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有感 300多字
[《共和》感（一）]《走向共和》观后感直到前天，我终于把《走向共和》（以下《走》）这部电视剧看完了，《走向共和》观后感（一）。
看完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感觉总有那么些东西触动着自己，于是就想着写点东西。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写起，于是看了很多资料，发现自己对很多看法都是有共鸣的，于是试着结合材料以及自己的看法写下下面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
郝尔岑说“历史没有剧本”，这是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心史。
历史事件之间的上下连接，只是人为阐释出来的联系。
而历史也总是蒙上了重重迷雾，我们不能保证照史书上复原就是真实。
作为编剧，我们只有从人物性格出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根据人物性格，推测他会干什么，从而写出这些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并据以组织史料。
这样，在做到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再做到艺术真实。
[①]作为一名观众，我认为这部戏是很好地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这也是它能引起无数人共鸣的原因之一。
一、《走》的简单介绍及其故事梗概这部电视剧于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映，播映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很多观众表示从这里看到了更加真实的历史；但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尤其是史学界的争议，不少人认为这部电视剧在给像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历史人物翻案，很多人认为这部电视剧的很多剧情脱离了史实。
于是，当年针对这部电视剧展开了一个涉及很多“界”参加的大讨论，一片热闹啊
甚至这部电视剧之后的几年还有很多人去看去怀念，我看到有人写《<走>逝世五周年纪念》这样的文章。
由此也可见这部电视剧的魅力了。
但是《走》播映完一遍之后就被电视台禁播了，至于禁播的原因，谁看了应该心里会清楚；如果没有看的人直接找到最后一集看看孙中山的演讲，你就应该大致清楚了。
不过多亏了网络，让像我这样的人还能看这部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剧。
关于本剧的编写而言，编剧之一盛和煜说到：“三年磨一剑，百感交集。
总结起来就三字：不容易
整个剧本创作过程的不容易。
从99年到现在（笔者注，现在指2003年），数易其稿，个中艰苦，无以言表。
剧本写的很辛苦，当然，也很精致。
作为编剧，能得到每一个看过剧本的人的赞赏，这是最大的安慰。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该剧的制作者在创作这部戏所花费的心血。
《走》主要讲了近代中国从1894年到1924年这三十年的跌宕起伏的历史，应该可以说这三十年间的历史是我国近代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最剧烈、最全面、最深刻的转型时期，至于为何选择这段历史，该剧编剧盛和煜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这样提到“就文明形态的进步而言，这段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内涵。
正如有论者所描述的那样，清末民初是一个尴尬的时代，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而这又是一个热闹的时代，在西方文明本体上的强烈冲击下，各种人物、各种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是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罕见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他的缺憾就是他的魅力所在，他的混乱就是他的活力所在。
所以我们选择这段历史。
”不管怎么说，《走》剧是一部悲剧，并且是一部时代的悲剧。
它能引发一百多年之后的我们思考。
哦，谈了这么久还没有说这部戏的故事梗概。
该剧的故事梗概如下[②]：“慈禧要修颐和园风光地过六十岁生日，李鸿章担心日本扩充海军渐成威胁，想加强北洋水师实力，设“海防捐”，又找洋人借钱，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得搞了一次令人心酸的演习。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受命签订《马关条约》，在日本遇刺大难不死，但从此背着汉奸恶名退出政治舞台。
甲午兵败之后，朝廷决定训练新军，袁世凯沽名钓誉取得新贵荣禄信任，开始小站练兵，经营政治资本。
康有为等举子联名上书朝廷，要求维新变法，光绪虽然也想维新自强，但被慈禧易举地将维新血腥镇压。
逃亡海外的康梁在檀香山宣传君主立宪，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驳斥康梁，宣传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国才有希望。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西逃。
为保慈禧安全回銮，袁世凯学西方组建警察，正缺兵少将无人可用的慈禧于是很器重袁世凯。
屡败于洋人丢尽颜面的慈禧听说立宪共和可以强国，也派五大臣出国考察，袁世凯和权臣王爷通过交易结成联盟，借机推行“新官制”，获得更大权力。
慈禧死，载沣摄政，罢免袁世凯，亲贵专权，遏压民意。
革命党乘机起事，辛亥革命爆发。
朝廷只好又任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利用朝廷向革命军讨价还价，又用革命军要挟朝廷，逼隆裕皇太后退位，孙中山为了实现共和理想的大局，将大总统之职让给了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暴露了袁世凯封建军阀政客面目，引发二次革命。
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
袁世凯采用武力威胁和流氓手段演出了一场滑稽的闹剧，并且解散国会，清除国民党议员。
袁世凯再无忌惮，索性复辟当皇帝，蔡锷起兵讨袁护法，袁世凯不得人心，众叛亲离，只当了83天皇帝便惶惶而死。
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国人从抗议“二十一条”引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传播到中国，一个崭新的革命政党即将诞生，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在酝酿。
”二、关于《走》的五大人物《走》剧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上最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年代与事件时，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历史视角，对李鸿章、光绪、慈禧、袁世凯、孙中山（这五人也是该剧的主角）这些已被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也有了一些新的诠释。
或许是一种新的解读，引起了争议。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该剧是如何解读这五大主角的吧[③]。
（一）李鸿章：大清国的“裱糊匠” 李鸿章是清末重臣，曾经参与了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和八国联军和谈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以前李鸿章被定位为“卖国贼”，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历史上的李鸿章。
史料记载，李鸿章说过自己是裱糊匠，大清国好比是一间茅草房，有些小风小雨就会有破洞，他就来修修补补；但如果遇到大风暴，屋子塌了，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这种说法表明了他当时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位。
《走》主要表现了他为大清国忍辱负重、左抵右挡和与西方列强周旋，争取国家利益等政治活动。
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是李鸿章接到光绪密旨后忍痛签署的，他为此背负了“卖国贼”的罪名。
北洋水师一度是远东地区最强大的舰队，世界排名第四，如果李鸿章没有才华，这些事情是无法做到的，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形容当时的李鸿章再恰当不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剧对李鸿章的塑造过于正面，于是有人就以为这部剧是在给李鸿章翻案。
我觉得这种看法绝对了。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
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
