兄不堪忍受打骂私自逃走，只剩慧生，后被卖给花旦为私房徒弟，自此，荀慧生沦为家奴，吃尽苦头，但他仍以巨大的耐力与毅力坚持每天练功。
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功练出了硬本领，唱、念、做、打无一不精。
1909年，荀慧生以“白牡丹”艺名随师常在冀中、冀东一带农村市镇唱庙会和野台子戏。
1910年荀慧生随师进京，先后搭庆寿和、义顺和、鸿顺和、天庆和等梆子班。
辛亥革命前期他去天津曾同革命戏剧家王钟声，同台演出《革命家庭》、《黑奴恨》等戏，后向陈桐云、李寿山、程继先学习京昆艺术，直到十七岁才独立成班。
1918年与刘鸿升、侯喜瑞、梅兰芳、程继先开始合作，演出《胭脂虎》、《霓虹关》等戏，又同杨小楼、余叔岩、王凤卿、高庆奎、朱桂芳等合作，并拜王瑶卿门下学习正工青衣。
同年杨小楼应上海天蟾舞台之邀和尚小云、谭小培合作演出，请荀慧生担任“刀马旦”，公演引起轰动，人称“三小一白”（即小楼、小云、小培和牡丹）。
荀慧生的表演生动活泼，扮相俊俏，使上海观众耳目一新，被赞为“誉满春申”，后又与周信芳、冯子和、盖叫天、小达子等人合作，演出《赵五娘》、《劈山救母》、《九曲桥》、《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戏，名震沪上。
上海国画大师吴昌硕同知名人士严独鹤、舒舍予也为宣传和扩大荀慧生的艺术影响到处奔走。
荀慧生喜欢作画，1924年正式拜吴昌硕为师，他又向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李苦禅、王雪涛等名师求教，丰富了他的艺术生活，提高了他的艺术素养。
1927年北京报界举办京剧旦行评选，他与梅、尚、程一起被誉为“四大名旦”，这也标志着他艺术走向成熟，得到社会肯定，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剧本、唱腔、表演、念白、到服饰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的实践与探索。
他演出的剧目有三百多出，主要包括《红娘》、《红楼二尤》、《杜十娘》、《荀灌娘》、《钗头凤》、《十三妹》、《玉堂春》、《金玉奴》、《得意缘》、《卓文君》等。
在唱腔艺术方面荀慧生大胆破除传统局限，发挥个人嗓音特长，吸取昆、梆、汉、川等曲调旋律，大胆创新。
这不是简单的一曲多用，而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感情与心境出发，字正腔圆，腔随情出，令人着迷。
他善于使用上滑下滑的装饰音，听来俏丽、轻盈、谐趣具有特殊的韵味。
他还十分注重道白艺术，吐字清晰，声情并貌，他创造出融韵白、京白为一体的念白，韵调别致，具有特殊的表现力。
表演方面他强调“演人不演行”，不受行当限制，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突破，他塑造的许多少女、少妇的艺术形象，具有大众化、生活化的特点。
娇雅妩媚、清秀俊美、风格各异。
建国后，荀慧生遵照周总理签署的戏曲改革指示，为京剧艺术改革做出了大量工作。
1952年获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老艺术家表演奖。
他历任中国戏曲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河北省梆子剧院院长，河北省政协委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等职。
荀慧生一生收徒之众，不计其数，他指导和亲自传授的后人、学生、徒弟有：吴纪敏、金淑华、李薇华、荀令莱、宋德珠、毛世来、童芷苓、李玉茹、李玉芝、吴素秋、赵燕侠、小王玉蓉、张正芳、尚明珠、厉慧敏、陆正梅、宋长荣、李妙春等等，还有许多人虽未拜师，但多得其亲授。
诞辰：1900年1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二月初五日 逝世：1968年12月26日，农历戊申年十一月初七日
急求
我要在农村新年初五晚上为百姓主持欢庆晚会。
急求主持串词，开场白。
山药蛋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
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 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 基础。
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 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流派。
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 《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赖大嫂》、 《宋老大进城》等。
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 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 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他们笔下的 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 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
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 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 的形象。
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 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 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 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 方色彩。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 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之后，山 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 力。
浅谈“山药蛋”派 社会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做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理应五光十色，万紫千红，各具特色。
