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爱国片感动得掉眼泪的属于哪类人
说明胸怀祖国，对国家充满深厚感情。
但也要看看周围人的反应，是不是电影真的打动人，还是导演刻意安排的狗血煽情桥段，骗一些感情脆弱的人眼泪。
高分悬赏。
金陵十三钗影评，要求原创的专业一点的影评，谢绝东拼西凑的东西。
中国的抗日叙事已经汗牛充栋，的突破在于人物谱系的多元化，在这部影片的肖像学图谱里，能够看到多国电影二战叙事的基因，也能看到以往抗日叙事的延伸和进化。
创作者花费心思利用既有的肖像学传统，颇为讨巧地将种族、阶层、性别等多重冲突编织在一个关于反抗与拯救的故事当中。
最难得的是，叙事折射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现代性状况，这一点恰是以往很多抗日叙事所忽略的。
以一名白人男性作为主人公，将故事空间设置在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教堂，两组对位的女性人物——女学生和妓女，分别以教育\\\/正途和商品化\\\/邪路的方式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她们的现代性体验因日本攻入南京这一灾难而中断了，这恰是中国国家命运的缩影——初具雏形的现代化进程被侵略战争破坏，在当时唯一能够依赖的便是居高临下的盟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男主人公。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次现代性创伤，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状况有意无意地通过二战叙事反映出来。
相比之下，中国大多数抗日叙事往往带有浓厚的“前现代”痕迹，是千篇一律的“复仇叙事”，运用的是一套高度本土化的肖像学，英勇的游击队战士、凶神恶煞的鬼子、农村空间等等，与其它国家的二战叙事没有构成有效的呼应和交锋。
近年来、、等影片试图跳脱这种模式，开创新的肖像学传统。
与之前的尝试相比，的话语模式是更为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通过详细梳理该片的肖像学谱系，能够发现本片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二战叙事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恰是建立在国族现代性体验之上的。
纵观世界各国的二战电影，将女学生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叙事模式在反法西斯阵营的电影中并不多见，反而是战争加害国日本津津乐道的主题。
最典型的便是“姬百合”神话，（1953）是日本战后最著名的反战电影之一，由今井正导演，水木洋子编剧。
自1953年之后，曾经多次被搬上银幕，除了1987年今井正自己重拍的版本，还有1962年版、1968年版、1995年版、2007年版等等，每一版都启用一批当时代最受欢迎的少女偶像们来出演。
故事讲述了美军登陆冲绳时，一群冲绳本地的女学生被军方组织起来，称为“姬百合部队”，与军队一起行动，承担医护任务。
在美军和本国军队的双重威胁之下，女学生们倒在了冲绳的海边。
今井正的版本创造了一种“无辜者叙事”模式，将主人公们作为纯洁的化身，看着这些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少女，被战火无情吞噬，人们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怜惜之情，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
《金陵十三钗》中的教会女学生与中的女学生年龄相仿，形象也略有相似，可以放在同一个肖像谱系中来比较。
中的女学生是单质的、平面化的，她们作为一个整体，除了最核心的主人公（也是最重要的少女明星），几乎分辨不出个体。
《金陵十三钗》亦然，比起风姿各异的妓女群像，女学生们显得面目模糊，连主人公书娟也不甚清晰，她们的蓝布长衫和“姬百合”们的水手服具有同样的符号功能，是战争年代纯洁无辜的受害者的标签。
女学生身份究竟负载了怎样的文化意义
为何在日本二战叙事中如此盛行
中国电影此番运用女学生形象，与“姬百合神话”蕴含的创伤感是否有共通之处
《姬百合之塔》反复强调女学生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细节包括她们在战火中举行了毕业典礼；她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自己关于英国经济的研究手稿；在生命的最后一夜，少女们唱的歌曲是（《金陵十三钗》中日本军人也唱了同一首歌），歌词诉说的是在外求学的游子对乡土的怀念，流露出一种典型的明治意识形态，即为了追求现代文明和进步，远离故乡，功成名就之后内心泛起怀旧之情，这种意识与片中少女们的身份是符合的，她们是现代人／文明人的代表，代表着“正常的”现代化途径（教育），而军人代表着以战争为手段的“非正常的”现代化。
《姬百合之塔》并没有强烈指责敌人\\\/美国，灾难的主要责任在于陷入非理性狂热的本国军队，这符合日本战后的主流观点——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因为军方的孤注一掷而血本无归。
再看《金陵十三钗》，书娟们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会说流利的英文，演唱赞美诗，她们不同于以往抗日叙事中的中国受害者形象，日军“三光政策”下的农村受害者们完全是前现代的，而书娟们是中国初萌的现代性的象征——脆弱的、容易夭折的，必须依靠西方的扶持才能幸存。