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
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
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
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
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
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
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
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
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
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
张、李政见常相龃龉。
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
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观后感《《走向共和》观后感（一）》。
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
是非得失如何
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
需要认真梳理。
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二）慈禧：清末的女政治家 以往的影视作品，过多地表现了慈禧专制、腐败和残暴的一面，但没有深入地体现她为什么专制，为什么腐败。
慈禧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家，对下属实行专制，她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的统治和皇族的利益；慈禧兴趣广泛，京剧就是因为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才得以全面发展的。
用北洋水师经费修建颐和园，庆祝六十大寿，是慈禧最著名的腐败行为。
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她真的不知道北洋水师的重要性吗
她为何要斥如此巨资为自己祝寿，理由何在
《走向共和》中用一段慈禧的话说出了她的想法。
慈禧说，寻常人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也要过得风光漂亮，这样就会被邻居看得起。
如果她的生日过不好，就无法体现大清国中兴以来的大好形势，就会被西方列强欺辱，就会影响到江山社稷。
姑且不论她的这种想法是否正确，电视剧中对慈禧腐败行为思想根源的剖析，可以让观众更深刻全面地领会这个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
（三）光绪：和慈禧也有亲情 《走向共和》揭示了光绪性格中有血气的一面，光绪皇帝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魄力和勇气。
而且他和慈禧之间不全是不共戴天的关系，也有亲情，也有母爱。
光绪四岁入宫，在慈禧的抚养下长大。
光绪小时候很胆小，不要保姆，慈禧经常把他抱在怀里。
他们这种感情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露，电视剧进行了一些细致入微的处理：比如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慈禧和光绪母子见面抱头痛哭；光绪主张变法得到了慈禧的认同，慈禧嘱咐他不要丢面子，初一、十五别忘了祭祖，不要完全穿洋人的衣服等情节。
当然，在《走向共和》中，光绪和慈禧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观点上的冲突。
（四）袁世凯：也有才干和权谋 袁世凯历来被称为“窃国大盗”，如何避免把这一形象的脸谱化，是《走向共和》剧组反复考虑的问题。
《走向共和》中，袁世凯三十六七岁就出场了，当时只是一个从三品的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在北京无所事事，郁郁不得志。
在对袁世凯这个形象的加工中，剧本创作人员着力描绘了他的才干、权谋和政治手腕，如果袁世凯没有才华而且昏庸无道，是不可能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当上皇帝的。
袁世凯复辟的想法和深厚的封建土壤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但复辟是当时社会的一股逆流。
当时民主意识正在普及，就连光绪皇帝和慈禧都在思考变法和立宪，而袁世凯却要重新当皇帝，其最终结果不言而喻。
对袁世凯内心世界和心理历程的诠释，可以加深观众对辛亥革命前后那段中国近代史上风云变幻、最跌宕起伏的年代的了解，令其深知和平和民主来之不易。
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
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订立二十一条出卖主权，这些理应谴责。
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
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
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
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
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
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
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
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
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进入民国，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
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
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
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
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
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
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
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
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
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
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
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
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
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
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
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五）孙中山：失败时也会很急躁 孙中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做事情光明正大，不太善于搞政治权谋，一再被袁世凯欺骗。
以往的影视作品多表现孙中山的革命者风采和气度，对他性格中有缺陷的一面表现不足，《走向共和》塑造了孙中山如何从一个热血青年到革命领袖的成长过程。
剧中的孙中山经历了大量艰难坎坷，失败再失败，有时很急躁，也发脾气，经常因为革命上的事情和黄兴吵架，这些情节都会让观众感到亲切而自然。
虽然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先行者，但他也是人，也有感情，也有失误，塑造一个真实的孙中山是对历史的尊重。
三、《走》剧的一处硬伤[④]长达59集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在张勋“复辟”清王朝的历史关头仓促地结束了，这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惊愕不止：是不是将片名看走了眼
《走向共和》走向“共和”了吗
想不到，投资4000余万元的“鸿篇巨制”，竟这样“虎头蛇尾”。
诚然，该剧为观众展示了一幅清末民初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刻画了一系列当时政坛的代表人物，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都用了较长的篇幅、丰满的想象、生动的细节予以勾画。
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也表现得较有特点，如光绪的懦弱、杨度的固执、女记者田沫的机敏等，包括北洋军阀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刻画得有章有节。