因此，在文学艺术的花园里出观不同的流派，是规律性的令人可喜的繁盛景象；但是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多少年来，人们口不敢谈流派，作家们更不愿被人视为一流派，至于对流派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便更提不起来了。
打倒“四人帮”，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精神光辉照耀下，文学艺术界为了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把文学流派的研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出观了使人欢欣鼓舞的局面。
这个时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被称之为“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又受到全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视，在山西，讨论相当热烈，曾在《山西日报》上展开了一段群众性的讨论。
这对进一步系统总结与发展这一流派，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里我想就《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艺术特色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和前途谈一 些看法。
赵树理（1906—1970），人民艺术家，小说家。
山西沁水人，出生于贫农家庭，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剥削，从小喜爱民间艺术。
1925年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次年被捕入狱。
出狱后当农村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农村。
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
1937年抗战开始，他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区长、《黄河日报》副刊编辑、《中国人》副刊编辑等职。
40年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的创作和发表，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49年全国解放后，致力于大众文艺的研究工作，主编《说说唱唱》和《曲艺》。
他出席过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次文代会，第八次党代会，担任过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
1955年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深刻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其他如《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灵泉洞》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
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并富于幽默感。
赵树理为人民大众的创作道路，已在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领域内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马峰、西戎、孙谦、束为、胡正。
赵树理的很多作品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学，成为世界文库的宝贵财产。
1970年赵树理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年仅64岁。
“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 中国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即开始了文学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历程。
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发展，到三十年代“左联”捉出了文学大众化的课题，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作家仍被隔离在工农革命生活圈外，大众化没有能给予实践的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生活在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文学家纷纷奔到了抗日前线，他们和亿万工农兵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息息相通，生死与共。
这样，便有可能完成革命与历史向文学提出的大众化的要求。
同志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时期及时地总结了“五四”到“左联”以及苏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革命作家更为自觉地走大众化之路，写工农兵与为工农兵而创作。
产生了歌剧《白毛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散文《荷花淀》，小说《高于大》、《种谷记》等等，继承与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并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当中，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直接取材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并以那新鲜的朴实的民族形式，活泼的生动的群众语言，健康，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描绘了全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生活与斗争风貌，创造了新的大众化的形式，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的热爱，也受到了中国著名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人衷心的赞扬。