书娟的父亲会说英文和日语，可推测出其买办身份，其他少女们的出身很可能与之类似。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阶层推动的，因为其浓重的殖民地色彩，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叙事里，相对于农村底层民众，这一阶层的状况往往被忽视，直到近年，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洋行买办们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同样作为纯洁无辜的战争受害者，“姬百合”和书娟们都隐喻着本民族“正常的”、渐进的、改良性的现代化进程，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女学生是日本现代教育制度的受益者，虽然教育模式学自西方，但已经经过了日本式的改造，这与日本战时的现代性状况是一致的。
西方势力已经被驱逐出境，“姬百合”神话中只有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教师\\\/日本知识分子，并没有西方异族导师的存在。
而书娟们要直接依靠西方文明的代言人约翰，与当时贫弱的中国无力抵抗日本，必须仰仗美国援助的状况相符。
将两组女学生对比，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落后于日本的事实，两国同时期不同的现代化状况决定了，“姬百合”们把西方看作敌人，书娟们把西方视为拯救者。
然而除去这一差别，当东亚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选择女学生作为战争创伤载体时，无形中印证了一种共同的现代性体验，无论先进后进，东亚的现代性不可避免暗含着对西方的从属和仰视，代表东方的不是成熟的男性，而是未成年的、学习中的女性。
女学生代表着靠西式教育培植出的现代性，这是社会中上层的特权，妓女们则象征着底层的现代性萌芽，她们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方式是将自身商品化。
比起被西方的文明传播者\\\/教会（神父）以西方女性为模板塑造成型的女学生，妓女们的现代性是自发的、杂糅的、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正如她们的兼具东西方特色的外表：烫发、胸罩、丝袜和旗袍、琵琶。
西方拯救者\\\/约翰看待女学生（书娟）和妓女（玉墨）的眼光是不同的，书娟们与西方的少女在约翰眼里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是单质的、纯洁的孩子，“无性”的天使，绝对的“善”的化身。
妓女们才是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殖民地风景，阴性的、色情化的，是白人男性的欲望对象。
女主人公玉墨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曾经是一名女学生，她是近代中国两条并行的现代化路线的交汇点，她流利的英文和风情万种的举止将两个群体的特质熔铸为一体，是最能满足西方幻想的东方形象。
与西方流畅沟通的能力和异域女性的神秘魅力，且作一番不甚恰当的联想，当年宋美龄游说美国国会支援中国抗战，不也是凭借类似的特质吗
仗义舍身的妓女形象已经成为战争叙事的套路之一，因为性放荡而遭社会共同体鄙夷的女性，通过献身拯救“纯洁的”女性而洗脱了道德污点，成了撒玛利亚式的“圣妓”。
只要涉及战争中的性暴力，该桥段可以为任何国家的战争片所用，中国抗日叙事中的例子有，日本电影中亦不乏献身苏联军队，拯救满洲移民妇女的慰安妇（如、等），或慰安妇在日军侵犯战地护士时挺身而出的情节（）。
“圣妓”桥段背后的逻辑是对个体社会价值的测算，在贞节的妇女与堕落女性之间进行权衡，《金陵十三钗》在此基础上引入了阶层和文化地位的差异，约翰问陈乔治：“一边是女孩，一边是女人，两边如何选择
”约翰代表了本片的观点，默认了如此测算的合理性。
他尽管爱慕玉墨，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两股现代性潮流之间，“女孩”代表的“正常的”现代化是更值得拯救的，她们作为西方亲手栽培的现代性萌芽，有待成长和发展，是落后国家重生的基础。
而“女人”是如杂草一般任意生长的畸形的现代性产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颓废性的缩影，只有通过自我牺牲实现其建构性的价值。
通过刻画女学生和妓女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阶层之间的矛盾被弥合了，呼应着抗日战争对中国民族共同体产生的凝聚作用。
本片中的中上阶层是西方化的，而底层更具东方色彩，女学生说英文，唱外国赞美诗；妓女们说色情笑话，唱江南情歌小调。
中上阶层的禁欲与低层的纵欲构成了反差，女孩对女人既鄙夷又嫉妒，那种成熟的女性魅力是她们尚不具备的，和解呈现为对彼此文化价值的肯定。
妓女们通过裹紧胸部、拉直卷发、洗尽红妆实现了和女学生的同化，进入了由中上阶层垄断的“正常的”现代性状态，想象着母亲看到自己成了“读书人”该有多高兴，弦外之音——为了重归纯洁和身份提升，牺牲性命也是值得的。
另一方面，已经高度西化的女学生从妓女身上看到了民族传统文化之美，原生态的传统往往来自民间底层，她们用心聆听《秦淮景》，回忆着女人们一身红妆拥入教堂的情形。
这一刻上层与下层的现代性融合了，女孩和女人共同象征着彼时中国的时代状况。
日本二战电影中也有一类代表底层现代性的人物——战败后专门以美军为服务对象的妓女“潘潘女郎”，玉墨们在服饰造型上和日本电影里的“潘潘”颇为相像。