但《走向共和》顾名思义，应是反映中国从封建制走向共和制的艰辛历程，浓墨重彩的应是为实现共和而英勇奋斗的志士仁人。
但对于这一点该剧表现得却恰恰不够充分。
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篇幅本来就有限，更多表现的还是其“不成熟”的方面。
如开“空头支票”，承诺将十元借款以十倍偿还，最后在投宿旅店时被老板娘认出、追要借款，孙在雨中狼狈逃避；在遭受挫折后，让革命党人宣誓效忠领袖，还为这样的极端做法自我辩解为“权宜之计”等。
也许编导者是想实践他们所主张的“塑造领袖人物平民化的一方面”，但平民化不等于平庸化。
如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没有任何细节刻画出两人志同道合的感情基础，也没有凸现出宋庆龄选择孙中山为配偶的内外动因，应当说对宋庆龄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刻画要比描写袁世凯爱妾英子的笔墨要稀薄得多。
反而是在孙宋二人的婚礼上，安排了一个以钢笔环代替戒指的细节，不仅不能让人感到编导者预期的幽默感，反而俗气十足。
这种格调不高的设计，在孙中山的人物塑造中常有体现。
该剧编导者曾称，这部剧前半部分着重描写的是慈禧，后半部分着重描写的是孙中山。
在后半部剧中孙中山虽出场次数多一些，但仍显浮皮潦草，缺乏生动丰富的细节来展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他伟大的人格魅力，使人很难看出孙中山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李鸿章的戏在整部戏里虽不是最多的，但细节刻画却有力得多。
如临危受命签约讲和一场中的“舌战群儒”，塑造了一位充满对中国落于他人之后的无奈和寸土必争、有血有肉的李鸿章。
而对孙中山的刻画，就缺少这样的精彩之笔。
对共和之父孙中山的描写都如此简单，那些为共和而战的其他人物的塑造就更为单薄了。
重要的历史事件如蔡锷发起的讨袁运动更是一笔带过。
因此，观此剧给人的印象是，描写清宫廷帝王臣子之事细致，反映走向共和过程简单；孙中山等人的形象单薄，远不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形象来得丰满完整。
于是乎，反对共和制的慈禧、袁世凯成为该剧的主角，为共和制奔走的孙中山、黄兴等反成了陪衬，这部剧的主次颠倒，编导的这种处理让人感到这部片子与其叫做《走向共和》，不如叫做《走向共和之前的清廷》也许更为妥帖。
当一心想称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后，该剧便匆匆结束了，为推翻专制实现共和还在不懈奋斗的孙中山等革命者的故事也就戛然而止。
而学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此之后，孙中山与他的战友们还有许多可书可写之事。
要在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上建立“共和”，其艰难可想而知，其生死的考验也非常严峻。
这些史实如果用艺术的形式来展现，将揭示中国从封建走向共和是历史的必然。
这比目前打上一长串的字幕要形象得多，也更能增强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感染力。
这些重要内容的缺失，不能不说是对这部电视剧宏大主题的削弱，也是这部巨作艺术上的一大败笔。
八年级上册历史顺口溜
互派常驻使节本是近代国与国交往中的正常现象。
但是，1876年以前（尤其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却坚持奉行所谓天朝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外之间不存在对等性的外交关系。
这种传统的外交体制是中国中心主义观念的产物，是封建社会内部尊卑等级观念在外交事务上的应用，它与建立在近代国际观念基础上的互派常驻使节制度格格不入。
19世纪中叶后，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一次次无情地打击下，昔日天朝上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已日趋瓦解，清政府不得不重新选择一种新的外交制度。
历经艰难曲折，伴随着屈辱和痛苦，到19世纪70年代中叶，中外关系终于揭开了崭新的篇章：1877年1月， 清廷第一个驻外使馆在英国伦敦创设，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从此，使节步出国门，联翩驻外，中国趔趔趄趄地走进国际大家庭中。
1895年以前，近代使节制度处于初步建立阶段，派出的使节数量较少，任职时间较长；驻外公使大多数为思想比较开明的洋务专家，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比当时大部分官僚士大夫要多一些，但几乎无人受过正规的外语和国际法训练，仍然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润；且驻外使节一般并非实官，只是一个临时差事。
这些与甲午战后近代使节制度纵深发展阶段大不相同。
这些早期驻外使节包括出使英、法、俄、德等欧洲国家的郭嵩焘、曾纪泽、刘瑞芬、薛福成、崇厚、洪钧、许景澄、龚照瑗、刘锡鸿、李凤苞，出使日本的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李经方、汪凤藻、张斯桂（副使），出使美国、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尼亚，晚清文献中称其为“日国”）、秘鲁的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崔国因、杨儒、容闳（副使），共22人（署理公使及未成行者除外），出驻12个国家 [1]（pp.3028～3038）。
作为较早走向世界的一批官僚士大夫，早期驻外使节这一群体的活动远远超越外交范畴，在晚清社会变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试就早期使节对近代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和传播进行论述，彰显其功绩，凸现其特色，并可从中窥见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之艰难。
一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是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以主权在民、天赋人权观念为主要理论基石，法制化、权力制衡为明显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
驻外使节亲历西土后，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并未停留在其富强文明的表象上，他们对西方国家的体察已由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思考阶段：在赞叹西方国家民富国强的同时，开始认真探索西方富强之本源究竟何在，这就开始涉及到西方的政治体制等更深层次的西方文明。
驻外使节这样综述世界政体大略：“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
凡称皇帝者，皆有君主之全权于其国也，中国而外，有俄、德、奥、土、日本五国；巴西前亦称皇帝，而今改为民主矣。
美洲各国及欧洲之瑞士与法国，皆民主之国也，其政权全在议院，而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即总统）无权焉。
欧洲之英、荷、义、比、西、葡、丹、瑞典诸国，君民共主之国也，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
”[2]（p.586）他们认识到，在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无论是“民主之国”还是“君民共主之国”，议院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是国家政权的中枢，作用重大。
正因如此，他们对作为西方民主政体重要标志的议会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使节们时常被邀请或主动去参加议院旁听，与一些议员也时有往来，因此对于议院议事情形、章程有了一定的了解。
1878年至1881年在职的首任驻美西秘公使陈兰彬对美国议院作了如下记载：“（美国）事权统归议院。
上议院每邦二人，共计76人，下议院每邦多少视其大小，现计294员，皆由各邦民间公举，赴京办事。
凡有举措，须询谋佥同，间有异议， 则用其签名之多者，伯理玺天德特总其成而已。
”[4]（第十六册，第十二帙，陈兰彬：《使美纪略》）1886年至1889年任驻美西秘公使的张荫桓统计1886年美国各州及属地的土地面积、人口情况及各州推举议员的人数，总计“上议院议绅共84员，下议院议绅334员”[5]（卷一，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五日记），并总结道：“总统之权，实则议院主之。
总统奉行，无能准驳也。
”[5]（卷六， 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记）第四任驻美西秘公使崔国因对议院更为关注，总论西方各国议院章程：“欧墨洲各国均设议院而章程不同，美之议绅均由民举，不分上下也；英之下议绅由民举，而上议绅则由世爵，然权归于下议院，则政仍民主之也。
欧洲除法国、瑞典、瑞士外，政皆君主，而仍视议绅之从违，则民权仍重。
”[6]（pp.996～997）对于美国议院情况，崔国因了解更多，他在日记中详细列举了参众两院议员年俸，美国各省总督（州长）年俸及各州举众议员人数等[6]（p.65），可见关注程度之深。
使节们也注意到与议会相关联的政党制度、三权分立制度。