赵树理是时代的产儿，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代表，而被誉之为“人民作家”，自也属当然。
有的同志说赵树理是一些领导人“吹”成作家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毫无根据。
赵树理的出观，为太行根据地的一些土生土长的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具体指出了创作的道路：不少人就地取材，运用自己打小操纵的家乡语言写出过不少富有泥土气息的大众化的作品。
但这时尚未形成一个流派。
一九四五年，马烽、西戎同志写出了《吕梁英雄传》，这两位生活与战斗在吕梁边区的青年作家，在同志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通过他们深入农民生活的亲身体验，走上了和赵树理一致的创作道路，这时也还未被人看作派。
这一派的形成，是在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他们又陆续由北京等地回到了山西，以《火花》(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为阵地，赵树理发表了《锻炼锻炼》，马烽写出了《饲养员赵大叔》、《自古道》、《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写出，了《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写出了《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发表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写出了《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短篇小说，都取材于农村，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曰“山药蛋派”，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
这时，除了这些老“山药蛋”，山西又涌现出了一批小“山药蛋”：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杨茂林等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风格都比较接近老“山药蛋”们。
此后，这个流派并不是直流而下，顺杨无阻的发展，常常遭到低级啦，过时啦等等的非议，这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上面来的一股极左思潮，曾经几度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作家与作品进行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批判，几经沉浮，到文化大革命，简直遭到灭顶之灾。
主要的几位作家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兵”和所谓文艺黑线人物，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而赵树理更惨死于“四人帮”的手下。
但是，令人深思的事实是：“山药蛋”不但没被铲了根，绝了种，反而出观了又一批生机勃勃的新的小“山药蛋”。
突出的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田东照等人。
一九八O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得奖作品，北京的作者五人，最多；以省面论，山西三人，最多。
这三人中，马烽自不用说，青年作者张石山便也是个“山药蛋”，他那得奖作品《镢柄韩宝山》，比马烽还“山药蛋”，赵树理的味儿浓极了。
饶有兴味的是除了山西出“山药蛋”，河北也出了。
河北有两位青年作者：贾大山和赵新，自称是“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有兰股“醋味”，是“山药蛋”。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山药蛋”派的生命力。
它不因人“吹，，才生长，也不因人压制就枯蔫，它的根芽深植于历史的发展与观实的革命要求中，有着源源不绝的营养供应，焕发着茁壮的生命之力。
“山药蛋”派的特色 首先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
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
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
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
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
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
我以为这不能不说是“山药蛋”派的一种特色。
其次，“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
然而，同是革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
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金生父子兄弟姐妹都是聪明干练的社会主义带头人；在马烽笔下更塑造了一系列如田春生、韩梅梅，田局长等普通社员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然而，和这一方面的成就紧紧相联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
甲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列宁语)，我们用不着再举什么三仙姑、二孔明、小腿疼、赖大嫂、田木瓜、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了，“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为实观这一主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的艺术形象，其中不少形象在山西可以说老幼毖知，家喻户晓，成为人们的一面面镜子。
这是“山药蛋”派的艺术功绩也是他们观实主义特色最为光彩耀人的表观。