日本战败之前，西方文明一直是由上层精英引入，自上而下向民间渗透，这种西方化是经由统治层精英提炼改造过的。
当西方文化以占领者的姿态直接出现在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空间里，潘潘成了西方文化在底层和边缘的代言人，通过她们，西方化向主流和中心渗透。
《金陵十三钗》肯定女性以身体为资本求助于西方男性的行为，象征意义上，中国求助甚至乞怜于西方是现实情势所需，实际上也得到了西方的同情和怜悯。
而日本眼中的二战是与西方的对抗（亚洲战场的侵略行径被刻意遗忘了），潘潘们代表的“非正常”的西方化是无奈而屈辱的。
实际上，在东亚这一非西方世界当中，以妓女为代表的底层现代性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被否定的，人们更希望以“女学生”的方式实现现代化，《金陵十三钗》的策略是让妓女与女学生同化，而日本电影中的潘潘则堕落到底。
男主人公约翰是来自西方的拯救者，也是成熟的现代文明的化身，与女学生和妓女代表的前现代国家尚未成熟的现代性萌芽相对照，他修理卡车／现代文明符号的行为也佐证着这种身份。
约翰属于大屠杀叙事中的“中立者”谱系，如《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拉贝日记》中的拉贝、《再见，孩子们》中的神父，乃至《卢旺达旅馆》中的旅馆经理，他们要么属于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国家，要么从事商业、医生、宗教等相对不受政治影响的职业，这类人物的身份便于周旋在屠杀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他们表面上是“中立的”，暗地里为弱者提供某种庇护。
《金陵十三钗》中的约翰与辛德勒类似，他经历了从普通人到英雄的蜕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异族女性的本能欲望起到了推动作用，纯洁无辜者的惨死则唤起了人物心中的人道主义情感，《金》片中摔死在约翰面前的女学生与《辛》片中的红衣小女孩有类似的功能。
这种“普通英雄”是很讨巧的叙事套路，自私、放荡等缺点反而让主人公的拯救之举更有人性光彩。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与中国女性们的关系，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活跃各地的游击队，主战场的正规军主要依靠美国扶持，这一点在中国的抗日叙事中很少被强调，《黄河绝恋》中虽然出现了美国飞行员，但他与中国女游击队员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平等的，算不得对战时中美关系真实状态的隐喻。
无论如何评价《金陵十三钗》中“依靠西方获得拯救”的叙事内核（也是《拉贝日记》的叙事内核），不可否认该片是对于战时中国与西方关系更准确的影射，中国城市中上阶层的现代性是西方一手扶持起来的（以教会学校为代表），西方援助中国国民党／中上层（而非共产党／底层）反抗日本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日叙事大多数描述共产党的游击战，叙事空间以农村为主，国民党、主战场、城市、西方等元素被屏蔽了，抗日神话的主题是中国民众浴血奋战驱逐了日本侵略者，仿佛没有依靠任何外力，这与日本的主流观点正好相反，日本至今不愿承认被中国打败，向中国投降被视为输给美国的后果之一。
在日本保守倾向的二战电影中，时不时鄙夷地提到中国躲在美国的裙子底下，且不理会日本保守派的极端言论，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战时依靠西方“盟友”是现实的出路，《金陵十三钗》难得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并将之合理化。
《金》片中，玉墨利用色相诱使约翰相助，但在两人的交锋中，她始终掌握主动，并没有丧失尊严。
当约翰暴露出他心灵最柔软的一面，告知玉墨他为了给死去的女儿化妆才从事殡葬人员的职业，他此时已经从好色的、唯利是图之人，蜕变成了英勇的、人道主义的拯救者，玉墨委身于他的行为有两情相悦的成分在内，不再是赤裸裸的肉体交易。
通过这套叙事策略，《金》片通过白人男性／成熟的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女性\\\/未成熟的现代性萌芽这一图式，影射了战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同时又竭力淡化中国仰承美国鼻息的弱势地位。
本片中的日本军人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野蛮暴力的底层士兵，一类是相对文明的军官。
前者在中国抗日叙事中屡见不鲜，而后者很少出现。
如果看其他国家的二战电影，会发现许多彬彬有礼的“敌人”形象，如美国电影《钢琴家》中弹钢琴的德国军官、《虎，虎，虎》中的山本五十六、《硫磺岛来信》中的栗林中将、法国电影《海之沉默》中倾慕法国文化的德国军官等等，包括今年日本电影《太平洋的奇迹》中的美国军官。
在当下流行的战争片话语中（尤其是和平主义和反战话语），过度妖魔化敌人的处理方式显得呆板，人性化的敌人更利于表达战争的复杂性，这并非简单地美化敌人，有时是借敌人来肯定己方的价值观，有时是为了揭露敌人人性外表下的异化本质。
中国战争片的状况与民族情感记忆有关，作为被压迫和欺凌的弱国，战争被视为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彰显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的舞台，残酷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人的感情记忆中没有“反战”的土壤，“人性化”的敌人是很难被接受的，《南京，南京》就是例证。