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谈到两党制度，谓专制政体“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
故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3]（p.389）。
1890年至1894年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对英法两国政党制度的记载比较详细：“英国有公、保两党。
公党退，则保党之魁起为宰相；保党退，则公党之魁起为宰相。
两党互为进退，而国政张弛之道以成。
然其人性格稍静，其议论亦较持平，所以两党攻讦倾轧之风，尚不甚炽，而任事者亦稍能久于其位。
”“法国左中右三党，而三党之中，所分小党甚多，又有君党、民党之别。
其人皆负气好争，往往嚣然不靖。
凡宰相所行之政，议院中是之者少，非之者多，则宰相必自告退，宰相退，而其所举之各部大臣莫不告退，由伯理玺天德另举一人为宰相，其被举者必先自审其党友之中可为各部尚书者若干人，若尚阙而不备，则必力辞不敢居位，而伯理玺天德又别举焉。
”[2]（pp.603～604）黎庶昌将西方政党制与中国朋党之祸进行对比：“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
”[7]（p.426）美国是三权分立制度最典型的国家，驻美公使张荫桓描述美国“政治分三门，一曰行法司，总统是也；一曰立法司，国会是也；一曰定法司，律政院是也”，并对这三个部门的构成、职能作了详细的介绍[5] （卷二，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记）。
崔国因这样记载：“美国开国之律，由华盛顿订定，政归三处，立例者，议院；行例者，总统；守例者，察院。
议院有立例之权，则大事为议院主之，总统不过奉行耳。
盖议绅总统皆由民举，而总统仅二人，不及议绅之数百人者，但能公而不能私，为民而不为己也，故事之创也，必由议院决之。
”[6]（pp. 891～892）我们可以看到，使节对议院、政党、君主、总统之间的制约关系的描述是大体准确的，表明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概貌有了大概的了解，但他们把德、日等国归为与中国一样的“君主之国”，认为“民主之国”中总统无权，及其对议院权力的过分夸大，表明其对西方政体的内涵尚知之不详，察之不深。
在当时的西方社会，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主要有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两大类。
君主立宪制分议会制和二元制两种。
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以英国为典型，君主不握有实权，行动受议会约束，政府只对议会负责。
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是君主握有比较多的实权，其行动基本上不受议会约束，君主可以任命内阁成员，政府只对君主负责。
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就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共和制则分议会制和总统制两种。
议会制共和政体中，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具有“虚位元首”的性质，本身没有独立的行动权力，政府对议会负责。
而在总统制下，国家最高行政权掌握在由全国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手中，政府对总统负责，总统的行政权受议会立法的制约，但并不受议会领导或对议会直接负责。
美国是总统制共和政体的典型。
二对于西方民主政体，驻外使节没有仅局限于简单的事实介绍，而是观照中国的政治状况，表示出或隐或显的赞美之情。
郭嵩焘对西方政治体制讨论极多。
早在出使英国前，他就发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8]（p.345），主张取法西方“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8]（p.348）。
出使以后，加强了对西方政体的了解，类似内容的文字更多，如“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3]（p.137）。
他多次致函李鸿章，赞美西方风俗政教之美：“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推求其立国本末，其始君民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至若尔日而后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积之久也。
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
”[9]（p.188）郭嵩焘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1877年12月22日）在日记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他追溯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史，最后得出一段意味深长的结论：“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即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立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
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
中国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3] （p.373）这里，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赞美，对中国专制体制的不满， 已经呼之欲出了。
认识到西方国家立国有本有末后，郭嵩焘对洋务派仅从学习西方兵事和器械上用工夫、舍本逐末的作法提出批评。
对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三位洋务大员，郭嵩焘原来是很推崇的，称赞李鸿章办洋务“能见其大”，沈葆桢“能尽其实”，丁日昌“能致其精”，但对西国立国本末认识深切以后，他对三人也进行批评说：“合肥伯相及沈幼丹、丁禹生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
”[3]（p.855）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强调：“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
本者何
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
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损耗而已。
”[9]（p.240）郭嵩焘这种本末论的文字不胜枚举。
总而言之，就是认为中国的变革仅从兵事、器械上考究是不够的，更应该注重政治制度、人心风俗等本源之处，而西方的各种创制多有可供参考之处，议院制度尤其值得借鉴。
1879年至1886年任驻英法俄公使的曾纪泽对西方议会制度也表示由衷的欣赏。
他发现，“自法国改为民主之邦，国之事权皆归于上下议院”，总统“位虽尊崇，权反不如两院”[10]（p.361）。
在伦敦， 他致函丁日昌，对西方“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表示“艳羡之极”[10]（p.171）。
以顽固守旧著称的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1877 年到英国各地访问并去议院听了几次演讲后，这样写道：“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
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
故其处事，恒力据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
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
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
”[19]（p.62）他不得不承认“合众论”、“顺众志”的议会民主制确有优越性。
虽然“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都以议院为国家中枢，但使节们多对“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表示好感。
薛福成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他评说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利弊：“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即其将相诸大臣，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陵人之意。
此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
政之所以公而溥也。
然其弊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担荷重责，则权不一而志不齐矣。
君主之国，主权甚重，操纵伸缩，择利而行，其柄在上，莫有能旁挠者。