第三，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
他们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
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
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
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第四，关于艺术形式的特色。
这，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的确，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
马烽、西戎、胡正等同志，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
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赵树理曾说他对民族艺术的传统是什么也继承了，什么也没有继承。
这也可以说是“山药蛋”派共同的经验概括。
除了《吕梁英雄传》，我们可以看到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模仿而外，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即看不到模仿的痕迹，显然是中国汉民族式的叙事形式，而又和旧的形式截然不同，令人感到非常新鲜。
这原因即在于他们；第一、对于民族形式不是套用，而是吸收其可为我用的精华；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注重从外国进步文学中吸收营养。
赵树理原也是个洋学生，他本是由鲁迅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著作引导而走上文学道路的。
青年时期，他曾写过欧化而充满抒情诗昧的小说。
其他作家在刚踏上文学的途径时，都有类似的经历。
束为初期的小说，颇具契诃夫的特色，胡正的第一篇小说《碑》，不论从语言到结构，都象翻译小说，马燎、西戎，孙谦都写过类似的作晶。
正是由于此，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
比如拿《登记》来说，用的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吧?可当小飞娥从地上拾起燕燕口袋里掉下的一枚罗汉钱时，一下勾起她二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便叙述她的罗汉钱的故事。
这不明朗使用了外国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了吗?《互作鉴定》以一封信开头，《锻炼锻炼》以一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开头，《套不住的手》光写陈秉正老人的一双手。
这些都融合着外国的手法。
马烽的书信体的《韩梅梅》，好几篇第一人称的小说，《结婚》的横截面写法，外国艺术手法的采用更为明显。
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了，相反是丰富了他们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每写一字一句都在考虑着他们的读者——农民的口味。
他们烹制的精神饭菜，务必要让农民吃起来香美可口，吃完后还余香满口。
因此，他们一不愿让农民老吃老陈饭，二不愿他们吃吃不惯的西餐，总是适应着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吸收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精英，并以此为基础，在不破坏农民的口味下，化入外国的艺术手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的(包括民间的)艺术传统特点呢?从艺术形式上说，可总括为一点：行动性强。
要求故事中的人物加强行动，不要中断故事；就要求融景物于叙事、画人物肖像通过另一人物的眼睛，要求人物的一抬手一动脚有心理根据，从而把心理描写体现在行动上，而不去由作者脱离人物行动作静态的心理刻画等等“山药蛋”派的作品比较强烈地显示了这个特点。
而这一特点带来的优点是:重用白描，寥寥几笔便神情毕肖，符合“一以当十”的艺术原则。
怎么竟然可以说，这样的作品是缺少艺术性的低级作品呢? 第五，语言的运用。
“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
然而，仅仅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山药蛋”派的文学语言特色。
孙谦同志谈到。
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
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
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
孙谦同志的话，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也概括了“山药蛋派”作家们运用山西群众语言的共同特点： 1．土而不僻。
山西省在全国来说属于方言复杂的省份之一。
如果让马烽、孙谦出生的孝义飞文水的农民和赵树理家乡沁水的农民坐在一起，都操地道的家乡话，彼此真会如对外国人，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
可是他们用山西群众语言写的作品，不只山西农民念了听得懂，便是其他不少省的农民也懂。
这正是由于他们十分注意以全民族的语言规范为标准，对山西的群众语言进行精选，力避地方语言的偏狭的结果。
“大姨子”“小姨子”这样的称谓，至少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农民口头是说的吧?马烽在《村仇》里换成文绉绉的“妻姐，，(‘妻妹”）了。
山西农民口头常说的“咋”飞“甚”飞“干啥”之类词，在赵树理作品里一个也找不到，他换成了“官话”：“怎么”“什么”“做什么”之类了。
那么，他们又怎样表现山西群众语言的乡土气息呢?一种是选用能为外省人所了解的山西话，如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里用的什么“柿子洼的客”，便是地道山西话，不，山西许多县称“客人”也不称“客”，有的称戚”，有的称“成人”“客人”。
上党地区称“客”，那含义也颇多，在《板话》里是指“亲戚”而言。
这个上党地区特有的称谓，由于基本上不离全民族的称谓法，本省，外省读者读起来立刻可以意会，便不觉隔膜了。