《金陵十三钗》中出现了一位貌似有“人性”的军官，日本军官长谷川会说流利的英文，尊重神职人员，能够弹奏风琴和演唱歌曲。
如果对日本战争片有所了解，便会发现这套塑造人物的策略借鉴了日本电影对本国军人的画像。
在战后的日本电影中，普遍存在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上层的军官更像是武士，气宇不凡，有高贵的尊严，参与的残暴行为较少，因为那样将有损武士的德行；相反，下级军人常常胡作非为，欺上瞒下，虐待新兵，滥杀无辜，与日本古装时代剧比较，会发现他们的形象并非武士，而是时代剧中猥琐、自私的农民。
通过这样的转化，日本战争电影将战争带来的屠杀和残酷，归结为参战者个人素质和品德的问题，战争的罪责被个人化和偶然化了。
“喷火鬼子”，演员李保国为何会被这样称
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 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国电影试图进入国际电影市场，但是却举步艰难；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试图通过对电影工业的商业化改造来抵御好莱坞电影对国内市场的占领。
现在，好莱坞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电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及各种传媒手段纷纷进入中国，於是，中国电影也试图模仿好莱坞，借用商业娱乐元素争取票房利益，不仅那些直接面向市场咦鞯纳虡I\\\/类型电影追求电影的娱乐性，而且许多主旋律影片也都自觉地采用了商业\\\/类型电影的策略，呈现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趋势。
然而，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成为了国家主旋律文化的焦点领域，在电影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中国主流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好莱坞式的商业\\\/类型电影，好莱坞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弑父原型的敍事策略与中国主旋律文化所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并不和谐，因而，中国模仿好莱坞的商业\\\/类型电影往往又或多或少地被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出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
1999年出品的由张建亚导演的《紧急迫降》就是一部体现了在好莱坞与主旋律之间尴尬徘徊的当前中国商业娱乐电影处境的典型文本。
这部以一次飞机空难事件为题材的影片试图模仿和遵循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好莱坞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倾斜的构图、轰鸣的飞机声、简短而紧张的剪辑……似乎都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俩蒙上了灾难的阴影；接下来夫妻俩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对也揭开了家庭危机的序幕；当两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机的时候，观幸呀涢_始期待一个冲突与解决的故事；伴随那些透露著紧张和不安的短促的镜头剪辑和令人心惊的效果声音，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关於灾难的预期。
飞机上的婴儿使我们联想到了“奥德萨阶梯”中婴儿车所起的惊险而恐慌的敍事功能；农民企业家作为喜剧性调节因素进入了惊险敍事的格局；两位西方人为飞机上即将出现的事故埋下了文化冲突的伏笔；端然而坐的气功大师似乎为飞机内喧嚣的空间提供了某种诡异莫测、老稚钏愕纳衩兀焕罴翁摹?⑦h和丘叶华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三角恋爱故事将在与世隔绝的飞机上和陆地间拉开序幕……。
影片到这裏，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正如那架即将冲天而起的飞机一样，观幸舱?却??粋€虽然并不陌生但却始终充满刺激的灾难性的电影游戏旅程的开始。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
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於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
於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心轨蚶^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敍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
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