苟得贤圣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
然其弊在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俾无安乐自得之趣，如俄国之政俗是也。
而况舆情不通，公论不伸，一人之精神，不能贯通于通国，则诸务有堕怀于冥冥之中者矣。
”既然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薛福成合乎逻辑地得出最后的结论：“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
”[2]（pp.605～606）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西方民主政体，驻外使节多仅在日记、信函中进行议论，或隐或显地透露出赞美向往之情，但是多数人引而未发，未敢明确提出政体改革的主张。
对西方民主政体多有研究的郭嵩焘，最多也只是向洋务首领李鸿章提出自己的主张，未以奏折的形式正式向皇帝进言。
这是由特定的政治氛围和使节自身的地位造成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顽固守旧者大有人在，思想钳制严重，谈洋务已大受抨击，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属于大经大法的范畴，地位较高、颇具影响力的驻外使节不敢轻易触及这一时忌。
首任公使郭嵩焘仅因在《使西纪程》中讲到西洋也有两千年文明、不能以夷狄视之等内容，就遭到书被毁版、人被罢官弃置的下场，而谈论政体问题显然更犯忌讳，使节们怎敢轻易置喙
为明哲保身起见，只得采取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不能象郑观应、王韬等在野知识分子那样撰文著述，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这是驻外使节的一大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驻美西秘公使崔国因明确地向朝廷提出了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
崔国因是安徽太平人，字惠人，1871年中进士，1889年自翰林院侍读赏二品顶戴充出使美西秘大臣，1893年任满回国。
早在1883年，崔国因就上奏折提出储才、兴利、练兵等十项自强之道，其中第九项就是“设议院”。
他说：“议院之设，分为上下。
其上议院由王公大臣议之，所以率作兴事，慎宪省成，知其大者远者也；下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议之，所以通幽达隐，补弊救偏，兴利除害，知其小者近者也”，在列强环伺的时局下，要让全国百姓心甘情愿地为国分忧效力，议院之设势在必行。
崔国因主张议院更人换代，应以三年为期，使上议院无权重之弊，而下议院新举自民间，于民事知之甚悉，以免议院之设流于形式，真正达到沟通上下之情的目的。
崔国因特别强调，开设议院是各项自强之道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议院设而后人才辈出，增饷增兵之制可以次第举行也”，“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11]（pp.22～23，《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
这份奏折“理所应当”地遭致留中未发的命运。
崔国因任驻外使节后，经过实地考察，对议院制度更加推崇，再次向朝廷提出开议院的请求，认为“泰西富强之政，不胜枚举，随时随事行之，但得其利而无其弊者，其枢纽全恃乎议院”[11]（p.69，《条陈辛丑三月呈请大学士掌院代奏未行，为谨拟新政备资采择恭折》）。
崔国因是近代中国向朝廷明确提出开设议院要求的第一人。
然而，驻外使节介绍西方议院制度，主张中国效法，主要是从议院可以通上下之情的角度立论的。
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李凤苞、崔国因等人无不如此。
郭嵩焘多次谈到通民气民情为变革之先务，他将设议院视为通民情、去隔阂的最佳方式。
曾纪泽对西方议院主政令“众心齐一”赞羡不已。
薛福成表达得更清楚：“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
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
”[2]（p.603）李凤苞更是把“设上下议院”以“通民气”列为西国制治之要五大端之首，他说：“民居甚散，分位悬殊，通之匪易，乃由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倡言无忌，凡纤悉不便于民者，必本至诚以设法妥帖之。
又设卿大夫、里正等官以安闾阎。
以审狱讼，用民治民，自无纷扰……俾一夫无不得所，则君公之分愈尊，而上下之情愈通矣。
”[12]（卷一○三，李凤苞：《巴黎答友人书》）崔国因向朝廷提出设议院，也是强调议院可以沟通上下之情。
他说：“三代以上，君民之气相通，民好好之，民恶恶之，惟其通也；三代以下，上下之情日格，官不亲民，民不爱官，惟其隔也”[11] （p.69），而三代之所以上下之情相通，是因为“三代立政， 无议院之名，确有议院之实”，而“《虞书》载‘稽于众，舍己从人’，《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洪范》言‘谋及庶人’，《周礼》‘外朝询众庶’，凡此，皆议院之明征”[11]（p.70）。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驻外使节要仿效西方国家而在中国设立的议院，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中的立法机构，而是供皇帝咨询的“通下情”的机构；并不是君权的对立物，而是君权的维持和补充。
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并不相悖，尊君必须重民，重民是为了尊君，议院和君权可以相容。
他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而非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他们的思想武库中，多见“民贵君轻”、“谋及庶人”等民本思想的阐述，而难觅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踪。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主权在民”的西方民主理论差距极大，二者是不同质的政治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但使节多为科举正途出身，长久以来儒学的浸润已深入骨髓，受此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制约，早期使节在认识和传播西方政体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断来阐释西方政体，这无疑大大影响了早期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本质的认识。
这也是时代的局限。
甲午战争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君主立宪制为参照、提出改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构想者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也大都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有的甚至在倡导君主立宪制的同时，激烈地否定自由、平等观念，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
与驻外使节同时代的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被称为早期维新派的有识之士，在谈论议院时，也以通民情为言。
在1875年基本写成的《易言》一书中，郑观应介绍了西方各国均在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其措施之善也”，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13]（p.103）， 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仿效西法设立议院的主张。
稍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主张。
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后，持这种言论的人更多了。
郑观应在1893年刊行的《盛世危言》中响亮地呼喊出“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的主张[13]（p.314）。
马建忠谓：“重议院之权而民情可达。
”[14]（卷二，《巴黎答友人书》）陈炽强调议院可使“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15]（p.246， 陈炽：《庸书·议院》）。
郑观应、王韬等人也将西方君主立宪制说成是“君民共主”，也以为这种制度“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6]（p.26，《重民》下）。
由此可见，早期维新派对西方政体的认识水平与驻外使节不相上下。
早期驻外使节中的薛福成，就被公认为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虽然使节主观上倡导的是“君民共主”而不是“民主”，但已经包含有相当大的“民主”成分，实际上提出了变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任务。