这是使他们的语言土而不僻的一种办法，但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善于掌握与运用能表现山西农民气质和心理习惯的说话方式，不用一句方言土语，也醋声醋调显出山西味儿。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举个他们作品外的例子。
马烽曾经说，在一次会议上， 就餐时他和老舍，赵树理坐在一桌。
他曾问这两位群众语言大师道：“你们两位互换一下语言来写作，行不行?”赵树理说：“我没那能耐。
”接着老舍说：“那我们俩就全毁啦!”(大意如此)这里不来讨论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探讨一下他们说话方式的差异。
老赵和老舍说的意思一样；不可能。
但老赵的话是就本身能不能直接进行回答的，于是显得直而朴；老舍则避开正面的回答就假设推论的结果言，富有想象力，就显得婉转且俏皮。
他们俩并没有用山西话或北京特有的土话，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两句话便发散出山西和北京群众语言固有的地方味儿。
人们常说要熟悉群众语言，以为就是记些土话，歇后语之类，其实那样永远不会熟悉得了，真正熟悉就要如老舍、赵树理这样，非常烂熟于他们所使用的群众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一张嘴，一下笔，就是谁都听得懂，看得懂的满口满篇的乡音土调。
“山药蛋”派作家们对于山西群众语言大都有这样深厚的功力，因而所写既是地道的山西群众语言，有着浓郁的乡土气却没有芜杂的令人费解的偏僻方言。
2，通而不俗。
文学是语言艺术，“山药蛋”派创作自己的作品自然要求语言能吸引入、感动人，就是说要有艺术表现力。
因此，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时时注意摄取活在群众口头上的优美的语言。
“看看那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那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
”(赵树理语)他们从群众语言宝藏中不断地发掘，提炼艺术的语言。
在山西各个方言区内存在花样繁多的骂人的话，有不少俗气、油滑的说法，比如歇后语之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般都摒弃不用。
他们的语言不乏幽默、讽刺，但都正正派派，体现了群众素有的乐观性格，绝无无聊的插科打诨，流里流气的贫嘴恶舌。
他们使用的是提纯了的山西群众健康的纯净的艺术语言，发挥了群众语言的形象美、灵活美、音乐美的特点，形成朴实中见文采，敦厚中含机智，庄重而又风趣，严肃却又常常闪露诙谐、讥讪锋芒的“山药蛋”派的艺术语言风格：通而不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药蛋”派为丰富汉民族的文学艺术语言做出了大可赞叹的贡献。
上述几方面，不可分割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山药蛋”派所以为一流派的艺术特色。
假若做为流派的标志侧重面在于表现形式，特别在于语言的话，那末，我们更可以概括地说，“山药蛋”派的艺术特色即是，熟练地运用山西农民群众纯净的艺术语言，善于说故事的朴实而风趣的喜剧风格。
缺陷和发展前途 同任何文学流派和有自己风格的文学家一样，“山药蛋”派除了各个作家自己存在的艺术缺陷而外，也存在着共同的缺陷。
比如描写的生活面不够广阔，反映时代的巨烈的矛盾、斗争不够直接有力；包括赵树理在内，也有重事轻人，为了照顾故事性偶有叙述拖沓之处；或强调解决问题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还未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自己的主题时匆忙动笔，以致写出过个别内容不够充实，人物性格缺少个性的作品等。
然而，是否由此可以说，如今这个流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正在走向凋落或变种呢”? 时代在前进，农民从生活到思想以及文化程度都在提高；做为时代社会生活的镜子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赵树理四十年代的作品和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而马烽和赵树理相较，更为重视发现与塑造新的革命阶段出现的新人形象，结构上也更多融入了西欧的手法等，使“山药蛋”派有所发展。
马烽自己呢?也还在发展。
如《泪痕》，由于电影和小说所使用的造型手段不同，风格随之妥有变化，更加一向善于写喜剧的作家来写悲剧，而不能不影响到固有风格的部分削弱。
可是，结构上，故事的完整性，不突断突起，忽前忽后，保持顺序发展，注意安排“扣子”，造成悬念，吸引观众等，仍不失“山药蛋”味。
特别在人物造型上，公安局长的诙谐、乐陶陶的乐观，老贫农的忠厚，会计的机智、幽默，朱克实的洞察一切复杂事物的政治敏感，敢于为党为人民承担风险的大无畏英雄气魄又和谐地统一在他那平易朴实而要和同志开个小玩笑的亲切、风趣的作风中，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在新的形势下的老杨、田局长悲剧，还是有着他们固有的风格：喜剧的色彩。
《泪痕》仍是“山药蛋”。
说是变种，自然可以，生物界本来就时时处于物种的变异之中，但问题是，变异并不意味着全是退化，相反，多数由于取得杂交优势，变种比原种还要好，生物界整个进化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逐渐吸收不同流派的优点以至国外进步文学的优点，促使“山药蛋”不断发展，常常出现新的品种，如新的小“山药蛋”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等，便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向，这是可喜可贺，符合进化律的事。
这绝不意味着“山药蛋”的“凋落”，正充分说明“山药蛋”旺盛的生命力，生机勃勃，因为虽是变种，而是更好吃的“山药蛋”，毕竟不是老白薯或地葫芦啊! 现在农村识字的人，中学生、知识分子多了，这一点“山药蛋”派的作家那一位也比我们了解得多，了解得深，因而在他们笔下早已出现了为广大读者熟悉的各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
由于知识青年增多，我们八亿农民是否已经改变了历史地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以及语言方式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谦虚点，尊重“山药蛋”派的新、老作家们，他们和农民长期在一起又为他们而写作，比我们了解得多也了解得透。
倘以人类各民族的一般历史规律来推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经过长久的历史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特别是语言方式，在短短几十年内便产生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可能。