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於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敍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观袑?稙碾y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
影片不是一个灾难的故事而是一个救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
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敍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
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是共用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幸恍牡纳鐣?硐氲南筢纭6?w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
在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
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是“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於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
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以及当前许多中国的所谓商业类型电影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关於勇气、关於牺牲、关於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关於信仰、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这是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於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差事灾难性事件得到了完整呈现。
因此，这些电影讲述的不是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著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同“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兄境沙堑拇髷浭碌慕M成部分——无论我们面临什麽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麽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好莱坞主流电影也是一种“主旋律”影片，但那是一种美国\\\/西方式的主旋律影片，那是建立在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主旋律影片，它的基本意识形态策略是通过欲望的宣泄来完成个体的净化，通过对叛逆情绪的疏通来维护核心秩序的稳定，通过对个人自由的渲染来证明人道主义的意念。
而在我们当前的主旋律意识中，欲望、享乐、宣泄、叛逆、刺激等商业\\\/类型元素的生存空间却相当狭窄。
因而，主旋律化与商业化的共滞??茈y在宣泄与认同、叛逆与维护、个体与整体之间达成共识，因而也很难在权威的价值观念与观械挠^影快感之间达成共识。
而这正是中国主流电影文化所面对的“症候性”难题。
从《龙年警官》到《烈火金刚》直到《紧急迫降》，都是当前处在市场产业与规划控制、消费领域与政治领域夹缝中中国主流电影应对好莱坞电影进入的一种方式，当好莱坞电影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好莱坞观械臅r候，民族商业电影这种“欲学还休”的尴尬很难为国产电影保存广阔的市场疆域。
四 尽管全球化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一种未必公平、公正但却越来越自由的竞争环境，尽管好莱坞电影对於中国民族电影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民族电影正如本土文化一样，始终是这个民族文化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於中国来说，人口卸唷⒌赜蜻|阔，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纷繁复杂的现实处境、民族认同的社会心理都仍然为民族电影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本土民族电影都显示出了市场竞争力和生存力。
如日本1997年以来票房纪录前10位元的影片中都有多部本土电影，1977年国产电影《幽灵公主》还以100亿日元的票房高居榜首。
在波兰，国产影片《凶手》的票房收入达到了380万美元，超过了当年美国影片《空中大掼篮》24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3。
而在中国大陆从1995年到2000年，各地都有国产影片突破进口大片票房纪录的现象。