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中体”的侵犯，表明其思想中已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的潜流，为随后蔚然兴起的维新思潮开了先路。
这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制约和遗憾，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对国内官僚士大夫阶层仍有着独特的影响力。
早期驻外使节品秩较高，薪俸优厚，经历独特，在当时是一个颇受官僚士大夫瞩目的群体。
这个群体中，个人素质有高有低，但其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体认却基本能达成共识——即棉美西方民主政体，希望中国有所仿效。
这种群体性的共同认识对国内人士的震撼力是可以想见的。
使节的影响力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实现的。
一是著述流传。
总理衙门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一片，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2]（p.406）。
早期使节多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文化素养深厚，长于文字，他们亲历西方后，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奏折、信函、书牍等文稿，记述内容的深度和容量较之以前出洋者的记录普遍有所增加，反映了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发展和深化。
使节的出国载记为近代出国著述的代表作，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重视，影响至为深远。
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庸庵海外文编》及《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载记。
上述日记加上刘锡鸿的《英轺私记》、陈兰彬的《使美纪略》、李凤苞的《使德日记》等均被梁启超作为了解西方的佳作选入《西学书目表》。
二是通过对洋务大员的影响。
早期驻外使节多与洋务大员颇有渊源：郭嵩焘与李鸿章为同科进士、至交好友，与沈葆桢、丁日昌等关系也不错，又是曾国藩、左宗棠的儿女亲家；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与李鸿章等大员关系非同一般；薛福成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上佐之才，李鸿章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许景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张之洞是许景澄的“座师”[17]（p.1016）；陈兰彬曾入曾国藩幕府；黎庶昌为“曾门四弟子”之一；郑藻如、陈兰彬、龚照瑗、刘瑞芬都在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中任过总办或会办；张荫桓出使美西秘前，特地“到津晤李傅相，筹商一切”[5]（卷一，光绪十一年十月廿四日记）；崔国因、 龚照瑗与李鸿章为姻亲[18]（p.168.p.170）。
使节出洋， 多经由洋务大员推荐，驻外期间，与国内洋务大员多有联系，互通声气，洋务人员的思想程度不同地受到驻外使节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甚至更广泛的领域，这是传教士与在野知识分子都无法相比的。
此外，早期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和传播，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更直接的启蒙意义。
使节出洋之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主要来自三种人的著述：一种人是传教士；一种人是国内的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另一种人是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如斌椿、张德彝、孙家谷、志刚等。
传教士著译书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比较客观地传播了议会制度、民主思想等内容，虽对中国思想界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无深刻地了解，不能将西方的民主与中国的专制联系起来，显得缺乏针对性。
林则徐等人编译的书籍如《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因多来自翻译，而且其本人未步出国门，对西方政体无亲身体察，故有内容疏略、文字艰涩、甚至辞不达意等不足。
斌椿等人虽有机会亲历西土，但囿于识见和身份，其对西方政体的记述有走马观花之弊，缺乏深度，流于简单。
与这三类人相比，早期使节亲历西洋，对西方政体进行了近距离观察，有感性认识；其特殊身份和见识又是斌椿等人无法相比的，故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描述无论就准确性还是系统性而言，都更胜一筹。
驻外使节熟悉中国政情，在介绍西方政体的过程中，自觉地进行中西对比，比起传教士的宣传更真切可信，更富有针对性，因此具有更直接的启蒙意义。
古代有哪些势不两立的人物
太多了，岳飞和秦桧不能说是势不两立的人物，秦桧没什么本事，在他后面是他的老婆帮他出点子的。
明朝的李善长李刘伯温，他们分别是淮西和浙东两大党的代表人不过最后都是被别人害死了，还有明朝的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和于谦，也是势不两立的人物。
（曹吉祥就是电视上经常有的曹公公）。
严嵩和徐阶，严嵩和夏言，魏忠贤的东厂和东林党的六君子。
等等等等太多了。
我有我担当作文结尾
（一）、严复生平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自幼聪颖,又受家学熏陶,有较好的古文功底.十四岁时,因父亲去世,家道败落,不得不放弃科举入仕,转而入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桢等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现代造船技术.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其间他的兴趣逐渐脱离本行,转移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哲学.在这一时期,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非常广泛.他不仅对西欧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等有所研究；而且对古代欧洲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有一定的了解.而这些思想内容对严复影响最大的,则是当时西欧盛行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主观唯心论思想.这些见闻与学习经历,使得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为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回国一年后,严复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等职.但从政治上来说,由于洋务派名为新政,实则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方面妥协的本质,李鸿章对严复并不真正予以重用；而与此同时,严复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不满意.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认为他们所谓的“富国强兵”之道,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他始终认为,必须从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免于灭种亡国.因为对洋务派失去信心,严复企图通过“仕宦”之途,依靠封建旧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尽管他深为“仕宦之不达”而感慨万千、牢骚满腹,但还是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两次应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借科举来登上政治舞台,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也落空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救亡图存的问题摆到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面前,同时也给严复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在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实现其救国主张的情况下,严复采取了以译著的方式来达到警世的目的.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他的一种新的斗争手段. 