那末，八亿农民要求文学表现他们，供给他们 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受到广大农民群众(也不止农民群众)欢迎的“山药蛋派”便不可能停止自己发展的脚步。
无锡有哪些民俗风情啊
无贴桃符、门补、春联还有在新年挂钟馗象，以避鬼祟。
传说钟馗善于捉鬼。
风俗大概始于唐代。
无锡民间很多人家还有在门楣上张挂吉庆语句的红单联和剪纸门笺挂络的习俗。
无锡地区在元旦早晨盛行吃糕丝圆子，取团圆高升的意思。
另还要吃面，取长寿、长春之意。
无锡风俗新年中小孩来到，主人就得拿茶点糖果招待馈赠。
亲友中有孩子前来拜年都要赏给压岁钱。
新女婿到岳母家去拜年，一般都选在年初三。
初三称为小年朝，也不能扫地、乞火、汲水、与元旦风俗相同。
无锡还有一个风俗与别处略异，即凡有六十、七十、八十祝寿，都在春节举行，而不是在生日祝贺。
元旦这一天很多地方都有不能扫地的风俗，无锡也是这样。
认为一扫地要把财气扫掉。
年初二即使扫地，也不能把垃圾倒出门，而是堆在屋角边，一直要到正月半，称为聚财。
岁朝风俗忌向人家乞火、汲水，也不动刀剪，又禁止倾倒污水、粪便。
元旦临睡时，又要放二声或三声关门爆仗。
无锡这一天晚上睡得都较早，如有孩童贪玩不肯睡时，父母常哄孩子说：早些睡，今晚听老虫做亲。
无锡旧俗对元旦这一天的气候十分重视，常以这天的天气占卜今后一年的收成。
特色活动 无锡一年四季节庆不断，皆宜旅游，尤以4月－10月为旅游的黄金季节。
主要旅游节庆有： 泰伯庙会:2月4日－6日, 锡山区梅村镇 无锡国际梅文化节:3月,梅园 无锡阳山桃花节:3月-4月,阳山镇 西高山庙会:4月19日－21日,吴文化公园 樱花之旅:4月－5月,鼋头渚 宜兴陶瓷艺术节:5月,宜兴市各景区 太湖旅游节:9月－10月,无锡太湖各景区 此外还有：太湖中秋赏月、马山国际钓鱼节、吴地蟋蟀节、国际门球邀请赛、徐霞客文化旅游节。
无锡过年 春节是无锡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无锡旧俗，年初一早晨开门，要放3声开门爆仗。
早餐吃糕丝、圆子、面条，取团圆、高升、长寿、长春之意。
这天，只吃隔年除夕的剩饭，寓意“有余”。
吃饭时不能以汤浇饭，也不吃粥，怕出门遇雨。
还忌向邻居乞火、汲水，告诫不骂人，不发怒，不讲不吉利的话，祈求全年平安吉祥。
春节期间，晚辈先向长辈拜年，然后至亲友家贺年。
亲友第一次见面时，说些“恭贺新喜”、“恭喜发财”、“恭喜”等话，互相祝贺。
新女婿到岳父母家拜年，一般选在年初三。
老人自年满60虚岁开始，每10年在春节期间设宴庆祝。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哪些
天津市是历史文化名城。
天津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繁衍。
明弘治4年（1491年）有官吏上书朝廷：“天津之地，水陆咽喉，所系甚重”。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津地成为历朝畿辅首邑和我国连接海内外、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
天津地区在特有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祖先们创造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形成了天津市特有的津味儿文化特色。
在天津众多的民间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民间艺术瑰宝。
她创始于明末，鼎盛于清朝，深受人们的喜爱，是我国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维系津沽民族情感的纽带。
中国南北水陆交通命脉的开通和天津漕运的兴起，使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经济日益繁荣，加之镇外盛产杜梨木，非常适宜雕刻画版，即随之兴起，并日益走向兴盛。
曾于此时全镇及周边村庄呈现出“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盛况。
由于历史原因，曾一度衰落，尤以抗日时期损失惨重，濒临灭绝。
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多次的抢救、搜集、挖掘、整理，使之枯木逢春。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图饱满、寓意吉祥、雅俗共赏，加之采用刻绘结合的特色手法，刻工精美、绘制细腻、色彩绚丽，被公推为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首。
更以其历史积淀厚重和文化连续性的特征而扬名海内外，是价值的一种综合的集精神与实用、历史和现世的物化成果，具有历史进程中“活化石”之作用，也是历史时代风貌的“百科全书”。
挖掘、抢救、保护杨柳青木版年画，对研究天津地区民俗文化，以及北方其它年画，乃至中国美术史等方面均体现出重要价值。
她是艺术的代表，在中国民间文化和天津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市杨柳青木版年画于2004年4月被公布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专业性试点项目。
2006年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天津京剧 京剧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由徽调、汉调、昆曲、梆子等艺术形式相互交流、融合而萌发，形成于北京，具有独特风格的，很快遍及全国的一个戏曲剧种。
初始时，并没有“京剧”这个确切的名字，曾出现过“二黄”、“平戏”和“京戏”的称谓。
在它孕育、形成时期，（约在清朝的道光初年），京剧首先传入了京都的门户——天津。
同治中期，皮黄又由天津传至上海。
天津虽不是京剧的发源地，但就其对京剧的传播、张扬、促进，乃至于光大方面来讲，是呈显著之势的。
究其原因是，天津有着适宜于京剧发展的地理环境（地处陆路、水路的南北交通要道）与人文环境（有着爱戏、懂戏的观众）。
从大量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京剧的萌芽开始，几乎所有的京剧名家精英都曾鱼贯津门献出他们最拿手的，或新创作的剧目。
如在声腔曲调和舞台语言方面做出了重大改革而最早成名的京剧演员、“京剧老生前三杰”之一的余三胜，“后三杰”谭鑫培、南派京剧创始人之一王鸿寿，李桂春、盖叫天、杨小楼、周信芳以及后来的“”、“”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来津演出了他们的拿手好戏。