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以前，好莱坞影片曾经大量进入中国，但据当时的票房记录，30年代最卖座的影片是《渔光曲》，40年代票房纪录的保持者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90年代以后，国产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我的父亲母亲》、《黄河绝恋》、《不见不散》，以及神话题材的动画片《宝莲灯》等，都在每年10部外国“大片”进入中国以后创造了辉煌的市场成绩，许多影片的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当年的进口好莱坞电影，1997年《甲方乙方》在北京的票房达到1150万，创造了当时北京单片票房的历史纪录4。
可以说，华人世界有著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有其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审美观，这些都是民族电影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
当我们们被像《橄榄树下的情人》这样朴素地展示人性善恶的伊朗电影所打动，被《中央车站》这样细腻地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沟通的巴西电影所感染，被《美丽人生》这样凄地苦敍述生命故事的义大利电影所征服，被《香港制造》这样富於想象力地表达都市人困惑和迷乱的香港影片所震动，被《青青校树》、《给我一个爸》这样娓娓地透视人的心灵的捷克电影所吸引的时候，甚至也被《真实节目》这样创造性地揭示当代人梦幻困境的美国电影所惊异的时候，反省民族电影，也许会意识到，中国电影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电影市场咦鳈C制，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不仅仅是艺术能力和艺术想象，最缺乏的还是对於本土生活的真铡⒍床旌蜔崆椤??撜f，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中国民族电影真正能够具有生存优势的，还是在广泛融合和吸收世界文化氛围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关注本土的社会人生，与中国人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相联结，成为对於人，首先是中国人的生命、生存和心灵的观照、呵护和热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转型和发展的过渡时代，面对著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经历著完全不同的文化体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咭约叭藗兊膬r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於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因而，对於中国观衼碚f，不仅仅需要电影教导我们如何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也不仅仅需要电影带给我们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同时也需要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来“反映”心灵的变异和外观世界的诡异，通过电影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时期的其他人共用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通过电影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
然而，这一切恰恰被许多民族电影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民族电影的危机不仅来自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更多地也是来自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
电影脱离了人文关怀，也脱离了人们对於电影的期待。
因而，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之外，应该期望真正的民族电影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期待一些真盏仃P怀人的生存状态、现实境遇、人生困境和人性经验的电影的出现，这样的电影将不再是对好莱坞电影模式的东施效颦，也不是对王冠和花冠的翘首以待，而是对我们所遭遇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我们对现实的体验，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帐赝?松??c观袑υ挕?BR> 应该说，90年代以来，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的夹缝中，这种民族电影，依然还是在默默地坚守和默默地生长著。