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的三年间,严复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第一,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民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四篇重要论文,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这是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第三是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自严复之手,文风尖锐泼辣.《国闻报》与当时梁启超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南北响应,风行全国,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阵地. 严复亲眼目睹了戊戌政变的过程.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先后任天津开滦煤矿华人总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信译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北京学部名词馆总纂等职.但他的精神所寄,仍在于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余年中,他主要翻译了如下几部资产阶级著作：亚当·斯密：《原富》（1902）、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甄克斯：《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约翰·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它们与《天演论》一起,是严复最重要的八部译著.这八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此后西学的传播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这个时期的严复仍以积极向上的工作,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过着衰病闲居的生活.同时,他虽然在所著文章及致亲友的书札中还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为袁世凯复辟做鼓吹工作的“筹安会”,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甚至对戊戌变法,也以“轻易猖狂”为由加以否定.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喜读老庄,反对五四运动,走向历史潮流的对立面.1921年,严复病死于故里. （一）、《天演论》与严复的进化论 1859年,达尔文著成了《物种起源》一书,强调了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在西方思想学术界引起轰动.而在达尔文的著作面世之前,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斯宾塞提出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竞争论”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一种有机体,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最终将达成集体的最高利益,因而政府不应该干涉社会事务,只要顺其自然就行了.这两者构成了严复译介赫胥黎的相关知识背景,也是他“改做”《天演论》的重要思想资源.1894年,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发表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对进化论的原理作了哲学上的阐释,同时又认为社会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因为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人类社会的进展不应该模仿宇宙过程,而应当在同它斗争中不断走向完善.这种观点引起了严复的共鸣,因而在甲午战后国家困顿、志士彷徨、顽固派仍然抱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拒绝承认现实的情势下,首先翻译此书. 严复并没有对原书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选译了其中的导言和第一部分,以自己的理解改名《天演论》,内容上有增减,有改造,且多有“按语”形式的借题发挥.对原著者的观点,严复并不完全赞同,他经常引用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批驳赫胥黎.他赞同赫胥黎关于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当积极进取的主张,又不同意赫氏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分为两截的观点；他同意斯宾塞所认为的自然进化是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又不接受斯氏把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视为理所当然的强权逻辑. 他抱着“唯我所需”的态度,在不同的观点中进行选择、提炼,宣扬的是“适者生存”的绝对性和“与天争胜”的必要性,强调无论是草木虫鱼还是人类,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天演论》导言按语）,只有自强、进取,才能生存、发展,倘若昧于时势而无所作为,必将被淘汰出局.民族的自决自救、奋发图强,是《天演论》所演绎的主旋律. 严复的《天演论》吸收了赫胥黎阐述的达尔文进化论中生物进化、生存斗争的观点,更借取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分别吸取他们的部分思想并根据自己的观点加以改造、整合后,提出了一套关于自然和社会进化的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的过程是且演且进,后胜于今. 第二,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不仅是生物进化的规律,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 第三,在这一无法抗拒的社会变化规律面前,“任天为治”、无所作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只要发奋图强,“与天争胜”,就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上生存发展.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是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的3年.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 （二）、“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 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变革社会政治,从西方政治学说中借取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武器.由于他们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理解不同,因而其宣传重点亦各有侧重：康有为侧重博爱,梁启超重在民权,谭嗣同疾呼平等.严复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则更为深刻,指出了西学的命脉所在. 第一,严复指出西洋国富民强之根源,并不在器物层面,而在更深层次的东西,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与民主.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论世变之亟》） 第二,严复进一步指出,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具体运用,自由才是政治的根本,西方之所以富强,就在于“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从来不重视自由,民主政治自然不可能实现,这正是贫弱之源.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由呢?严复认为,这正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严复以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为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君权论、国家论. 在《辟韩》篇中,严复对韩愈的名著《原道》所提出的君主起源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它首先有力地批驳了韩愈宣扬的“圣人”万能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初起之时,如果存在“圣人”的话,那么他们都必须是野兽而不是人,否则必然遭到自然界的伤害而夭亡；其次,《辟韩》还批判了韩愈关于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指出,老百姓是从事生产,互通有无,共同生活的,决不是只为了供养国君.