而天津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名丑第一人刘赶三、“后三杰”之一的孙菊仙，创立了武生“黄派”的黄月山、“尚派”的尚和玉以及李吉瑞、王克琴、赵美英等京剧名伶，将众多的剧目呈现在天津京剧舞台上。
天津“票房”的实力也非常强大：窦砚峰、王君直、王庾生、袁寒云、王颂臣等名票不仅自己能唱，还教出了不少弟子，也有不少问艺于他们的京剧名家，如余叔岩、等。
而严范孙、林墨青等近代著名教育家，不仅素好京剧，而且还积极倡导戏曲改良，亲自组织演员创编新剧目，从而成为清末民初天津戏曲改良运动的中坚力量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为中国北方“泽国水乡”水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摆渡浮桥和陆续建的可开启的钢桥。
中国革命著名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就是在金汤桥会师的。
人生礼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
虽为工商大都会，但思想仍有较浓厚的封建小农经济意识，崇尚封建孝道和伦理，追求多子多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以养育5男2女为理想生育模式。
求子育子诸礼莫不以祈求福寿安康为目的。
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彩礼重聘。
无论娶媳聘女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靡至极在所不惜。
丧葬之礼更为奢华，缛节俗例儿比比皆是，推崇大出殡，重棺椁，重寿衣，事死如事生。
旧时，祝寿讲究宴请宾朋，请戏班唱堂会，并有男不过10（逢10），女不过9（逢9）之风俗，尤对66岁生日格外重视，有“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之俗谚。
津人为公好义，受元代漕运及居民多为明代屯兵后裔人口杂处五方影响，码头习气、行武之遗风尚存，民众多聚义互助，热心公益，不仅有水会、杠子房、小大院等社会公益职能组织，还因其商贸发达，成立了许多相对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职业社团组织及客商寓居津门所建的会馆、乡祠。
普通居民喜出入相招，守望相助的邻里之情，但攀比之风颇重，好散财“买脸”。
长期漂泊无定的生活，培育了津民喜团聚、好热闹，钟情年节时令的庆贺活动。
尤其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火爆、喜庆，尽力渲染和营造年节气氛，并形成诸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赚”的春节期间特定的传统食俗惯例。
民间信仰广泛庞杂，清中叶以前，共有各类庙宇500余座，儒、释、道及民间或地方崇拜诸神无所不有，庙宇之多，全国罕见。
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民间杂神崇拜以及跳大神、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极为盛行，特别是对神灵的信仰目的性极强，多只祈求保佑现世生人，功利色彩较重。
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尤以对海神天后崇拜顶礼至极，并将其与天津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护佑三津的福主和城市保护神。
津门历史也多与天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而且对天津经济、文化、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天津民间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受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及世俗欣赏需求影响，地域特色浓郁。
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时调、大鼓、快板等大众化戏剧和曲艺在津十分兴盛，这些戏曲虽大都起源于他乡农村或城市社会下层，但最终有的在天津形成正式的艺术流派，有的在天津成熟或“走红”，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主要戏曲艺术产生的摇篮。
特别是名角儿的演唱，不在天津唱红叫响就难以走向全国，过“天津关”是演员能否成名的标准，因而天津也是培养戏曲名家的摇篮。
戏曲的繁荣也使茶园、戏园业大兴，成为旧时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民间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出团体多以老会、圣会呼之。
法鼓、大乐、十番、杠箱、高跷、秧歌等传统乐舞十分普及，各会所在社区居民均以公益事业视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平日自娱自乐，为茶余饭后消遣乐事。
逢年过节或重大庙会活动出会表演，为本社区争光添彩。
闻名于世的天津皇会，在举办期间，曾是民间各道乐舞老会、圣会大显身手，争妍斗艳之大好机会，故每逢皇会举办之时，全民热情参与，最多时有110多道会的表演，近5000余位演员。
《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中就有于此的详细记载。
这一调动全民情结，达到万人空巷的民间盛会终成为当时“全国各省唯一的神话盛事”。
这些民间音乐舞蹈已被今各道民间花会所继承。
民间游艺竞技项目十分丰富，民喜运动，除放风筝、抖闷葫芦、踢毽等全民性普及竞技游艺项目外，部分群体以玩鸟、玩鹰、斗蛐蛐等为乐事，少年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游艺竞技项目则多室外追逐内容 租界社区侨民则多以舞会、音乐会、赛马会、击剑、草地网球、水上快艇、板球、马球、回力球等为消闲方式，这些项目也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生活。
为了更好地突出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独特风韵，本网站围绕天津地区汉民族民俗进行描述，并以记叙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俗事项为主。
同时以“旧时”一词作为断代时间标志，将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范展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