这些影片虽然一直不是电影市场咦骱碗娪罢?位顒拥闹行模?珔s一直是中国电影中最具艺术震撼力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李少红的《四十不惑》、《红西服》，宁嬴的《找乐》、《民警故事》，刘苗苗的《杂嘴子》，张艺值摹肚锞沾蚬偎尽贰ⅰ队性捄煤谜f》、《一个也不能少》，黄亚洲的《没事偷著乐》，黄建新的《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埋伏》、《红灯停绿灯行》等系列影片，特别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新生代青年导演拍摄的影片如《巫山云雨》、《城市爱情》、《美丽新世界》、《那人那山那狗》、《天字码头》、《爱情麻辣烫》、《成长》等，都显示了对於人性、对於艺术、对於电影的诹嵛?@些影片最基本的艺术动机不是去演绎先验的道德政治寓言或政治道德传奇，也不是去构造一个超现实的欲望奇观或梦想成真的集体幻觉，而是试图通过对风云变幻的社会图景的再现和对离合悲欢的普通平民命叩恼故荆?粌H表达对转型期现实的体验，而且也表达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渴望、意志、智慧和希冀。
这些影片因为对当下中国普通人身心状态和境遇的关怀而以其洞察力、同情心和现实精神，与大泄灿脤?蹲晕乙约白晕宜??娴倪@一世界的理解，从而与观羞_成心灵的融合。
观袕哪切┓路鹕?钤谥车?摹笆煜さ哪吧?恕彼?洑v的事件中，从平日的那些司空见惯的行为中体会到了其中常常被忽视或者遗忘的生命的哀乐愁苦，传达出了一种对於人和生活的关怀。
这些作品不仅以其真实而且也以其人文关怀为观袔?硪环N“无情世界的感情”。
尽管由於电影市场本身的部健全，也由於各种原因使这些影片在表述现实时还没有足够的力度，使得这些影片并没有成为市场的主流，但是它们无论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或是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包括对电影艺术美学潜力的发掘，都成为了这一时期电影文化发展高度的一种标志，也体现了民族电影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尽管好莱坞电影依赖其强势力量，正在继续将全世界变成美国电影的超级市场，正如一位学者在谈到全球的文化同步化所说的那样，“以前从来没有过一个特定文化类型的同步化，充斥全球到了这样的程度和广度”，5但近年来，欧洲艺术电影的坚守，日本新电影的崛起，东欧国家优秀电影的不断出现，伊朗电影的独树一帜，韩国电影的本土追求，也都对好莱坞电影帝国提出了挑战。
对於中国这个有著几千年东方文化历史和承受著浩大的现实磨难的民族来说，好莱坞电影更不可能替代我们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
因而，中国的本土电影也许应该成为一种艺术力量，与亚洲、西欧、东欧、美洲的所有“民族电影”一起，形成与好莱坞电影不同的更现实、更人性、更关怀、更丰富的世界性多元电影思潮，为全球化提供一种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格局。
保持这种多元，当然不是根源于一种复活传统文化符号、推广民族神话，创造保守的国族一体的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用“文化帝国主义”的藉口来自我封闭，而是试图维护一种能够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世界格局，全球化的未来也许不应该是霸权化同质化而是意味著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边缘和弱势享受到相对平等的权力。
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的多元，是文化活力的前提。
有电影《紫日》的介绍吗
片名：《紫日》Purple Sunset 语言：国语\\\/中文字幕 导演：冯小宁 编剧：冯小宁 主演：富大龙 前田知惠 安娜·捷尼拉洛娃 王学伟 出品人：杨玉冰 周溥雄 制片主任：冯小宁 张晓宁 类型：战争片\\\/剧情片 片长：120分钟 上映日期：2001年 《紫日》获得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剧情简介 [编辑本段] 故事发生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
苏联红军偶然从日军屠杀中救下一名中国老百姓--杨玉福。
在将杨玉福和伤员一起往后方转移的途中，军车误入日军军营，发生了一场激战。
杨玉福和一位名叫娜佳的苏联女军医侥幸逃进了林区。
中途他们遇见了在混战中与大队失散的日本少女秋叶子。
他们让秋叶子带路，可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秋叶子却一心要将他们置于死地，带着他们走进了险境…… 娜佳痛恨秋叶子的行为，让杨玉福杀了她，忠厚老实的杨玉福虽然怀着杀母之仇却也不忍心杀害眼前这个年少无知的女孩，于是，为了能从茫茫林区活着走出去，三个人一起踏上了求生之路。
在看不见战火硝烟的美丽林区里，三人一路上经历了山林大火、沼泽、猛兽等一系列磨难，患难之中渐渐产生了友情，秋叶子也被娜佳和杨玉福的善良所感染，对自己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教诲”产生了怀疑。
虽然语言不通，三个年轻人却几乎忘记了战争的存在，互相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然而，就在他们即将获得新生的时候，秋叶子却被疯狂的法西斯所杀害。
悲忿的杨玉福和娜佳愤怒地冲向残余的日本法西斯部分，为纯真的少女秋叶子报仇雪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