君和臣是老百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设置的,国君和大臣如果不能实现为民除害的使命,就应该被抛弃,并引用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来揭露封建君主“窃国大盗”的本质.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原道》在揭示古代社会国家产生、发展的进程方面,不无理论价值；而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出现,但严复的论述,是第一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对传统政治体制与历史观念的否定,这在当时不啻为震天的惊雷,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甲午战后,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局面,社会各阶层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案.“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就是严复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理论. 戊戌时期,随着西方社会学的输入,维新派从救亡与启蒙的需要出发,很重视群学.与梁启超“说群”时强调“合群”相对应,严复着重阐述了个体与群体的分合关系.因为社会或国家对个体或主体而言,就是群体或客体.将群体最终归结为每一个个体,也就等于把客体转化为主体.严复由此认为,正是主体国民的优劣决定了客体国家的盛衰,“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智国”.而中国之所以贫弱混乱,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低劣. 严复参照斯宾塞的《教育：智育、德育、体育》（严复译为《明民要术》）中的三育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自强三要政. 严复指出：“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奋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这种“三民”思想即是严复政治主张的总纲和核心. 第一、“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缠足,使人民体质增强,有强健的体魄,以此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础. 严复认为“鼓民力”为“三民”中之最急.“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发达,又具有尚武和冒险精神,特别注意“操练形骸”和“饮食养生之事”,所以“气体强健”,有最胜之精神”,“有最胜之智略”,种进而国乃强盛. 中国由于科学不发达和封建礼俗的约束,“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使种弱国贫.为此,中国必须改变重文轻武“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传统观念,革除旧有之恶习,才能使种乃进,使国乃昌.同时严复还强调女性身体健康对国家的重要作用,“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知识结构的影响,使中国之学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辞章等都成为脱离现实的“无用”、“无实”之学.而“必学古训”的治学方法又导致“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而西方则重视亲身体验、冷静观照和积极主动的求知精神与怀疑求异的理性批判意识,“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第三、“新民德”,主要是创立议院,各级官吏由公民选举,以改变封建专制传统,使人民养成爱国公德. 严复认为“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 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 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有家无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正如梁启超所说:“在中国,只有个人对个人的责任,没有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而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或家庭的利益时,肯定是在损害国家的情况下进行的.如“甲午之办海防也,水底碰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火药者.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锱珠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不顾,则中国今日之败衄,他日之危亡,不可谓为不幸矣.” 西方却不同,西方的“公心”与中国的社会道德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 . 严复“三民”学说的提出,在处于危亡时刻亟须改革与发展的中国近代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严复的“三民”学说,注重改造国民性,将变法维新推向更深的层次.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列强的入侵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了近代化过程.但由于一方面中国要走出中世纪,顺应世界潮流,迈向近代化,必须依赖于西方近代文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实体,不能无视西方近代文明对自己的挑战、冲击,它必须在应战和反抗中保存和确证自己.这就构成了包括作为客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近代化和作为主体的人的近代化的双重近代化过程. 但从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甚至到辛亥革命,都只是中国变革政治体制实现客体近代化的过程,主体人的近代化被忽视了.而严复“三民”学说的提出全面深刻批判和反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率先提出了改良深层土壤、改造国民的智力结构、伦理结构及病态的精神状态等问题,从而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运动推向更深的层次,使二者互为补充,为中国的近代化服务. 其次,严复“三民学说”的提出,启动了中国近代再造国民性思潮的产生.严复在中国道德史上第一个提出“新民德”的课题,受其影响,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等亦很关注“民德”的建设. 梁启超指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之行,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陈独秀倡导了五四时期新道德运动,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来彻底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以期唤起多数国民的“伦理觉悟”.孙中山提出“心理建设”,直至鲁迅对国民性的探讨,形成了一股贯穿了近代社会的声势浩大的再造国民性思潮. 最后,严复“三民”思想的提出,对中国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具有划时代意义.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古典人文精神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人文精神,它将伦理道德向宇宙、社会、人生领域泛化,确立了伦理本体论.但民族危机给古典人文精神带来了根本性价值危机.严复的“三民”学说,超越了传统人性论中的道德主义精神,第一次提出人的德智力全面发展的近代人文精神. 这样,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无限膨胀泛化,覆盖一切,甚至主宰一切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德”开始从本体地位跌落下来,受到必要的限制,并获得明确的定位,即“德”不过是和“智”、“力”并列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三要素之一.“德”的泛道德主义神话的打破,为人性的开放、自由,为个体的知识、能力和意志力量的提升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为中国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